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出昆仑——陕北有“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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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1。”本文主题“陕北有王气”与昆仑的关系，追溯先秦文献记载可以直到《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本研究系列反复引用的这句话。昆仑传说极强的西北地望，反映的是陕北陇东大河套地区在天时地利人和多种有利条件下孕育的早期文明在其后中国大陆“满天星斗”区域文明碰撞、交流、融合进程中取得了核心与领导地位，最终成为华夏族-汉族的主体，陕北陇东大河套地区也成为大汉祖源、华夏祖庭。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是因为黄河到了中游拐了个大弯，先向北，然后向东，再向南，再折拐向东北流入渤海，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形。“陕北有王气”就是探索这个“几”字形构成的独立地理单元——狭义的陕北陇东，广义的大河套地区5000年文明史中“终极兴盛”的人文历史密码。一方面因为陕北在后世华夏历史中表现得更加卓越和显要，尤其是近100年的封神，另一方面也为了行文简洁方便，故下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所有“陕北”均是“陕北陇东大河套地区”的代称和简称。

为避免读者和公众产生歧义或误会，以为笔者宣传迷信，需要特别强调——选择该题目只是为了沿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习惯表述，使读者便于理解和记忆。本文是以非常严肃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从气候、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分析中国历史上人文地理与政治走势之间关系的规律与大势。所谓“王气“就是历史上各个族群在生存繁衍中拥有的竞争潜能及其释放后形成的政经格局。

一、区系理论“曾弃”与基因检测“今宠”

现代中国考古学影响力最大的理论，当属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六大区系理论”。陕北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甚至被苏先生排除在他的区系理论之外。这当然不是苏先生的学术水平不足，更非苏先生的个人偏见，实在是陕北地区之前过于荒凉，长久淡出于主流文明中心，而且现代考古学前几十年的发展也过于把精力和眼光聚焦在大中原地区，几乎忽视了陕北的存在，以至于陕北的考古发现，尤其是重量级考古发现成果寥寥。直到石峁古城遗址的横空出世，才把学界和大众的眼光重新拉回。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理论：北方新石器文化区系2。以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区。东方新石器文化区系。以山东为中心，又可细分为鲁西南和胶东两个分支文化。东南新石器文化区系。以太湖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春秋时逐渐发展成吴越文化。中原新石器文化区系。也被称为“中国母体文化的黄河流域文化圈”，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地带，遥控整个黄河中游乃至部分下游地区，其中的仰韶文化也曾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化的主流文化。南方新石器文化区系。以鄙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辐射福建、台湾、湖南、江西、广东等南方地区。西南新石器文化区系。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分为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两个分区，江汉古文明是“楚文化”源头3。四川盆地古文明分成巴文化和蜀文化两个分支。每个区系之间互有交流和影响，不断碰撞融合，逐渐汇聚构成夏商周三代文明。

从六大区系划分可以看出，陕北地区被纳入到了中原文化区系中，处于晋南豫西关中核心区之外，属于被核心区遥控的的从属地区，不折不扣的被边缘化的“弃儿”，与陕北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阶段所处的核心地位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实在是不能匹配。

陕北的华夏龙兴和祖庭地位，一直未能形成共识。包括黄帝出生地，黄帝陵等都未能确认在陕北，还有不少李鬼。甚至黄帝是否确有其人都还被相当一部分主流考古学家怀疑和质疑。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的手段越来越跨学科地应用到现代考古学领域之中，获得了重大突破与显著成果，更因为其科学性，不像传统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出土，分子人类学古DNA检测的结果不容质疑。最新的分子人类学古DNA检测显示4000多年前的陕北族群正是今日华夏族的正朔，陕北地区才是华夏族源和祖源。本研究系列前文多次引用2022年6月8日付巧妹团队发布研究成果：“同时，相比于中国其他现代人群，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和中国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此外，在已发表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古人群中，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和石峁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最近。这说明，与这些人群相比，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4。”一句话，石峁人群是华夏族也就是今天汉族的正宗祖先。而在考古上一度红极一时的陶寺遗址，已经被多数专家认可为尧舜之都，在中国历史上也以尧舜禅让、尧天舜日闻名的陶寺族群，却只是当今华夏族的外戚或者远支。

陕北地区，在石峁古城引发的轰动效应之下，历经4000年终于咸鱼翻身，成了分子人类学在考古学领域的“新宠”。因为它给今日华夏族群确定了无可置疑的直系老祖宗。可惜的是，付巧妹团队这个近乎颠覆性的发现，在考古学界响应寥寥，少有学者重视和引用。

