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群的三个问题——菲利克斯·加塔利《精神分析和横向性》序言
原标题：Trois problèmes de groupe, Préface du livre de Félix Guattari, 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 Essais d'analyse institutionnelle
原作者：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译者：负鼠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OPOSSUMS)
当激进政治分子和精神分析师这两个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相遇，它们并没有各自为政，也没有找一大堆理由来互不过问，而是在不断地交融、干涉和沟通，接受彼此的身份，这是自赖希(Reich)以来的一个罕见事件——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没有让他被自我统一性所限制。
在政治和分析的力量的合并运用下，自我反而是必须被消解的事物之一。
加塔利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是一个个群组(groupuscules)”，这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全新的主体性探寻，这是一种主体群(subjectivité de groupe)；主体群不会让自身被禁锢在一个必然会迅速重组自我的整体之中，或者更糟糕的——一个超我之中，而是将自身延伸到好几个可切分、可增殖、可相通且总是可撤销的群当中去。
对于一个良好的群，它有着自己的标准(critère)。它不会幻想自己像集体国防、安全组织或者退伍军人部那样，是独特、不朽的或者意义重大的组织；正如书中所说“由于其自身对其他群的开放性”，它反而会和外部相连接，让自身面对那些无-意义(non-sens)、死亡和裂解的可能性。反过来说，个人也是这么一个群；加塔利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展现了反-自我(anti-moi)的两个面相：一方面，它就像一个紧张症式的顽固头脑，一个不透明且坚实的身体；只要它摘下眼镜，就会被死亡所穿透；另一方面，就在它在看、行动、发笑、思考以及攻击时，它就会闪耀出明亮的光芒，这一种多重生命的涌现。正因如此，它也被称为皮埃尔-菲利克斯：精神分裂的力量(puissances schizophréniques)。
在他身上这种政治分子和精神分析师的身份汇聚中，至少出现了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政治应该被如何引入到精神分析当中(曾经有人说过政治无论如何都在无意识[inconscient]其自身之中)？
是否有必要将精神分析引入到那些革命性的激进团体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构思并生成一个可以对政治组织以及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结构产生作用的诊疗群体？
关于这三个问题，加塔利在这里给出了一些文章，这些文本横贯了他自1955到1970年的写作。它们标志着一种演变，其中有两个里程碑——首先是战后解放后的希望-绝望，然后是68年五月后的希望-绝望，在它们之间就是五月风暴前那些鼹鼠般的准备工作。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会在书中看到加塔利很早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无意识和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直接相关，它并非只同传统精神分析所引述的那些神话和家庭坐标相勾连；它就如同作为性和欲望本质的力比多(libido)一样，对渗入社会的诸流动(flux)进行了介入或撤回；它对这些流动实施了切断、阻隔、疏泄和滞留。毫无疑问，无意识并不是以显明的方式，按照意识的客观利益以及历史因果的关系链在运作；但是它部署了一种和社会场域并置的潜在欲望，这导致了因果关系的中断以及奇异性的涌现，那些捕获点和逃逸点油然而生。1936年所发生的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中的事件，它还是一个无意识的复合体。我们的爱、我们的性选择与其说是那些传统父-母神话的衍生物，不如说是那些社会-现实的偏移，是那些力比多投射的干扰和影响。我们会用什么来制造爱与死亡？这样，加塔利就可以指责那些传统精神分析所采用的的分析范式，因为这些分析范式取消了无意识所有社会和政治的内容，但正是这些内容在现实中决定了欲望的对象。他说，精神分析从一种绝对的自恋开始(Das Ding-原质)，最后以一种它称为治愈的、同社会相适应的理念结束；但这一范式总是遗留下一片社会奇异物的阴影，而我们恰恰应该去探索它们，而不是牺牲它们去发明一个抽象的象征性无意识。
