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克里安德的陨落

                     复仇女神

               （公元190年）

                       PART 1

        克里安德采取的各种措施和预防措施未能缓解粮食短缺问题。非洲的动乱已经影响到了该省的生产，而瘟疫造成的劳动力成本也导致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许多农田无法生产，造成了首都的饥荒。190年1月1日发行的硬币上记录着 "尽职的皇帝一切顺利 "的字样。硬币上的康茂德正在海神尼普顿雕像前的祭坛上献祭。第二枚硬币上印有“Votis Felicibus”（一切顺利）的字样，同样显示康茂德和另一个人物在奥斯提亚港口的三脚祭坛上献祭，祭坛后面有一头被杀死的公牛和一座灯塔，两艘谷物船驶入港口，其中一艘由塞拉皮斯驾驶。塞拉皮斯是希腊·埃及时期的神，与复活和丰收有关。正面的图例不是通常的M COMMODUS ANT P FELX AUG BRIT，而是IMP COMMODUS AUG PIUS FELIX，名称重点的改变强调了使他度过189年危机的品质：献身于责任，尤其是宗教责任。

        皮乌斯（Pius）代表幸运，菲利克斯（Felix）代表神灵保护皇帝的幸福。另一个图案是菲德斯神的化身，他站在左边，手里拿着麦穗，上面写着“军团的忠诚”。这些钱币应该是在 11月和12月左右危机缓解时在造币厂生产的，并于1月初发行。危机的起因很清楚：罗马在夏季开始时已经遭受饥荒，首都附近地区的粮食减产，但罗马的主要粮食供应国是埃及。钱币表明，恶劣的天气延误了谷物船队在三或四月的启航，因此皇帝向海神献祭以祈求风调雨顺，而他的祭祀地点就在罗马的主要港口奥斯提亚。正如塔西佗让提比略皇帝所说：“罗马人民的生存每天都受到不确定的海浪和风暴的摆布。”

        据说，首都有多达二十万户家庭有权领取免费的救济粮或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救济粮，但罗马城的人口接近一百万，30%是奴隶。仅为了提供救济粮，每年就需要将3亿多吨粮食运到罗马，并存放在巨大的仓库中。据估计，到公元前58年，这种粮食救济花费了国家年收入的五分之一。粮食在奥斯提亚或波尔图斯从船上卸下，有的超过1000吨，行会受雇使用较小的船只沿着台伯河和连接城市与港口的运河运送货物。为防止腐败，船上携带的详细收据记录了谷物的数量和质量，并与在亚历山大和迦太基装载的谷物样本一起保存在密封袋中。港口的帝国官员负责检查，并向粮食供给主管报告。

        粮食短缺不仅会引起那些享受免费救济的人的不满，也会引起城市中绝大多数未享受年金的家庭的不满。他们会因物价迅速上涨而遭受损失，从而引发更大的骚乱。暴民既要面包又要马戏。

        而粮食供给主管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不仅不愿意平息骚乱，反而还决定添一把火，以煽动暴民要求处死克里安德。这并不是一个新主意，罗马贵族妇女克里斯比尼拉曾在尼禄自杀后穿越非洲，劝说该省总督造反，导致首都粮食短缺。根据卡西乌斯·迪奥的说法，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大大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将饥荒归咎于克里安德，指责他囤积居奇，以博得民众和士兵的拥戴。据称，他希望通过释放秘密储存在仓库中的谷物来解决危机，同时以人为抬高的价格出售谷物，从中牟取暴利，从而提高自己的声望。赫罗提安在叙述危机时重复了这一宣传。

        事实上，如果克里安德没有试图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谷物来养活民众，那就太不应该了。密谋者利用这一行为指责他囤积居奇，却忽略了本来就没有多少余粮可买的事实。然而，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既有动机也有机会。他可能是阿里乌斯·安东尼斯的亲信，安东尼斯因被指控犯有“大逆”罪而被处死，并在克里安德的命令下被取消了埃及长官的晋升。当时罗马正遭受饥荒，他负责粮食的运输和储存，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使他能够利用本已紧张动荡的局势。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仓库极有可能无法容纳在码头卸下并储存的大量谷物。囤积谷物也不可能对饥民保密。

