【翻译】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先验本体论》(Transcendental Ontology):导言(3)
III 逻辑学与本体论——反对巴迪欧
在“与彭耶尔关于存在的对话”（Dialogue with Pünjer About Existence）中，弗雷格令人信服地指出，“存在”不可能是一个对象的适当属性。他声称，它毋宁说是具有比0更大的外延的概念的属性[38]。断言有马存在，就是断言概念“X是一匹马”不是空的，也就是说，有物符合它。因此，按照弗雷格的说法，存在是一个“二阶谓词”。通过对弗雷格的论述作一定的修正，人们能够为他的观点作如下辩护。长久以来，理性主义传统认为，对象乃是属性的集合，而概念乃是用以理解对象的“标记”的集合。根据这一传统，任何对象/客体都有一套固定的属性，根据这些属性，它能够与其他对象/客体区分开来[39]。马是动物，它们应该有腿，具有一套特定的遗传密码，诸如此类。在我们的认识经济中，对象的属性这一概念的功能就是使得对象得以被判断，使我们能够去指称由不同的对象/客体所组成的世界。因此，不能够承担起帮助区分世界中的一个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功能的属性就被认为是不恰当的[40]。鉴于世界上没有不存在的对象（尽管在逻辑可能性的空间中可能存在不存在的对象，但也因此逻辑空间与世界相分离），存在就不可能是世界中的对象的一个适当的属性。然而，存在仍然是一种属性，只是它不属于对象。由此，我们能够赞同经过修正后了的（mutatis mutandis）弗雷格的意见，也就是说存在被理解为一个二阶谓词。它通过将概念的逻辑空间划分为空的概念与非空的概念，将概念彼此区分了开来。因而，作为一种属性，存在实现了一种区分的功能，但只是在概念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对象/客体的层面上。
弗雷格将作为二阶谓词的存在概念与他的指称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概念的外延构成了属于它的对象的原则上可量化的范围。这样一来，他的存在概念就与他试图在形式语义学上建立起一种数学的努力完全吻合。因为数论奠基于集合论而集合论与形式语义学（Begriffsschrift）联系紧密。因此，存在（existence）就从神秘的形而上学之“有”（Being）变成了存在量词（existential quantifier）。
第一眼看上去，上述做法似乎并无不妥。然而，弗雷格最终忽视了含义（sense）的维度，而正是这一维度构成了含义与指称的区别。正如弗雷格自己已经指出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缺乏含义的情况下获得指称（并因而断言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晚星”和“晨星”这两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金星。但这同一事物却具有不同的含义。弗雷格在他的存在理论中对含义的漠视导致他将存在与存在量词相等同。
巴迪欧对本体论与集合论之关系的辨识也呼应了上述做法。只有我们像巴迪欧那样从可量化的角度来思考存在，集合论才会作为一种最佳的本体论呈现出来[41]。然而，如果只是从存在量词的角度来思考存在，我们就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并不存在一个由原则上属于概念的可数对象组成的单一同质性的对象域。相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对象域，而这种对象域的多元性根本无法用集合论来解释。
可以肯定的是，巴迪欧本人将“存在”理解为一个实体在世界中显现（appearing-in-a-world）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先验程度（transcendental degree）。对他来说，存在就是以一种大于0的现象学强度出现在一个世界中[42]。他由此道出了一种新的先验逻辑的细节，它基于一种“客观现象学”。然而，如果存在量词属于先验逻辑，那么在巴迪欧的意义上，它如何能应用于本体论？我们怎么能通过给它们赋予属性来宣称集合之存在，而不因此创造或进入集合论的世界？这与《存在与事件》中集合论的本体论地位相矛盾。正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看来的）本体论的显现是如此这般的，巴迪欧再一次挣扎于他在本体论和逻辑学之间、在纯粹多义性的域和显现域间的形而上学划分，否则的话，在他的本体论中就不可能有任何可被宣布为是真实存在着的命题了。[43]
尽管巴迪欧在宇宙（不存在的“全部”）和世界之间做了区分，但他自己最终还是声称有一个宇宙，集合论的宇宙，原子元素（atomic elements）的宇宙，其存在独立于任何综合或组织它们的概念活动。然而，如果不对它加以说明，他怎么能进入这个纯粹的多元性的柏拉图式的域呢？而一旦对其加以说明，它又立即失去了它所谓的由纯粹无意义的指涉物（sense-less referents）所组成的本体论的地位。《存在与事件》与《世界的逻辑》之间的分裂必定摧毁了其中之一。由于这些和其他相关的原因，有必要发展一种存在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把存在与存在量词及其相关的对指称的片面关注混为一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用含义域的存在概念取代作为本体论要素之集合的存在概念。
