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卫国战争年代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

　　莫斯科城外的胜利和随后苏军的进攻证明斯大林是正确的，因为他曾断言德国的胜利是暂时性的，而红军虽然遭遇失败，但还没用完自己的预备队。在红军建立二十四周年之际，在1943年2月23日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中，斯大林写道：“今天战争的命运将不取决于如突然袭击那样的附带因素，而是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稳固、军队的道德精神、师团的数量与质量、军队的武装以及首长组成人员的组织能力。”斯大林深信不疑地预言：“红军将用自己的强大打击打退在列宁格勒的凶残的敌人，肃清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卡累利阿城乡的敌人，解放苏联的克里木，在整个苏联土地上红旗将重新飘扬的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斯大林曾谈到对于德国的必然胜利和法西斯不可避免的崩溃：“为解放苏联土地的战争很有可能导致赶走和消灭希特勒集团。”同时他驳斥了下述的诬蔑：“红军把消灭德国人民和摧毁德国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目的。”他声明：“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愚蠢的目的。”他还强调指出：“历史的经验说明，希特勒一伙人会上台和下台，可是德国的人民和国家将存在下去。”

　　与此同时，斯大林警告说：“但是如果满足于所取得的胜利并以为德军已经完蛋了，那就是不可原谅的鼠目寸光。因为这是无聊的自吹自擂，是苏联人不配有的自高自大……敌人还是强大的……它愈是失败，愈是更加疯狂。”斯大林以“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掠夺者”的祝愿和号召结束自己的命令：“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在为了五一节而发布的命令中，斯大林又一次表示深信“卫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他特别强调说：“红军及其战士、机枪手、坦克手、飞行员和骑兵的任务在于学习军事，坚持不懈地学习，精心研究改进自己的武器，成为自己职业的行家，这样去学会有把握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可能掌握战胜敌人的艺术。”

　　斯大林本人也在学习这种艺术。“斯大林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人，自然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失算和缺点，也不能不为自己作结论。”瓦西列夫斯基写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逐渐变得明显的是，他越来越深刻地用现代战争的范畴来思考，特别内行地解决军事艺术问题。”

　　然而这种看法现今还引起许多作者争论，他们实际上追随赫鲁晓夫的论点，赫氏曾声称：“斯大林很不理解前线上发生的真实事件……应当指出，斯大林用地球仪拟定战役……是的，同志们，他通常拿着地球仪并在上面仔细研究战线。”

　　对于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根据地球仪向司令员们布置任务的说法，苏联元帅К.А.梅列茨科夫是这样解释的：“我从来也没有读过比这更加荒谬的东西。在战争期间，在大本营和最高统帅办公室汇报时，在出席许多会议时，我看到一些战役是怎么决定的。斯大林也看地球仪，因为他面临的是大范围的任务。但总的看来，他经常利用地图工作，有时分析面临的战役时，尽管不太经常，也‘画过略图’。后一种情况我感到是多余的……但指责他对细节缺乏兴趣，那不确实。斯大林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甚至也不根据‘地球仪’来确定方针。对于各种战术问题来说这一点就更加可笑了。战术问题他也有兴趣，而且兴趣不小。”

　　和战争时期只是偶尔看见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不同，据《军事历史杂志》统计，瓦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多个月时间，曾一百九十九次和最高统帅会见。他这样评论处在国家武装力量领导人位子上的斯大林的活动：“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中，斯大林特别坚强的品质大概不论何时都会充分表现出来：他是个优秀的组织者……斯大林在同时领导国防委员会、党的中央委员会、苏联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时候，还天天非常细心地关注前线形势的一切变化，洞悉国家国民经济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他非常了解领导干部并善于使用他们。”

　　的确，斯大林没有直接指挥战场上的交战，Д.沃尔科戈诺夫指责他这一点。可是按照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A.瓦西列夫斯基的看法，“最高统帅的活动性质不要求这种出面”。根据瓦西列夫斯基和叶廖缅科的回忆判断，斯大林仅有一次到前线去——那是在1943年8月斯摩棱斯克进攻战役的准备时期。那时他到过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指挥所，在那里同这些方面军的司令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А.И.叶廖缅科两位大将会见过。在А.雷宾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这次出行有两昼夜。按照什捷缅科的看法，“最高统帅经常到前线的出行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即使暂时丢下总的领导工作而解决某一个方面军的局部问题也是不可原谅的轻举妄动”。

