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文：就地理学向米歇尔·福柯提问(Dits et écrits III, N°169)
原标题：Questions à Michel Foucault sur la géographie
原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译者：负鼠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OPOSSUMS)
《就地理学向米歇尔·福柯提问》，刊登在《希罗多德(Hérodote)》杂志1976年1-5月第一期，第71-85页(Hérodote, n°1, janvier-mars 1976, pp. 71-85)；后被收录为《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三，第169篇(Dits et Ecrits III texte n°169)。
“......地理学必将成为我今后研究的一个核心。”
(以下蓝色部分为采访者的话，黑色部分为福柯的话——译者注)
-您的研究和我们对地理学的探索(更确切地说，是对空间意识形态和策略方面的思考)在很多方面相吻合，而且它还为我们的研究贡献了很多思路。
在从地理学角度给出疑问的过程中，我们从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概念，比如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科学(science)、话语的形成(formation discursive)、凝视(regard)以及知识型(épistémé)，而您的考古学(archéologie)也给我们的思考指明了方向。对此，您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即话语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对象，也不取决于某种风格或体裁；它也不是由一些永久性概念或者主题的持续性来定义的；话语的形成来自于存在各种规制的离散系统。这一假设让我们能更好地去理解那些地理话语。
所以，我们对您之前鲜有提及地理学这点略为惊讶；当然，我也可能弄错了，因为在印象里我只在一篇专门论述居维叶(Cuvier)[1]的文章[2]里看到过您提及地理学；而且在那篇文章中你也只是提了一下地理学就将其归为自然科学。这里很矛盾的一点在于——如果有人说地理学被人们广泛考察过，那我们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即便有着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们还是往往忽视了地理学；对此，我们是应该责怪那些自维达尔·布拉什[3]以来的地理学家把自己同各种如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科学史的事物隔绝开来呢，还是应该把原因归结为那些哲学家对看似无法归类、“格格不入(déplacée)”并游离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地理学的不屑一顾？地理学在您的知识考古学中占有 “一席之地 (a-t-elle une «place»)”吗？如果你对地理学也加以考古学分析，那这是否会再次对以调研和统计为基础自然科学和以检验和规范为基础的人文科学进行区分，从而消解了地理学的立足之地呢？
-对此，我首先会从经验角度来谈一谈，之后我们再看看这背后有没有其他原因。如果让我列出所有科学和知识、所有我未曾谈论但应该谈论的知识领域以及任何我以某种方式接近的知识领域，那这会变成一个几近无穷无尽的清单。比如我对生物化学就只字未提，就更不要说对其的考古学分析了；我甚至还未对历史学进行考古学分析。仅仅由于一门科学有趣、重要或者其历史意义堪称典范就一定要去研究它，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当然，如果如果你想编纂一部确切、整洁又概念化的历史，这么做毫无问题；但当你想书写一部有意义、充满用途且蕴含政治效力的历史时，你就必须以各种方式同这一领域正在进行中的斗争加以联系才能正确写出这一部历史。从这点出发，我试图探寻的第一个领域是精神病学——这是因为我曾在精神病院工作过，我感觉到了那里存在着各种斗争、力量线、对抗点和紧张态势；而我书中的那些历史分析就是根据这些斗争写就的。我认为这里的问题和挑战就在于如何以一种具备战略效应的方法来诉说真相——换言之，就是如何让历史真相产生政治效果。
-这也和我想向您提出的一个假设有关：如果说地理学的领域内也存在这些对抗点、力量线和紧张态势，那么它们一定都潜藏于地下(souterrains)[4]，因为在地理学研究里鲜有明面的论战。那些吸引哲学家、认识论学者和考古学者的要么是已有的仲裁，要么是已经开始的争论。
