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后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被人忘记了的四十年代的半美文学式的文字之外——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正好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注：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和巴黎版[224]。］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立刻加以反驳。
　　目前引起报刊极大注意的所谓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缺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力图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石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代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偿付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这个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在全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及其所豢养的奴仆（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之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225]）。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去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极值得玩味的争吵和互相欺诈的情况下进行的：既然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方面，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成为卖主维持生活的真正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时，并不是把工人当做有工人的特点的人来欺骗。相反地，只要某种平均的欺骗程度已经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它过些时候就一定会在工资的相应提高中得到补偿。工人对小店主说来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或信用的所有者，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身分出现的。尽管欺骗行为伤害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比伤害社会的富有阶级厉害，但是欺骗行为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遭受到的祸害。
　　住宅缺乏现象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注：“在巴黎”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沉重得多；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也根本不是一种单只压迫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由于它损害了工人阶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续一定时间以后，也就必然会同样得到一定的经济上的补偿。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正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专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同样，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反过来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也决不是偶然的。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宅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信用，尽管他还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额外房租形式向这个房主买到这种信用。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总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来活动的；他或者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以便能用卖得的钱作为住宅使用权的买主来活动，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资本家迫使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然后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于是，在这里就产生出一些过剩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就增加了。租赁交易时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去多少，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偿付他的劳动时偿付得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反正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勒索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超过住宅价值的房租是才有这种遭遇。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调节一般商品买卖以及“土地占有权”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是估计到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估计到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皮价值；最后，决定问题的是当时的供求关系。这种单纯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忽略了一点，即房租不仅应该补偿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滥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宅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由于房屋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所以房租应该每年抵销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的相当部分。［注：后半句从“最后”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第二，这里还忽略了一点，即房租还应该补偿地皮价值增长额的利息，因而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立刻解释说，这种价值的增长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土地所有权。关于这点，我们现在不去多谈，因为这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谈到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使用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为什么原先建筑房屋的费用在一定情况下竟会在五十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十倍的偿还。对于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他不是从经济方面去研究，并确切查明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以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律领域的办法来挽救自己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每年获取一定的款项。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法权理由，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却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法权理由，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赋予一所房屋以这样大的权力，使它能在五十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原来建筑费用的十倍；这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法权理由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说到这里，他不免又要从头讲起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精确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用德文把这种谬论刊印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这全部胡说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支配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侮辱了作者的法权感，而作者却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改变，灾祸能够消除。——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权观念”，即自己有剥削工人的特权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向我们声明这不是他的法权观念，难道我们就会前进一步吗？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在这里听任其“法权观念”自由驰骋，并向我们发出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

　　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历来的枷锁”，而是“历来的文化”。——编者注］而被置于法外的［注：双关语：《vogelfrei》既有“被置于法外”的意思，也有“像鸟一样的自由”的意思。——编者注］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二十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227]一书中）正好对十八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228]，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了。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是渴望着“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计算现代工业产品中的这种价值，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单个的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他生产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生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注：这一句的后半句从“即互相换取……”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至于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并使“永恒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
　　只求公平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只要这句话一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纯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积累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注：整个后一句从“但是……”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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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伟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他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宅，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他又断言，事实上所发生的那种原来建筑房屋的费用在房租形式下得到二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法权理由为依据的，而这个法权理由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法权理由，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抵销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付款。如果接受了这种本身就包含有最终结论的前提，那末当然只要有任何一个魔术师所具备的那种巧妙手法，就可以从口袋中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摧毁的。
　　这里也正是这样。把废除住宅租赁制宣告为一种必要性，其方式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于房屋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这部分资本现在成了所购的地皮，所以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工人受剥削现象所环绕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来强迫工人生产出比构成劳动力的有酬价值多得多的东西。正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制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资本家及其奴仆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于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资本家——而且是并不直接购买劳动力，因而也不迫使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的集市叫卖声一模一样，他那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总是同他所生的蛋儿的大小成反比例。
