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龙山时代考古遗存的类型与分期
山西龙山时代考古遗存的类型与分期
宋建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一 引言
龙山文化最初得名于1930年发掘的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六十余年。在这期间，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具有黑陶特征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由于人们最初对龙山文化面貌的认识不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许多具有黑陶特征的文化遗存统统划入了龙山文化，因而使龙山文化概念的内涵大大外延，造成了龙山文化的复杂化。五十年代后，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与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渐渐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有一定的区别。五十年代末，安志敏先生就指岀，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有独自特征，应与中原地区各类龙山文化相区别，而称之为“典型龙山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①此后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不能将所有具有黑陶特征的文化遗存都归入龙山文化范畴，而应当加以区别。这样就岀现了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冠以不同省名的龙山文化。
人们对各地龙山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它们不仅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而且各自'的源头也不相同。安志敏先生曾说过，分布于“广阔地区的所谓龙山文化，可能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甚至具有不同的来源……应根据具体的文化特征分别命名，以便区别和研究。”②严文明先生也曾将许多被称之为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文化一一加以区别，分别勾勒出各自的发展线索，并且建议总称之为“龙山时代"。③这一方面指岀了各地区龙山文化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在更高的层次上概括岀了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性。这对进一步深化龙山文化的研究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不仅能区分岀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和找到各自的来源及去向，而且还能找出更小层次上的细微区别。如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又能区分为三里桥、造律台、王湾三期和后岗二期等类型。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此不相称的是对地处中原的山西境内的龙山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还很落后。虽然也有一些文章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但多限于局部性。这些情况的造成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有关龙山时期的考古工作研究开展的太少。
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芮城县南礼教村遗址*这是最早对山西境内龙山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工作。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山西的新石器考古工作大规模展开。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陶寺遗址，⑥1980年，发掘东下冯遗址，发现了龙山时期的文化层。®同年夏，由国家文物局、山西考古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晋中考古队，开始对太谷'白燕遗址进行发掘，⑦揭开了晋中地区大规
模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与此同时的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山西考古所对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的发掘®,以上这些工作规模大、周期长，迄今只发表过一些简报，正式报告尚在整理之中。除此之外，山西考古所的同仁们还在各地进行了广泛的和一些小规模的发掘。如汾阳峪道河调査气长治小神村发掘等*通过这些工作的逐步开展，一些同志开始探讨山西境内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分期等问题。如王克林先生把“山西龙山文化”初步分为濾沱河、晋中、塔儿山（晋南）和晋西南四个类型段崇麓将东下冯和南礼教代表的遗存归入三里桥类型，陶寺晚期遗存称为陶寺类型*高天麟将晋中汾河流域一直到晋西北归入“前套龙山文化”®。张德光将晋中龙山文化期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些研究工作为我们提高对山西境内龙山时期文化遗存的认识都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已发表的所有关于山西境内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材料的研究分析，把分布于这一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期、分区及源流等问题做较深入的讨论。
二 各地主要龙山遗存的分期