二、陕北“王气”5000年

太史公一代史学宗师对“陕北有王气”早就有敏锐感知和系统总结，“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5。”——《史记 六国年表》

1、潮涌一千年

以南佐遗址始建为潮起标志——BC3200年，以石峁遗址彻底废弃为潮落标志——BC1800年，华夏族群在陕北风光落幕，前后跨越1400年。其最风光最繁兴的年代，大约恰好1000年左右。

第一次“涿鹿之战”，BC2700年代。黄帝南下东进战蚩尤获得华夏族盟主地位，在仰韶大暖期满天星斗之后，第一次从形式上形成了全国一统的部落联盟政治组织。

第二次“禹征三苗”，BC2100年代。“告厥成功”取得国家政权，开创中国王朝国家——世系家天下新的政治组织模式。

第三次“少康中兴”，BC1750年代。大叠灾期间陕北族群大规模南下成为中原核心族群和主导势力，在伊洛河谷洛阳盆地建立起夏朝晚期都城二里头，开创以大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广域王权国家。

考古发掘高度支持文献与传说中陕北黄帝族群跨越千年的繁荣与辉煌。仅以榆林地区为例，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 处，其中面积在1 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 处，1 万～50 万平方米者1452 处，50万～100 万平方米者11 处，100 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 处。这些遗址的时代为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其中龙山时期遗址是仰韶文化遗址的3.5 倍，且大型遗址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而陕北龙山文化时期是聚落数量的高峰6。石峁遗址是陕北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高峰的标志性遗存。

如此决定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东方人文格局的千年历史进程，到目前为止还远远没有为公众所共识。更为可惜的是，也还没有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形成共识。一部分研究者还认为黄帝是仰韶文化；另一部分认为黄帝是中原族群；还有一部分认为黄帝在陕北，但是禹夏是河南本地的原生族群。

2、余波四千年

随着天象异变，4.2kaBP事件改变了地球的气候，陕北地区变的干旱冷凉，宜居度严重下降，失去了千年辉煌和文明中心的地位。但其后的4000年始终不能被小觑。依次有几个势力以此地为根据地，在中华文明史上不断掀起一波又一余浪，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格局和进程。统计下来最重要的共有5次。由于都是耳熟能详的重要史实，在此只列出各个波次最精彩的一幕。

戎狄。4.2kaBP之后，陕北一带逐步变干变冷，生产方式也逐步从综合变为以游牧为主，居民也随之戎狄化，成为中国北方3000多年游牧渔猎文明的滥觞。戎狄中的犬戎势力西周末年直接攻破周王朝都城镐京，杀掉周幽王，直接导致周王朝从“西周”到“东周”的鼎革。遗憾的是，制造如此重大事件的犬戎集团，竟无一人青史留名。

匈奴。匈奴是北方游牧生活方式国家化的起源，一度与中原华夏王朝分庭抗礼，使之被迫以和亲的方式谋求短暂的和平。因为匈奴的存在与压迫，以及与中原王朝高烈度反复冲突，使得中原华夏族在他称中转变自称，诸夏和华夏有了新的名字——“汉人”和“汉族”。

大夏。中原地区东晋时期匈奴铁弗部在陕北建立的国家，其首领是赫连勃勃，最著名的标志是统万城——“一统天下，君临万邦”，距今已有1600年。统万城是征发秦岭北部不同民族十几万民众劳工历时六年建成，依稀可见当年鲧征发陕北民众建设石峁昆仑之都的类似情景。

西夏。党项人于1038年-1227年建立的国家，“邦泥定国”或“大白高国”，凭借河套平原有限但肥沃的耕地和定边盐湖稀缺的青盐资源，竟然和大宋、金、蒙古帝国等对峙了近两百年之久，强悍致成吉思汗都死在西夏之战前线。西夏“小国长祚”也充分彰显河套地区独特的王气。

蒙元。蒙元的起点和国都乃至四大汗国的首都都不在河套一带，唯有蒙古帝国开国之主成吉思汗与河套地区渊源甚深。据传成吉思汗率军到达鄂尔多斯草原时，迷恋于其水草丰美，景色优异，随即决定将来要埋葬于此。鄂尔多斯草原也就此成为蒙元的重要军事基地和成陵栖息之所，成为蒙古族群的圣地。

李张。“李”是李自成，“张”是张献忠。明朝末年两个最大的起义军首领都来自陕北，还都是延安府人士。一个是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人，直接灭了朱明；一个是陕西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人。