原质并不是虚构一个人个体反复现身的地平线，它是那些作为隐性潜能基础的社会体——为何这里会出现疯子？为何那里会涌现出革命者？比什么父亲、母亲、祖母之类更重要的是所有那些身上萦绕着社会基本问题的人，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参与者；而比古希腊社会那辉煌的日子和俄狄浦斯“反转”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今天横贯共产主义世界的巨大分裂(Spaltung)。我们怎能忽略国家在力比多陷入的所有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些困境中，力比多被还原为那些家庭亲密关系的投射；我们又怎能去笃信只要我们把那些起到社会调节和规制作用的无意识让渡给社会治理，那些阉割情结(le complexe de castration)的问题就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社会关系从来就不是那些个人和家庭问题的后继或超越。令人好奇的是，在我们面对诸如精神病这种最被去社会化的症候群时，那些力比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内容会变得何等明显。“在自我之外，主体被分割到历史宇宙的各个角落，那些谵妄者操持起异乡人之语，他开始对历史产生幻觉，那些阶级冲突或者战争成为了他表述自我的工具。[...]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诸其他层次不再有任何区别。”(和弗洛伊德相比，他在战争中只保留一种不确定的死亡本能，一种不配位的冲击以及轰轰烈烈的过度兴奋)。在焦虑和未知的背景下恢复无意识的历史视角意味着一种对精神分析的逆转，这无疑是在神经症外衣下对精神病的再发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精神分析和那些最传统的精神病学是并立的，它们一起在竭力扼杀着疯子的声音——正是那些所谓的疯子在对我们讲述着政治、经济、秩序和革命。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马塞尔·耶格(Marcel Jaeger)就这么说道：“精神病人的话语不仅和他们的个人精神障碍有关，这些所谓的疯言疯语是另一种话语的言说——即政治、社会和宗教历史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展现。[...]在某些情况下，正是政治概念的运用引发了精神病人的危机状态，仿佛它们揭示了萦绕这些疯子的矛盾之结。[...]在社会场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不存在任何一个精神病院不同工人历史的书写相联系。”[1]这些表述展现了和加塔利指自其第一篇文章以来一样的工作方向，也就是一样努力对精神病进行重新评估。
我们可以看到他和赖希的区别：在这里不存在能以其他方式主观延续政治经济的力比多经济，也不存在能将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内化的性压抑。但是，作为欲望的力比多已经无处不在，性跨越并囊括了整个社会场域，它和一个群在其对象、人物和象征中的流动相吻合，而这些东西在它们的切分和构造中都依赖于此。这就是性欲望的潜在特征，它只有通过性对象和性符号的选择才得以显现(显然，这些象征是有意识的性事物)。因此，对于政治经济来说，它是一种流动的经济，它也是一种力比多的无意识性：这里并不存在两种不同的经济，而是欲望或力比多作为政治经济的主体性而存在。“经济最终成为了主体性的源泉。”这句话就表现了在现有制度的概念当中，经济是由一个群在其客观形式中流动和切分的主体性定义的。主观和客观、里构造和表构造以及生产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二元性消失了，它们为机构的欲望主体和机构对象间严密的互补性让了路。我们应该把这里加塔利的制度分析和同时期卡丹(Cardan)[2]在《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作的分析相比较。然后是第二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将精神分析引入到那些革命性的激进团体当中——这里我们所说的引入，显然先要排除那些现有的任何对政治进程研究中的精神分析“应用”以及在历史和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应用”；在这些所谓的应用当中，尤其是在俄狄浦斯的主题上，精神分析积攒了太多荒诞可笑的东西。
这里的问题全然不同：这里的形势让资本主义成为了革命必须要摧毁的对象，但是这一形势也让俄国革命、其之后的历史、共产党以及那些国家工会组织再也无力进行这种摧毁。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其特征就包括了：生产力在国家政权中所依赖的资本再生产过程是一种涉及世界分工的国际现象；而资本主义也不能直接打破它发展生产关系所依赖的国家框架，不能抛却它扩张资本所倚靠的国家实体。因此，资本的全球化是通过民族和国家结构来实现的，这些结构既阻碍了资本的全球化，又执行了资本的全球化，它们扮演了一种实现当下功能的过时之物角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远不是资本主义最终的必然形态，它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在这种“资本内部对资本家的征召”当中，资产阶级保持着对国家机器的全面统治，而在这种治理中它们也愈发努力地让工人阶级机构化、体制化，让阶级斗争偏离了真实场所和决定要素，而正是那些真实场所和决定要素指涉了远超一国范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根据这一偏差下同样的原则，当下“只有一个狭窄的生产领域被置入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流程当中”，而其他的生产还依然深陷于那些第三世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这也是当下第二种陈词滥调。
