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原理·卷一·第二章 理论基础（上）》

第二章  理论基础

 

第一节  社会学原理的理论基础

本章重点梳理社会学原理的理论基础。虽然前章已经对社会学基础原理进行过自然学逻辑上的简要论证，但为了方便后续社会学理论系统的具体建构，本章将对此项社会学原理成立的理论基础，以及人类社会文明化现象的自然学和哲学发生基础，予以进一步澄清。

社会学原理成立的基础是什么？如前所述，人类文明社会的纷繁面貌来自人文基态的程序性重演。既然是程序性重演，那么“程序性”的整个重演过程，在表达上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具体是通过哪些可经验的前提来保证的呢？如上章所述，化合反应的确定性，由物理学的电磁力来保证；生物有机体代谢循环机能的实现，由一系列发生在生物机体内部的无机化学反应和有机化学反应来保证。我们必须知道，任何研究对象及其针对性学科得以存在和成立的根据，并非由其自身所施予，而是由其前体组分所构成，并由其前体学科在深层上起着决定作用。是故，我们必须面对如此一番自然物态结构层层演进的经验实证图景和科学理性逻辑理理相依的现代学术图景。是故，在此可以明确，人类社会及社会学得以成立的保证，并非来源于人类社会自身，亦非来自社会学者缺乏自然学修养的武断构想。接下来，我们即要探寻保障社会学原理——人文基态程序性重演原理，得以发生作用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人类文明化社会的双层结构要素，一者是作为生物社会延伸的“社会”织体，一者是作为“社会”织体组分，受遗传基因生理学和心理学双重规定的个体。是故，与社会学直接相关的前体学科，在此可以明确为社会生物学，以及专门研究人类生理结构和精神结构的生理学与心理学。

并且，由于“社会”，就个体层面以纯粹精神现象的无意识默认和有意识肯承的“社会化联结”的虚拟质态的样式存在，人类先天倾向社会化和作为社会化联结，以及文明化行为能力生发奇点的先天精神结构，当属社会学在拷问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加以审慎对待的重中之重。

专门讨论人的先天遗传质性——包括对人的先天生理结构、先天精神结构及人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内在统一适配性的综合性学科，姑且称之为“人性学”——注意与将生理、心理、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一锅乱炖，并自诩为“研究人的学问”的人类学相区别。所谓“人性”，在此可视为在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心理学意义上，对人所先天秉受的、可遗传的先天生理、心理质性的总称。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讨论“人性”，读者必须超脱日常语境中，以“善”、“恶”之类的传统描述性和价值倾向性概念讨论人性的惯习——以“善”、“恶”此种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别的方式理解人性，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基本已经沦为前科学的流俗之见。

那么，人类个体极为宜于社群组织建构和后天文化行为能力生发的先天生理心理质素，来源于何处呢？当然来源于以亿万年计的生物社群和生物自体演化的过程，以及来源于以百万年计的灵长目人科动物社群和现代智人的演化过程。正式以现代科学研究的方式揭示生物社会自然发生、发展、并向着人类社会分化性递演大致历程的现代生物学次级学科，即为由美国昆虫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于二十世纪所创立的社会生物学——以1975年，威尔逊所著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在美的发表为标志。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探讨了如下重要论题：从初级生物社会到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生物社群，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大致经历过哪些典型的社群组织样态？生物个体的集群化求存策略，在社群层面是如何表达的？生物社会具备哪些由生物遗传学所保证的、发生于生物个体水平上的先天社会组织机制？并且，《社会生物学》开创性的对“人类文明化社会发端于自然生物社会”这一沟通社会学与生物学内在逻辑关联的论题，进行了经验层面周密而详尽的科学论证。书中内容所涉之驳杂、举证之繁密，论证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并在当时接连震动生物学界、社会学界和哲学界、思想界，引出一系列围绕人类社会起源问题的争论。目前，人类文明化社会发端于自然生物社会，人类文化的演化受人的遗传生理心理质素的限定，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再无可堪侧目的异议。

社会生物学和人性学这两门综合性的现代科学，为作为现代科学的社会学的建立，提供了最坚实的洽合性逻辑基础和实证性经验基础。

社会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从何而来，个体为何能够组织为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这是在建立社会学理论之初，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一门社会学不能回答这两项关乎自身存在合法性的首要问题。那只能说这门社会学仍不成熟，尚处在蒙昧于自身合法性的幼稚阶段。我为何要重新建立社会学理论？就是因为此前的所有社会学理论都不成熟，而且有意无意的忽视自身在自然学上的存在根由。为何？因为此前所有貌似成体系的社会学理论，如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先驱型社会学家，在建立其社会学理论，或提出与社会学相关的论题的时候，可堪为社会学前体学科的现代生理学、现代心理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现代自然学科，尚未充分发育——这只能遗憾的称之为“历史的局限”。

