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先生从艺历史（二十二）
（上一章因为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发不出来，谁要想看私信我，我给发过去截图，发不出来谁都别怪，真的，我清楚内因外果，不为难他们）
四十七，北昆建院时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六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工作组，举行了一次昆曲艺术座谈会，研究讨论北方昆曲剧院的建院问题。会上，郑振铎、俞平伯、黄芝岗、马彦祥、吴晓铃、罗常培等领导和专家们都发了言。北昆剧院筹备组的韩世昌、金紫光、白云生、侯永奎等也都应邀出席讨论，我当时还在总政文工团舞蹈队工作，也被约去参加了座谈。
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筹备，六月二十二日北昆剧院正式宣告成立了。建院典礼是在中央文化部的大礼堂里举行的（东城区朝阳门路北，今外交部办公楼）。陈毅副总理代表国务院讲了话，他除表示祝贺外还提出一些希望和要求。文化部的沈雁冰部长、中宣部的周扬副部长、全国剧协的田汉主席、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俞平伯社长都出席并讲了话，梅兰芳先生也在会上讲了话。文化部当场宣布：韩世昌为北昆剧院院长，金紫光为副院长。北昆成立不久，我也正式由总政文工团调来，临来之前，金紫光同志告诉我，调来后三十多元的军龄补贴可就得取消了，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笑着回答：只要是归了本行，别说是三十多元的军龄补贴，就是给我连降三级我也毫无怨言。说得大伙都乐了。
庆祝建院公演是在护国寺大街人民剧场举行的，以后又转到赵登禹路全国政协礼堂。在政协礼堂头一天的戏码是：马祥麟主演《昭君出塞》，侯永奎主演《林冲夜奔》，梅兰芳、韩世昌合演《游园惊梦》，中间有我的一出《钟馗嫁妹》。
我们唱花脸的演员，因为勒眉勾脸比较费时间，所以一般总得提前化妆。那天，我正在化妆桌前调油彩准备勾脸帽儿戏也还没有开锣，后台正乱哄哄还未安静下来，忽听有人喊：“侯老先生……”，我扭头一看，嗬！是梅兰芳先生来了，他边喊边朝我走来，身后跟着韩世昌、金紫光、白云生等人。梅先生挺远就把手伸出来与我相握，我正调了两手的油彩，只好歉意地摊开双臂请他坐下。梅先生笑容可掬，坐到我的化妆桌前说：一九五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钟馗嫁妹》时，他非常高兴地看过了我的演出。还说我是老当益、德艺双馨的曲坛前辈等等。接着又说，今天他与世昌合演《游园惊梦》，是大轴戏曲没法看我的《嫁妹》了。我请梅先生多提些宝贵意见，并感谢他参加北昆建院演出。梅先生说：“我也是昆曲开的蒙，又是昆曲爱好者，如今参加北昆建院演出时分内事。”最后还风趣地说：“昆曲是京剧的乳娘，京剧演员参加昆曲建院演出，如同是给母亲祝寿，理所当然。”说得大伙儿都笑了。
《嫁妹》唱完我正卸装，金紫光同志来后台通知说卸完装都不要走，等散戏后有中央首长来看望大家。我这人我这人说来也粗心，台上只顾唱戏，观众位子上坐的有谁，有时是不大注意去看的，我不愿意走这份心是怕形象演出质量。今天说是有中央首长来看望大家，这中央首长究竟是谁呢？正纳闷的时候前台响起了谢幕的掌。金紫光照顾我们全部都去前台谢幕，大幕开合数次，观众掌声依旧不断，就在这时，舞台左侧走来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首长，啊！是周总理来了。总理爽朗地微笑着鼓掌向我们走来，并主动和大家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接着又和我们一块照了相。照完相大家请总理提意见，就在这时，他似乎发现台上属我年岁最大，便问身边的金紫光：刚才唱《嫁妹》的是这位老同志吧？此时我已经洗完脸换了装，一般是不大容易辨认出的。紫光同志回答了总理的问话后，总理再次伸出热情的手无我相握，并问我多大年岁了，当我说是六十四岁时，总理露出了赞佩的神色，说我比他还大五岁，身体这么结实，并嘱咐我要带好徒弟，发扬识途之长，多培养昆曲艺术接班人……
这是我一次最难忘的演出，事隔数十年仍记忆犹新，而且历历在目。从那以后，总理日理万机之余也还多次看过我们北昆剧院的演出，并对一些剧目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这次北昆全体演员与周总理的合影，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一张。我一直很珍惜地保存着它，谁料十年浩劫中，这也成了“罪证”，不得不忍痛销毁。虽然销毁了这张照片，但这次难忘的记忆却一直不能从我心中消失。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请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帮助查找到底版，终于又重印了一张，使我心情稍得欣慰。
四十八，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
一九六〇年四月下旬，北昆剧院党委通知我，说是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请我去天安门看台参加观礼。这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我知道，打从建国以来，能登上天安门看台观礼的人，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外，，就是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另外就是一些中外著名人士。自己只是一名极普通的昆曲演员，对党对人民何功之有？竟也被邀去参加观礼？想来想去觉得受之有愧，最后意识到了这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并不只是给予我的个人荣誉。继而我又联想到与此有关的很多事例：像北昆濒于绝响到恢复艺术生命、再建立起北昆剧院，艺人们由贫困交加任人欺凌到政治上翻身、生活上富有，剧目数量由寥寥无几到丰富多彩，艺术质量由低劣粗俗到精华绚丽等等，哪一样不是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呢？想来想去，心里非常不安，四月三十日夜晚，我几乎是激动得整宵未眠。
