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论》第八章 我们现代人之间的互助(续)

在国家摧毁行会之后成长起来的工会 工会的斗争 罢工中的互助 合作 为各种目的而成立的自由组合 自我牺牲 以各种可能的形式进行联合行动的无数社团 贫民窟中的互助 个人的帮助

　　当我们研究欧洲农民的日常生活时，我们发现，尽管现代的国家采取了各种摧毁村落公社的办法，但在农民的生活中依然充满了许许多多互助和互援的风俗习惯。土地公有的重要痕迹现今依然存在；并且当后来排除了乡村组合所遇到的法律障碍时，在农民中便迅速成立了为各种各样经济目的而组成的自由组合——这一新兴运动的倾向，就是在重建某些类似古代村落公社的组合。这就是上一章所得的结论。现在我们就要研究，在工业人口中目前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互助制度。
　　近三百年来，互助制度在城市中的发展情况也如同在乡村中一样，都是不利的。大家都知道，当中世纪的城市屈服于16世纪的新兴的军事国家之下的时候，所有一切使工匠、师傅和商人结合在行会和城市中的那些制度，的确都被猛烈地摧毁了。行会和城市的自治和独立裁判权都被取消；行会会员之间宣誓彼此忠实信守的事情，被视为对国家犯了重罪；行会的财产也像村落公社的土地那样被没收；每一个行业的内部组织和技术组织都被国家所控制。禁止手工业者以任何方式进行联合的法令，愈来愈严厉。有一个时期，有名无实的旧行会是容许存在的：商人行会在对国王大量献纳补助金的条件下是准许存在的，而手工业者的行会则被保存下来作为管理机构。有些行会现今还在苟延它们那毫无意义的生命。但是，从前作为中世纪生活和工业的生命力的那些东西，在中央集权国家的严重打击下早已消失了。
　　在最能说明现代国家工业政策的英国，我们看到早在15世纪时议会就开始摧毁行会了；但是一直到16世纪时才对它们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措施。亨利八世不仅摧毁了行会的组织，而且还没收了它们的财产，正如陶尔明·斯密士所写的那样，亨利八世所采用的借口和手段，比他在没收寺院财产时所采用的借口和手段还要不合情理。①爱德华六世完成了他的事业，②在16世纪后半叶，我们看到议会已经是在处理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的一切争端了，而这些争端在从前是分别归各个城市解决的。议会和国王不仅制定了解决各种争端的法律，而且，考虑到国王在对外贸易上的利益，不久以后又规定了每一种行业中的学徒人数，同时还详细订定了每一种制成品的制造技术，如材料的重量、每码布的纱数等等。必须说明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并未获得什么成功；因为要想解决这些争端和技术上的困难完全是中央集权国家的能力所不及的，在接连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都是由彼此密切依赖的行会和联盟的城市用协议的办法来解决的。国家官吏的不断干预，使各个行业为之瘫痪，使它们大部分都陷于完全衰败的局面。当18世纪的经济学家起来反对国家对工业的控制时，他们只不过是吐露了大众的不满心情而已。法国大革命取消了这种干涉，于是人们纷纷表示拥护，把它看做是一项解放的事业，而其他各地不久也随着仿效法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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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尔明·斯密士：《英国的行会》，伦敦，1870年，序言，第63页。
②《爱德华六世法令》(他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条法令)规定，“所有一切在英格兰、盛尔士和英王的其他领地内的兄弟会、友谊会和行会，以及属于它们或它们中任何一个会的一切庄园、土地、房产和其他不动产”均应交与国王(《英国的行会》，序言，第63页)，并参看奥钦科夫斯基的《中世纪末叶英国经济的发展》，耶拿，1879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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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定工资方面，国家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当师傅和学徒或帮工之间的区别在15世纪愈来愈明显时，学徒同盟(这一团体有时候带有国际性)便对师傅和商人的同盟采取了对立的态度。而在这时，是由国家来消除他们的痛苦了，根据伊丽莎白时代1563年颁布的法令，必须由治安法官确定工资，以保证帮工和学徒的“适当”生活。然而事实证明治安法官无法调和这种互相冲突的利益，更无法强使那些师傅服从自己的决定。于是这项法令渐渐变成了一纸空文，而在18世纪末也就被取消了。但是，国家虽然一方面这样放弃了规定工资的权力，另一方面却继续严禁帮工和工人为提高工资或为保持一定工资水平而结成的各种团体。在整个18世纪，国家不断地制定了许多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而且在1799年竟以严惩为威胁，最后禁止了一切社团。事实上，英国议会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仿效了法国革命议会的例子，法国革命议会颁布了一项严禁工人集会结社的法律定数目的公民结成团体，被认为是企图反对国家的主权，而国家本身是平等地保护它的一切人民的。破坏中世纪的各种团体的工作，就此完成。国家在城市和乡村中所统治着的，全是个人的散漫的结合体，并且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手段禁止它们重新建立任何一种独立的团体。互助的倾向要在19世纪向前发展，就得在这种条件下进行。
　　任何这类手段也不能摧毁这种倾向，这难道还用得着说吗！在整个18世纪里，工人的工会不断地重新建立了起来。①根据1797年和1799年的法律所进行的残酷迫害，也不能阻止它们。只要监督上稍有漏洞，只要师傅们疏于告发，工人们的团体便趁机成立起来。在友谊会、丧事协会或秘密兄弟会的掩护下，在纺织工业中，在设菲尔德的刀匠和矿工中，到处都成立了工人的工会。而且还成立了有力的联合组织，以便在罢工和遭受控告时支援各个部门的工会。②
　　禁止工人结社条例于1825年废除了，这刺激了运动的发展。在各个行业中都成立了工会和全国联盟③；当罗伯特·欧文着手建立“全国职工大同盟”时，只在几个月内就集合了五十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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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韦伯夫妇的《工会运动史》(History of Trade-Unionism)，伦敦，1894年，第21-38页。
②参看悉尼·韦伯著作中所列举的当时存在的那些团体。伦敦的手工业者据说从来没有像他们在1810—1820年组织得那样好。