-没错，一场论战的重要性确实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绝非那种对任何科学都自持或想要持有真理论述的哲学家。实证主义的目的是对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制定出法则，我对此不敢抱以肯定态度。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在某些“更新过的(rénové)”马克思主义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诱惑，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之科学，用它将一切科学都理论化，并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划出明确分野。我坚决斥拒这类仲裁者、法官和普遍见证人的角色，因为它们在我看来和那些大学哲学机构紧密相连。如果我做出了什么相关分析，那并不是因为这儿有场我想要仲裁的论战，而是我已经和其中某些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比如医学的、精神病学的以及刑罚制度的。我从未想过去写一部人类科学通史，也从未想过要对科学的可能性进行总体批判；《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的副标题并非大而化之的考古学，而是对人类科学的考古学。
你们与那些在地理学界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直接联系，你们也在直面所有这些基于地理要素发生的权力冲突；你们应该赋予自身在面对这些事件的情况下可用的工具，让你们能够在其中展开斗争。我认为您应该这么对我说：“你还没有处理过这件与你并不相关而且你自身也不太了解的事儿”，而我会如此回应：“如果我在对精神病学、刑罚制度以及自然史等方面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两个技巧(或者说方法和途径)对您有用的话，我会非常高兴；如果您不得不采用其他方法或者对我的方法加以改进，那么也请让我看一看，因为我也能从中受益”。
-您经常会提到那些当代的历史学家，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5]、布罗代尔(Braudel)[6]以及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7]，也曾多次向他们致以敬意；碰巧的是，这些历史学家也在同地理学展开对话，甚至尝试建立起地理历史学(géo-histoire)和人类地理学(anthropogéographie)；人们能通过这些历史学家与地理学相遇。除此以外，你也可以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自然史来靠近地理学的领域。就这样，地理学不断被其他方面触及，但是依然没有被考虑在内；我的问题倒不是要求对地理学进行预设可行的考古学分析，也不是在表达某种失望——这单纯是一种惊讶。
-实际上，我并不想用一些事实作为论据来回应，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对某种本质的渴求——比如我们会这么说：如果你不谈论某件事情，那肯定是因为你认为这儿存在重大的障碍，因此我们要把这些障碍一扫而空。但不谈论某件事情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你并不了解它，而非对其有一种无意识的、也因此无法触及的知识。您问我地理学是否在知识考古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会回答是的，只要您修改一下措辞。如果要为地理学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那就意味着知识考古学要制定出一个全面、详尽、能涵盖所有知识领域的计划，而这与我的想法完全不符。知识考古学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模式而已。
的确，西方哲学至少从笛卡尔开始就一直和有关知识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要是一个人想要当哲学家，如果他不提出诸如“什么是认识(qu'est-ce que la connaissance)？”或“什么是真理(qu'est-ce que la vérité)？”之类的问题，那我们又何以将其称为一个哲学家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但只要我关心有关真理的问题，那我还是一个哲学家。而问题到了尼采的时代就发生了变化；这里的问题不再是“通往真理最可靠的途径是什么(quel est le chemin le plus sûr de la vérité)？”，而是“通往真理最危险的途径是什么(quel a été le chemin hasardeux de la vérité)？”。这不仅是尼采提出的问题，还是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La Crise des sciences européennes)》中提出的问题[8]。这些科学、真理约束、真理义务以及产出真理的仪式化程序渗透了上千年来的西方社会，并在如今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以及所有文明的普遍规律。这一事物的历史是什么？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同权力关系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我们要从这个问题路径上延伸开来的话，那么地理学也必然会被纳入到这个范畴当中。你必须在地理学研究上尝试这种方法，就和在药理学、微生物学和人口统计学上所做的一样；我对地理学知道些什么？严格来说一无所知，而要这么做就要求我具备对地理学进行考古学分析的能力。
