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文、曼达林、老爷话和普通话

文/张广天 因汉字形声字的表音功能而大书特书其“进步”的论调，基本上还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把书写从象形到字母看作正途。实在地讲，文字的表音功能很不牢固，没有一点一划是用来表音的。音之于字，乃是强迫的；强迫之后，难以维系，便不断强迫，渐成习惯。这样的习惯，受地域差异和朝政动荡以及人文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至于表音很不稳定，音义之间的隔绝越来越大。通行普通话之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传播时代，一方面情况好转，另一方面陷入更复杂尴尬的境地。比如QQ谈话，很多村镇青年几乎不写文字了，直接发明一套记录方言的拼音，在圈子里流传，久而久之，一个字对他们的意义，也就只剩形义了，读什么反而无所谓，我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或者形义之间的联系也越发疏松不定，先往这个空形中装点什么，再去理解这个字形。 字形有义无声，数书有音无义。前者的声是规定的，后者的义是规定的。音义的分裂现象，造就了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音形的分离，如果不考虑中国各民族语言交流的方便性，倒也无甚大碍，也不必产生什么痛苦的哲学做喟叹唏嘘状。反正历史和区域的文书交流，已经证明利大于弊。方言不消除，人为地统一语音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项成本很大，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说上面的现象，不是想讨论音形联接的改革问题，而是想着重引出表意文字形义关系的核心地位。

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文字研究的另类学派，被叫做“右文”派。仅从字面上看，右文学是研究字右部分的学说。但实际上，它真正的研究对象，是文字的声符。声符大部分在右，有时候也在上在下。比方说，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举出：“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他的意思是，那个在上的相同的声符，亦有表意的作用。后人受这个杨泉的启示，在文字的实际应用中不断发现声符不仅表音，很多也用来表意。这就丰富了许慎的观点，或者说更细化了许慎的分类。后世学者，尤其当今学者如王力一派，直以为右文说冲撞了许慎的正统字学，其真心并不发自维护正统，恰乃受到了西学表音胜于表意的抽象论侵蚀。一厢情愿地希望汉字主体为表音，越来越表音，简化向表音偏移。似乎许慎就已经统计出形声字占百分之九十。其实，许慎只归结出形声一类，并未做出字数统计。真实的情况是，作为形声的会意字，占到文字的百分之九十。

到了宋代，出了个王圣美。他的著作《字解》二十卷并未流传下来。只见《梦溪笔谈》中有描述记载。其卷十四中说：“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其类在左，是形声字中的义符；其义在右，是形声字中兼带表意的声符。这就是右文说的主要观点。更进一步阐发之，并非右文如是，而是很多表音的字部都有表意的作用。造字之初，不会随便拿一个独体字或一个笔画来表音，多数情况下会考虑其用意。意义乃文字的中心！

从造字的进程来看，先是会意，会意不尽完善，于是考虑会意兼声。不会兼声失义，只粗略从类。也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如沦、轮、伦、论、纶，取“仑”音，亦依“仑”有条理次序的意思。于是，沦为涟漪，伦为人伦，论为语类，纶为丝巾。木偏旁最说明问题，若形声只从类表意，右文皆注音，那么我们怎么区分椅、橘、棍、杖、柱、桃、杨的不同呢？

按王圣美的观点，那个表音的声符，甚至比从类的义符承担更多更细致的功能。即部首从类义，声符从子义。如“樱”，左边从木类，右边“婴”声，还有“婴”义。婴，为女人颈项上的装缀，玲珑瑰丽。那么，这个木类的结出玲珑果实的树，就是樱树。红的、黄的樱桃，的确很像黄玉赤珠，剔透和暖。一个属类义符，一个具体义符，兼带注音，就是一个完备的字。又“酒”字，《说文》解：“从水从酉，酉亦声。”事实上，许慎也早就注意到声符亦表意的现象。从水为大类，水装在右边的坛子里。酉是一个酒坛子，“八月黍成，可为酎酒。”另外，有一点亦须关注。即古人借符注音，不全对应，有的相近，有的类似，有的甚至相差甚远。这个酉的读音，与酒便有差别，只是韵同，声母却不一样。借韵表音而已。故对于声符，真的不可以太认真，只可作读音的参考而已。

右文说的研究成果，明确了文字义大于音的本质，也提供给我们一些汉语语音依附于字义的史料信息。因为义的相对固定，语音才渐有标准，才可能在众多方言中求同存异地诞生曼达林（Mandarin）这样的官话。官话，也即古代所谓“雅言”，一种便于文言或者依文言而有所变通的在朝廷和庙堂上传播的口音，经由隋唐切韵、唐韵，到元代中原音韵，又明代洪武音韵，至清代文读、白读，逐步演变为现在这个样子。欧洲人还称之为Loutea，或者Louthia，意思是老爷说的话。这个，就是后来国语和普通话的基础。由此可见，如果丧失了文字，这样的老爷话是很难有生活的语言基础的。而如果文字一直被使用，那么老爷话变做普通话，也实在就有了在广袤的方言阻隔的国家中交流的方便。我这里回溯普通话的历史，着重想要突出同文而同音的观点。中国语文，是文在前，语在后，文字决定语言。通行统一的简化字决定着普通话的使用，其他方言又受文字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而嬗变。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交流越频繁，影响也越大，将来或者方言会消亡。

王圣美之后又有一个王观国，著《学林》十卷。他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右文。书中说：“盧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目则为矑，加黑则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他提出“字母”，即为当今西语界时髦的“义素”研究。西人从音探义素，觅踪寻迹，类比穿凿，横出斜进，几近殚精竭虑，终究所获颇微。而造字伊始，从字母起，孳乳万象，层出不穷。可见，文字中，确实存在意义的最小单位。以义素为缘起，借六书七书之为用，文字成矣！

右文之说，未必尽然。但右文的字学研究，揭示出，会意是造字的核心。无论象形指事，抑或形声转注假借简化，都为了会意，会意才能表意，表意才是造字的目的。

（选自《手珠记》第三卷“字主义”  张广天 著 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