在这一情形下，我们就要注意到那些民族主义共产党同国家机器的合谋，它们总是鼓吹无产阶级要融入国家，以至于出现了“资产阶级在民族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民族特殊性的结果，而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就是无产阶级内部分化的具体表现”这种奇谈怪论。而另一方面，即便肯定了第三世界自发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它们首先也是把这些斗争当做政治交涉的筹码，就好像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放弃了全球战略并无视了阶级斗争的发展一样。难道一切不都来自于这样的口号吗？——工人阶级要捍卫国家生产力，以同垄断和颠覆国家机器的行为作斗争。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源就来自于加塔利所说的发生在1917年的“列宁主义的大分裂”，它积极或消极地固定了革命运动的那些伟大表态、主要声明、倡议、成见、幻象或者解释。这一裂解就囊括了这么一个逻辑：通过将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失败“解释(interprétant)”为群众的胜利来肆意操弄那些历史因果关系上的真实断裂(rupture)。然后，取而代之的纲领就是和所谓中左分子联合的必要性，或者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所谓的可能性——但，这种纲领同时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就只能通过把党这么一个昨日还很微小的秘密组织发展为一个能够指挥一切、履行救世主使命并代替群众意愿的国家机器胚胎才能达成。这里或多或少产生了两种长期影响。就这一新兴国家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而言，它与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的理念就是一种现状，它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主义策略被当做了一种经济竞争和和平共处并举的意识形态。这种市场竞争的意识形态对革命运动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只要新兴国家采取了所谓无产阶级的经济全球主义，它就只能根据世界市场的数据及趋势，用和国际资本相似的目标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始终以工人阶级捍卫国家生产力为名，让本土的共产党更顺畅地融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简而言之，和那些鼓吹技术官僚主义的人一样去说两种政权和国家在演化过程中趋于一致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和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本来健康的无产阶级国家被官僚主义歪曲了，可以通过简单的政治革命来恢复原貌也是不正确的。正是在那些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对诸资本主义国家-联邦的回应方式中——甚至，是在它们之间的敌对和矛盾关系中，一切都已经上演或者被背叛。从苏维埃早期的那些清算开始，俄国在各个领域制度建设上的缺陷就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直接引进现成的进口汽车生产线和工厂，这也意味着它引进了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人际关系、技术功能、消费模式以及智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
这一整套分析在加塔利提出屈服群(groupes assujettis)和主体群(groupes sujets)之间区别方面是有意义的。屈服群在他们给自己构造或者接受主宰过程中所展现的屈从程度不亚于其治下的群众；它们把科层制度、垂直组织或者金字塔般的架构当做其特征，这是为了抵御那些无-意义、裂解和死亡的申明；这也是为了阻抑创造性突破的发展，并确保一种排斥他者群的自我留存机制。它们这套集中制完全以结构化、总体化和统一化来运作，用那些和现实以及主体性全然隔绝的陈词滥调来替代真正集体“表达(énonciation)”的条件(这也是那些俄狄浦斯情结、超我化以及群体阉割现象发生的地方)。而与此相反，主体群是由横向性(transversalité)的系数决定的，它们避免了总体性和等级制；主体群是言说的中介，欲望的支撑和制度创造的要素；透过那些实践，它们从未停止和那些限制它们非-意义、死亡和断裂的事物作斗争。但与其说这是两个群体的问题，不如说这是机构的两面；这是因为一个主体群总是有着被征服的风险，处于一种偏执的张力之中，它想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作为主体的永恒地位；而相反，“一个曾是革命者队伍，现在或多或少屈从于统治秩序的政党，它在群众眼里依然可以占据历史主体的空缺位置，这仿佛是无视自身意识，成为一个不属于它的话语的代言人——即便，这意味着力量平衡演化所致的常态化会让它背叛其自身：然而，它似乎不由自主地仍然保留了一种主体割裂的潜能，这一潜能往往会被大环境的转变所揭示。”