　　据什捷缅科说，斯大林在参加国际会议的短暂时间里离开了莫斯科，“没有把领导各个方面军战斗行动的权力转交给任何人。我们认为，这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是正确的决定，最高统帅总是和战争的实际情况保持紧密联系的。别人向他汇报真实的实际情况，他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且不让他们滞留在莫斯科”。

　　朱可夫在和作家К.西蒙诺夫的交谈中回忆斯大林“有自己掌握面临战役具体情形的方法……在开始准备各种战役和召集各方面军司令之前，他先会见总参谋部的军官们——观察各相应战役方向的少校和中校。他一个接一个地叫他们来汇报，和他们一起工作一个半或两个小时，弄清楚每个情况并加以分析；在会见各方面军司令并向他们布置新的任务之前，他已胸有成竹，有时他对情况的熟悉程度令他们惊奇……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并不是给人看的，而是有实际效用的，须知他在作出未来的决定前，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一起弄明情况的预备工作是明智的”。

　　С.М.什捷缅科说，总参谋部是大本营的工作机关。“向最高统帅做出报告，照例是一昼夜三次，”什捷缅科叙述，“其中的第一次在白天的10时至11时进行，通常是通过电话。这件事落实在我的身上……在10时至11时之间，难得会稍许迟些，最高统帅亲自打电话给我们。有时他问好，更经常是直截了当地问：‘有什么新情况？’作战处处长一边报告情况，一边从这张桌走向另一张桌，电话话筒还不离耳朵。在各种情况下，报告都是从前线开始，从战斗最紧张的前线那里，并且照例从最激烈的地段说起。接下去是对形势的叙述，对每个方面军的情形都进行单独的、不拘形式的报告。”

　　“如果我军取得胜利，报告通常不会被打断。从电话机里听到的只是抽烟斗者特有的不时咳嗽和吧嗒嘴唇的声音。斯大林不允许在报告中放过任何集团军，即使在它的地带上一整夜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情况。他会立即用问题打断报告人的话：‘卡扎科夫那边情形怎样？’在报告的过程中，最高统帅有时发出某种指示并让传达到前线去。这种指示被大声重复一遍，由一位副处长马上一字不差地记录全文，随后作为命令或指示签署。”

　　晚上，16时至17时，向斯大林“报告的是副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回忆，“夜里，我们带着一昼夜的总结报告到大本营去。此前，在1:200000的地图上标明形势，对每个方面军都单独标明，标出师以上、有时是团以上部队的情形。甚至在详尽地知道一昼夜中哪里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在每次出发前花两三个小时仔细分析一下形势，与各方面军司令及其参谋长联系一下，和他们一起搞清楚正在进行的或者还只是计划的战役之个别细节，一起商量并通过他们检查自己推测的正确性，审核方面军的请求和申请，在最后一小时审订准备签字的大本营的指示和命令草案……

　　“总参谋部在大本营里的报告有自己的严格制度……”什捷缅科写道，“我们的报告从评述自己军队在过去一昼夜中的行动开始，不能看任何预备好的笔记。情况都记在脑里，它都反映在地图上。在桌端角落里有一个大地球仪。但是应该指出，在数百次拜访这个办公室时，我从来没有看见人们在审查战役问题的过程中用过它。关于利用地球仪指导各方面军行动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总参谋部报告人每天汇报前线情况时，“各方面军、集团军、坦克军和实际战时编制的军都以司令和指挥员的名字称呼，师则按番号。这是斯大林规定的。后来我们大家习惯这样了，在总参谋部内也遵照这种制度”。这样的制度被确定下来，因为斯大林确切知道所有方面军、集团军和军的司令之姓名。他还知道许多师长的姓氏。出色地掌握了前线各地段战斗情况的信息后，斯大林和上述所有军事领导人交谈时很在行。“到大本营向斯大林汇报时，我们携带着哪怕有某些‘空白点’的地图进行述说，向他报告确定的资料，因为夸大的资料是不允许的，”朱可夫说，“斯大林不能容忍瞎猜的回答，要求十分详实和明确。他对报告和文件中根据不足之处有某种特殊的敏感性，他会立刻发现这些地方，严肃处罚带来不确实信息的过错者。他的记忆力很强，清楚记得说过的话，不放过机会严厉申斥遗忘的毛病。因此，我们带着在那些日子所能做到的细心来准备好司令部的文件。”空军主帅А.Е.戈洛瓦诺夫说，对斯大林问题的回答“应该具体，极其简要而明确。如果一个人徒劳无益地说了许久，斯大林就马上指出这是对问题的无知。他可能对该同志说他无能……在研究过一个人，确信他有知识和有能力之后，他就信任他，依我说是无限地信任。但愿……这个人不要表现得糟糕。斯大林对任何人的错误行为都不原谅”。