③“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大约包括150个独立工会，它们缴纳很高的会费，会员约10万人左右。建筑工人工会和矿工工会也都是很大的组织(上引韦伯的著作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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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比较自由的时期并不长久。到19世纪30年代又开始了新的迫害，跟着便是著名的1832-1844年的狂暴迫害。“全国大同盟”被解散，在全国各地，雇主和政府在工厂中强迫工人和工会断绝一切联系，并签署说明这样做的“文书”。大批的工会会员受到“雇主和佣工条例”的严重迫害——只要雇主控告工人有不当行为，工人立刻就要被逮捕起来惩办①。镇压罢工的方式非常横暴，只要宣布罢工，或者在罢工中充当代表，就要被处以骇人听闻的刑罚，至于对罢工骚动实行军事镇压，在时常爆发的激烈行动以后的判刑，那就更不用说了。要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互助是很难的。然而，尽管有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难以想象的种种障碍，工会却在1841年重又开始活跃起来，工人们此后一直保持了他们的团结。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长期斗争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结合在一起的权利，到1902年，在长期雇用的工人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即150万人参加了工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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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这方面，根据韦伯先生的著作，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证实他的论点的文
②从40年代起，富人阶级对工会的态度有了巨大改变。但是甚至在60年代雇主们还合力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反击的尝试，企图以对全部工人闭厂的办法来摧毁工会。到1869年，只要同意罢工或张贴罢工的布告，往往就要被当作煽动行为来处罚，更不用说在罢工时担任防止破坏罢工的纠察工作了。直到1875年取消了“雇主和佣工条例”以后，和平的纠察工作才被许可，而在罢工时有“暴行和恐吓”行为才按照普通法律来处理。但是，在1887年码头工人罢工时，工人们还是不得不动用他们的救济金来在法庭上争取他们的纠察权，而在本世纪最初几年所施行的迫害，又有使他们所争得的权利再度化为乌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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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说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只消谈一谈下列的情况就够了：在这些国家，直到最近以前，还在把各种工会当作不法团体来迫害；尽管工会往往不得不采取秘密组织的形式，但它们仍然在各地都存在；而工人的组织，特别是美国和比利时的劳工协会(Knightsof Labour)，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已为1890-1900年的罢工所充分说明了。然而，我们必须记住，除了遭受迫害以外，单单是属于工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在金钱、时间和无偿的工作方面作了很大的牺牲，而且，仅仅由于是一个工会会员，便经常有失去工作的危险。①并且，一个工会会员又必须经常面对罢工；而罢工的严酷现实是：使工人家庭在面包店和当铺里的有限的一点信用很快便完全丧失，而罢工期间所得的救济金甚至还不够购买食物之用，孩子们的脸上不久便显露出饥饿的痕迹。对一个和工人有密切接触的人来说，长期罢工是最令人痛心的情景；不难想象，在四十年前的英国和即使在现今欧洲最富裕的地区，罢工将意味着什么。甚至在目前，罢工的结局也将不断迫使整个地方的人口完全破产和被迫迁移国外告终，而罢工者为了一点儿小事或竞无缘无故地即被枪杀②，这在欧洲大陆迄今仍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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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18个先令的工资中每周捐6个便士，或者从25个先令中捐1个先令，其意义比从300镑的进款中捐九镑还要大得多，因为这样的捐款大都是从饭碗中节省下来的；而且在一个兄弟工会宣布罢工时还要加倍捐献。韦伯夫妇在他们的著作(第431页以下)中载有一个技术工人对工会生活的生动描写，它使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个工会会员要做多少工作。
②见1894年5月10日奥地利议会关于奥地利法尔克纳罢工事件的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大臣和煤矿主都充分承认了这点事实。并参看当时的英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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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欧洲和美洲每年仍然有几千起罢工和闭厂停工的事情——一般的说，最激烈和最持久的斗争，是为了援助被闭厂解雇的同志或维护工会权利而进行的所谓“同情罢工”。有一部分报纸往往以“威胁”来解释罢工，但是在罢工者中间生活过的人则怀着钦佩的心情谈论罢工者经常实行的互助和互援。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下述的事实：在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时候，许多工人为了筹办救济事宜自动地做了许多工作；有些矿工自己也是好几个星期没有工作了，但一旦有了工作便捐出四个先令作为罢工的基金；一个矿工的寡妻在1894年约克郡大罢工斗争中把她丈夫一生的积蓄全都拿出来作为罢工的基金；最后一片面包也永远要和邻居分享；拉德斯托克的矿工由于有较大的菜园，便和四百个布里斯特耳的矿工来分享他们的卷心菜和马铃薯等蔬菜；以及其他等等。在1894年约克郡矿工大罢工期间，所有的新闻记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事实，虽然他们并不是全都能够把这些“无关的”事情报道给自己的报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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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样的事实，在1894年10、11月的《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上可以找到很多，在《每日新闻》(Daily News)上也可以找到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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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工会并不是工人表现他们的互助需要的唯一形式。