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论》结论

　　现在，如果我们把从现代社会分析中所能取得的教训同有关互助在动物世界和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的许多例证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总结如下。
　　我们已经知道，在动物界中绝大多数的种是过群居生活的，它们的联合就是它们在生存竞争中的最好武器，当然，我们所说的生存竞争，是按照达尔文的广义观念来理解的——不是为了取得单纯的生存手段，而是为了抵抗一切不利于物种的自然条件的竞争。凡是把个体间的竞争缩减到最小限度，使互助的实践得到最大发展的动物的种，必定是最昌盛、最能不断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互相保护以及达到长寿和积累经验的可能性、高度的智力发达和合群习惯的进一步培养，保证了物种的保持，保证了它的扩展和逐步进化。反之，不合群的种是注定要衰退的。
　　其次谈到人类，我们知道，人类在石器时代的初期是结成氏族和部落生活的。我们发现，在较低级的蒙昧人阶段，在氏族和部落中就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组织；我们知道，最早的部落的风俗习惯是人类各种制度的胚胎，而这些制度在以后便成了不断进步的主导力量。从蒙昧人的部落中，成长了野蛮人的村落公社；而一系列新的、范围更广泛的社会风俗习惯和制度，按照在村民议会的管理下共同占有和保卫一定地区的原则，在属于或假定属于一个血统的村落联盟中发展起来，而且迄至今日，这些风俗习惯和制度有许多仍在我们当中存在着。当新的要求引导人类再向前发展时，他们便从城市——地域单位(村落公社)——和行会相结合的双重组织开始，而行会的产生，是由于共同从事一定的职业或技术，或者是为了达到互助和互卫的目的。
　　最后，七、八两章列举的事实表明：按照罗马帝国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国家虽然猛烈地破坏了中世纪的各种互助制度，但是，这种新的文明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以分散的个人结合为基础的、企图作为人们唯一联合的连锁的国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互助的倾向终于冲破了国家的无情统治，重又抬起头来，在无数的组合中显示了它的作用。现在，这些组合势将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有为人类生活和生活耗费物资的再生产所必需的一切。
　　也许会有人说，互助虽然是进化的因素之一，然而它所包括的只是人类关系的一个方面；和这个潮流(虽说它有很大的力量)同时存在的，在现在和过去都还有另外一个潮流——个人的自我维护。这种个人的自我维护，不仅表现为个人努力于取得他自己或他的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的优越地位，而且还起了一个十分重要(虽然不太显著)的作用，那就是它粉碎了部落、村落公社、城市和国家强加于个人的束缚，而这种束缚往往是易于固定不变的。换句话说，个人的自我维护应被看做是一个进步的因素。
　　很明显，除非对这两个主要的潮流都加以分析，否则对进化的看法就不可能十分全面。个人的或者个人的集团的自我维护，他们为了夺取优越地位而进行的竞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冲突，已经有人分析、评述过了，而且从远古的时代起就受到人们的颂扬。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只有这一潮流受到叙事诗人、编年史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注意。迄至今日所写的历史，几乎完全是记述神权政治、军事权力、专制政治以及以后的富人阶级政权的促进、建立和维持其统治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的。这些势力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自然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虽然按照方才所说的论点对这个问题也有重新研究的余地。而在另一方面，互助这一因素迄今完全为人们所忽视了，当代的和过去的著作家竞干脆对它加以否定，甚至还加以嘲笑。因此，首先指出这个因素在动物界和人类社会进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才有可能在这两个因素之间进行比较。