3、红色一百年。

从刘志丹1929年“南梁播火”，与谢子长分别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乃至三大红军西北会师，陕北在4000年后，再次成为决定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性命攸关的领袖地区。对手的评价往往最直观形象，也最切中肯綮。“中共凭借陕北弹丸之地，竟然在长征元气大伤后短短几年内便起死回生，拿下了全国政权”——宋美龄语（大意如此）。这也是黄帝-禹夏之后，华夏族终于等来了再一次依凭陕北老家为根据地拿下全国政权，这一等竟然就是4000年。

三、中国大陆“王气”人文地理格局

中国向来有王气说法。最著名的王气典故都是与中国地理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有绝大关系。

金陵王气黯然收。关于东南的王气，最著名的阐述由刘禹锡总结并广泛流播，《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感怀，应该是生发于另外一个著名的典故“江东有天子气”。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7”，《宋书》卷二十七记载：“秦始皇东巡，济江。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8。”元代至正《金陵新志》也记述：“三十七年，（始皇）东游还过吴，从江乘渡，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9。”作为大秦帝国一统华夏的一世大帝，秦始皇当然绝对不能容忍在其治下另有一地竟然暗藏天子之气，还要在五百年之后发作，动摇其作为始皇帝的嬴氏万世一系。于是，秦始皇采用古代巫术色彩很浓的厌胜手法，试图压制住东南的天子之气。其法术有三，一让河道改变流向；二鞭凿藏气大山；三易名，降低当地名望。广义的金陵王气，追根溯源要到良渚文明。吊诡的是，自秦始皇之后，金陵无论是六朝古都还是十朝都会，的确未能建立起任何一个国祚绵长的大帝国，有的都是几十年乃至十几年的短命王朝。

其实，秦始皇不知道的是，真正“东南有天子气”是已经在他出生前3000年大爆发过的良渚文明——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刘禹锡不知道的是，真正的“金陵王气黯然收”是良渚文明在BC2300年代碰到那场灭顶之灾——令良渚文明彻底清零的大海浸。

胡虏无百年之运。“胡虏无百年之运”出自《谕中原檄》，是元朝末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吴王后，由宋濂起草并发布的声讨元朝的一道檄文。檄文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10”

这道檄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煽动性，“是时候了”，“该结束了”，针对当时蒙元王朝已经立国97年，接近一百年但还不到一百年的特殊历史时点，从玄学气数上论证必然灭亡的命运，为己方的正义和天命张目。天道好还！二百多年后李自成在攻占北京灭亡朱明之前发布的檄文中也送给明王朝统治者同样一个经典金句——“嗟尔大明，气数已尽”。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重点不在于说明所谓的北方和高地胡虏们完全没有100年的国祚（匈奴、辽、金享国都远远超过100年，蒙元退回大漠还延续了200多年），而在于强调其在中原地区拥有统治地位时间不会太长的历史真理。“胡虏”若想保持其民族独立性，则必无百年之运，几十年后军事优势一旦退化，其落后的文化水平必然无法维持对几千万乃至上亿中原人口的稳定统治；若想有百年之运，则必然要学习汉族，融入汉族，不断华夏化，最终只能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满清入主中原267年历史，就是后者的真实写照。皇太极给袁崇焕的信，就曾经清醒地指出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无一例外最终失去自我的命运，当真是雄才大略，穿越历史。可惜多尔衮还是不能忍住荣华富贵的欲望，入关，入主。三百年后，满汉已成一家。

因为此语境下胡虏入主中原主要来自北方、尤其是东北方向的草原游牧民族和森林渔猎民族，大致可以称为东北之王气。从“胡虏无百年之运”可以看出，东北的王气是一种另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森林渔猎和草原游牧永远无法从终极上战胜农耕。农耕毕竟是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生产方式。

西南无王者之相。在隋唐鼎革之际，王世充也曾经是一位风云人物，正是王世充集团击败了瓦岗寨李密，使其一手好牌一战而废，不得不黯然退出逐鹿天下的竞争者行列。而诡计多端的王世充不但未能修成正果，且被后世史家点评为“望之无人主之相”。本部分就以“相”为题谈谈“西南无王者之相”。之所以不用“气”而用“相”，说明西南是中国大陆四维中从“王气”角度潜力最弱的一方，都无需深入到分析“气”的内核层面，仅观其“相”即可知其无可奈何的运和命。