-如果地理学在您的分析中位置不够显著，或者说它在您探索和发掘的领域内没有被捕捉到，那这也许同您历史学或考古学专门的研究方法有关，因为这种方法首先考虑的是时间因素。相对于您对时间要素的严格关注，您对地点或空间的描述就有了一种模糊性或相对不确定性。您所研究的区域似乎不加选择地囊括了基督教、西方世界、北欧或者法国的概念，但对这些参照区域的选择好像没有真正的理由，您对此甚至没有太多具体说明；您曾经写道：“每一次对历史时期的划分都会割裂历史上某一层次的事件；反之，每一个层次的事件又需要一个对自身的时期划分；这样，根据我们所选择的不同事件层次，我们就必须划分出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根据我们所选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又将到达不同的事件层次。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历史研究中不连续性(discontinuité)的复杂方法论。”就这点而言，我们不仅可以、事实上也必须构建出一种在空间及其尺度上不连续性的方法论。事实上，您冒着对空间划分上模糊不清或过分游移的风险把时间当做分析中的优先要素，其中不确定的空间化论述和您对历史切分、时期和年代的着重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点涉及到方法上的问题，也涉及到支撑材料的问题；简单来说，这是一个人怎么才能展开这一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我可以直接以法国的刑罚历史为例，毕竟这就是我具体研究的课题，它基本是全都是关于法国这一区域的，只是在某些地方有了一定数量对其他区域论述的溢出、参照和指向。换言之，如果我划定出了一条模糊的、带有宽泛西方色彩的、或略带游移性质的边界，那是由于我研究所涉及的文献工作已经超出了法国的范围；在很多情况下，你为了研究一种法国现象就不得不参考哪些其他地方正发生、不太明确或时间上早于法国的模式和事件。这样，你就可以将这些模式放到盎格鲁-撒克逊、西班牙、意大利及其他文明的社会中去加以研究，而这个过程当然要依据具体区域或在地情况进行调整。对此我将不再赘述，无论是说我“只在谈论法国”还是“在谈论整个欧洲”都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确实应该指出一个事物进程的边界在哪，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说“有别的事情在发生”，而这显然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才能做到。
-这些不确定的空间化和您那些丰富的空间隐喻形成了对照，比如地位(position)、迁移(déplacement)、场所(lieu)、场域(champ)等等；其中很多隐喻还带有地理学的色彩，如版图(territoire)、地区(domaine)、地面(sol)、地平线(horizon)、群岛(archipel)、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区域(région)以及景观(paysage)。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带有地理色彩的隐喻。版图(territoire)无疑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但它首先也是一个政治和法律概念——即由某种权力控制的辖域。同理如下：
场域(champ)：一个经济和法律的概念；
迁移(déplacement)：它被用来指军队、群体或人口的流动；
地区(domaine)：同样也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概念；
地面(sol)：它同时具备地理和历史的含义；
区域(région)：一个在财政、行政和军事领域都广泛使用的概念；
地平线(horizon)：它不仅是一个制图的概念，还是一个战略的概念。
其中我真正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只有群岛(archipel)一个，我因为索尔仁尼琴(Soljenitsyne, Солженицын)的缘故只用过一次，也就是我所说的“监狱群岛(l'archipel carcéral)”[9]；这个概念既是为了说明监狱机构的分散性，也是为了说明它作为一种惩罚体制对我们社会的普遍覆盖。
-当然，这些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纯粹的地理概念。然而，它们确实是所有地理论述都会使用的基本概念。这凸显了一个事实，即地理学话语自身产生的概念很少，它从各处获取概念来使用。比如景观(paysage)最开始是一个绘画概念，但它也是传统地理学的一个基本论述对象。
-不过您真的确定我是从地理学而非其他地理学借用的领域中挪用了这些概念吗？
-对于一些地理的隐喻，我想强调的是它们既是一种地理隐喻，也是一种战略隐喻——这无疑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地理学本身就是在军事研究的阴影下发展起来的。地理学的话语和战略话语之间存在概念的流动，地理学中区域(region)在军事里是指支配(commander)或统治(regere)范围，地理学中地带(province)在军事中是指被征服(vincere)的领土省份；至于地理学的场域(champ)在军事中就单纯指的是战场......