　　即使是用多少有些统计性方法来约略地估计一下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都知道，单单是一次战争在当时和以后所造成的罪恶，就可能超过互助这个原则几百年无休止的活动所造成的善举。但是，当我们发现在动物界中进步的发展和互助是齐头并进的，而物种内部的竞争则是和倒退的发展相伴随的，当我们注意到，就人类来说，甚至在竞争和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也是和每一个进行冲突的国家、城市、党派和部落中的互助的发展成比例的，而且，在进化的过程中战争本身(只要它这样进行)也是为国家、城市或氏族内部的互助达到进步的目的服务的，这时我们便可看出，作为进步的一个因素的互助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量。我们也知道，互助的实践和它的连续发展，创造了人类能在其中发扬其艺术、知识和智慧的社会生活条件。以互助倾向为基础的制度获得最大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艺术、工业和科学获得最大进步的时期。实际上，对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城市的内部生活加以研究，就可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当行会和希腊氏族内部实行互助和联盟原则赋予个人和集体的巨大主动性结合起来的时候，便给人类带来了历史上的两个最伟大的时期——古希腊的城市和中世纪时期。而在此后历史上的国家时期中上述那些制度的衰退，也正是这两个时期的迅速衰退。
　　至于在我们这个世纪工业的突飞猛进，常常有人把它说成是个人主义和竞争的胜利，但是它肯定有一个比这更为深远的根源。一经有了15世纪的伟大发现，特别是一有了依靠物理学的一系列成就而获得的大气压力的发现，——它们是在中世纪的城市组织之下获得的——蒸汽机的发明以及意味着取得新的动力的革命，必然会随之而来。如果中世纪的城市能够一直存在到把它们的发现用在这一点上，那么，由蒸汽完成的这场革命，其伦理的结果也许是不同的；而同样的革命在技术和科学中也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的确，现在还有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那就是随着自由城市的崩溃而产生的、在18世纪前半叶最为显著的工业的普遍衰退，是否曾大大地推迟了蒸汽机和由此而产生的工艺革命的出现。当我们考虑到12至15世纪工业在纺织、冶金、建筑和航海方面的惊人发展速度，当我们考虑到这种工业的发展在15世纪末叶所带来的科学发现，这时我们就必须自问：在中世纪文明衰退以后，在欧洲所发生的艺术和工业的普遍低落，是否推迟了人类对这些成就的充分利用。当然，手艺工人的消灭、大城市的破坏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断绝，都是不利于工业革命的。我们知道，詹姆斯·瓦特为了使他的发明能够实际应用，花费了他一生中二十多年的工夫，因为他不能在18世纪时找到在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或布鲁日轻易就能找到的手工业者——他们能够用金属来制造他的机器，并且能够做到蒸汽机所要求的精巧工艺和精确程度。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纪的工业的进步归功于现时所宣称的个人对整体的竞争，就如同不知道下雨原因的人把下雨归功于他所供献给泥偶像的牺牲一样。在工业发展方面，也和其他方面征服自然的行动一样，互助和紧密的联系肯定是，也一向是比互争更有利得多。
　　但是互助这一原则的最大重要性，还是在道德方面表现得最充分。互助是我们的道德观念的真正基础，这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就互助感情或互助本能的最初根源来说，不论大家的见解如何(不论是把它归之于生物的原因或是超自然的原因)，我们必须追溯到动物世界的最低级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它从这一阶段起排除了许多反对的力量，经过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目前都是在不断进步的。甚至不时产生的新宗教——它们总是当互助这一原则在东方的神权国家或专制国家中陷于衰退的时代或者是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产生的——也只是重申这个原则罢了。这些宗教在卑微的、最低贱的、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中找到了它们最主要的支持者，在这一阶层中，互助这一原则是日常生活的必要基础。在最初的佛教、基督教和摩拉维亚教派等宗教团体中所采取的新的联合形式，在性质上是回复了早期部落生活中最好的互助形式。
　　但是每进行一次恢复这一古老原则的努力，这一原则的基本思想便扩展一次。它从氏族扩展到种族、种族的联盟、民族，最后最低限度在思想上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在扩展的同时，它也更加精深了。在原始的佛教和基督教中。在某些伊斯兰教的先知的著作中，在初期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特别是在18世纪和我们当代的道德和哲学运动中，人类愈来愈有力地完全抛弃了报复的观念，即“应得的报应”一以善报善、以恶报恶的观念。“勿冤冤相报”和对邻人要厚施薄取这种更崇高的观念，被看做是真正的道德原则，是比单纯的公正、平等或正义这些观念更为优越的原则，更能导致幸福。呼吁于人类的不仅是需要以爱(它永远是个人的，顶多也只是部落的)，而且需要以他和每一个人都是一致的这种理解作为行为的指南。因此，我们追溯出我们的伦理观念确实起源于互助的实践(我们在进化的最初阶段就可找到这种实践的痕迹)；并且，我们可以断言，在人类道德的进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互助而不是互争。甚至在现今，我们仍可以说，扩展互助的范围，就是我们人类更高尚的进化的最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