(这里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些最糟糕的老古板如何变成革命者，例如巴斯克人、爱尔兰天主教徒等等) 确实，如果现在还不提出那些群具备的功能，那就太晚了。有多少还只是激发那些群众幻象的群组，在它们还是一个小团体时就已经有了一个屈服的结构——那是一个领导层、一套上行下达的流程以及所谓的根据地；它们在真空中重复了其宣称要对抗的错误和反动。加塔利的经验沿着托洛茨基主义、打入主义、左翼反对派(即他所说的共产主义之路[La Voie communiste])和三·二二运动(le mouvement du 22 mars)[3]前行，而贯穿其中的问题依然是欲望或无意识的主体性：一个群怎么才能容纳它的欲望，将这种欲望和其他群乃至大众的欲望联系起来，产生对应的创造性叙述并构成其条件，服务于它们在断裂中言说的增殖而非统一性？对欲望现象的无知和压抑铸就那些屈服和官僚式的结构，注定了那些排他性话语对憎恨的热爱和极其好战的做派。
我们相当熟悉那些所谓的革命性团体背叛其本职使命的一贯方式——它们通过超脱、抽取和对剩余的选择进行：超脱出一个所谓有知的先锋队；抽取出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且等级森严的无产阶级队伍；最后给出一个需要被清洗或者再教育的次等无产阶级剩余。但这种三分法恰恰重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划分，而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的权力也正是依赖于这种划分。
那些期盼着让这些团体还能反对资产阶级只能是妄想。当下革命的任务就是撤销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划分；换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去破除那些所谓的对先锋队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次等无产阶级的区别行径，有效反制任何超脱、抽取和对剩余的选择，从而释放出能实现横向性交互的主体和奇异性。(具体可以参见加塔利《学生，疯子和加丹加人[L'étudiant, le fou et le Katangais]》这篇文章)
加塔利有力的一点就在于他表明了，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在自发主义和集中制之间做选择。在游击战和总体战之间不存在任何选择。
任何阶段论都是对革命运动的摧残：在第一阶段，它给出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自发权利；然后，在随后的阶段，为了宣称要坐实这些权利，它就开始要求中央集权了。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开始就必须比那些集中派更集中；很明显，革命不可能遵循某种局部性或者准时准点的律令，它必须同时超越欲望和集中领导。因此，问题就回归到了统一的本质，它需要以横向性来运作，而不是靠垂直运作消灭欲望的多元性。这首先就意味着统一必须是战争机器的统一，而不是国家机器的统一(例如，要是那些革命军沦为国家机器中一个多少起决定作用的齿轮，那它们就不再是一个战争机器)；然后，这也意味着统一需要透过分析来完成，这将由一个同群以及群众欲望相关的分析者给出，而不是由一个靠合理化、总体化和排他来进行的综合人做出。何为非国家机器的战争机器？何为非伪理性和科学综合的欲望分析和分析者？这就是加塔利的书引导着我们的两条主线；在他看来，这标志了我们当下要进行的理论任务。
对于之后的那个方向来说，这当然不是那些精神分析对群体现象的“应用”；它也不是要提议建立一个“治疗”群众的治疗小组。这一方向是要在群中构建分析欲望的条件，对自己和他人展开分析；它也是追寻那些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众多逃逸线的流向去制造断裂，在社会决定论和历史因果关系的和核心中进行切割；它同时还是释放出那些能组装新的欲望言说的集体发言者。它所构成的不是什么先锋队，而是邻接社会进程的群——这些群的工作就是将真相引向它通常不会流入的地方；总而言之，同革命的主体性重点恰恰是不再去理所应当问是什么决定了何为主要、政治、经济、力比多等等事物，它跨越了传统上相互独立的秩序。我们需要把握这个断裂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让政治经济和力比多经济在这里合二为一。这是由于无意识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主体群性的秩序将爆裂装置引入能指结构和因果链条，在真正的断裂效应下迫使它们开放，释放出它们隐含的潜力。三·二二运动在这个方面依然堪称典范——因为即便这一运动还是只是一个不充分的战争机器，它也至少以分析者群和欲望群的角色发挥了令人钦佩的作用；它不仅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结社把持住了其话语权，而且它还摆脱了那些喜欢伪装的先锋队主义和领导权话语，得以“自我构成一个由众多学生和青年工人组成的分析者”，这是一个简洁的支撑，是对横移的应允和对压抑的破除。这么一种行动中的分析——即分析和欲望在同一侧一并通过——就是欲望最终引导了分析，它成为了主体群的特征；而那些屈服群则依然生活在封闭环境中一种精神分析的简单“应用”法则下(例如，家庭是国家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力比多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内容、政治-经济场域内的力比多和性的内容以及这一切的历史横移只能在一个开放环境和主体群中展现，在那里将会产出一个真理；因为“真理既非理论，亦非组织”，它也不是结构或者能指，真理是战争机器及其无-意义。“在真理出现后，那些理论和组织将不得不对其进行应对。那些所谓的自我批评从来都是理论和组织的事儿，和欲望毫无关系。”而这种将精神分析转化为精神分裂分析的做法也意味着对疯狂的特异性进行评价；这也是加塔利一直坚持的观点之一，他和福柯一起宣布，疯狂并不会消失，它将化为那些被积极认定的精神疾病、对其的治疗和消毒卫生政策；而精神疾病则与其相反，它会变成那些我们还无法理解的疯狂事物。[4]因为，真正的问题正是在精神病而非而应用神经症的一侧。