-我对空间论述的痴迷已经让我饱受批评，不过我确实对空间很感兴趣。我通过研究空间关系发现了一些我正追寻的东西，比如权力同知识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能从区域、地区、置入、位移和变迁的角度来分析知识，我们就能认识到知识作为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并再现其生效的过程；知识管理、知识政治以及权力关系都需要通过知识本身来生效；而如果要对这些关系加以描述，那么我们很自然地会回到如场域、地位、区域和版图这些概念所涉及的统治形式上。战略政治这一术语就表明了了军事和行政是如何根植于社会表面及话语形式之上。任何从时间连续性来看待话语分析的人，最终都会被引导去将话语作为个体意识的内部转变来进行分析；然后他就会据此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群体意识，而那些事物就发生在这个群体意识之中。
采用和时间有关的词汇来对话语进行隐喻转换就必然会导向具备时间性的个人认知模式。而与此相反，尝试通过空间以及策略的隐喻来对话语进行解读，就能让我们把握话语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精准认识到话语通过权力关系及在权力关系中发生转变的位点。
-阿尔都塞(Althusser)在《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写道：“关于本文所使用的那些空间隐喻[......]我们需要对此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即这些词汇在自称为科学的话语中的存在形式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为何某种形式的科学话语必须要使用那些从非科学话语中借来的隐喻？”[10]因此，阿尔都塞既认为这种对隐喻的使用是一种必要，也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和不严谨的做法。但现实恰恰相反，一切都表明这些对空间的隐喻绝不是反动、非法、滥用或者一种技术官僚的姿态，而是一种“战斗性”和“策略性”思想的表征；这种做法将空间定义为政治实践的场所和挑战。
-这些表述都是针对战争、管理、定居和权力治理的。我们必须对这种统治了好几代人、将空间开除话语资格的做法进行批判。这种思想是始于伯格森(Bergson)还是更早呢？在这种观念下，空间是死的、凝固的、非辩证的、亘古不变的；而与此相对，时间就是丰富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
对于那些把历史演化、生命延续、有机发展、认知进步或生存计划等老旧概念混为一谈的人来说，运用这些空间术语会给他们一种反历史的感觉。换句话说，只要有人使用了空间的话语，那这在他们眼里就是在取消时间——正如那些蠢货所说，这么做的人是“否定历史的人(niait l'histoire)”，是一些“技术官僚(technocrate)”；但他们并不明白，在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定位聚落，确定划界、对象分层、制表标准以及组织区域揭示出了权力的过程——这当然就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用空间术语来组织话语为分析权力的相关影响打开了大门。
-在我看来，《规训与惩罚》将这种思想策略提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sme)这个概念就超越了隐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开始用空间和建筑的概念来描述机构。最后，您甚至还提到了有关监狱城市是一种“想象中的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imaginaire)”。您在这本新书中揭示出了一种隐藏的权力模式：这是一种微观权力(micro-pouvoirs)的弥散，是一种分散的结构网络；在其中没有单独生效的装置，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焦点和中心，有的只是诸多技术和机构的横向协同和调整。不过，你也指出了学校、医院、矫正所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国有化，而这些机构本来都是由慈善组织或宗教团体负责运营的。
与此同时，一支中央集权的警察队伍被建立起来了，这是为了对社会进行长期而彻底的监视；这种治安机制只需让自己变得不可见就能让其余的一切都变得可见。对此您这么写道：“到了十八世纪，那些警务机构的组织已经批准了全面的纪律化，这种做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
-我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指的是权力施用在所有程序中生效的一种机制。它是权力秩序的一种技术发明，就和生产领域中的蒸汽机一样。这种技术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最早是在区域化的一级使用的，如学校、军营和医院；他们对这些地方采取了全面的监控。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学会了如果建立各种档案，学会了对各种档案材料进行分级分类，并对所有的个体数据进行统合记录。当然，在经济统计和税收领域也采取了其中的一些程序，但对学校群体或病人群体的长期监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从某一时期开始，这些做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警察体制就是这种做法扩张的主要中介之一，这在拿破仑的政府中就是如此了。我记得我曾引用过一段很精彩的叙述，它将帝国的总检察长(procureurs généraux)描绘成皇帝之眼，而这双眼睛从巴黎的首任总检察长到外省最小的检察官都贯彻了其职能——监视任何混乱的迹象，警告一切犯罪的风险，惩罚所有偏差的行为。