此外，还有政治组织，许多工人都认识到，由于现在工会对于工人的目标的贡献大受限制，所以不如政治组织的活动更能增进大众的福利。当然，单单是属于一个政治组织，还不能看做是互助倾向的一种表现。我们都知道，在政治这个领域中，社会中的纯粹自利因素和利他愿望是交织难分的。但是每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都知道，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是为了伟大的、时常是遥远的目标而奋斗的，而其中鼓起人们最无私的热情的，就是最有力量的运动。所有伟大的历史性运动都具有这一特点，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运动。那些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的人们无疑最喜欢用的口头禅是什么“雇用的煽动者”。然而，仅就我个人所知道的来说，事实是这样：如果我在这二十四年来写有一本日记，其中记录了我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见到的献身和自我牺牲的行为，那么，读这本日记的人将称道这些行为是“英雄的行为”。但是，我所谈的这些人，并不是什么英雄，他们都是被伟大理想所鼓舞的普通人。每一种社会主义的报纸(只在欧洲就有几百种这样的报纸)，都有长年累月地甘心牺牲而不望任何报酬的历史，而且绝大多数都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我曾见过许多家无隔宿之粮的家庭，丈夫因为替报纸工作在他的小城中到处受排挤，全赖妻子替人做针线活来维持家庭，这种情况继续了好多年，直到这一家人后来不得不告退，但他们毫无怨言，只是说：“继续干下去；我们已经不能坚持了！”我曾看见过许多即将死于肺病的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况，却仍旧在下雪下雾的日子里忙着筹备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说，直到临死前几个星期才进医院，这时他们只说：“现在，朋友们，我已经不行了；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星期可活了。告诉同志们，如果他们能来看一看我，我会感到很高兴。”我看到的一些事实，如果在这里讲起来的话，也许会有人说是被“理想化”了的；这些人的名字，除了很少几个亲密朋友之外，是没有人知道的，当他们的朋友也死去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就被人遗忘了。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最受人钦佩：是这些少数人的无限的献身呢，还是大多数人的微小的献身行为的总和。每售出一便士一份的报纸，每一次集会，在选举时社会主义者所赢得的每一百张选票，都包含着局外人再也想象不到的巨大精力和牺牲。社会主义者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过去为群众所拥护的每一个进步党派(政治的和宗教的)所做的工作。所有一切过去的进步，都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献身行为所促成的。
　　合作，往往被看做是“合股的个人主义”，在英国更是如此。就它现在的情况来说，它无疑倾向于培养对整个社会，甚至对合作者彼此间的合作的利已主义精神。然而合作运动起初在本质上确实具有互助的特点。甚至现在，最热心于倡导合作运动的人还是认为它可以使人类在经济关系上达到更和谐的境地，只要到英国北部合作事业的根据地去待上一些时候，就一定会发现大多数合作社的一般成员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丧失了这个信念，他们大多数人便将失去他们对合作运动的兴趣；必须承认：最近几年来，对大众福利和生产者的团结一致这一宏伟的理想已开始在合作运动者中间流行起来。现在，在合作事业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确有了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倾向。
　　合作的重要性，在英国、荷兰和丹麦是人人都知道的；而在德国，特别是在莱茵河一带，合作组织也已经成为工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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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莱茵中部的31，473个生产和消费团体，一年(大约是1890年)的费用达18，437，500英镑；那一年借出的款项有3，675，000英镑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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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各方面都提供了研究有关合作问题的最好园地的，也许是俄国。合作运动在俄国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是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遗产；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合作组织，必须克服许多法律上的困难和官厅的猜疑，因而非正式的合作组织——阿尔切尔——就构成了俄国农民生活的实质。“俄国形成”的历史和西伯利亚的殖民史，就是打猎和经商的阿尔切尔(或叫行会)的历史，而在它之后，就是村落公社，现在，我们发现到处都有阿尔切尔了。从同一个村子到一个工厂去工作的十个到五十个农民、建筑行业中的各种工人、渔民和猎户、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已经在西伯利亚的罪犯、铁路搬运工人、电信局的信差、海关工人、在各地乡村工业中工作的700万工人——总之，从高级到低级的劳动人民，从临时工到长期工人都以各种可能的形式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合作。直到现在，在注入里海的各个河流上的许多渔场，依然是由庞大的阿尔切尔掌管的，乌拉尔河属于整个乌拉尔的哥萨克人，他们把那儿的渔场(也许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渔场)在各个村子之间加以分配和再分配，毫不受官方的任何干涉。在乌拉尔河、伏尔加河以及所有俄国北部湖泊上的捕鱼业，一直是由阿尔切尔经营的。除了这些永久的组织以外，还有无数为了各种特殊目的而组成的临时的阿尔切尔。当十个或二十个农民从某一个地方来到大城市中做织工、木工、泥水匠或造船匠的时候，他们总是组成一个阿尔切尔。他们租几间屋子，请一个厨子(往往是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妻子来担任这个工作)，选一个年岁大的做负责人，大家共同开办伙食，每一个人把他那份食宿费交给阿尔切尔。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队罪犯也常常是这样做的，他们选一个年长的人作为罪犯和该队的军事管理人之间的官方承认的中间人。在苦役监狱里，他们也有这样的组织。铁路搬运工人、电信局的信差、海关工人和各省城的信差，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集体负责的，他们享有那样好的信誉，以致商人们不管多大的款项或票款都可交托给阿尔切尔中的人。在建筑业中，有十至二百个成员的阿尔切尔；慎重的建筑商和铁路承包商总是愿意和阿尔切尔而不愿和单独受雇的工人打交道。陆军部最近直接和专营国内贸易的生产阿尔切尔进行交易，向它们订购皮靴、各种铜器和铁器，结果被认为极其令人满意。1890年左右，把一座皇家铁厂(Votkinsk)租给了一个工人的阿尔切尔，这件事也做得极其成功。