　　炮兵元帅Н.Д.雅科夫列夫回忆：“斯大林不能容忍对他隐瞒事情的真实情况。”其实，正像С.М.什捷缅科指出的，作战兵团的指挥员歪曲前线战斗情形的真相，或者缩小失败的程度，或者夸大自己的胜利，这些倾向是总参谋部工作中的真正灾难。他写道，“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被解除职务，就是由于没有向总参谋部呈报一个重要的居民点被敌人夺去的情况，尽管他认为会成功地夺回它”。

　　什捷缅科回忆，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作战参谋培养出对前线发来的报告样式的独特嗅觉。比如，当呈报说敌人“少量进入我们的防御阵地”，或者更糟的是“稍微逼退我们的部队”，我们就知道必须检查那样的措词，用任何方法确定它们的准确意思……例如在一些报告中常出现这种句子，“部队突入了H点”或者“我军守住X点边缘”。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就向最高统帅作如下报告：“我军为争夺H点或者X点正在进行战斗。”

　　然而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也犯过错误。什捷缅科写道：“有一次从沃罗涅日方面军那边收到一份对一天情况的总结报告，其中写道，我军顺利反攻，结果夺取了敌人一百门火炮。这份报告是由一个战线的首长接收的，用打字机打出，挺有把握，按规定呈报给大本营。早晨，斯大林打电话问我：‘炮弹和大炮一起被夺取了吗？’我不知道。他说：‘请您询问一下并且汇报。’我急忙和方面军首长联系。他也不知道，答应立即弄明情形并打电话来。可是时间在流逝。过了大约两小时，最高统帅又来电话并补充说：‘如果有炮弹，那么可用方面军夺取的炮来装备差不多二十个炮兵连。是不是？’我肯定地说：‘正是。’他问：‘没有弄清楚有多少发炮弹吗？’‘暂时没有。’我回答。他扔下了话筒。

　　“我再度和方面军参谋长联系。这次从他那里知道，夺得的不是一百门火炮，而是总共十门，其中六门是被击毁的，仅四门完好无损；是谁上报的和为什么发生那种情况——参谋部搞清楚了。原来是件荒唐的事。我马上去找A.И.安东诺夫并向他讲了和参谋长的最后一次谈话。‘嗯，会大发雷霆的，’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说，‘你自己给斯大林打电话吧，我们不打了，最好我们在晚上个别通个电话。如果他问起来——不得不回答，就说正是这样……’

　　“到晚上没有电话铃响，可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例行报告时，最高统帅本人提起了这些惹起麻烦的炮来。像预先估计的那样，雷霆大发了：我们不得不听完针对自己的和关于参谋部缺乏责任心，工作中玩忽职守、粗心大意、马马虎虎和缺少监督等许许多多话，这些话非常富有表现力……最后，安东诺夫个人被授命追查此事并报告有关歪曲事实的过错者的情况。弄明白了：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写的是十门炮，可是通过博多机转达时，电报员们搞错了，转达为一百门。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汇报了这件事并说要采取严格的监督措施以杜绝今后类似的错误发生。没有说出过错者们的名字。