　　但是，请想像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不得不用按年付款的方法先成为自己住宅的局部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宅的全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因为那里工业的规模很大，而工人的屋子很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住着单独的一所小屋子，——这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很小却附有很大的房屋，里面居住着十家、二十家、三十家人。假定说在宣称购买一切出租住宅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假定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五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1/15的所有者。后来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华美的三层楼上一个相似的住宅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恰好获得了所有权的1/36，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成了上昂格尔加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地下室11/180的所有者。以后又经过多次迁移，现代工人时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又硬使他得到了圣加连一处同样体面的住宅的7/360，另外一处在里子的住宅的23/180，以及第三处在塞兰的住宅的347/56223——其所以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致违反“永恒公平”。我们的彼得怎样来处置各个住宅的这一切零碎部分呢？谁会给他这些部分的真正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宅其余部分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既然一座有多层楼房的大楼中，比方说，共有20套住宅，而这座大楼在购买期满和住宅租赁制废除后也许就要分属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末对于任何一座这样的大楼中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个人的任何劳动生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收入，因而也会对住宅的每一部分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一些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Labour　Exchange　Bazaar [229]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认为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宅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指出过的那个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上的，这个原则以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条件是一种病态的赘疣，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无非是要理想化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假如工人重新被抛回到这种因循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被顺利地排除了，那末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荒谬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从而把现代工人又弄成像他们的曾祖父那样眼界狭隘和阿谀成性俯首贴耳的奴隶。
　　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和可以实际实现的东西，现在都在实行起来了，但这并不是在“革命思想内部”产生的，而是……在大资产者中间产生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预备凭空设想一套未来的社会结构，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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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尘凡提到崇高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生产率”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但是他们也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投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以后不仅能收回他所投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硬说资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产率。说明蒲鲁东还多么深地陷在资产阶级思想方式中的最好证据，莫过于他所学会的这种谈论资本生产率的姿态了。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生产率”，无非是说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能（指在现在的社会关系下而言，因为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完全不成其为资本了）。
　　然而，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生产率”，而是相反，发现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也正是它阻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以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是生产资本了。
　　货币借贷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整利率的经济规律对决定剩余价值率的规律独立的程度，就像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各种规律之间一般可能有的互相独立程度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末很明显，对于自己企业中有其他资本家大量投资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时候，利润率的提高应当与利率的下降成正比。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把所谓“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而只会确定用另一种办法在各资本家之间分配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不是保证工人比工业资本家获得优惠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比食利者获得优惠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一般体现着这些条件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现象。从这个同任何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有联系的概念格格不入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就必然完全是任意的命令，随时能够顺利地用一些直接相反的命令来代替。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了。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得到信用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依照情况按二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金钱借给那些不会弄出讼案来的人。况且，这种使资本失去“生产率”的伟大计划来源极其久远，它同目的正是要限制利率的高利贷法一样古老，然而这些高利贷法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被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只要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居然就可以“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愈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愈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即使能凭一纸法令真正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在食利者阶级看来，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就会没有什么意思，而他们也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营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办法会有变动，而且变动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一点，就是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平均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应当是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整个说来，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对，不对，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要点是在另一个地方：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吧）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其中究竟，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230]）。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注：俏皮话：Zins是利息，Miethzins（或Miethe）是房租。——编者注］也就废除了。因为“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律”。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把自己部下的一位志愿入伍者叫来吩咐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士，那末请你常到我家走走；一个人家里有了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看病。”
　　那位志愿入伍者说：“对不起，少校大人，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我倒无所谓，反正士就是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无所谓，反正金就是金，士就是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vulgo〔即〕所谓的税金的构成部分是：（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随着房屋逐渐破旧无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罗。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并且因为后者包含有一部分真正的资本息金。士就是士。对通常的资本息金说来，高利贷法仅仅是因为有人规避就失了效，而对房租来说这些法律则从来也没有丝毫受到损害。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贷法不仅能不顾一切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息金，而且还能不顾一切地调整和逐渐废除复加的租金。[231]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自己不再贴些钱谋求摆脱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就仍旧是一个秘密。
　　在高级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建树了这番伟大功勋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权更加展翅高飞了。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很难引出这些结论，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很难引出住房贬值一样；如果勾掉我们的作者加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藻，那末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完成赎买出租住宅这件事，最好要有：（1）精确的房屋统计，（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负责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事情，但是，虽然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词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
　　谁做出了这样的功绩，谁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诫德国工人说：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的论文，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这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答案我们是能预料到的，——到头来是同前面说过的一样：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靠无法辩驳的逻辑得出同一妙不可言的结论：一旦废除了资本利息，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问题也实在漂亮。信用！除了在前后两次领工资中间的时期或者从当铺里借到手的信用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借给工人的是无息或有息信用，或甚至是由当铺索取高利的信用，——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即使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生产费用也变得便宜些了，难道劳动力的价格就不会下降了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小资产者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那他当然要感到特别方便了。国家债务！工人阶级知道，它没有借过这种债款，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借过这种债款的人去偿还。私人债务！——请参看信贷项吧。税收！这对资产阶级利益关系很大，而对无产阶级利益关系则很小：工人当做税款缴付的一切，归根到底包括在劳动力生产费用里面，因而一定要由资本家来补偿。所有这里当做对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于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断言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有关工人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甚至他最后的几篇著作在这方面实质上也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232]一步，而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1847年就被马克思极其光辉地揭穿了。
　　非常可悲的是，二十五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假如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会在德国泛滥，那就加倍可悲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五十年，所以仅仅只要以住宅问题作为例子说明一下，就可以不必再在这方面继续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