五月一日挺早我就起来，换好了衣服在家等候。七点多钟，车子把我接到了天安门后面的观礼代表休息处。九时左右，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毛泽 东主席、刘 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六十多岁的人了，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流下了热泪，这是我一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这以后，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看台观礼都有我的名额。每年春节前和春节期间人民大会堂的活动，也都有我的请柬，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 大 革 命开始，游行庆祝和春节联欢活动中止，我参加这些场合的机会才算结束。
五一节上午十时，首都各界组成的百万人游行大军，缓缓通过天安门广。我站在观礼台上，眼望着身穿节日盛装、面带喜悦表情的欢快人流，望着那旗林花海、五彩缤纷的浩瀚广场，不由又想起了解放前，想到旧制度下千百年来戏曲艺人，世世代代遭人轻蔑，受人鄙视的不合理状况。那年月，我们的职业被人称作“戏子”。我们的人格被列入“低等”，连我们的住地也被人称作“下处”，甚至后辈儿孙，都不能和人一样，被排在社会的下九流之内。如今，新社会人人平等，我竟然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这对一个在旧中国饱经沧桑的戏曲演员来说心情该是何等地不能平静呢？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党的恩情报不尽。（我相信老人这话的确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套话，不仅老人，那一辈前辈心情应都是如此）
一九六五年，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四次委员会，我又被作为特邀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七天，我和画家陈半、京剧名家马连良等编在一个组内。大伙对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文件卫生、工商财贸、政法公安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福利设施等等，都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认真听取了这些发言，并迅速得到了实施和改进。九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前厅，全体委员合影，中央和市里的一些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我也领到一帧三尺来长的合影照片，幸好十年浩劫未被弃毀。
党对昆曲事业和昆曲演员如此重视，给予我个人如此的荣誉和殊待，我是毕生难忘，九死难报的，即便豁出老命工作也难酬其万一。如今（一九八四年）我九十三岁耄龄，也还觉得盛世人不老，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什么“年到七十鬼为邻，已觉光阴属别人”的论调完全不足为取，应以唐人刘禹锡诗句来激励自己：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就是我的心志。
四十九，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一九八三年十月的一天早晨，我在北京宣武门街头公园练太极拳，这已是我多年来风雨无阻的老规矩了，可是这天很奇怪，对面人行道上走来两位中年男子，大约都是五十岁左右，他们站在我身边观看，半晌不语。等我练完全部招式之后，其中一人发问：老先生您今年高寿多少？没等我回答，另一位便插言道：我们两人打赌，他说您有七十多岁，我说只有六十多岁，不知到底谁猜得准确。我告诉他们，都没猜对，我已经九十二岁了，两人一听全都瞠目结舌。后来我们一起坐到石凳上聊了一会儿，当他们知道我是昆曲演员后便问：您九十二岁了依然耳不聋眼不花，牙齿一个也没脱落，记忆一点也不减退，精神又如此矍铄，走路还背不驼胸不塌，这可能与营养条件良好有关系吧？其实不然，我几十年从未吸取过什么特殊的营养，自始至终保持普通生活水平。解放前在农村唱戏，更多的时候连普通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终年是字玉米面窝窝头、小米饭和糜子面饼子为主要食品（戏班里称为“三黄”）。赶上犒台，可以吃上顿猪肉白面，唱完夜戏大多是鸡叫头遍（约凌晨一点多钟），每人才能分给一碗小米粥喝，第二天挺早就得起来练功。由此可见，我如今身体还能这么好，主要不是营养的关系，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心情和锻炼。
前面说过，我为了不丢弃自己的艺术生涯，曾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练功，在戏班里练，在家里也练。日寇侵华期间我在农村练，“四人帮”肆虐期间我在室内练，因为坚持不断、持之以恒，所以六十多岁上我还能在台上翻筋斗，七十多岁上还能拿大顶，八十多岁上还能给学生说戏，可以成本大套，一字不漏地说个大半天，九十多岁上还能参加录像，全身披挂粉墨登场，一些高难度较大的表演动作依然不减，这在同行们看来都感觉新奇。其实这是长期坚持活动的结果，我一向认为人要“活”就得“动”，经常“动”才能“活”，这是我对“活动”一词的辩证解释，也是我至今所以能老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如今“四人帮”被粉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都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容光焕发，我更觉得自己应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了。不少好心的朋友和家里人都劝我，要善自珍重，细水长流，不要太劳累了，这话很对，但我总想趁有生之年，发扬识途之优，再努一把力，为昆曲事业多做出些成绩，只要在社会上生活一天，就得对社会有益一天。抗战八年和wg十年荒疏了不少岁月，如今要加倍努力，补回那失去的岁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