　　由此可见，在俄国，古老的中世纪制度在以非正式形式出现时，没有受到国家的干涉，所以一直完全地保留到现在，而且为满足现代工业和商业的需求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至于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帝国和高加索，旧时的行会迄今还完全存在。塞尔维亚的艾斯纳福还充分保持了它们中世纪的特点；行会的成员，既有师傅也有帮工，它们对各行各业作出规定，而且是劳动和疾病时的互助机构①；而高加索的阿姆卡里，特别是梯弗里斯的阿姆卡里，除了这些职能以外，还对城市生活起着相当大的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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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领事报告》，1889年4月。
②伊吉察洛夫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原文为俄文)，载梯弗里斯《高加索地理学会会报》(Zapiski)1891年第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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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合作时，还应该提一提各种友谊团体、秘密互济社团、乡村和城镇的医疗互助会、制衣和殡葬互助会、在工厂女工中十分普遍的小型俱乐部——她们每周交几个便士给俱乐部，然后大家抽签，抽中的人可以得一个英镑(这笔钱至少可以买一些有真正用途的东西)，还有其他各种团体。虽然每一个成员的“借款和贷款”都有严格的监督，但是在所有这样的团体和俱乐部中，都活跃着充分的友谊精神或愉快情绪以准备牺牲时间、健康甚至在必要时牺牲生命的精神为基础的团体是那么多，因而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最好的互助形式的实例。
　　首先要谈到的是英国的“救生船会”和欧洲大陆上的类似组织。英国的救生船会现在有三百多条船分布于英伦三岛的沿岸，要不是由于渔夫们贫穷买不起救生船的话，这个会的船只会比现在多一倍。船员们都是志愿的，他们为了抢救素不相识的人而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这种精神，每年都要受到严格的考验；在记录上；每年冬天都要损失几个最勇敢的船员。如果我们问这些人究竟由于什么动力促使甚至在没有一些成功之望的时候仍然要去冒生命危险，他们会做如下的回答。一阵可怕的暴风雪吹过英伦海峡，在肯德郡一个小村庄的浅平而多沙的海岸上狂啸，载着橘子的一条小帆船在近旁的沙滩上搁浅了。只有轻便的平底救生船才能在这些浅水中航行，而在这样的风暴中驶出去就是面对一场几乎肯定要发生的灾难。然而船员们还是出发了，他们和暴风搏斗了几个小时，他们的船被打翻了两次。有一个人被淹死了，其他的人被海水打上岸来。被打上岸来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一个具有高尚行为的海岸警备队队员——在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已经是浑身被碰伤，在冰雪中冻得半死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做这种徒劳的事呢？他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有船只遇难了；从村子里来的人站在海边，人人都说这时候出海是一件蠢事，我们绝不可能冲过汹涌澎湃的海浪。我们看见五六个人紧紧地抓住桅樯。在拼命地向人打信号。我们都觉得必须做些什么事，但是，我们能干什么呢？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而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我们心里都感到极为不安。这时候，我们突然在暴风中好像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孩子呢。我们再也忍不住了，我们一齐说：‘我们一定要去救人！’妇女们也是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她们将把我们看做是懦夫，虽然她们在第二天说我们出海的人是傻瓜。我们像一个人一样齐心协力，跑到救生船旁，上船出海了。船被打翻了，但是我们紧紧地抓住它。最使人难过的是，眼看着可怜的老人淹死在船边而我们没有办法救他。这时候来了一个可怕的巨浪，又把船打翻了，把我们打上岸来。那些人还是被驱逐舰上的小艇救起来了，而我们的船被大浪抛到好些英里以外。第二天早晨人们在雪地中找到了我。”
　　这样的情感也促使隆达谷的矿工去挽救他们被水淹没在矿坑中的伙伴。为了走到被埋陷着的伙伴那里去，他们已经凿穿了32码的煤坑，但是，当他们只剩下3码就要穿过的时候，矿坑中的沼气包围了他们。灯熄了，去救的人退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真是时时刻刻都有被炸死的危险。但是，依然可以听到被淹陷在里面的矿工的声音，他们还活着，还在乞援，于是有几个矿工自愿冒一切危险去干。当他们走进矿坑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只是默默地含着眼泪看着他们走进去——没说一句阻拦他们的话。
　　这包含着人类心灵的精髓。除非是在战场上发了疯的人，否则任何人都“不忍”听着这样的呼声而不去救援。英雄们是一定要去救的，而英雄的行为使所有的人也会感到他们应该像他们那样去做。心中的辩解抵抗不住互助的情感，因为这种情感是几千年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几十万年来人类出生以前的社会生活所培养起来的。
