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到现代病，从现代到后现代

        语言天然承载着舆论气象，气象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出席，是一种结构式的压迫，这样结构式的压迫并不存在一种特殊的指向，每一个被定义的用词都可以用来进行独断式的攻击。

       日常的语言是如此的意识形态化，以至于它什么都无法表达，失去了话语的文本性，符号、语言仍然没有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东西，它仅仅是多了我们不需要的一个的特性，那便是暴力性，或许作为一种宣泄性的破坏展现出来，或许作为大他者的工具，把人困在毫无意义的象征中。

       反抗语言，攻击语言，正是要攻击我们自己，攻击象征秩序中的所有人。这不仅仅是反对使用那些被意识形态染色的日常用词，也是反对自我的欲望在他者中的显现（同时反对别的自我在作为他者的我们中的显现)。

       被指向的所有存在都是客体，客体是天然相对弱势的，当我们隐身在某处，以不在场的方式出场于某人的人生时，是否我们的语言还是其原本的语言？明显不是的，可现代性的结构相比于前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中心化。例如网络社区成为大网站，私人关系成为脆弱而绵长的网络关系。

       现代人的病，正是来自于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当我们在生命的舞台上起舞之时，台下满是观众，却无人共演。但实在的表演是有意识的，抽象的表演却无处不在，我们何时能确定，我们的真心没有沦为某一场表演，在那些不参与其中的观众的闲言碎语中，所谓主体的生活成为了客体，我们承受着所有能指（表示具体概念的语言符号）。

       当我们讨论他人时，我们在讨论什么，在脱离熟人社会的现代中，我们不能以一个陌生的他者作为主体展开，进入一个共情化的语境中，准确来说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不再作为主体，而是相互成为了客体，而人在社会活动中丧失主体地位，简单比喻一下，成为了演员或是观众的关系，正是现代带来的一种大规模刻奇，在我的语境中将其称为现代病，我认为其正是精神疾病的一个来源。

       如何逃离现代的丧失主体困境？

一、真正的退出与漠视，真正的参与和沟通

       所谓社恐正是来源于现代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对人的压迫，它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逆，如父对子的期望，友对友的期望，对他人期望是伪善的，毫无疑问，无论你期望他（她）好，还是期望他（她）坏，至少欲望的在他者中的显现，便是破坏主体的欲望。欲望不应该如拉康和弗洛伊德的对缺失性的补充，它应当是积极的，创造性的。退出他者，代表着对他者的无欲无求；但是我们不能真正铲除我们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在退出后，我们就应该作为一个相识者的态度真正的参与到他人的生活中，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在实践中却要求我们摒弃客观与建议，作为一个同行者出现。

二、猎奇与刻奇，自我屏蔽与自我展现

       当我们看待其他文化中，我们在看什么？事实上，文化殖民无处不在，fxs主义根植人心。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文明一词，自带冲突与比较性质，一但我们成功完成了这种比较，便是作为一个殖民单元，完成了对一个实在的侵略，这种侵略最大的体现便是定性，定性行为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挤压，这必将导致被定性物的反抗。 当我们从这对一个集合的定性走向对一个实在个体的定性时，结构性的压迫又一次产生了，它是一种资本带来的猎奇精神，它体现在我们了解贫困生，了解印度人，也体现在我们了解丁真中。而猎奇现象针对大多数之外，刻奇（情绪表演)心理从中而生，我们不断进行情绪表演从而成为大多数，而刻奇和从众心理不同，刻奇反而能体现出一种怪异感，它是能被情绪表演者察觉到的，但或许他的进行并不对意识与自我公开，所以为我们留下了空虚和表演感。

       后现代给了我们斩断中心化的可能，它先决于人的分化和特性，当我们不再关心一个共同的无关事件，它的走向便开始了，所谓这样的走向，是一个社交关系的向内闭环，大他者处于这样的闭环外围。而在其中，我们真正的进入了友人们的生命体验中，建立了一种狭义的互助关系，而外界呢，大他者呢，只有在它参与时，才得以以一个具体的存在出现在这样的闭环中，这个时候，剧院里便只有演员，或者说我们彻底摆脱了剧院，不再为人表演，也不再看人表演。

中心化的死亡代表着结构性压迫的死亡，结构性压迫的死亡代表着旧语言的死亡，旧语言的死亡却代表着主体性的回归。随着主体性的回归，我们回到了前现代一般的“家”  中，然而前现代的俗套已经被解构了，毕竟否定之否定不代表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