引发那些对实证主义的嘲弄总是令人快慰。加塔利从未停止过主张形而上学或超验观点的权利，这包括了把疯女人从精神疾病范畴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反过来问：“会不会有天，人们会把上帝、施雷伯首席大法官(président Schreber)[5]或者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6]这几者以同样严肃、严格的态度来研究呢，就像人们对待笛卡尔或者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7]一样？那我们是否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纯粹理论批判领域和人文科学具体分析活动之间的界限呢？”
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疯狂的定义实际上比理性的定义更严肃、更严格——疯狂是一种疾病，而屈服群就通过这一定义以理性种属和上帝发生联系。确切来讲，那些机构精神病学分析指责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ie)不仅无视了任何药物动力功效，也拒绝承认机构存在变革的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将精神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极限相混淆，从而取消了疯狂的特异性。
加塔利对此说道：“那些宣称他们带着无论是伦理上还是政治上的至善意图的人跑过来否定了精神病人的一切权利，然后就想着用一句‘这都是社会的错(c'est la faute de la société)’去掩盖一种镇压所有异见的方式；然后，他们又把对机构的否定说成是对精神异化这一单一事实的否认。”我们绝不是说我们应该假设一种疯狂的普遍性，或者要给革命者和疯子加诸什么特殊身份。毫无疑问，逃避一种无论如何都会涌现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这里只是说，我们不能把疯狂归结为一般秩序；相反，一般的现代社会和社会场域也必须从那些所谓的疯子主观位置的奇异性上诠释问题。革命活动家必须密切关注社会犯罪、偏差和疯狂——这不是站在一个教育者和改革家的角度，而是作为那些只能在这些镜像中看到和自己有着差异面相的人去观察。让我们读一下这本文集开头加塔利和让·乌里(Jean Oury)[8]的对话：“我们在这里要特指一些在精神病学领域中的激进分子群体，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斗争又足够疯狂到可能和那些疯子并肩而立的人；而那些政治上的好人，却没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加塔利对机构心理治疗做出了一些贡献，它们包括了一定数量的概念，我们会在这本书中关注这些概念的形成：两种群之间出现的区别、群幻象和个体幻象之间的对立以及横向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有一个精准的实践方向，那就是在机构中引入一个激进的政治功能，成为一种“怪物”——它既不是精神分析，也不是临床实践，更不是群体动力学(dynamique de groupe)，而是在四处都进行施用的技术，在医院、学校和激进主义中生效——这是一个生产欲望、言说欲望的机器。这就是为何加塔利没有说它是机构心理治疗而是称它为机构分析。在托斯凯勒斯(Tosquelles)[9]和让·乌里展开的机构运动中，精神病学正在展开其第三个时代：机构成为了一种模式，它超越了法律和契约。
诚然，那些老旧的精神病院是由压迫性的法条管理的，那些精神病人被认为“无行为能力(incapables)”，从而被排除在那些所谓理智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之外；而弗洛伊德的工作则表明，在资产阶级家庭和精神病院的边缘，一大群被称为神经症患者的人可以被引入到一个特殊的契约之中，通过原始的手段让他们回归传统医学的规范(精神分析的契约是医学-自由主义契约关系的一个特例)。对催眠的抛弃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么做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精神病作为其分析的临床材料依然位于精神分析的视域之内，但它同时又被排除在契约场域之外。