　　“可是，有些人却在海德公园的蛇形水池里当着许多人的面就淹死了，那些人谁也不去救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有人会这样问的。“掉在摄政公园小河中的孩子——也是当着一大群假日游客的面掉下去的——只是依靠了一个镇定的女仆放一条纽芬兰狗下去才把他救上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是很明白的。人类是他先天的本能和教育这两者的产物。在矿工和海员中，由于他们的共同职业和每天的互相接触，有着一种休戚相关的情感，而危险的环境又使他们养成了勇敢大胆的精神。相反的，在城市中由于缺乏共同的利益，因而人们养成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勇敢精神也很少有机会发挥，所以便消失或转到其他方面去了。此外，矿山和海上的英雄传说被编成了歌谣，在矿工和渔夫的村落中到处流传。可是，乌七八糟的一群伦敦人又有什么传说呢？他们可能有的唯一传说，是应该由文学来创造的，但是，相当于乡村史诗般的文学可以说是没有的。牧师们只是热心于论证从人类天性中所产生的东西都是罪恶，论证人类的一切善良的东西都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而他们大都无视那些能够当作上苍的更高灵感或恩赐的事实。至于世俗的作家们，他们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于一种英雄行为上，那就是促进国家观念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们赞扬罗马的英雄或战场的战士，而无视渔夫们的英雄行为，也很少注意它。当然，诗人和画家也可能为人类良知本身的美善所感动，但他们都很少知道贫民阶级的生活，所以，他们虽能歌唱和描绘传统环境中的罗马或军事上的英雄人物，但他们不能动人地歌唱和描绘处在他们所无视的极其平凡的环境中的英雄。如果他们鼓起勇气去描述的话，也只不过是作出一篇辞藻华丽的文章罢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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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从法国监狱中越狱是极为困难的，然而在1884年或1885年就有一个囚犯从一个法国监狱中逃了出来。虽然发了警报，同时附近的农民也在搜寻他，但他还是躲过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早晨他躲在一个小村庄近傍的壕沟中，也许他是想偷一点儿食物，或者想偷一些衣服来换掉他的囚衣。当他躺在壕沟中的时候，村子里发生了火灾。他看见一个女人从燃烧的房子中跑出来，拼命地喊人去救楼上的孩子。谁也不去数。于是那个越狱的因犯从他隐蔽的地方冲了出来，穿过炽烈的火焰，他的脸灼伤了，衣服也烧着了，但终于把那个孩子救出来交给了他的母亲。当然，他当场就被这时候方才出面的村中宪警抓住了；他又被带回了监狱，这件事在所有的法国报纸上都登载过，但却没有一家报纸肯不厌多事来争取使这个因犯获释。如果他在一个囚徒殴打典狱官的时候保护了那位官员，他就将被入看做是英雄。但是，他的行为只是出于人道的感情，并没有促进国家的理想；他本人没有把他的行为归之于神赐的突然灵感；这一点就足以使这个人为人们所无视，也许，由于他偷窃了因衣——“国家的财产”——还将加处半年或一年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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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娱乐、研究和教育等等为目的的协会、俱乐部和团体，近年来是如此之多，单单要把它们全部调查列表也要花上许多年的工夫，它们是上述的永远活动不息的联合和互助的倾向的另一种表现。在这些组合当中，有些是和秋天聚集在一块儿的各种小鸟一样，完全是为了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的。在英国、瑞士和德国等等国家的每一个村子里，都有板球、足球、网球、九柱戏、养鸽、音乐或歌咏俱乐部。其他的组合在数目上还要多得多，而且有些组合(例如自行车协会)突然有了很大发展。虽然这个协会的成员除了爱好骑自行车以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但在他们当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互助的愿望，特别是在骑自行车的人不多的边远地区更是如此。他们把一个村子里的“自行车协会俱乐部”看作是一个家庭，在每年的自行车野营会上可以建立许多永恒的友谊。德国的九柱戏联谊会(Kegelbrüder)也是类似自行车协会的一种组织；类似这种组织的还有体育协会(在德国有30万会员)、法国非正式的小艇兄弟会、游艇俱乐部等等。这样的团体当然不会改变社会的经济阶层情况，但它们有助于缓和社会的阶级差异，在小城镇中更是这样。由于它们都趋向于结成大规模的全国联盟和国际联盟，所以它们肯定有助于使散居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各样的人建立个人之间的友好往来。
　　登山俱乐部、德国的猎物保护协会(Jagdschutzverein)和国际鸟类学会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德国猎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包括猎人、有学问的森林家、动物学家和一般单纯的自然爱好者，国际鸟类学会的会员中，有动物学家、饲禽者和纯朴的德国农民。他们在几年间不仅做了许多只有大团体才能举办的非常有益的事业(如绘制地图、修筑避风雨的茅屋和山路、研究动物和害虫的生活与鸟类的迁移等等)，而且还在人和人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两个不同国籍的登山俱乐部会员在高加索山上一座避风雨的茅屋中相遇时，彼此都不当作是陌生人，同住在一个屋子里的大学教授和农民鸟类学家也是这样。纽卡斯尔的托比叔叔会(Uncle Toby's Society)已经劝导了26万以上的男女小孩子永不去破坏鸟雀的窠，并且对一切动物要仁慈，这个组织在发展人类感情和对自然科学的爱好方面，肯定要比许多道德学家和我们大多数学校所做的工作还多。
　　我们虽然只是这样匆匆地概述，但也不能把数以千计的科学、文学、艺术和教育团体略而不谈。直到现在，为国家所严格控制的，而且常常接受国家津贴的科学机构，活动范围一般都很狭小，人们往往只把它们看作是获得国家任命的门径，而且，由于它们的范围十分狭小，所以无疑引起过无谓的妒忌。然而事实是：这些组织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出身、政治党派和信仰的差异。而在边远的小城镇中，科学、地理和音乐的研究组织，特别是其中希望有广大爱好者参加的组织，已经成为小小的文化生活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小地方和广大世界之间的一种联系，变成了身份和职业大不相同的人彼此以平等地位见面的地方。人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中心在例如西伯利亚这一类地方的作用，才能充分地认识到它们的巨大价值。至于那些不计其数的教育团体，虽然它们只是现在才开始打破国家和教会在教育方面的垄断，但它们一定会在不久以后就成为这方面的主导力量。我们所以能够有幼儿园制，应归功于“佛洛贝尔教育会”(Froebel Unions)；俄国的妇女所以能够有很高的教育程度，应归功于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组织，虽然这些团体和组织是在随时都受到强有力的政府的巨大阻碍下工作的①。至于谈到德国的各种教育组织，大家都知道，它们在制定民众学校教授科学的新方法中做过最出色的工作。教师们也从这样的团体中获得了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工作过重而薪水过低的乡村教师将是多么可怜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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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子医学院(在俄国的700个有学位的女医生中，大部分是这个学院的学生)、四所女子大学(在1887年大约有1，000名学生；这四所大学在1887年停办，于1895年又重新开办)和女子高等商业学校，都完全是这种私人团体主办的。我们的女子大学预科学校自从60年代开办以来就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也应归功于这些团体。现代散布在俄国的100所女子大学预科学校(有7万以上学生)，其程度相当于英国的女子中学；然而所有的教员都是大学毕业生。
