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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人与黄昏

2022-08-21 23:33 作者:张勇进思维搏击社  | 我要投稿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个人甘愿成为他人的财产,那么这个人在本质上就是一名奴隶。”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要是用奴隶形容某个人估计怎么也躲不开对方的耳刮子。


基于这一点的解释,有譬如:“奴隶”是骂人的人,这人没素质等等的泛化解释方式。但是之所以对于“奴隶”这个词有如此之多的负面认识,何尝不标志着我们并没有处于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呢?


首先,当我们谈及某某是奴隶,某某自觉自己不是奴隶,而是一个具有国家身份认同、企业身份认同、家庭身份认同的人。他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双脚锁上镣铐,承受着奴隶主的鞭笞在棉花地里辛苦劳作。


其次,当我们指认某人奴隶时,现代社会的法律赋予了每个人生命权,前现代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发卖、私刑在现代社会成为法律的明文禁止。是否就能标志着奴隶与奴隶主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而消失吗?


1. 第一个馒头、第三个馒头


就拿人们总是津津乐道的馒头理论来说吧,一个人吃三个馒头才会饱,那么究竟是第一个馒头重要,还是第三个馒头重要?


或许有人会说第一个馒头重要,如果没有第一个馒头作为铺垫,那么剩下的第三个馒头也仅仅是第一个馒头。


在我看来馒头理论本身就是政治学的一剂烟幕弹。重要的从来不是第一个馒头还是第三个馒头,重要的是一个人只有吃了三个馒头才会饱。


那么怎么让人吃够三个馒头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争论究竟是吃第一个馒头、还是第二个馒头。


我们将第一个馒头视作“温饱问题”、第二个馒头视作“安全问题”、第三个问题视作“自由问题”那么就很好的理解我前面所说的三个馒头缘何缺一不可。


如果只吃第一个馒头,也就是“温饱问题”那么这个人,也就是小张吧。小张每日出去做工,满足自己温饱问题,但小张挣来钱也许就会被无故盗走,此外他对于自己能不能继续出门做工这件事也是无法保证的。


那么小张,就是处于饥饿、动荡、濒死的绝望境地。再也没有什么比没有任何希望更加令人绝望的事情了。所以就单独的第一个馒头来说对于小张是绝对不够的。


在这个情况下,小张迫于生存压力,只能主动地选择将自己和那些比他更强,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摧毁的集体挂钩,由于只有温饱这个馒头可以吃小张并不能决定自己未来、前途、发展、甚至存活。


那么将自己与集体绑定使得集体承认他,这个集体对小张承担的也仅仅是温饱这个馒头的义务,那么这个集体对小张来说恰恰就是他的奴隶主,而小张恰恰就是这个集体的奴隶。


小张不能、也不愿意为了第二个不能保证到手的馒头,而丢掉现有的第一个馒头。所以对于小张来说自己怎么想不重要,集体需要他怎么想才是他的考量。小张这样的生存处境,我们能把他叫做公民,或者人吗?


很难吧,因为此时的小张所秉持的观念,信奉的道德,并不是他自己经过信息的主动筛选,而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只能接受了教条规训。


譬如集体要求小张用蓝色的碗打饭,小张就不敢用白色的盘子打饭,对于小张来说最便捷、最聪明、最快吃饱饭的捷径恰恰就是去拥有一个集体满意的蓝色大碗。


为了让自己吃第一个馒头也能有饱腹感,小张必须找到一个更大的蓝色碗,哪怕里面除了馒头还有污水,他也愿意一饮而下,涨涨肚子。


恰恰是由于人只有吃三个馒头才会饱,所以对于小张来说,那么第一个馒头是注水馒头,只要他肚皮撑得比别人圆,看起来他也就是吃三个馒头的人。


尽管事实是,小张并没有吃三个馒头始终就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小张又不敢承认自己并没有吃饱,那么让别人也不能吃饱,当所有人都吃不饱的时候,小张也不会觉得自己太饿了。


这就是为什么奴隶总是以最大的热情捍卫奴隶主宣言的运作核心。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一个甘愿成为他人财产,并经常深陷于他人所制造出来的观念当中不断确认自己的人,就是奴隶。”


由于人类社会恰恰是由许多集体与无数个小张组成的,福柯才会说:“道德只是各种权利话语系统参差交错的复杂整体,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弥补,互相修正,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妥协和欺骗的机会。”



2. 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但绝对不是最好的政治力


我们可以自人类社会肇始,统治与被统治就始终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即使拒绝接受人们自己的观念是被权力机器所局限的规范性道德,也不能在实际行动上体现出实际有效的拒绝。


故此,对于小张们来说,它既能甘愿成为某个人的财产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人的不公。并且坚定不移地相信自身所有的发展局限,仅由私有财产的多少来决定。


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冲突,被现代社会巧妙地转化为穷人和富人新兴的不平等观念,关于人只有吃三个馒头才能饱腹的事实被隐藏在粗浅的社会矛盾下面。


就拿很多人坚信不疑的阶级论来说,它并没有解决人类最根本的不平等问题。在我看来,只要人们还有一天坚信阶级论,那么康德所言的但不通过他人引导就无法动用自己的理性的不成熟状态,就始终是现代社会的顽疾。


阿伦特曾说过:“马克思在法国大革命中学到的是,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他将社会的问题转化为政治力量,贫困是一个掌握暴力的手段的“统治阶级”剥削带来的结果。”


将穷人也就是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资产阶级的对手,进行的阶级斗争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得到了它仅仅是权力的易手的活工具。并非真正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就像是启蒙运动所高喊的平等、博爱在法国大革命中仅仅成为了私人泄愤的一次闹剧。“通往心灵自由的公民社会”并非阶级斗争就能得到。


人们所坚信的斗争就能换来,平等、博爱与自由,终究是历史制造者所编织的谎言。它既违背自然法则,更无法落地到实处。


只吃一个馒头的小张,所能过的日子只有多喝一碗水和少喝一碗水的区别,当“安全问题”“自由问题”被束之高阁时,小张们的命运就只能在接近温饱的非人生活里不断轮回。


当人都无法去选择自己去坚信什么样的信念、无法去成为什么样的人时,还有什么社会之恶是不会发生的呢?


就像一个盛产祁同伟的土地,不能通过枪决祁同伟解决社会的腐败问题。大明王朝并不能通过杀严世蕃来解决问题,让齐大柱们不要为了活着就豁命才是大明可以存续的根基。


要知道,既然权力并不天然存在,抓紧权力并不能使拥有权力的人走得更远。权力只有在它恰到好处的发挥功能时,才能被承认。


而当权力成为权力自身的阐释者时,只能激起反抗。人天然的就有超越的渴望,当这种渴望不被承认时。


人类社会就如同一个六岁儿童玩沙子,永远不可能真正耸立。只能一次一次地垒起来,推翻,垒起来推翻。人也就只能望着脚下的土地,大声呐喊“啊我在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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