机构心理治疗的主要建议就囊括了对这些所谓的自由契约和压制性法条的批判，这一治疗模式试图用机构来取代它们。这并不奇怪，其批判范围很广泛，因为这些传统群的金字塔式组织架构、它们的屈从以及其科层等级分工都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和法条主义结构之上的。早在该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在讲到护士-医生的关系时，乌里就谈到：“在我们的社会上有一种理性主义，而实际上它更多地是对那些恶意和抹黑的合理化。从内部结构来看，只有他们打破某种传统的‘契约’，他们才真正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和这些疯子接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能说何谓同这些疯子进行接触，这也才是一个进步。[...]很明显，护士-医生这些术语和专业结构就属于我们要打破的契约。”机构心理治疗在精神病学上受到了一种圣-茹斯特(Saint-Just)式的启发——圣-茹斯特将共和政体定义为由多数机构和少数法律(以及少数契约关系)构成的组织。机构心理治疗在反精神病学和机构精神病学之间开辟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前者倾向于退回到那些绝望的契约形式(参见最近对莱恩[Laing][10]的采访)；而后者，则拥有那些分区管控(quadrillage)[11]和有计划的定位治理，它们很可能还会鼓动大家开始怀念那些已经被关闭的昔日精神病院——啊，过去的好日子，经典的风格。
在这里加塔利也给出了他特有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如何生成主体群式的照顾者-被照顾者群的性质；换言之，让机构成为真正创造的对象；在这种创造中，疯狂和革命并没有被混淆，但是它们差异的面相在一个欲望主体性的奇异性位置里回归了对方。例如在“群体心理治疗应从何开始(Où commence la psychothérapie de groupe)？”这篇对博得疗养所UTB(unités thérapeutiques de base-基础治疗单位)分析的文章中就包含了相关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抵御那些传统精神分析试图维持的、自身本就屈从的群体的服从呢？精神分析协会站在机构的哪一边？它位于什么群之中？加塔利在68年五月之前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学生运动的支撑下，让病人们把握管理自我疾病的主导权”。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对无-意义的愿景和对空无的言说，它引继了对压制实在言论的法律和契约的抵抗；这也是一种分裂-流(flux-schizo)的权利，它一直在激励加塔利去开展打破等级制或者抗拒从事伪-功能研究的学究、精神病学家、分析师和活动家的斗争；该文集内的所有文章都与此相关。这些文章具有双重的目的性：一方面，这些文章起源于机构心理治疗的各种转折点、激进政治生活的各种时刻以及弗洛伊德和拉康式教学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们也有着自己的功能，这些功能将在那些起源之外的地方发挥作用。这部书应该被当做是一台机器的各个构件和部分在各个地方被装配和安装。
有时，那些非常细小、详密但又混乱的构件更不可或缺。它们构成一台欲望的机器——也就是说，一台战争和分析的机器。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尤其重视两个文本：一个是理论文本，其中机器的原理从结构假设中被解放，并摆脱了结构的束缚(见《机器与结构(Machine et structure)》一文)；一个是分裂-文本(texte-schizo)，其中的“点-符号(point-signe)”和“符号-缺陷(signe-tache)”的概念将从能指假设中脱离出来。
参考
^见 马塞尔·耶格于1972年2月发表于《游击队(Partisans)》的《疯狂所处的地下世界(L'underground de la folie)》一文中“为疯而疯(Folie pour folie)”一节。
^[译者注]卡丹(Cardan)，即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法国当代思想家。
^[译者注]1968年3月22日在巴黎爆发的左翼反战学生运动。
^见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古典时代的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1972年出版，附录I。
^[译者注]施雷伯首席大法官(président Schreber)，即弗洛伊德进行“缺位分析”的精神病康复案例患者，其本人著有《一名心理症患者的备忘录》。
^[译者注]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法国诗人、演员、戏剧理论家，被认为常年身患神经症和精神疾病。
^[译者注]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即Nicolas de Malebranche，尼古拉·马勒伯朗士，法国十七世纪哲学家，笛卡尔学派代表人物。
^[译者注]让·乌里(Jean Oury)，法国当代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家，博得(La Borde)疗养所的创始人。
^[译者注]托斯凯勒斯(Tosquelles)，即佛朗索瓦·托斯凯勒斯(François Tosquelles)，加泰罗尼亚精神病学家，机构心理治疗(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和圣-阿尔班医院(Hôpital de Saint-Alban)的创始人。
^[译者注]莱恩(Laing)，即罗纳德·大卫·莱恩(Ronald David Laing)，英国精神病学家，反精神病学运动发起者之一。
^[译者注]法国的分区管控(quadrillage)是一种对一片区域性进行控制和分区的网状系统性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