②“公众福利技艺普及协会”(Verein fur Verbreitung gemeinnützlicher Kennt-nisse)虽然只有5，500个会员，但它已经开办了一千多个公共的和学校的图书馆，组织了次数以几千计的讲演，印行了许多最有价值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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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团体、协会、友谊会、联盟和组织等等，单单在欧洲现在就数以万计，其中每一个都说明了自愿的、没有任何企图的、没有报酬或报酬很低的极大量工作——它们以种种形式表现的，难道不是人类永恒的互助和互援的倾向吗？将近三个世纪以来，即使是为了文学、艺术和教育事业而携手团结，也是被禁止的。只有在国家或教会的保护之下，才能集会结社，否则便只能像互济会(freemasonry)那样组成秘密的社团。但是现在，阻挡的力量被冲破了，结会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扩充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它们具备了国际性，而且在一定程度(这种程度现在还不能充分估计)上无疑将打破各个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尽管商业竞争养成了人们的妒忌，尽管行将消逝的过去的幽灵挑起了人类的怨恨，但是，国际团结的意识在世界的领袖人物和广大的工人群众(因为他们也争得了国际来往的权利)中正在逐渐成长，而且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这种精神在阻止欧洲战争方面无疑是有它的贡献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谈一下宗教的慈善团体，因为它们也代表着整整一个世界。它们的大部分成员也是为一切人类所共有的互助观念所感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幸的是，传教士们竟把这种观念的来源说成是超自然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硬说人类如果不是受了他们所讲的特定的宗教教义的开导，是不会自觉地按照互助的灵感而行动的，他们大多数人都和圣奥古斯丁一样，不承认“邪教的野蛮人”有互助的观念。此外，虽然早期的基督教也像其他宗教一样，是追求广泛的人类的互助和同情观念的，但基督教教会后来却帮助国家毁灭一切先于它的或独立发展的互助和互援的长久制度。教会所宣讲的，是带有上天灵感这种性质的慈悲，而不是每一个野蛮人也认为对他的同胞理当进行的互助，因而这就含有赐予者高于收受者的意思。虽然有这种局限性，但我们无意触怒那些自认为是上帝特选的与众不同的团体，只要它们有着慈悲人道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把许多宗教慈善团体看做是上述互助倾向的一种产物。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不顾他人需要而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不是现代生活的唯一特征。我们看到，同这个如此傲慢地自以为是领导人类事业的潮流相并行的，还有农民和工人为了重新建立互助和互援的长久制度而进行的艰苦斗争。我们发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正进行着一场广泛的运动，以期建立各种各样的永久的互助组织。而且，当我们撇开公共生活，进而观察当代人的个人生活时，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极其广阔的互助和互援的世界，但是由于这个世界只限于家庭和个人友谊的狭小范围，所以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忽视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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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社会学家中，只有极少的人注意到它。其中之一就是艾赫林博士，而他的事例对我们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当这位伟大的德国的法律著述家开始写他的哲学著作《法律的目的》(Der Zweck im Rechte)时，他本想分析“促使社会前进和维系社会的积极力量”，从而建立“乐群的人类的学说”。他首先分析了起作用的自利因素，其中包括现在的工资制度以及政治的和社会的法律中的各种强制行为。他打算按照他的详细写作计划把最后一部分用来讨论有助于促使社会前进和维系社会的伦理力量——责任感和互爱。然而，当他着手讨论这两种因素的社会作用时，他发现这得需要再写一本书，其篇幅要两倍于第一本书。而他所阐述的，只是个人的因素，这种因素在本书以后的篇页中将只占有几行字。达尔冈在《国民经济中的自利主义和利他主义》(Egoismus und Altruismus in der Nationalokonomie，莱比锡，1885年)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而且还补充了一些新的事实。彼希纳的《动物世界的爱和爱情生活》，以及在英国和德国发表的这本书的若干章节，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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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同一条街上的居民或邻居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住在大城市中富人区的人连他们隔壁的邻居是谁也不知道。但是，住在拥塞的小街小巷中的人们彼此却是十分了解的，而且互相间有不断的联系。当然，像任何地方一样，在小街小巷中也时常发生小小的争执。但是，他们按照个人的爱好而结成许多组织，在他们中间实行互助，其范围之广是富人阶级所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以在街上或教堂庭院和草地上玩耍的贫穷地区的孩子们为例，我们立刻便会注意到，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互相争吵打架，但他们彼此之间亲密团结，以保护他们不受一切侵害。当一个孩子好奇地弯下腰去看一看阴沟洞的时候，另一个孩子便立刻喊道：“别待在那儿，阴沟洞传染热病！”“别爬过那道墙去，如果摔下去，火车会压死你的！不要到阴沟旁边去！不要吃那些草莓——有毒！吃了要死的！”孩子们到户外和同伴玩耍时，首先就会得到这些教训。如果没有这样的互助，那么，在“模范工人住宅区”周围的马路上或者在码头和小河的桥上玩耍的孩子们，不知要有多少被车辆压死，或者掉在污浊的水中淹死！当可爱的杰克跌到乳牛场后面没有遮拦的阴沟里，或者脸儿红红的莉茜掉进小河里的时候，孩子们的喊声是那么响亮，使附近所有的人都能听见而跑来救护。