西南地区除了成都平原，基本地形都是高山大川，一沟一川，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无法形成文明需要的相对广阔空间。地势广阔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拥有类似高原黄土、大泽淤泥的地理条件发展早期农业，事实上直到商代后期才出现了真正的文明发展和早期国家形态出现。无论是史前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还是后来以蜀汉为起点，包括一系列张献忠大西国、吴三桂大周国等等西南方向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区的地方政权，基本偏安一隅，既国祚短促，又格局狭促，更兼统治者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均无所作为。即便如蜀汉诸葛亮以不世出的宰辅天才，呕心沥血，念兹在兹北伐中原，也只能做到三足鼎立，且实力最弱，灭国最早。

自古北伐难竟功。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北伐，除了朱元璋在元末民初的北伐成功之外，其他所有的北伐，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最早一次北伐，追根溯源自然又要落在良渚文明头上，蚩尤八肱八趾，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第一阶段击败了山东太皞少皞东夷族群迫使其订城下之盟，形成九黎东夷联盟。随后在与占据河东盐湖，地理方位更北方的华夏族群交手时，彻底失败。

最近一次北伐——国民党北伐也是半途而废，未竟全功。不但东北成立保安司令完全独立，最终只能靠政治手段通过易帜方式完成形式上的统一，而且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也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埋下了随后中原大战的伏笔。

在这一早一晚跨越近5000年的两次北伐之间，另也发生过多次北伐，诸葛亮蜀汉北伐，东晋桓温孝武帝刘裕北伐，南朝元嘉北伐，南宋北伐，南明北伐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失败或草草收场。唯一一次彻底成功的北伐是朱元璋元末明初的徐达常遇春北伐，完成了中国版图的完全统一，把元顺帝赶到大漠深处。其后朱棣趁热打铁，在捕鱼儿海完成了对蒙元犁庭扫穴，让蒙元彻底一蹶不振。

北伐难以竟全功，千百年来教训史家多有总结，原因众所周知。地形地势由北向南更为有利，北方族群生产生活方式接近军事化，南方向北用兵依靠水路粮食补给受限，等等。

四、“陕北有王气”之天时地利人和

华夏族在陕北崛起，兴盛1000年，从天时地利人和角度看，有十大决定性因素。

第一，从天时看：

1、湿润宜居的气候条件

在仰韶大暖期及其后数百年，陕北地区总体上温暖湿润，植被丰富，地表水丰沛，且水土流失不太严重，适合人类的生存。不象再往后4000年总体上以干冷为主，黄土伴随风沙，水土流失严重，生存环境恶劣。

2、适时引进的生业物种

随着西亚地区小麦、绵羊、黄牛、战马等新的生业食材物种经北亚草原大通道输入中国西北地区，陕北黄土高原优越的地形与新的食材物种结合，加上当地传统粟黍、水稻等食材品种，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起源阶段难得的综合食物体系。而且新输入的牛羊物种可以在陕北的深沟浅壑里吃草成长，无须与民争食——比之形成鲜明对比，平原地区的肉食来源猪部分食谱与人类相同，此一变化与进步给华夏先民释放出巨大的食物空间和生存潜力。

第二，从地利看：

3、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陕北陇东大河套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大的独立地理单元。今天仅延安、榆林、庆阳三市行政面积即达到11万平方公里。从BC3300年南佐遗址兴旺开始，到BC1800年石峁遗址被彻底放弃，在这1500年的繁衍生息中，陕北陇东大河套地区独立地理单元孕育了中国最大的人口基数。唯一能够与这个人口基数相抗衡的，就是环太湖平原。本体的36500平方公里，加上往西扩展到巢湖平原，原住民为凌家滩文化。向北扩展到后来的苏中平原，原住民为龙虬文化。这一地区周边被黄河河套、陇山山脉、阴山山脉环抱，形成独立地理单元。世居族群在长历史周期中很容易形成共同文化心理、价值观和强大向心力、凝聚力。

4、疆域广大的连续空间

广义的陕北陇东大河套黄土高原面积不下20万平方公里。其中今延安市37000平方公里，榆林市42920平方公里，庆阳市27119平方公里，鄂尔多斯市87000平方公里，再加上河套平原外侧属于包头市、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以及属于宁夏自治区的河套平原地带。如此广阔的宜居生存空间，而且中间没有大的人类无法同行或者极难通行的地形隔绝。甚至石峁最繁荣时期，禹夏在石峁的统治力量已经能够毫无障碍地让直线距离超过800公里、行进距离超过1000公里之外的广河齐家文化遗址成为它的玉器加工中心。