我们不得不怀着钦敬而又遗憾的心情，将既往的社会学理论，划归到“社会学史”的行列，并将既往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划归史学研究的范围。我们既要正视既往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又要以综合调动现代学术各学科所累积的智力储备，以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化”为己任，为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化生存境况和探究人类以社会化方式维护自身的存续，探索一条具有逻辑确定性和实践可行性的通途。

如前所述，作为社会学理论生发基础的“人文基态”，意指如下双层面的文明化基础样态：一是作为文明化社群成员的个体；一是作为文明化社群整体的社会。因此，社会学原理在经验层面的两项基础，一者为人性学基础，另一者为社会生物学基础。除此之外，还需追加一项能够保障社会学理论遵循存在统一性原理，合乎自然存在的普遍理性，从而可以在逻辑上对其进行全称推理论证的哲学基础——即整个社会学理论系统的建立，不但要有科学的基础，还要有哲学的基础。哲学的基础是什么？例如，将“奥卡姆剃刀”推之于全体存在，将得到称之为“衍存经济原则”，又称之为“存在的剃刀”的哲学律令。“存在的剃刀”既然宰制着一切存在物，当然也宰制着人类社会。如此一来，“存在的剃刀”即为一项规范人文社会基本经验形态和社会学基本理论形态的哲学律令，是谓社会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此仅略作提及，后文另做详述。

下面，即将分别从作为自然学的人性学和社会生物学以及哲学两方面，重点澄清社会学理论的前体学科，为社会学理论建立所做的准备。

 

第二节  社会学理论的人性学基础

本节，我们将率先考察第一项支持社会学理论中，后天文明化行为在个体水平生发的自然学基础——人性学基础。

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人类社会”这样的口语化表述方式，但这样指称我们所存身的社会，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应该称之为“人类文明化社会”。在人类社会系统性文明发生之前，必有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人类文明化社会作为自然演化的后衍性派生产物，必有一项自然生发的根基，这项根基就是人的本性——即人先天所秉受的、自身所固有的生理心理行为能力——即“本能”。人类个体趋向文明化的“本能”，既以神经生理学上作为简单条件反射的“本能”为基础，又有着在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各自学科内涵上的区别。

什么是文化呢？在此，借由生物学上视文化为“生物的后天适应性行为”此一定义，不妨给文化以如下社会学定义：

所谓文化，即人在社会化依存情景下，调动自身生物性本能以驯服自身生物性本能，使先天社会化行为方式发生适应性畸变，所得的后天社会化行为方式及相关行为策略。

社会学上，将文化定义为“适应性行为”，将面临“个体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在经验层面发生冲突的刁难。即在特殊情境下，对个体而言的“适应性行为”，反而将形成对社会的戕害——如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诸般越轨行为。甚至在极端情境下，社会层面的“适应性行为”，势要以牺牲个体的生存为代价。因此就造成了文化发生的如下两重向路：一重是指向社群存续的社会文化向路，一重是指向个体自身存续的个人文化向路——分别作为生物在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体化求存策略和集群化求存策略，在社会文化学层面的延伸。此两种文化行为路向，虽然造成种种个体与社会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幸的渊薮，甚至从根本上限制着人类社群形态的发育。然而深层上均统一于生物种群呈递基因、保持物种不灭的生物学天命——正是个体与社群后天文化行为的内在统一“适应性”与“适配性”之所在。关于“适应性”在社会学研究上所可能引发表象逻辑冲突与困难，在此仅略作提及。

超出人的本性之外，在经验和逻辑上再也找不到其他能够有力揭示文化发生源头。如前章所述，随着物态结构的演化，越往后递演，物态结构的自由行为空间越趋于扩大化。这在生物学上就表现为，越晚近出现的、越高等的生物，其行为能力越强。而高等生物的行为能力包含很多方面，例如，学习、记忆、运动、情感交流、多要素感知环境等。但是，生物的诸多行为能力中，哪些可以称之为文化行为呢？“文化”与“本能”的界限又何在呢？