　　现在来谈一谈母亲们的联合。“你想象不到她们是多么互相帮助。”住在贫民区的一位女医生最近对我说，“如果一个妇女没有或无力为她快要生产的婴儿准备应用的东西(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所有的邻居便都给新生的孩子带一点东西来。只要产妇还躺在床上，便常有一个邻居来照护她的孩子，另外几个邻居则时常来料理她的家务。”这种习俗是很普遍的，所有在贫民中间生活过的人都谈到这种习俗。母亲们尽一切可能地彼此互助，照顾别人的孩子。一个有钱的太太在大街上从一个又饥又冷的孩子身边走过而能无动于衷，是需要一些锻炼的，至于这种锻炼是好是坏，让她们自己去判断罢。然而贫民阶级的母亲们是没有这种锻炼的，她们不会忍心看着一个孩子挨饿，她们一定要给他东西吃，她们就是这样做的。“小学生向她们要面包的时候，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过)遭到拒绝的，”——在怀特卡泊尔一个工人俱乐部工作过几年的一位女友写信告诉我说。现在我不妨把她的来信再摘录几段：

　　“不要丝毫报酬地照护生病的邻居，这在工人中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而有孩子的母亲出去工作的时候，总有另外一个母亲来照顾她的孩子们。
　　“在工人阶级中，如果他们不互相帮助，他们是不能生存的。我知道有几家人一直是互相帮助的——在抚养小孩，在有人生病或死亡时，便在金钱、食物和燃料上互相帮助。
　　“在贫民当中，不像富人那样斤斤计较这个东西是‘我的’或是‘你的’。鞋子、衣服、帽子和当时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经常互相借用的，各种家用器具也是如此。
　　“去年冬天，联合激进俱乐部的会员筹集了很小的一笔钱，过了圣诞节以后便开始向上学的儿童免费供给菜汤和面包。他们要照护的儿童逐渐增加到了一千八百人。钱是向会外人士筹募来的，但是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由会员来做的。他们当中有些失业的人，清晨四点钟便跑来洗剥蔬菜；五个妇女把她们自己的家务忙完以后，在九点或十点钟便来做饭，并且一直待到下午六七点钟，把盘碗洗干净。在吃饭的时候(从十二点到一点半)有二三十个工人来帮着上菜汤，每个人能匀出多少吃饭的时间，便在那里帮忙多少时间。这种情况继续了两个月。没有一个人是拿了报酬的。”

　　我的朋友还谈了几件个人的事情，现在把其中典型的例子摘录如下：

　　“安妮·W的妈妈把她寄托在威尔莫街的一个老人家里。当她妈妈死了以后，那个老太太虽然本人也很贫苦，但还是带着这个孩子而没有要一文钱的报酬。后来那个老太太也病了，安妮(那时已有五岁)自然就没人照护了，她的衣服也破烂了。但是，当那个老太太一死，S太太(一个皮匠的妻子，她自己有六个孩子)立刻便把安妮接到了自己家里。近来她的丈夫在生病，她们大家都吃不到多少东西。
　　“M太太是一位六个孩子的母亲，前天她还去照护生病的M-g太太，并且把M-g太太的大孩子带到自己家里来照管。……你还需要这样的事例吗？这些事情是很普遍的。……D太太(住在哈克尼路椭圆广场)有一架缝纫机，虽然她自己要照护五个孩子和丈夫，但是我知道她经常还要替别人做衣服，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还有其他种种情况。”

　　每一个稍微了解劳动阶级生活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之间不普遍地实行互助，显然他们就绝不能渡过他们的一切难关。一个工人家庭，在生活中不遭遇到像丝带工人约瑟夫·古脱利治在他的自传①中所描述的那些苦难，那只是偶然的事情。他们在穷困中所以没有彻底破产，是多亏他们的互助。在古脱利治的家庭快要最后破产的时候，赊了一些面包、煤和被褥来帮助他的，是一个年老的女仆，而她本人也是穷得不得了的。在其他的事例中，也有其他的人或邻居采取措施来救助那个破产的家庭。如果没有别的穷人进行帮助，那么，每年遭到彻底毁灭的家庭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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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工匠一生中的悲欢》(Light and Shadows in the Life of an Artisan)，考文特里，1893年。
②许多有钱的人是无法理解贫穷人如何实行互助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最贫穷的阶级中人们用来维系生命的食物或金钱常常是多么微少。沙夫兹伯里伯爵了解这种可怕的事实，因而他筹办了“卖花姑娘基金会”，贫苦的女孩子到了冬天可以向这个基金会借一个英镑(个别时候是两英镑)去趸买花篮和鲜花。这笔钱是借给那些“连六便士也没有的”，而且找不到另一个穷人为她们作保的女孩子的。沙夫兹伯里伯爵写道：“在我参与的各项活动中，我认为这个‘卖花姑娘基金会’是最成功的。……这个活动开始于1872年，我们借出去了800到1000笔款，前后的损失不到50英镑。……其所以损失了50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少的一笔钱——是因为有些姑娘死了或生病了，而不是由于她们的欺骗”——见艾德文·贺德尔的《沙夫兹伯里伯爵第七的生平和事业》(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第3卷第322页，伦敦，1885-1886年。在查尔斯·布斯的《伦敦的生活和劳工》(Life and Labour in London)第1卷和比亚特里斯·波特女士的《一个女工的几篇日记》(Pages from a Work Girl's Dhary，载(19世纪》1888年9月号第310页)等著作中，还列举了类似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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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林索尔先生在贫民中以每周七先令六便士的费用生活了一段时期以后，不得不承认他开始这种生活时所怀抱的仁慈心情“变成了衷心的尊敬和赞扬”，因为他看到了穷人间的关系是多么充满了互助互援精神，并懂得了这种纯朴的帮助。经过许多年的体验，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你把他们的生活拿来想一想，你就会知道所有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都和这些人一样。”①至于抚养孤儿，甚至是由极穷苦的人家抚养，也是如此普遍的一种习惯，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普遍规律。例如，在华伦谷和朗德山发生了两次爆炸事件以后，在矿工中间“各该委员会可以证实，在炸死的矿工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以外，还供养了其他亲友的妻子和儿女”。普林索尔先生写道：“你考虑过这是怎样一回事吗？我不怀疑有钱的人，甚至家道小康的人也会这样做，但是要考虑一下其间的区别。”请你想一想：每个工人捐一个先令来帮助一个同伴的寡妻，或者捐六个便士帮助一个同伴支付丧事的额外费用，这笔钱对一个每周挣16个先令，并且要养活妻子(有的还养活五六个孩子)的人来说，具有多么大的意义。②但是这样的捐助在全世界的工人中是常见的，甚至在比家里死了人更寻常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做的；至于在工作中进行帮助，这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最平常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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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缪耳·普林索尔：《我们的海员》(Our Seamen)，廉价本，伦敦，1870年，第110页。

