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后，为什么有这么多满人会主动改姓？

近年来，一些所谓的“考证”指出，《扬州十日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清末革命党人“杜撰”出来，从日本带回的，意图用作推翻满清统治的一大舆论武器。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早在18～19世纪初的清代中期，《扬州十日记》就已经有多种版本的抄本流传于民间，更有清道光年间（1821-1850）成书的《荆驼逸史》、《明季野史彙编二十九种》中，也明确提及过《扬州十日记》和其作者王秀楚，并引用了其大篇幅的原文。

讲真，《扬州十日记》要说20世纪初才“杜撰”出来的，那么，之前的这些抄本、注释和引用，都是“穿越”过去的吗？

此外，关于“扬州十日”的称法，也并非就仅仅源于王秀楚的“回忆录”，跟他同时代的明末文学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戴名世《南山集》都重点记载过，扬州城破后，大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还有见证了明清交替乱世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他所著的《鞑靼战纪》中，也有过关于满清在扬州屠城的详细记载，情形跟《扬州十日》中的描述，相似度也很高。

卫匡国是1643年到的中国，后来跟着皈依了天主教的南明王朝一路颠沛流离，直到败走缅甸，最后被明朝宗室托付去西方天主教廷“搬救兵”。

回到意大利后，卫匡国作为一个小小的传教士，能量有限，“搬救兵”计划成了泡影，但他的纪实回忆录，《鞑靼战纪》的拉丁文版早在1654年就在欧洲出版了。也就是说，对于清初的那场江南大屠杀，连几个世纪前的西洋人，都是有所耳闻的。

（1655年拉丁文版的《中国新图志》中卫匡国的画像，虽然此时已经是大清顺治12年，但卫匡国仍然坚持着明式衣冠。画像中的卫匡国拿着的就是自己绘制成的《中国新图志》）

客观看，前面提及的《扬州十日记》从日本带回一说，整个事件的真相是，清朝平定江南后，马上就开科取士，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同时还盛行“文字狱”。就这样，此段不光彩的血腥过往被长时间刻意掩盖，像《扬州十日记》这样的著作，都被列入了满清禁书。

所以，关于江南大屠杀事件，在中国民间流传并不广泛，仅小心翼翼的保存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交流”的文献中，反倒是日本保留了更为完整的版本。到了清末，革命党人将其带回，“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而非是当年为了渲染民族仇恨，刻意杜撰而成的。

目前，对于扬州十日的遇难人数仍存在一些争议，不少舆论认为，八十万之众，过于夸张，可能把那一时期整个江浙沪一带因兵灾的死亡人口全部算了进去。具体死难人数，各个文献也是说法不一，比如，在《明季南略》对扬州城的死亡人口表述是“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鞑靼战纪》中又说死亡二十多万等等。

而有关“嘉定三屠”的记载，则更为明确和丰富，除了嘉定的地方志、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计六奇的《明季南略》等各种文献资料外，像侯峒曾、黄淳耀、朱瑛那些来自于民间乡绅阶层的起义领导者，也都是当地望族出身，历代族谱齐全可考，并留下了当今被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墓地和纪念遗址。

尤其是侯峒曾、黄淳耀，他们两人更属于当地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一些诗词、书法和画作至今仍有据可查。比如，侯峒曾的诸多作品，被后人整理成了《侯忠节公全集》。

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嘉定县还把5月份定为了“民族教育运动月”，每年都会大规模祭奠这一历史事件。

更有前面提及过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曾经沾满了嘉定人民鲜血的“大明忠烈宁夏王”李成栋，他本人的传记和相关作战记录中，也对“三屠”有着非常详细的体现。

总之，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具体人数因为年代久远，可能无法精确体现，至今尚待考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团结跟正视历史，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况且，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也能看到，屠夫同样是不分满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