　　“斯大林吸了一口烟斗，沿着放有地图的桌子边走边说：‘对于接收电报的小姑娘们当然应该警告的，使她们今后更细心些……但是从她们那里接受什么教训呢：她们没有分析一下电报的内容。可是接受报告的参谋应当核实数字。这不是两门炮呀，也不是每天我们都能一下子夺取那么多炮的，看来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他还长时间地谈论这个话题，接着问：‘哪位参谋接受报告的？’我回答，当时在机子旁边的是一名战线的首长。‘这就要把他免职！让他担负责任较小的工作，不在总参谋部……’”

　　斯大林对信息质量的高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大本营是在从总参谋部得到的情报基础上做出决定的。“大本营的主要任务是为军队详细制定并提出战略任务，”朱可夫写道，“在各方面军和在各方向之间分配兵力和装备，拟订计划和在总体上确定陆军和海军的战斗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补充和组建的大本营的预备队起着重大作用。它们是大本营手中的强大工具，在它们的帮助下在最重要的方向上和在最重要的战役中我军的力量大大加强了。

　　“最高统帅的命令和指示……通常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里拟订和通过。”朱可夫描述斯大林在战争时期的办公室看来是这样的：“这是个宽敞和相当明亮的房间。墙壁镶上了浸染的柞木板，长长的桌子铺上绿色的呢绒桌布。左右两边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在战争时期还增加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画像。椅子是硬座的，没有任何多余的用品。隔避房间里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它旁边有张桌子，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办公室最里面靠墙摆着斯大林的办公桌，上面总是堆着许多文件、纸张和地图。这里有高频电话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以及一个插有一把削尖的彩色铅笔的杯子。斯大林一般用蓝铅笔做标注，字写得很快，笔触奔放，但相当清晰。进入办公室要经过A.H.波斯克列贝雪夫的房间和最高统帅的个人警卫队长的不大的警卫室。办公室过去是一间休息室和一间通讯室，通讯室里有电话和博多机. 波斯克列贝雪夫就是用它们使斯大林与各方面军司令和大本营驻各方面军的代表进行联系的。

　　“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和大本营的代表们在一张大桌子上摊开地图并指着它们报告各方面军的情况。”朱可夫写道。“人们站着报告，有时看一下笔记。斯大林听着，常迈着大步，一摇一摆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地走到大桌子边上，低下头聚精会神地仔细看摊开的地图。有时他回到自己的桌边，捏一撮烟丝，搓揉一下，塞进烟斗里。”

　　斯大林不把大本营的工作置于硬性规定的框框里。A.M.瓦西列夫斯基回忆：“在我担任总参谋长、尔后成为大本营成员的三十多个月的工作期间，大本营一次也没有开过所有法定人员全部出席的会……战略决定及其实施计划的预备草案照例是在最高统帅那里的小范围人中制定的。通常这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中的某些人，以及军人中的副最高统帅、总参谋长和第一副总参谋长。这种工作往往需要几昼夜。在这种工作的过程中，最高统帅照例同相应方面军的司令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同人民委员们，尤其是军事工业各部门的领导人员进行交谈，获得必要的情况以及深入研究问题方面的建议。”

　　战役的计划可能由于前线的情况而变化。斯大林“重新召请方面军司令到莫斯科，了解关于确定下来的战役的部分变化情况……”梅列茨科夫回忆，“在可能的情况下，斯大林更喜欢亲自和人交流。我想像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在亲自交谈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了解事情；第二，斯大林爱好审查人，从那种会见中得出对他们的看法；第三，斯大林这样做的时候，善于向别人学习。他的这种品质在战争期间经常表现出来。我想，各方面军的司令，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的同事以及其他军事工作人员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教会最高统帅许多东西。他们也相应地向他学会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我感到每次去大本营后在某些方面更充实了，每次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例行会见都扩大了我的视野，对我很有教益。”

　　瓦西列夫斯基讲述：“全面讨论的结果是通过了决议和确定了执行决议的计划，制定了给各方面军的相应的命令，确定在大本营会见各方面军司令的日子以便让他们参与实施既定的战役方案。在这种会见中得出最终的更确切的计划，定下实施战役计划的期限，签署大本营给各方面军的命令。”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也有对大本营工作的相似描述，他补充说，在讨论大本营的问题时，“有时有飞机、坦克和大炮的设计师参加。”