②在《我们的海员》同版第110页，普林索尔先生说：“我并不是轻视有钱人，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品质在他们身上是不是得到了那样充分发展；因为，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知道自己的穷苦亲友的要求(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这些品质并不是那样经常得到发挥的。在那样多的情况下，有钱人的豪爽气概好像为他们的财富所蒙蔽了，他们的同情心即使不说是十分狭隘，也可以说是有着阶级之分的：只对他们本阶级的人的痛苦和高于他们阶级的人的悲哀表示同情。他们很少把他们的同情心用之于下层阶级的人，他们多半是宁可叹赏一件勇敢的行为……而不愿称赞长期培养的坚忍精神和深厚情谊，而这两点正是英国工人生活的日常特征。”——也是全世界工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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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富人阶级中也不是不实行互助和互援的。当然，当我们想到有钱的老板们对他们雇用的工人常常表现的那种粗暴的时候，我们对人类天性是容易抱着悲观的看法的。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在1894年约克郡大罢工期间，当矿主们控告那些到废弃的矿坑中拾煤块的年老矿工时，人们是多么愤慨。即使我们暂且不提斗争和社会斗争期间的恐怖(例如巴黎公社失败后，成千被捕的工人遭到屠杀)，但是当我们读到例如40年代英国劳工调查所揭露的情况，或沙夫兹伯里伯爵所说的“在那些工厂中人类生命的惊人消耗，其中包括从贫民院中领来的或干脆是从全国各地买来做工厂奴隶的儿童”——当我们读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对人类在贪欲横流时可能产生的卑劣行为，谁又能不感慨万分呢？必须同时说明的是，绝不能把这种待人的罪过完全归咎于人类犯罪的天性。科学家，甚至有很大一部分牧师，直到最近岂不是还在教人对贫民阶级要不信任、要轻蔑，甚至要憎恨吗？科学不是在教导人们说，自从农奴制被废除以后，除非自己有恶习，是谁也不会贫穷的吗？在教堂中，有勇气谴责这些残害儿童者的人是多么少，相反的却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教导人们说，穷人之遭受痛苦，甚至黑人之做奴隶，也是出自神的安排呢！非国教教派，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难道不就是人民大众对英国国教虐待贫民的一种抗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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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德文·贺德尔：《沙夫兹伯里伯爵第七的生平》，第1卷，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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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普林索尔先生所指出的，有了这样的精神领导，与其说是富人阶级的感情变得停滞了，还不如说是“阶级化了”。富有阶级很少把他们的感情用之于下层贫民，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以在他们和贫民阶级之间有着一道鸿沟，同时他们也不从最好的方面，不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贫民。但是，在他们自己当中——把财富本身使他们养成的贪财之心和无谓挥霍都考虑在内——在家庭和朋友的范围内，富人也像穷人一样实行互助和互援。艾赫林博士和达尔冈说得完全正确，他们说，如果把朋友之间的直接借贷和帮助的金钱做一个统计，那么，其总数即使和全世界的商业交易款项相比，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如果我们把用之于招待、互相间的小帮助、对他人事务的照料、馈赠以及慈善事业上的金钱和上述的数字加起来(我们应该把它们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这样的授受在国民经济中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商业利己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中，目前流行的“我们受了那个公司的亏待”这句话，也是表明同亏待(即照章依法的对待)相对立的还有一种友好的对待。每一个商业家都知道，一年之中不知道要有多少公司只是靠了其他公司的友好援助才免于破产的。
　　至于说到工人以外的许多经济宽裕的人，特别是自由职业界人士，为大众福利而自愿从事的慈善事业和巨大工作，我们都知道它们在现代生活中起了如何的作用。如果说由于有些人想沽名钓誉或者想获得政治权力或社会地位，因而时常损害了这种慈善行为的真正性质，那么，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推动的力量是来自上述的互助感这一点仍然是无可置疑的。已经发财致富的人往往并不能从财富中得到他所预期的满足。另外有些人则感觉到，不管经济学家怎样论证财富是才能的报酬，但他们自己所得的报酬是多余的。人类休威与共的意识于是开始发生作用了；虽然社会生活的安排是在使千百种人为的巧妙手段扼杀这种情感，但它仍然是经常占优势的。这时有些人便把他们的财产或他们的力量投到他们认为能促进大众福利的事业中，试图以这种方法来为人类的那种深刻需要找到一条出路。
　　总之，不论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压倒力量，还是“愿以良心相助”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科学的幌子下所教导的互相憎恨和无情斗争，都不能消灭深深树立在人类的理智和良心中的人类团结的情感，因为它是由我们过去的整个进化过程所培养起来的。从进化的最初阶段起就产生了的这种成果，是不可能被这种进化的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所压服的。近年来隐藏在家庭、贫民窟邻里间、乡村或工人秘密社团这些狭小范围内的互助和互援的需要，甚至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也显示出来了，并且要求像它在过去一样，取得指导人类继续走向进步的领导者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把最后两章扼要列举的事实加以仔细研究之后所必然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