根据定义，只有在人的自由行为空间的尺度内，经由先天本能的内部相互“对抗”——或称之为相互“驯服”，所获得的后天适应性行为，才叫做文化。例如，动物面对未知，有逃避畏惧的本性，也有好奇探索的本性。如果逃避畏惧的本性能为好奇探索的本性所克服，就会使得动物对未知有所知，进而形成对未知事物的认知。如果能将这份认知推进为确定性的知识，作为生活经验或一项智力储备，予以社群内的传播和呈递。那么，在个体或社群面临与之相关的危难时，对未知事物的知识及相关智力储备，将极大概率的提高个体与社群的生存率，从而极大提高该物种的生存适应度。并且，此种探求新知的文明化本能，也将使主导好奇探索本性压倒逃避畏惧本性的基因，获得遗传上的优势。

自私与贪婪是动物的本性。如某个体的自私与贪婪能够被亲爱、友爱、同情的情感所克服，并将此类对同种亲缘、地缘个体发自天性的关怀推至对超亲缘、地缘个体的同情、慈悲乃至博爱，从而一定程度上满足群内其他个体根性上的自私与贪婪，起到维护其他个体生存的效力。那么，此种高尚、博大的行为，将得到社群内个体普遍的认同与赞赏，谓之“良善”，谓之“神圣”。给予施行此高尚行为的个体以社会性褒扬，导致该个体在社群内部能形成独特的社交优势。甚至，特定情境下，此种社交优势还将赋予特定个体承担组织管理的社群职能。使得该社群能够在受到内部社群矛盾和外部自然及同类社群的压迫时，能够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与生命力，从而积极应对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挑战——从此处便可一窥以社会为导向的价值文化所天赋的结构效能。

但是，我们也知道，各类情绪、情感在个体水平的发生上不具有稳定性，是个体在面对特定情境下概率性、随机性偶发的先天应激程式。不同个体在面对同种或相似情境时，诸个体的应激性反应行为也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而且人生来在未经教化的前文化、前文明境况下，超亲缘、地缘的行为能力几乎为零。相对稳定的自然依存境况，短暂的天然平均寿命，缺乏前代文化成果的积累等一系列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猿人、智人的后天文化发育举步维艰。原始社会阶段，智人个体终其一生及原始部落盛衰始终，大多情况下均受动物先天行为方式和生物社会的稳定组织行为模式所支配——这就是现代智人自出现伊始，至今已有三十万年，而真正迈入文明的门槛还不到一万年，绝大部分时间智人社群停滞于原始社会状态的根本原因——而三十万年前的智人祖先，和三十万年后在现代文明的沐浴下，一路高歌猛进的我们，属于同种生物，先天遗传质素几无差别。

在个体的天然好奇心未获得充分培育和伸展的时候，基本处于畏惧未知、固守无知的愚陋状态。而且，个体指向利他的同情心和指向利己的贪婪，在面对超亲缘关系的境况下，贪婪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高发性。指向利己和倾向亲缘关系的贪婪——贪婪在极端境况下甚至能压倒天然的血亲之情，指向绝对的自私自利——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亦是居于更处于无意识本能情感和情绪反应的基底层。但是，指向超亲缘个体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呢？在天然状态下，个体即使在给养充足、生命安全的境况下，也仅是一类低频偶发性的特殊情感和情绪。是故，人类个体天然状态下的情感状态、情绪反应及由情感、情绪所促动的行为导向，天然偏于自私和贪婪。

自私和贪婪在前文化、前文明的亲缘氏族部落中，尚可经由天然的血亲手足之情加以抑制和平衡，从而不会对亲缘社群的维系造成破坏性的损伤。然而，一旦社群规模趋于膨胀，社群联结的方式在形式上试图突破天然血亲联结的限制，迈向超亲缘的陌生人社会。指向维护个体及维护亲缘族群的贪婪与自私，由于缺乏人性中的先天制衡机制，社群内部的超亲缘联结即有为偏私性的亲缘联结造成分离性崩坏的危险——而亲缘社会中，维护亲缘联结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根本不会面临“偏私”这一超亲缘社会中，对维护亲缘联结此一不正当行为导向的指斥。这就是先天生物亲缘社会，在迈向后天文明化超亲缘社群时，难以逾越的鸿沟。

自然生物社会中虽然也存在超亲缘联结的现象，如蚁群中雄蚁在生育力发育成熟后，会主动离群同其他种群的雌蚁达成后天超血缘的联结。然而此类超亲缘联结所组成的新的生物种群，亦大多以实现本能上两性结合的生殖目的为强力驱动，从而实现对个体先天偏向亲缘联结此一分离倾向的制衡。即天然生物社群形态的稳定延续，一定奠基于抑制和平衡生物个体先天偏私于亲缘联结的适应性先天机制。并且，出于求偶目的甚或求营养供给、寻求安全庇护等其他驱力，所达成的生物社会原生性后天联结驱力，现已为人类社会忠实的继承，且固化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种类。