根据康托尔的说法，集合的形成以双重抽象为前提。为了建立一个集合，例如，桌子上所有物体的集合，我们必须从有关物体的“质性”和“它们被赋予的顺序”中抽象出来。[44]然而，这显然不适合所有领域的事物。如果艺术史学家谈论抽象表现主义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他必须考虑到对象的质性和呈现的顺序。有许多对象的域之构成是依赖于含义的，而不仅仅是指称。有些对象属于含义的域，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对象的域都能被表述为集合。因此，集合论不能解释存在着多元的对象域，它必须从其他对象域中的一个具体的对象域出发来支配这个差异化的领域，这一对象域即集合论。
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用一个作为二阶谓词的存在概念来取代弗雷格对指称的片面关注，这将使得含义的维度能够被纳入我们的存在理论中。这样一来，经过修正后的弗雷格理论的观点是，谓词是参与了域的构成的函数，存在将是对象域（含义域）的一个属性，即某物在其中出现的属性。宣称戈雅（Goya）的《农神吞噬其子》（Saturne dévorant son fils）存在，就是断言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域中，例如十九世纪的西班牙绘画领域，而这是一个含义域。
这种我将其定位于本体论的关于对象域的理论，通过将含义整合入存在的概念，宣称了一种新的关于含义的逻辑。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在某种呈现方式下存在的。可能有一个纯粹可量化的对象的宇宙，但这个宇宙要小于世界，因为世界包含了多个域，物理学或数学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些可能的域。一组无含义的、未被解释的（数学）对象的形成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关涉了所有域的本体论，因为在艺术作品中不存在这样一种潜在的纯粹的多重性（在此仅举一例）。艺术作品没有一个统一的意义结构；它们没有形成巴迪欧意义上的单一世界，而是向着不同的世界敞开。
因而，尽管我的域的本体论与巴迪欧的《世界的逻辑》之间确有一些结构上的相似，但差别是更关键的。巴迪欧在本体论和先验的世界逻辑之间作了区分，前者的主题是纯粹的多元性，受集合论的法则支配，后者则是一种有关显现的理论。因此，巴迪欧把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理论，即本体论，置于与被他理解为关于定在（being-there）的理论的显现论的对立中。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本体论概念仍然是彻底的柏拉图式的，并且就像传统柏拉图主义一样，他没有能力解释从纯粹的本体论领域到显现，从存在到定在（being-there）的过渡是如何发生的。
然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完全同意巴迪欧的主张，即“全部”（All）不存在。用他的话说，宇宙并不存在，存在的是许许多多的世界。[45]然而，他对“全部”或宇宙不存在的论证却借鉴了集合论的悖论，尤其是罗素悖论。巴迪欧的论证如下：如果“全部”存在，它就必须作为自身的一个项而存在，否则，就会有一个“全部”，而在这个“全部”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即存在着一个“全部”本身。因此，“全部”必须是自身的一个项。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集合包含了它自身。然而，显然有一些集合不是自己的项，所有香蕉的集合本身并不是香蕉。这就意味着“全部”既包括本身是项的集合，也包括本身不是项的集合。鉴于所有不属于自己的集合的集合会导致著名的罗素悖论，“全部”不可能存在，因为它的存在会导致二律背反。
从这一思路出发，巴迪欧推断，不可能有一个所有事物在其中登场的包罗万象的事态，因而，必定有的是不存在提供了统一性的背景性基底的多元的诸世界。
然而，他所谓的诸世界却并不是按照这个术语的严格定义的集合。于是，巴迪欧把他关于“全部”不存在的集合论论证，即本体论秩序，与属于显现逻辑的世界理论混为一谈。他没能证明本体论的规律（laws）也适用于诸存在（beings）的 “世界化[mondanisation]”。[46]尽管在巴迪欧的先验逻辑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强度概念并不是完全可量化的，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关于数量的本体论与关于含义的逻辑之间的关键区别。
域-本体论（domain-ontology）的优势在于，它直接从含义的概念出发，从而避免了《存在与事件》与《世界的逻辑》之间的分裂。任何存在都只存在于一个含义域中，对于含义域本身也是如此。含义域只存在于含义域的含义域之中。所以，域-本体论所处理的多元性从来都不是可量化的多元性。许多含义域是模糊的，它们的界限最多也只能得到含混的定义。例如，以当代艺术这一领域为例，许多事物（艺术品）或许昨天还不属于这一域，今天就又是了。这个域不断地被出现在它里面的东西所改变。其他意义上的域，例如集合论，显然不是如现代艺术域一样显得灵活、多变以及随时准备向出现于其中的事物的历史敞开的。