如果这双永不停歇的双眼在某些方面有所松懈，或者在某些地方陷入休眠，那整个帝国就离毁灭不远了。这种全景敞视的做法并没有被国家完全吸收，但国家却反过来要依赖于众多小规模、区域化且分散的全景敞视技术。因此，如果想要全面了解权力机制的复杂维度和众多细节，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仅对国家机器进行分析。我们需要避免一种模式论(schématisme)的做法，那就是把权力局限在国家机器之上，把国家机器当做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有关特权、资本、统治主要且近乎独一无二的权力工具——你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都不会找到这种模式论。实际上，权力比这延伸得更远，它所通过的渠道更加精密，权力施用的界限也比这要模糊得多；这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权力的施用者，并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的载体。权力的功能将不仅仅只是对生产关系的再调整，那些统治的网络和剥削的链条既会相互交错、相互支撑也会相互干扰，但它们绝不重合。
-虽然国家机器并非所有权力的载体，但它确实负责了大部分的纪律和行政处分，这在法国这种把全景敞视融入省级行政(panoptico-préfectoral)的体制中尤为明显。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那种高度集权的君主政体无疑是这种体制的典范；要知道法国正是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发展出了警察制度。我无意低估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和效果。我只是认为，太过执着于国家权力在治理中效力或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独一无二的作用可能会让我们忽略掉权力的所有机制和效果——这些机制和效果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国家机器来传递，它们能更好地支撑国家机器，更新国家机器，让国家机器发挥出最大效用。苏联社会就是一个国家机器从资本主义易手社会主义的例子，但其社会等级制度、家庭生活、性和身体的状态或多或少还保留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原貌。您认为苏联工厂车间里的工程师、工长和工人间的关系和这里相比有很大不同吗？
-您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精神病学如何建立起精神病院的高墙，也解释了那些纪律和规训的知识如何构筑了监狱模式；您同时也阐释了自比沙(Bichat)[11]发展而来的现代医学是如何组建起了医院，而政治经济治理又是如何发展出了工厂的结构。人们可能会问，无论是国家、省(départementale)还是区(cantonale)一级，那些相关的地理知识是否也包含了这些权力圈子的边界，这既是一个玩笑，也是一个假设。如果除去您提到的疯子、病人、罪犯以及无产者这些被监禁起来的人物形象，我们也不必再加上诸如公民军人这些形象，那现状是什么样子？这种禁闭的空间是否会因此变得无限宽广，而不再那么密不透风？
-这么想很有吸引力。那么，在您看来，这种设立边界的做法意味着民族主义吗？因为这种鼓吹边界的地理话语似乎就是民族主义的话语。
-儒勒·费里(Jules Ferry)[12]主张建立的学校教育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建起的学校将历史和地理教育建立在植入并灌输公民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基础上。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了一种身份。我对此的假设就是权力行使和支配的对象并非个体，个体的身份、特征以及个体对自身的定位都是权力关系的产物；而权力是透过身体、多重性、运动、欲望以及力量行使的。
此外，对于地区认同的问题，以及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产生的各种冲突，这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地图作为一种知识-权力的工具已经跨越了您所指出的三个门槛，它们分别是古希腊的测量、中世纪的勘察以及十八世纪的审查。地图和制图技术沿着这三道门槛不断发生转化，从一开始的测量工具转变成了勘察工具，而如今它又在诸如选举地图和认知地图等运用中变成了一种审查工具。地图的历史(或者说地图的考古学)确实不遵循于“您的”时间顺序。
-那些选票分布和选举方案分布图都是一种审查工具。我认为这三种形式在历史上是相继出现的；但这三种技术彼此间很明显并不孤立，它们立刻发生了相互渗透；我们在勘察中必须使用测量技术，而在审查又必须以勘察为基础。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您第一个问题中的一个地方：试图区分审查和勘察不就是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新划分吗？事实上，我想知道的是作为一种模式或者行政、财政及政治计划的勘察技术为何能在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的那些伟大探索以及世界各地人们收集信息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方法矩阵。他们可不是单纯地收集原始信息，而是在字面意思上遵循一定目的、采用相对清晰的模式在有意识地进行调查。我相信自然科学确实在这种普遍的调查形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就像那些人文科学诞生于对个体监测和记录程序的制定之中一样；但这也只是我分析的起点。