　　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同样也不是硬性规定的。米高扬说，这个管理国家的最高机关没有召集过全体组成人员：“斯大林没有开过国防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但问题解决得挺利落，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政治局的小范围人就解决了。全体成员的会议是极少的；最经常的是我们五人出席。我们都是很迟才集中起来，在晚上或夜里，很少在下午，照例没有预先分发的会议程……在他（斯大林）的一边，离墙较近坐的是我、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在我们对面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位于墙另一头的是所有那些被找来汇报的人。”

　　曾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后勤部部长的A.B.赫鲁廖夫大将对历史学博士Г.A.库马涅夫说过：“您也许想像这一切是这样的：斯大林开始讲话，提出日程，开始讨论这种日程等等。没有这么回事！某些问题是他自己提出的，他的某些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他立刻提议：这件事同赫鲁廖夫有关，让赫鲁廖夫到这里来；这件事同雅科夫列夫有关，让雅科夫列夫到这里来；这件事同佩列瑟普金有关，让他到这里来。他给所有人下达了任务……在一天之中做出了几十个决定。而且不是让国防委员会每周三或每周五开会，也不是每月开会，不是在斯大林到来后的任何钟点开会。整个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里的生活是复杂的，因此谁也离不开岗位，谁也没有宣布应该那样做，就这么形成了规矩。”

　　A.И.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委员会开会期间，“在那些会议的过程中，不做记录或者某种笔记……这对于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是很不利的。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考虑这一点，没有考虑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对我们来说，为了组织战役，为了组织后勤，为了领导国家，每分钟都是宝贵的。”

　　A.B.赫鲁廖夫指出，“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里没有任何官僚主义。这是些出奇干练的机构……在会议上没有任何速记、任何记录、任何技术性的工作人员。的确，后来斯大林指示人民委员部办公室主任Я.E.恰达耶夫要记录某种东西并开始请他到会。”正像赫鲁廖夫着重指出的，在战争时期管理国家的最高机关的工作是斯大林直接指挥的：“比如说，他在下午4时来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就开始召唤人。他有自己要召唤的人的名单。他到了，国防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马上都被召集到他那里。他不事先召集他们。他来了，于是波斯克列贝雪夫开始给所有人打电话。”

　　历史学家Б.索洛维约夫和苏霍杰耶夫写道：“大本营的工作是昼夜不断的，它决定于斯大林本人的工作时间。他一昼夜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通常在晚上和夜里的时间。”A.M.瓦西列夫斯基指出：“斯大林在肩负重任后也不顾惜别人了。”同时，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们以及其他目击者强调指出：斯大林不仅不爱单独地采取决定，而且相反地，更喜欢让尽可能多的行家和负责人参与委员会对各种问题的集体讨论。

　　一方面，他力求以这种方式使人们不是机械地而是自觉地对待通过的决定。苏联元帅И.X.巴格拉米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斯大林有很大的权力和真正钢铁般的威严，但还是对他的领导风度感到惊讶。他能很简单地下达命令：‘让给一个军！’——就完了。但斯大林很有分寸和耐心，能做到让执行者自己得出那一步是必要的结论。”

　　另一方面，假如他的看法被有力的论据驳倒了，他总能让步。巴格拉米扬写道：“我后来作为方面军司令常常有机会与最高统帅交谈，我深信他能听取部下的意见。如果一个执行者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提出有分量的论据作为自己立场的基础，斯大林几乎总是让步的。”

　　朱可夫证实了这种看法，“顺便说说，正像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我深信的，斯大林完全不是在他面前不能提出尖锐问题的人，也不是和他不能争论，不能顽强地坚持己见。”К.К.罗科索夫斯基是斯大林和朱可夫类似谈话的见证人：“斯大林委托朱可夫进行一次不大的战役，好像是在姆加站地区，以便多少缓和列宁格勒人的情况。朱可夫论证必须来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只有那样才会达到目的。斯大林回答：‘这一切是好的，朱可夫同志，但我们没有装备，应当考虑这一点。’朱可夫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则，什么也不会成功。光有愿望是不够的。’斯大林没有掩饰自己的激动，但朱可夫坚决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斯大林说：‘您走吧，朱可夫同志，请考虑考虑，您暂且没事了。’我喜欢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坦诚。但是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我说，我看不应当那样激烈地和最高统帅谈话。朱可夫回答：‘我们还有比那更激烈的呢。’他那时是正确的：仅有愿望对于战争的成功来说是不够的。”

