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3.4.5 司马光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5、司马光（公元1017—1086年）

  北宋的反动大官僚，儒家的主要代表，史学家。字君实。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陕西夏县[1]涑水乡人。曾任谏议大夫、宰相等职。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顽固派，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攻击王安石变法是“夺富民之利”，叫嚷“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2]，发誓不罢掉新法“死不瞑目”[3]。他三次写信给王安石，攻击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速，以致天下怨谤”[4]，要挟王安石取消新法，受到王安石的严正驳斥。他还上疏宋神宗，弹劾王安石，欲置王安石于死地，但没有得逞。他还大肆诋毁秦始皇“燔诗书，屠术士”，“灭先圣之道”，目的也是借此攻击王安石的革新。公元一〇八五年，宋神宗逝世，在曹太后、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及其同党上台，猖狂进行反攻倒算，全盘否定王安石新法，恢复旧法，并陷害王安石和变法派主要人物。

  他主张礼治，承袭和发挥了董仲舒制定的封建反动纲纪。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5]他认为仁义道德礼都是“天性自然，不可增损”。他根据董仲舒反动的性三品说，虚构了一个天生的人性等级，又虚构了体现人性等级的贵贱等级，并说：“两一以治万，少至制众，其惟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具成矣。”[6]他认为封建纲纪、等级制度是永恒不变的，是万万不能破坏的。他胡说“贵、贱，贫、富，天之分也”[7]，是不能改变的。他叫嚷“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8]，“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9]，完全掩盖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对农民革命的“均贫富”主张进行反扑。

  他以孔丘的“三畏”作为反对变法和实行复辟倒退路线的思想武器。他鼓吹“畏天命”，胡说“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10]“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11]谁敢违抗天命，就“必得天刑”[12]。他认为“畏大人”即畏祖宗旧法，叫嚷“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公开宣扬“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他用“吾爱董仲舒，圣言饱充腹”来宣扬“畏圣人之言”，并且学着董仲舒的腔调说：“天地不异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13]一切不变，自然治世的法也不应该变。可见，他是死抱着孔孟之道不放的顽固派。

  他反对抵抗外族侵略，主张卖国求和。他任宰相时，指示同党吕公著说：“边计以和戎为便”[14]，把“和戎”作为根本方针。他对外敌怕得要死，坚决反对出兵御敌，胡说“军旅之事，民之生死，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而不得其宜，则民贱而国危。”他主张给抵抗外族侵略的边将定罪。他这种卖国求和的政策，受到敌人的欢迎，对西夏契丹的侵略，起了内应的反动作用。

  教员曾经指出：“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15]司马光倒行逆施，嚣张一时，但上台不到一年就死掉了。不久，他的旧政也被否定，他的同党也被赶下台。

  他的著作，除由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以外。还有《迂书》、《潜虚》、《易说》等三十多种，汇集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注：

[1] 今属山西。

[2] 《奏弹王安石表》。

[3] 《宋史·司马光传》。

[4] 《与王介甫书》。

[5] 《资治通鉴》卷一。

[6] 《迂书》。

[7] 《迂书》。

[8] 《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9] 《宋史·司马光传》。

[10] 《迂书》。

[11] 《迂书》。

[12] 《迂书》。

[13] 《迂书》。

[14] 《宋史·司马光传》。

[15]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