通过这种相互交错的不断发生，勘察同审查相互影响，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概念、方法以及结果也交织在了一起。我认为地理学就是系统运用测量、勘察和审查的学科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除此以外，地理话语中还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形象，那就是清单或名录。这种清单或名录需要测量、勘察和审查三方面的登记。地理学家基本就是在收集信息——这或许也是他肩负的基本战略职能。那些处在原始状态下的清单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它们只能被当权者所用；这些当权者不需要科学，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信息；他们可以凭借其占据的战略地位利用这些信息。所以尽管地理学对(或者说曾经对)权力机构大有裨益，我们也很容易能认识到它在认识论层面的局限性。那些十七世纪的探索者和十九世纪的地理学家实际上都是情报人员，他们收集和绘制的信息可以直接被殖民当局、战略家、商人以及实业家所利用。
-有关这点，我可以引用部分历史事实——一位专门研究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档案文件的人在查阅十七世纪外交信函时发现，那些后来被改编成探险家故事的、报道了大量轶闻趣事、古怪植物和奇珍异兽的记述其实都是密文报告；其中包含了这些探险者或旅行家对所经国家的军事状态、经济资源、市场情况、财富状况以及潜在关系的精确描述。许多人还把十八世纪那些博物学家和地理学家晚年的天真归结为他们笃信了这些记叙表面的逸闻，但实际上这些记叙包含了许多异常精准的信息，而且它们已经被当时的一些人所掌握了。
-当我们扪心自问为何地理学中鲜有论战时，我们也立即想到了马克思主义对地理学几乎没有影响。我们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地理学圈子也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倾向。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地理学家其实只是把地理学应用为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的分支上，在中间或者全球尺度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地理学很难联系到一块。或许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包含《资本论(Le Capital)》在内的一般经济学文本太过于强调时间要素，所以很难和空间论述相结合。您在一次访谈中说：“无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分析进行了多么重要的修订，我都不认为他的经济分析摆脱了李嘉图建立的认识论空间。”其中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
-对我来说，“马克思”其实并不存在——我指的是这种围绕着一个专有名称建立起来的含混实体，它有时是指某个人，有时是指这个人所写的全部内容，有时又是指从他那里衍生出来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以及他分析资本形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从李嘉图经济学框架中引申出来的概念所决定的。这没什么好争的，因为这是马克思的原话。但是，如果你去看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以及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 Brumaire de Louis-Napoléon)》[13]，你就能看到一种迥异于十八世纪传统模式的历史分析。
把马克思当做一个“作者”，将他定位于其独特的语言矿藏之中，并且从他独创性和内在的一致性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这么做总是有可能的——毕竟，我们完全有权将马克思“学术化”；但如果这么做就根本没法说明他所产生的那些轰动性效应。
-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重读马克思，他的作品就会显得异彩纷呈；有些章节显示出了对空间性惊人的敏感。
-这些作品和分析中有一些非常了不起。例如马克思对军队及其在政治权力发展中产生的作用的所有论述都极为重要。但很多这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如今却被束之高阁，人们只顾着去评价有关剩余价值的内容。
我非常喜欢和您的这次访谈，因为我在开头和结尾之间逐步改变了看法；我得承认在一开始我以为您是在要求地理学应得的地位——就像很多教师面对教育改革提出抗议所说的那样：“你削减了自然科学或音乐在课程表中的占比......”；所以那时我在心中自言自语：“哈，他们想让我给地理学做考古学研究，这当然很好，但这毕竟得他们自己来干。”——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您在这个问题不同意见的真正含义。现在我意识到您提出的地理学问题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我联系起来的若干事物之间就存在着地理要素，它是一种支撑，是致使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可能性条件。在此之前我要么将一些事物搁置起来，要么将它们随意联系。