        更可行的计划是推迟运粮船队离开埃及的时间，皇帝后来会出于政治考虑将这一延误归咎于天气，而不是他任命的、对他负责的官员的渎职。克里安德是如何推迟运粮船队出发的，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但商船是由私人承包商控制的，而这些承包商的报酬是由粮食供给主管支付的，因此也许使用了经济杠杆。不过，埃及总督应该完全了解粮食船队延迟出发的情况，如果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就会努力确保船队按时出发。然而，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最初是被任命来接替马库斯 奥雷留斯 维里阿努斯（M Aurelius Verianus）的，而后者在埃及的存在只在188年8月的纸莎草纸上有所记载。可能是克里安德想让那些与自己有恩惠关系的人担任要职，所以这个人就落选了。

        他的继任者提涅乌斯·德米特里厄斯在纸莎草纸上的首次记录是189年8月23日，但他似乎在188——189年下令对全省进行人口普查。维里阿努斯的继任者迟迟未到，可能导致省长的到来出现空档期，使得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得以利用这段时间命令船只留在港口，因为当时没有埃及省长可以反驳这样的命令。另一种可能是维里阿诺斯或蒂尼厄斯·德米特里厄斯与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合作。他们两人担任埃及长官的时间都很短，维里阿努斯可能对自己被召回罗马感到不满。他似乎在190年被免职，由克劳狄乌斯·卢西利安努斯（Claudius Lucilianus）或佩特罗尼乌斯克劳狄乌斯·卢西利安努斯·夸德拉图斯（Petronius Quadratus）取代。

        在这个时期，行省总督的更替速度之快，极不寻常，这暗示着该省的行政管理混乱和不稳定，而此时正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就像非洲的佩蒂纳克斯一样。

        破坏克里安德的阴谋显然是组织严密、范围广泛的。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不可能单独行动。有谣言说是克里安德囤积居奇造成了饥荒，罗马人认为他个人而不是康茂德要对此负责。在所有的资料中，皇帝似乎都没有因为这场危机而受到谴责，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看到他试图通过公开祭神来缓解问题。从186年初开始，克里安德直接负责通过重组非洲舰队来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他的这一授权可能是公开的。赫罗提安记载，罗马人“在剧院里组织起来，一起大声辱骂他（克里安德）”。所有的资料都一致认为饥荒的严重程度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表明针对内侍的反对和愤怒也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

        运动会，包括角斗和赛跑，是民众向皇帝施压以获得恩惠或表示不满的少数机会之一。惠特克认为，这些示威活动是由元老院反对派组织的，他们利用自己的客户来表达对克里安德的愤怒。康茂德会主持其中的许多活动，他也会充分意识到他的内侍现在受到的指责。元老院精英们的客户是否能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对情绪是值得怀疑的，他们的客户群不会渗透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人民大众也不会从他们的恩惠行为中得到什么好处。元老院的客户主要限于骑士阶层和贵族领袖。

        然而，马术支持者派别可以控制绝大多数人，重要的是，比赛就在暴民开始向城郊康茂德的金提利安别墅进军的地方举行。到二世纪末，主要的两个派别是红队和绿队；此时，白队和蓝队已成为次要派别，将并入较大的两个派别。康茂德和卡里古拉一样，都是绿队的支持者；因此，当佩蒂纳克斯在赛马中获胜时，蓝党就会在赛马场上怂恿他。战车手和领导者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卡里古拉邀请他们参加帝国宴会，但没有证据表明康茂德也邀请他们参加宴会。

        这次事件发生的时机也很重要，因为它正值与丰收女神克瑞斯有关的节日。 六场比赛结束后，骚乱开始了。

       大角斗场可容纳多达20万人，并在谷物节上使用，这可能是因为东南转角处的两个神龛中，有一个供奉的是与克瑞斯有关的谷仓小神康苏斯。

        主要的谷物节在四月，饥荒还没有侵蚀到城市居民的胃部。节日庆典和比赛也会使用大竞技场，因为古代的神龛就在竞技场内。这个节日有两个相关日期，分别是12月15日和8月21日，后者完全符合航海季节开始时从坎帕尼亚、西西里和迦太基进口的谷物数量减少以及埃及谷物收获期推迟的时间框架。

        康苏斯是丰收和谷物储存之神，康苏斯神庙位于地下，因为谷物通常储存在地下仓库中所以神庙也相对应的常年被泥土覆盖，只有在这一天才会被揭开，骡子、牲畜和马匹可以不用干活，在鲜花盛开的街道上穿行。在大角斗场举行的比赛中，有一场是由骡子拉战车。