如果人性不能克服自身本能中所潜含的破坏后天超亲缘社会联结的本性，社会中的个体——特别是社群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任凭自私、偏私、狭隘的本性漫溢横流，没有公正，没有公平可言，也没有全体社会成员对作为“最大公约数”的行为价值导向的先天心理认同，那么，人类文明化进程中，大规模，乃至超大规模社群的超血缘稳定联结，将难以实现，而人类社会的形态发育，将始终停滞于先天亲缘氏族部落的水准。

那么，作为我们日常经验的现代文明，是如何一步步利用人性本能中内含的先天超亲缘社群联结驱力，克服本能中内含的先天超亲缘社群联结破坏力，从而使人类社会能够大步跨越超亲缘联结的天堑的呢？这就需要人类依于本性、调动本性，从而实现内部精神结构的对抗——并保证先天超亲缘社群联结驱力在此番人性的角逐中，能够赢得胜利。不但要赢得胜利，还要保证这场发生在个体精神结构层面的低频性偶发战果，力图能够稳定且高频的推之于社会全体成员——由此引申出后天文明化成果的基本效用。文明化在人性学的基础上，就是这样一点点初步生的。而且，此种能够为我们稳定持续调动，用以建构超亲缘社群的社会化本性，是如此强大。足以颉颃乃至完胜它的宿敌——人性中先发的反超亲缘社会结构倾向的天然本性，一种使得个体间的超亲缘联结无法达成，即使达成也不能持久反社会化本能。

然而，它的宿命终将如它偏向捍卫血亲本性的前辈那般，在人类社会一步步从超血缘的地缘社会，一步步走向超地缘的文化共同体，乃至超文化的全球共同体的道路上，如同打倒暴君的勇士，在建立起自身的统治秩序后，又要成为要被打倒的暴君。

老旧的社会化本能——既有社会组织驱力，在新的社会结构组织情境下，由于社会形态趋向高级化、规模化的单向度发育规程，从而引发对新社会组织结构驱力的诉求。这份诉求便造成老旧的社会化组织驱力相对势位的跌落，使得老旧的社会组织驱力以反社会化本能的面目示人。尽管它很强大，但它却是新生的文明化组织驱力所排斥、打压和利用性整合的前体文化力量。由人性中不同先天本能质素所支持的重重后天文化行为，秩序井然，又层次分明，从根本上奠定了人类社会文明化精神的内生性层垒结构。人文精神的层垒性结构落实在社会历史的经验表象中，所造成的麻烦困局，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组织驱力逐次迭代的相关论题，后文将另有专章详述，此处暂点明其与自然学相接续的逻辑生发点。

为何要鼓励和传扬人文精神？概因人文精神利于加强社会内部个体间的联结，利于建立超血缘社会，并巩固超血缘社会的稳定。生物亲缘社会的稳定性由生物本能中处于先发优势地位的血亲情感所保障。而超血缘社会作为人类巧妙运用后天文化，调动自身利于超血缘社会建构的相关人性学要素，技巧性驯服先天本性的产物，维系的成本和代价极为高昂。亦因此，总是处在动荡与崩溃的边缘，始终面临一不留神即有文明崩溃、文化倒退、社会解体的风险。为何我们一直高呼，爱——此处所说的“爱”，并非血亲男女之爱，而是面向同种个体的博爱，是救治社会的良药？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就是社会文化获致顺畅自然延展的人性学的基础。

在此，通过对社会文化得以顺畅延展的人性学基础的探寻，我们找到了人类文明化——或者说人类文化产生，更有说服力的人性学内在简明机制：以人性遏制人性，用本能驯服本能。虽然此番后天“遏制”与“驯服”的征途，绝非坦荡的通途，反而在面向人性中面向原始亲缘的始基样态的不断程序性重演中屡屡失败，然而，作为一项适存质素，特定的自然社会情境下，总会受哲学上存在者“唯求存在”的根本规定，人类求存的本性注定压倒一切偏私的本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凭借平辈和代际间的传播与传承发扬广大。

虽然，文明化作为后天智质变塑行为，具有先天体质变塑行为无法比拟的优势——智质变异形成新文化，用时短，成本低，种类多，较灵活；体质变异形成新物种，用时长，代价重，种类少，较迟缓。然而，我们依然要正视个体实现文明化的代价，及其道路的艰难。