　　朱可夫写道：“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出现了一种有关他一个人作出军事政治决定的说法。我对此是不能同意的。上面已经谈过如果非常翔实地向最高统帅报告问题，他会注意这些问题的。我知道，有时候他在作出决定前就放弃了自己个人的意见，特别是许多战役开始日期的确定更是那样。”

　　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C.M.什捷缅科讲述，斯大林认为集体通过决议更好，“应该说，斯大林不是一个人决定，总的来说也不喜欢一个人决定战争的重要问题。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复杂的领域中集体工作的必要性，承认各种军事问题方面的权威，尊重他们的意见并给予每个人应有的地位……大本营以文件方式签署的决定，是由两个人——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有时还有副最高统帅——共同签名的。有些文件只有总参谋长签字。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做个补充说明——‘按照大本营的委托’。最高统帅一个人通常不签署军事行动的文件，除了那些他在其中批评最高军事领导中的某个人（据说，总参谋长不便于签署那种公文，以免关系更加紧张）的文件。他一个人只是签署主要是行政方面的各种命令。”事实证明，在讨论武装力量指挥的最重要问题时，遵守集体讨论决定的原则并不是斯大林力图要逃避个人的责任，而是想使问题得到正确解决。

　　战争时期武器装备人民委员Д.Ф.乌斯季诺夫回忆了在斯大林那里是怎样进行讨论的：“尽管他十分威严冷峻，我说是严厉，但他对明智的主动精神和独立活动能力会做出迅速反应，珍视独立判断。我多少还记得，他在各种情况下不以自己的见解、评价和决定来提醒出席者们。斯大林知道自己话的分量，尽量不表明对所讨论问题的态度，最经常的是，或者好像孤僻地坐着，或者在办公室里几乎没有声响地走来走去，似乎他完全远离话题，正在考虑自己的什么事。突然传来一句短短的即兴插话，有时竟使谈话转到新的、惟一正确的轨道上，后来常有这种情况发生。”

　　斯大林反对形式主义，在组织辩论中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能有意识地拉长辩论的进程，以解决特别复杂的、需要全面注意的问题。朱可夫写道：“如果在国防委员会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立即由两派持极端意见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并委托这个小组报告讨论后协商一致的建议。”

　　曾在卫国战争时期担任红军总军械部部长的炮兵元帅H.Д.雅科夫列夫回忆：“朴实和高度的文化修养是大本营里的工作特点。没有任何故意做作的话语和提高音调的谈论，所有的谈话都是悄悄的。我还记得，在斯大林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时候，应该像从前一样称他‘斯大林同志’。他不喜欢在他面前像绷紧的弦那样直挺挺地站着，不能忍受正步朝他走来和离他走去。”

　　甚至在各方面军的处境很艰难的时候，斯大林也常常努力营造气氛，以便平静和慎重地讨论军事问题。К.A.梅列茨科夫讲述了他是怎样在1941年9月各方面军异常激烈地浴血奋战的时候被召到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站在地图前，注视着它，然后转身向我，走了几步迎接说：‘您好，梅列茨科夫同志！您的感觉怎样？’‘您好，斯大林同志，我的感觉很好。请您说明战斗任务吧！’斯大林不急不忙地抽着烟斗，走到地图前，开始向我介绍西北方向上的情况。”

　　有时斯大林委托建议提出者本人签署所需决定并监督它的执行。米高扬回忆了他是怎样在1943年秋天提出一项建议的，那是为了让正在作战的各方面军自己着手保障充分供给自己粮食和其他食品。斯大林“像一贯的那样注意听着我的意见，有时提出一些问题：‘应当动员多少战士和运输工作？’‘要用多长一段时间？’‘军人们、军队的后方人员将会怎样对待这一切？’等等。随后他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同意这项建议并委托我准备相应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不过你自己要把这件事一抓到底，’他说，‘因为要准备德黑兰会议，我很忙。’”