        根据神话传说，节日起源于罗穆卢斯，他与他的萨宾邻居们共进晚餐，当男人们喝得酩酊大醉时，罗穆卢斯绑架了萨宾妇女，让她们成为没有伴侣的罗马人的妻子，这就是“强奸萨宾妇女”。密谋者将空空如也的粮仓与克里安德所谓的囤积居奇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节日与五谷丰登、满载而归的丰收时代有关。在第七场比赛即将开始时，为了让观众感受到神对克里安德行为的愤怒，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创造性的戏剧：一群孩子跑进了马戏团，领头的是一位面目狰狞的高个少女，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认为她是一位神。孩子们齐声喊出了许多尖酸刻薄的话，人们听了之后，开始嚎啕大哭，辱骂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侮辱；最后，人群跳下马背，出发去寻找康茂德（当时他在郊区的别墅），向他祈求了许多祝福，并对克里安德进行了许多诅咒。

         高挑的少女 "可能象征着女神奥普斯（Ops或Opis），其节日紧随8月25日的康苏斯庆典后的和12月19日，与谷物储藏节遥相呼应。奥普斯也是一位丰饶女神，与农产品和财富有关，这位女神的“狰狞面孔”象征着未来的匮乏。而孩子们的哭声和哀叹会让全罗马家庭的孩子们更加感到饥饿。经过精心策划，这并不是人民自发的反抗克里安德的叛乱，而是一场精心策划和管理的阴谋，其广度和胆识显然超出了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一个人的能力范围。

        如果密谋是根据史学家Whittaker提议的元老院中的贵族和贵族组织的，那么暴民的愤怒就不是针对康茂德的，而是憎恨克里安德的人。这群人希望保留康茂德的帝位，因为保留帝位对他们有利。帕皮里乌斯·狄奥尼修斯的怨恨和愤怒被骑士、情妇和皇室成员所利用，他们怨恨内侍控制了与皇帝的接触。

         这一点上，我们的两个主要史料——卡西乌斯·迪奥和赫罗提安——在叙述上出现了分歧。

        暴民沿着阿庇安大道向昆提利安别墅行进时，他们遭到了克里安德手下士兵的袭击。与克里安德一起工作的一大批自由民肯定也参与了这次封锁消息的行动。根据卡西乌斯·迪奥的记录，骑兵向暴民发起了冲锋，砍倒了逃跑的市民，他们转身向城门跑去。这些部队被记录为整个骑兵队，他们被描述为克里安德的“热情支持者”。这支部队一定是奥古斯都警卫团，他们是从辅助骑兵中招募的最优秀的骑兵

         哈德良将他们的人数从750人增加到了一千人，由一名军事护民官指挥。这些人拥有与禁卫军不同的基地和单独的指挥结构，此时直接向作为普吉尼的克里安德报告。与同时拥有一支骑兵部队的禁卫军不同，奥古斯都警卫团只是一支骑兵部队，这一点在赫罗提安中有所描述。傲慢自负的禁卫军会对由内侍担任他们的指挥官感到不满。日常管理禁卫军的两名禁卫军长官也会对他们与皇帝的接触受到限制感到不满。他们无法将骚乱的消息传递给皇帝。

        赫罗提安的记录显示，许多平民被士兵的剑刺中倒地，其他人被马蹄践踏，还有更多的人被惊慌失措的暴民踩在脚下。当骑兵穿过城门时，留在城中的民众爬上屋顶，向下面的士兵和马匹的头上投掷瓦片，这些士兵和马匹现在开始伤亡惨重。马匹也开始在街道的鹅卵石以及从上面扔下的瓦片和石块上滑倒。有些人见大事不妙，直接抛弃了自己的坐骑。就在这时，城市警卫的骑兵们也加入了对抗奥古斯都警卫团的战斗，为暴徒们的进攻增添了动力，双方又开始了近距离的搏斗。赫罗提安将这一场景描述为内战，士兵攻击士兵，“互相摧毁”。

        卡西乌斯·迪奥在他的叙述中记录了克里安德派来的“一些士兵”对暴民的攻击，打死打伤了几个人，但人群在“禁卫军的力量”的支援下继续向科莫多斯的宫殿推进。史学家F Millar 质疑赫罗提安的描述是否比卡西乌斯·迪奥的准确。卡西乌斯·迪奥在189年担任了元老，并进入了元老院，因此应该在场见证了这些事件。米勒认为，卡西乌斯·迪奥的叙述在这一点上更有深度、力度和细节。因此，他认为，作为目击者，卡西乌斯·迪奥的历史应优先于赫罗提安的历史。然而，我们并没有卡西乌斯·迪奥历史的完整记载，只有表征者总结的版本。