概念和谓词是构成了含义域的函数。对于所有的含义域，正如巴迪欧所认为的那样，并不存在先验的普遍逻辑，不仅仅存在是多样的，显现(appearing)同样如此。不存在一套单一的显现之法则，存在的是多元的含义域，它就像我们对概念的使用一样是多元的、动态的。这一见解乃是后康德观念论对亚里士多德的反柏拉图主义的回归的激进化，即存在的含义是多样的。[47]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有一个中心意义，而我则在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修正中认为这个中心意义是一个事物在其中显现的域的属性。因此，存在与显现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尽管由罗素悖论产生的集合论中的“全部”不存在被限定在相对于其他对象的一个特定的对象域中，因此不可能是关于所有域的普遍真理，但整体(whole)也不存在。对这一见解的下一步论证包括将修正后了的弗雷格与黑格尔“杂交”。黑格尔臭名昭著地声称：“规定性是肯定地建立起来的否定。”[48]这句话可以用域-本体论进行如下的重构：不可能只存在一个对象域。如果只有一个对象域，这个对象域就不可能出现在二阶对象域中，因为它必须是唯一的域。因此，该域必须在其自身中显现。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这一域至少有一个不同的属性，即显现在一个域中的属性，有事物在其中显现的域与显现在该域的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同的，如果只有一个域，那就什么都没有。因此，如果根本上有物存在，就必定会（ipso facto）有许多域存在。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所有域的域（the domain of all domains），我们称它为DD。如果DD存在，就必须有一个高阶的域DD*，它既包含DD又包含所有其他域。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试图把握所有域的域的概念时，我们找到的就是DD*。因此，DD*是一个DD的“真正的”例子。如果我们问DD*是否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形成一个DD**的概念，以此类推，无穷倒退。因此，不存在终极的、包罗万象的对象域，不存在能够包括所有含义域的含义域。
尽管不存在所有域的域，但作为一个物理学的对象域的宇宙是可以存在的。只要我们理解了宇宙只是众多对象域中的其中一个对象域，那么宇宙的存在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它是唯一的对象域，正如物理学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不可能只有一个对象域。只要有一个对象域存在，就会有许多对象域存在，这对任何有规定性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而一旦众多的对象域存在，所有域的域就不存在了。当然，它从未存在过，正如海德格尔所正确指出的，存在（Being）是虚无（Nothing），因为它并不存在(exist)。[49]
早期海德格尔在对司各脱（Scotus）的解读中已经使用了对象域的概念，[50]而这自然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对后来被称为“本体论”的东西所下的定义的一种特殊解读：
“有一门学问，它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以及‘存在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问不同；那些专门学问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它们把存在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例如数学就在这样做。”[51]
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即本体论，在此与任何专门学问相区别。专门学问处理的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域，而本体论则阐明了一个域本身的概念。这已经预先假定了域的多元性，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没有这个假定，本体论就无法起步。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直接针对柏拉图。柏拉图区分了纯粹的存在（pure being）和存在者(being there)，正如巴迪欧所做的那样。这就导致了从存在到存在者的过渡问题。巴迪欧想用他的显现逻辑来解释这种过渡，这在他的意义上成为了一种新的先验哲学。然而，这种操作只能从本体论乃是集合论这个有问题的预设中产生。如果你用域的概念取代集合的概念，那么，既可以保持世界的多元性，也就是诸对象域的存在的无限的不可穷尽性，又可以把集合论还原为众多域中的其中一个，同时这也将允许阐述一种不致力于存在的可量化的意义逻辑。[52]
当然，在弗雷格之后也有人试图建立一种内涵逻辑（intensional logic）。[53]然而，含义逻辑根本不能以数理逻辑为模型，因为它以对多个含义域的描述为出发点，每个域由不同的规则构成，这些规则界定了在一个含义域中可以显现的东西，以此来对其中实际显现的东西加以评定。
[38] 见Gottlob Frege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A logico-mathema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number. Tr. J. L Austi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0, §53.