　　大本营除了详细制定规模宏大的战役的计划之外，还要每天检查各方面军的情况。“这里相互协商和讨论拟订的一切，立即形成大本营给各方面军的指示，”瓦西列夫斯基写道，“那种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说，大本营文件工作的程序十分简单，为的是最大限度压缩从决议通过到它执行的时间，“那些指令是经常在大本营里直接措词的，斯大林口授，我作记录。然后他让我出声地读，同时他做些修改。这些文件通常不用打字机打出，原件直接送交距离不远的通讯中心的机房，立即拍发给各方面军。”米高扬回忆：“对于重大问题，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交谈，或者在会议上作指示，或者接见部长们，与他们一起来解决。很少采用书面文件的形式。因此，如果要找到国防委员部和政治局等的工作文件，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文件很少，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事也没做的印象。”

　　尽管许多决定没有在纸上清楚地写着，但作出了决定就意味着要无条件地执行它。正如炮兵元帅H.Д.雅科夫列夫回忆的，斯大林“具有难得的耐心，同意各种理智的论据。但这是在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讨论阶段，一旦对问题作出了决定，就不允许作任何的改变了。”朱可夫写道：“按照大本营或者国防委员部的路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些最高机关马上执行作出的决定，执行过程则严格而始终受到最高统帅本人的监督，或者受到其他领导人或机关根据他的指示所进行的监督。”

　　大本营的许多成员都到前线去了，以便监督斯大林指示的执行情况，并将这种情况向他报告。瓦西列夫斯基写道：“在非常的情况下，即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军进行重要战役准备的时候，大本营向方面军派出自己的代表。我本人多次以这种身份到方面军去。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地评论部队的条件，和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一起进行工作，帮助它们更好地训练部队以投入战役，在保障部队的一切必需品的供应方面给予帮助，这成为和最高统帅有效联系的一环——这就是大本营代表的各种操心事的一个简要提纲。”

　　朱可夫讲述：“斯大林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在许多方面依据了大本营代表们的报告，要知道被他派到部队去的代表已就地弄明情况并和各兵团的指挥交换过意见。斯大林的上述判断还基于总参谋部的结论、各方面军指挥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一些特殊的报告。”斯大林要求自己在各方面军的代表准确而及时地报告现实情况，对稍微耽搁来自战地的报告的事会做出过分敏感的反应。瓦西列夫斯基讲述：有一次，他耽搁了一份呈送斯大林的有关战役的总结报告，由于此事而受到很不客气的书面申斥。斯大林写道：“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有一次忘记自己对大本营的职责，您将被解除总参谋长的职务并被从前线召回。”

　　尽管斯大林的指责是过分严厉的，是明显夸张的，但瓦西列夫斯基证明斯大林是对的：“斯大林不只那样坚决地对我，他对大本营的每位代表都要求服从类似的纪律……我认为，对大本营代表缺少宽容有助于高效率领导武装斗争。最高统帅非常细心地注视着前线事件的进程，对这些事件中的一切变化都很快做出反应，坚决把对军队的管理抓在自己的手中。”

　　朱可夫在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统帅活动时写道：“我对作为军事家的斯大林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因为我和他一起度过了整个战争……天生聪明和丰富的直觉全面帮助了斯大林领导武装斗争。他善于找到战略形势中的主要环节，然后给敌人以反击，并实施各种重大的反攻战役……斯大林掌握了组织方面军的战役和方面军群的战役的本领，在弄清重大战略问题的同时，十分熟练地指挥了这些战役。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这些特点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毫无疑问，他不愧为最高统帅……当然，斯大林没有深切关注所有那些应由部队和指挥员耐心细致解决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准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的战役。再说那些问题也不一定要了解的。”

　　瓦西列夫斯基也给予斯大林类似的评价。他写道，“斯大林”逐步地“弄清楚的不仅有军事战略，这对于他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是政治战略大师；弄清楚的还有指挥战役的艺术。由于这一点，他对战役制定的过程有更大的影响。他在军事战略和战役艺术方面的知识大超过战术方面的知识（具体说，他不必知道它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斯大林无疑地可以列入杰出统帅一级。”

（摘自【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第295—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