        我们也不能否认赫罗提安本人不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史学家Alfody将重点放在赫罗提安的事件结构上，将这一关于民众骚乱的记载与赫罗提安历史中的其他类似段落进行了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赫罗提安为了达到相似的目的，对事件进行了剪辑或浓缩，暗示事件的发生与赫罗提安的描述如出一辙。这两段文字都描述了比赛时公众集会的骚乱，都一致认为康茂德位于城郊；都说人群的血腥欲望是针对克里安德而不是康茂德；都说士兵在克里安德的授意下攻击人群，而人群在其他士兵的支持下抵抗攻击，继续向康茂德的住所前进。

         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可能都是准确的，城市警卫和禁卫军成员在目睹手无寸铁的市民在这些非公民的外邦人民手中遭到屠杀后，同样与奥古斯都警卫团没有共同的团队精神，他们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部队军官可能不在，可能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也可能决定采取中立立场，希望克里安德的下台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地位。

        赫罗提安记载说，克里安德死后，支持暴民的士兵被皇帝的怒火吓坏了，“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误导采取了愚蠢的行动，而皇帝（康茂德）对这些行动非常不满”。他们中的一些军官肯定带头举兵反对奥古斯都警卫团，这究竟是由于他们对罗马街头发生的大屠杀真的感到恐惧，还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招募到阴谋中，还有待商榷。189年，指挥城市警卫的长官普布利乌斯·西乌斯·福西安诺斯被佩蒂纳克斯取代，但他的谴责、处决或流放都没有在任何资料中记录下来。他可能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件，但可能已经退休，因为他年事已高，最初在公元151年担任执政官。

        190年前几个月发行的硬币宣扬 fides coh（ortium），即军团的忠诚。这可能指的是禁卫军、城市警卫，或者更有可能是指两者。这些传说推断出他们的忠诚度在某些时候是有问题的；攻击在罗马街头执行公务的奥古斯都警卫团就属于这一类。

        在赫罗提安和卡西乌斯·迪奥的描述中，康茂德都是通过皇室成员得知暴民即将到来的。根据赫罗提安的说法，“可以自由接近皇帝 ”的是康茂德的长姐法迪拉。她突然出现在惊愕不已的哥哥面前，头发散乱，像是在服丧，并指责克里安德在人民和奥古斯都警卫团中煽动叛乱，企图谋杀皇室。在克里安德除掉布鲁斯之后，皇室成员对他怀有敌意。克里安德已经对法迪拉产生了怀疑，他怀疑法迪拉破坏了他的地位。布鲁斯被处死后，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法迪拉的丈夫是马库斯·佩杜卡伊乌斯·普劳提乌斯·昆提拉斯，他是141年执政官马库斯·佩杜卡伊乌斯·斯特罗加·普里斯基努斯（Marcus Peducaeus Stloga Priscinus）的养子，属于最高贵族，通过母亲塞奥尼娅·法比娅成为皇帝维鲁斯的侄子。他曾在177年与皇帝本人一起担任执政官，并与他的妻子在康茂德被推翻后逃回了自己的家族庄园，最终在205年被塞维鲁皇帝处死。毫无疑问，其他御前侍从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他们都在支持法迪拉的谴责，埃克洛图斯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但根据卡西乌斯·迪奥的记录，是情妇玛西娅向皇帝报告了人群前进的消息。据传，玛西娅还与埃克洛图斯有过一段关系，后来在康茂德被杀后嫁给了他。虽然这段关系被描述为绯闻，但实际上两人都有很长的历史，他们最初都是维鲁斯皇室的奴隶，维鲁斯死后，玛西娅被夸德拉图斯得到，玛西娅成为他的情妇，而埃克洛图斯则被转移到年轻的康茂德的皇室。随后，他似乎也被奎德拉图斯得到，并被任命为他的内侍。在露西拉的阴谋失败后，奎德拉图斯被处死，玛西娅和埃克洛图斯重新回到了皇室。

       玛西娅的全名是奥瑞莉娅·塞奥尼娅·德米特里阿斯，这表明她是被维鲁斯或康茂德释放的，作为皇帝的情妇之一，她将继续对皇帝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近皇帝。罗马东南部城镇阿纳尼亚的荣誉碑文记录了她的赞助。埃克托斯是一个埃及人，赫罗提安称他“具有冲动行事和受情绪控制的特点”。赫罗提安可能真的认识埃克洛图斯，但这位历史学家试图将个人的性格融入他的信念中，即在他的一生中，帝国的危机可以归结为参与关键决策的人的种族特征。埃克洛图斯在帝国官僚体系中逐步晋升，因此是一位技术娴熟、政治敏锐、经验丰富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