5、进攻退守的有利位势

坐拥同时代最大的人口基数，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原因，从来没有如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在部族竞争遭受毁灭性打击，反而在一次次历史变革中因为主观努力和客观利好而在生存竞争中人口占比越来越重，政治军事占据主导地位，最终成为东方大陆的主体族群，成为华夏族的核心力量。并持续融合周边东夷、苗蛮、西戎、北狄族群，繁衍生息成为华夏民族、中华民族。

6、避洪消灾的海拔高度

陕北高原平均海拔达1000米，属于中国境内三阶地形的第二阶。如此高海拔的人居地带，一方面，躲过了因天象异变而产生的300年大叠灾——在东部和东南部黄河下游和平原地带以洪水为害。另一方面，陕北高原相对高海拔，太阳紫外线照射相对强烈，湿气瘴气也远较东南南方平原和山谷地带为轻，减少了民众因为寄生虫、传染病带来的健康水平低下和死亡率高企。尽管其后对陕北高原人居环境冲击最大的干冷灾害到来，但是因为变干冷灾变是缓慢累加，并与中原地区遭受大叠灾有超过100年时间差，使得陕北居民有足够时间从容应对——大规模南迁到已经空心化并且已经宜居化了的中原乃至东南平原地带。

7、石器时代的优质土壤

黄土高原地区质地松软且营养丰富的土壤，是人类新石器时代晚期农耕文明特别适合的耕种土壤，能够与之媲美的只有印度河、尼罗河、古两河流域干热河谷下游的冲击淤泥，以及环太湖平原的湿地淤泥土壤。而且这一片黄土大塬的面积广阔得令人艳羡，全部面积达到60万平方公里。全世界同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农耕地区具备如此生存繁衍的疆域。

第三，从人和看：

8、庞大早发的人口基数

尽管陕北并非文明最早繁兴地带，但在松软黄土、多样食材、广域耕地多种利好条件加持下，早期华夏族在陕北地区迅速崛起，短短几百年即繁衍生息出相对于同时代庞大的人口基数。人类农耕文明时代，庞大的人口基数就是族群对抗各种自然灾害，获得可持续生存能力的绝对保证。在接下来300年大叠灾中不但未被淘汰消亡，反因其他族群遭灭顶之灾腾出地方，获得了少有竞争对手的广阔生存空间。

9、文明交流的唯一窗口

整个东亚大陆，东西南北四方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维，在文明起源的早期，只有西北一个方向与人类文明最活跃最先进的地区——环地中海文明圈直接联系。陕北地区则是这种直接联系最重要的桥头堡、中转站，也是经济贸易双边往来的唯一窗口，更是最早最大受益的华夏主体族群。其他七个方向，要么严重隔绝两不往来，要么以华夏文明输出为主，其他文明输入为辅。任何区域文明总是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获得进步的动力，封闭就意味着停滞、没落和衰亡。陕北族群于此得天独厚。

10、物竞天择的军事优势

陕北族群生活方式中包含了多样化的生业手段，且耕且牧且迁且战的生产生活方式组织化、体系化、争斗意识更强，相比纯粹的农耕文明自然经济，拥有天然的军事优势。无论是早先的涿鹿之战，还是后来的禹征三苗之战，早期陕北族群都表现出强劲的军事能力，其统帅黄帝和大禹也都显示了极其杰出的军事领袖气质。

一朝天象异变，整个地球经历300年大灾期，仰韶大暖期及其后数百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天时不复存在，地利与人和随之缩水、弱化，“陕北有王气”也就从1000年的大潮汹涌变为4000年的余波不断。最近10年，中国北方降雨量激增也惠及陕北高原，满眼一片葱茏，江山依旧如画，只是时代已经过了冷兵器主导，进入信息至上、数字引领、服务为王的时代。华夏族新一轮“王气”勃发，要在人本、智能与创新中不断寻找，持续激发。

（文明博大精深，笔者疏陋浅闻，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刘歆编. 山海经[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上海:三联书店,1999.

[3]中国人应知的国学常识大全集编委会.中国人应知的国学常识大全集[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4]Xue J, Wang W, Shao J, Dai X, Sun Z, Gardner Jacob D., Chen L,Guo X, Di N, Pei X, Wu X, Zhang G, Cui C, Cao P, Liu F, Dai Q,Feng X, Yang R, Ping W, Zhang L, He N and Fu Q. 2022. “Ancient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Frontiers in Genetics 13:909267. doi: 10.3389/fgene.2022.909267.

[5](汉)司马迁. 史记·六国年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J].文物,2017(06):50-59+1.

[7](汉)司马迁. 史记·秦始皇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8](南朝·梁)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元)张铉撰;田崇校点.至正金陵新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

[10]上海书店出版社.明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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