[39] 这一传统最鲜明的代表当然是莱布尼茨。参见1684“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 in Georg Wilhelm Leibniz, Philosophical Essays. Tr. R. Ariew and D. Garbe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9, pp. 23–8.
[40] 与此类似，布兰顿在Robert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一书中认为，“对象”和“单称词项”(singular term）是含义相关（sense-dependent）的概念。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4. 布兰顿在其中的论证因各种原因而引人注目，但与文本中的论证特别相关，因为它强调了我们的对象概念与我们对单称词项的使用之间的必然联系。谓语（对布兰顿来说是推理）结构是对象的构成，也是我们通过其属性来区分它们的事实的构成。当然，布兰顿本人从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41] 参阅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 by Oliver Feltham. New York/London: Continuum, 2007, Part I.另见他以“外延”和“内涵”来对数学多元性与逻辑多元性（在世界中显现）的精确解释,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p. 299–303 (Introduction to book IV).
[42] 见Badiou, Logics of Worlds, p. 208:“给定一个世界和一个显现的函数，其值位于这个世界的先验范围内，我们将把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者x的‘存在’称为分配给x的自我同一性的先验程度。特别的，“存在”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萨特从海德格尔，也从克尔凯郭尔甚至帕斯卡尔那里借用了一个见解，“存在”只能是相对于一个世界而言的。实际上，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先验的程度。它表示一个多重存在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的显现强度，而这种强度绝不是由有关存在的纯粹多重构成所规定的。”
[43] 一个类似的对巴迪欧本体论的批评，见Žižek, The Ticklish Subject, pp. 191–3.
[44] Georg Cantor,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Theory of Transfi nite Numbers. Tr. P. E. B. Jourdain. New York: Cosimo Books, 2007, p. 86.
[45] “在下文中，我们将称宇宙为整体存在的（空的）概念。我们将称世界为存在的‘完备’情况（这将逐步得到阐明）。显然，既然我们表明不存在宇宙，那么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存在诸世界，因为宇宙意味着只有一个世界。”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p. 102).
[46]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p. 114.
[47] Aristotle, Metaphysics, 992b18–20, 1003a33–4, 1026b2 (Here and throughout the text, all Aristotle citations refer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2 Volumes) Ed.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然而，巴迪欧为诸世界的普遍性的必要性辩护，这可以从他的分析方法中得出：“对通过显现的普遍形式构成世界的一般形式的最抽象的规律的阐释，分析也可以被定义为诸世界的理论。”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p. 299).
[48] Hegel, Science of Logic, p. 113.
[49] 见 Martin Heidegger,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r. Reginald Lilly.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50] 见Martin Heidegger, 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Tubingen, J. C. B. Mohr, 1916.
[51] Aristotle, Metaphysics, 1003a21–6.
[52] 所有的后康德观念论者所共享的本体论洞见与巴迪欧的本体论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他们强调关系性是首要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强调了绝对性，后康德观念论还是捍卫了一种关系性的形而上学。存在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Seinslogik，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正是因为 “真实原子”（Badiou）意义上的存在只能作为规定性的前提被回溯性地提出。与此相反，巴迪欧为“存在”相对于“关系性”的首要性进行辩护：“多元存在的广泛规律取代了关系的逻辑形式，存在拥有最后的话语权。它在原子逻辑的层面上已经做到了，在那里我们以‘唯物主义假设’的名义肯定了每个原子都是真实的”（Badiou, Logics of Worlds, p. 302）.
[53] 关于对基于内涵逻辑的语义学的一个经典的精巧反驳，见Hilary Putna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