我越往下谈，就越觉得我们应该从认识类型、认知模式或意识形态模式而非单纯的权力策略和战术角度来分析话语的形成和知识的谱系。那些在辖域的构建、分配、划分、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中采用的战术和策略完全可以有效构成一种地缘政治学。我和你们在这种地缘政治学中的关注点不谋而合。
由此，我想在未来的几年中对一个主题进行研究，那就是作为知识和组织矩阵的军队——以及那些要塞、“战役”、“运动”、殖民地以及辖域的必要性[14]；而地理学必将成为我今后研究的一个核心。
参考
^[译者注]居维叶(Cuvier)，即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法国十八到十九世纪古生物学家、解剖学家。
^《关于居维叶在生物学史中的地位(La situation de Cuvier dans l'histoire de la biologie)》，米歇尔·福柯，《科学及其应用史(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刊物总第二十三卷，1970年1-5月第一期，第63-92页；这篇文章是福柯于1969 年 5 月30-31日在科学史研究所对居维叶的纪念活动上进行的演讲；见 《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二，第77篇(Dits et Ecrits II texte n°77)。
^[译者注]维达尔·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即保罗·维达尔·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法国十九到二十世纪地理学家，他坚决反对地理学中的环境决定论，关注人文要素和环境互动对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对近代文化地理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译者注]法语中souterrains既有地理意义上地下的意思，也有潜藏、隐藏、暗藏的引申义；这里是采访者基于地理学角度的双关。
^[译者注]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法国当代历史学家，年鉴派的创始人。
^[译者注]布罗代尔(Braudel)，即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被认为是第二代年鉴派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时段理论(les périodes historiques)。
^[译者注]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即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法国当代史学家，被认为是第三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有关这部分内容，可见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欧洲科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危机(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贝尔格莱德，哲学(Philosophia)出版社，1936年出版，第一部，第77-176页；法语版由G. 格拉内尔(G. Granel)翻译，巴黎，伽利马(Gallimard)出版社，1976年出版。
^关于监狱群岛的概念可见1975年版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这一表述在随后的版本中被删去。
^有关这个问题，可见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以及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合著的《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第一卷，巴黎，马斯佩罗(Maspero)出版社，1965年出版；以及他和埃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以及罗歇·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let)合著的同书第二卷，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5年出版。
^[译者注]比沙(Bichat)，即马利·佛朗索瓦·泽维尔·比沙(Marie François Xavier Bichat)，法国十八世纪医生，在解剖研究方面多有建树，首次提出了人体组织(tissus)的概念，对之后的细胞生命学有一定启发。
^[译者注]儒勒·费里(Jules Ferry)，法国十九世纪政治家，曾在第三共和国两次担任内阁总理以及教育部长，他在其教育部长任内推动了近现代法国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革命(La Révolution)》第一期，1852年5月20日出版；法语版由社会文选(Éditions sociales)于1969年在巴黎出版。
^这项研究是福柯同弗朗索瓦·贝甘(François Béguin)、皮埃尔·卡巴(Pierre Cabat)以及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机制性教育与探索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 de recherche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 CERFI)合作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