关于个体文明化进程中的艰难，暂略举如下几项：

首先，文明化行为方式，作为后天养成的行为方式，必然要消耗个体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进行对相关文化行为的模仿、学习和训练，从而导致个体用于诸如工作生产、建筑维护、采集情报、求偶婚配、休息娱乐、亲子互动等一系列适存行为的时间和精力支出，出现相当程度的缩减。

其次，文明化作为一项以调动人性中如勇敢、好奇、同情、关怀、勤勉等部分驱动社会化倾向质素，用以对抗人性中畏惧、固执、自私、冷漠、懒惰等部分压抑社会化倾向质素的持续性行为，主体在文明化的过程中，既能享受天性中部分质素自由伸展的愉悦与智能提升、能力增长的充盈，又要饱尝天性中部分质素受到压抑、扭曲的痛苦和违背本性、身心怠惰的疲倦。

再次，文明化行为作为后天获得的行为能力，既可以经由后天长期的艰苦努力获得，亦可以在长期的纵情恣欲中消却。一但面临极端情境，个体的行为取向仍难于自抑的交付给低级行为方式，并受深层求存策略的支配。日常状态下，文化常以驯服欲望和节制激情的驭马者的面目示人。可是驭马者在马匹受惊的时候，亦要迫不得已的被马匹牵拉着，在颠簸的生死间野蛮冲撞。后发的较高级文明化组织驱力，战战兢兢的以先发的较低级文明化组织驱力为织构自身的唯一材料。同时，先发的较低级文明化组织驱力又会随时发难，显露出后发的较高级文明化组织驱力难以制衡与消受的野蛮。是故，个体的文明化进度随时都有退转的可能——这也连带着由文明化的个体所织构的文明化社群，亦呈现时时出文化倒退、社群崩溃、命悬一线的危局。

第四，个体对文明化行为的容量，具有受个体天然寿命、文明化适配度和社会文明化进程三重限定，且从根本上不可克服的天然上限。当然，个别的个体仍可最大程度的采用系统化、集约化的文明化策略，提高个体自身文化的天然容受上限。

就个体实现自身文明化的实践经验层面而言，人性中越居于精神结构底层的本能，越难于驯服和制衡。任何缺乏技巧性的，针对于人性中反社会化质素的对抗，必然失败——无论这份违背人类本能的动机何等高尚。这是血淋淋的现实，也是不可违背的演化心理学定则。人类的灵魂无论自诩何等神圣，终究只是演化心理学的根本逻辑在智人身上的继续贯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而谦逊的自知。因此，在社群组织层面展开实践的时候，就要讲求针对于人性中反社会化质素的技巧性利用。

例如，设若某人凭借战争中的勇敢与睿智，获得大家一致的钦敬与爱戴，而且行事极为仁爱，颇具公心，因此受众人推举而成为部落的首领。可当相邻部落遭遇了饥荒，而本部落又物阜民丰的时候，此人如果号召本部落的成员每人无条件奉献出各自的部分口粮，用于救济相邻部落，一定会招致众人的反对。为什么？因为此人虽然有对待邻人患难与共、不计利害的高尚情操，可是这份与邻人患难与共、不计利害的高尚情操，并没能获得部落中绝大多数成员心理和行为上亲疏有别、斤斤计较的本性的一致认同。但是，如果该首领能够事先同邻部落形成一致对外的攻守同盟，签订灾荒之年相互借贷、共渡难关的契约，并同部落成员申明其中的利害——特别要重点强调此次援助友邻的行为，会为本部落带来更长远的收益。例如，本部落会提高相对周围部落的威信，本部落成员会获得周围部落的信任与敬重，有助本部落适龄青年求偶其他部落的异性，还有助于向其他部落展示本部落的实力和胸怀，从而降低本部落受到其他部落挑衅、直面战争的风险，灾荒之年也便于向其他部落寻求偿还性救济……总而言之，一定要让本部落成员感受到，此时救助相邻部落会给带来切实的好处。充分利用部落成员固有的亲疏有别、斤斤计较的本性，反而容易获得绝大部分部落成员的支持。

在社群组织层面，这样一个巧妙调动社群成员反社会化天性，从而达成社会化实效的过程，就是超血缘社会组织建构的过程，也是社会文明在宏观层面的发生过程。电影《哈利·波特》中有一句台词，叫“用魔法打败魔法”。人类文明在人性学层面上的发生亦是如此，即是“用本能驯服本能”。

自然中精神结构的漫长演历，是人性萌生的根由；人性中缤纷的轻灵与沉浊，是文明乍现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