不同地区之间文化遗存的对比研究首先需要建立在各地文化遗存的分期基础上，如此才能做到年代上的大体对应，进而在相同的期别之间进行深入的比较。考虑到山西地理环境的特点及各地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我们拟从以下几个区域分别介绍：
1.临汾地区
以临汾盆地为中心，东到太岳山麓、沁河一线，北到汾西、霍县一带，西达吕梁山东侧。该区海拔多在千米以下，汾河自北向南贯穿全区。考古调查表明这里存在着众多的龙山时代遗址，其中以襄汾陶寺最富代表性。
陶寺遗址于1978年开始发掘，发掘者最初将其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后来又分出一个中期，变成早中晚三期®,并对三期的文化属性及关系提岀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陶寺遗址的三期文化是直接继承晋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支独特的龙山文化类型。頤后来又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陶寺遗址早期应归属庙底沟二期文化®;还有人也提岀类似看法，并且将早期代表的文化立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个类型。頤
经过对发表的所有陶寺材料的分析研究，我们基本同意发掘者早中晚三期的分法，但我们认为将陶寺早期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更合适些。因为不论从陶器的组合，还是从陶器的特征看，它都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有着巨大的共同性。这样，陶寺早期遗存就不属龙山时代遗存了。这里主要讨论属于龙山时代的陶寺中、晚期遗存。中期发表材料主要是H365和H321两个灰坑所出陶器气晚期发表材料主要是H303所出陶器*从现在材料看，对其进行更细的分期似不可能。所以，我们沿用简报中、晚期的分法。由于陶寺早中晚三期在年代上基本衔接，早期既然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那么中、晚两期遗存就当属龙山时代早晚两期遗存了。依此我们制成了陶寺遗址陶器分期图（图一）。另外依据《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一文中的陶质、陶色及纹饰统计数据我们又制成了表一。
根据图和表一及简报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总结出陶寺遗址早晚两期的特征：
早期陶器质料以灰陶为主，占有90%以上，且夹砂灰陶是泥质灰陶数量的一倍多，仅有极少量的褐陶和黑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占90%以上，其它纹饰极为少见。制法以手制为主，兼有模制和轮制。陶器器类发现较少，作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主要炊器釜灶这时仍在沿用，但数量明显减少且形态上也有较大变化,多作翻沿盆形，器壁较薄,近口部多加磨光。擘有大小之分，大者作腹部满饰附加堆纹的浅腹盆形;小者为单耳罐形。这期最明显的变化是炊器鬲的岀现，有单把鬲和双鋬鬲，除把和鑿的区别外，形态上基本相同，均为侈口束颈，袋足较肥大,整体略呈方形，器表通饰绳纹。此外还有釜灶（图一，9）和鼎足，表明炊器的类别是相当丰富的。作为陶寺遗存的典型器物扁壶，这时期腹部扁平一侧较为明显，腹部最大径在中部。早期储盛器有圈足罐、深腹罐、折肩罐、双腹盆、深腹盆和浅腹盆等。圈足罐为大口方唇，腹部斜缓，下连带镂孔圈足。深腹罐上腹微鼓，下腹瘦长。深腹盆和浅腹盆腹部饰绳纹，形态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颇为相似，而同晚期区别较大。折肩罐、双腹盆及饮食器类的豆、杯、碗等同晚期的同类器共性较大，这又反映了两期之间的内在联系。
晚期陶器质料同早期相比区别甚大。虽然也是灰陶占90%以上，但不同的是泥质灰陶为夹砂灰陶数量的一倍之多，这同早期情况恰相反。另外有少量的褐陶和黑陶等。纹饰中绳纹明显下降，但仍占主要地位。早期较少见的篮纹这时期较为盛行，数量仅次于绳纹，它的特点是排列整齐而密集，多施于泥质陶器。此外，方格纹也有所增加。其它纹饰还有弦纹、附加堆纹等，但数量极少。陶器制法仍为轮制、模制及手制，但轮制陶器急剧增多。三足器为手、模合制，袋足内壁往往有反绳纹和反方格纹。晚期陶器胎壁较薄，火候较高，陶色纯正，这也是区别于早期的几个特点。陶器器类同早期相比发现较多。炊器中釜灶已经绝迹，盛行各种形态的鬲，有独具特征的直口肥足鬲、绳纹或方格纹单把鬲、双礬鬲，其中以前者最多。单把鬲和双落鬲同早期相比略有变化，领部增高，整体向瘦长发展。擘为敛口圆腹圜底。此外，炊器类还有罐形甑、深腹盆形甌等。储盛器中以篮纹镂孔圈足罐、深腹盆的数量最多，其次有双腹盆、篦及浅腹盆等。圈足罐大小不等，同早期的区别较大。深腹盆为侈口折沿，同早期的大不相同。早期的深腹罐晚期不见。晚期的新器型有篦。水器扁壶同早期区别不大，唯腹部最大径靠下。饮食器类有碗、豆、杯等，形态比早期丰富，除早期的形态外，又增加了罐形单把杯、三足单把杯等。不论从那方面看，晚期的陶器比早期均有一个明显的发展。
陶寺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共十七个，涉及本文早晚两期的九个。其中早期四个，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095士95、2080士95、2130+95.1820土130。晚期五个，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440士135、2220士95、2180士95、2160±95、1905士95。看来早期的数量偏晚，从其所取木炭标本看，没有一个岀自于发表陶器的灰坑。因此,这四个数据能否真实反映早期年代尚难以肯定，这里暂存疑问。晚期五个数据中最早和最晚两个略有偏差，其余三个接近龙山时代晚期年代，似属可信。
据调查所知，同陶寺遗存相似的遗址集中分布在临汾盆地。大型遗址除去陶寺外,还有曲沃方城％东许等，它们分别坐落在崇山西麓和东南麓，面积都在一百万平方米以上。此外还有一批面积在十万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这些都表明崇山周围的汾浚三角洲地带是这类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连同中心区域之外的遗址已构成一组相当规模的聚落。它们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同其它区域的同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区别。此点在后面还要详述。
2.运城地区
该区以运城盆地为中心,北抵万荣峨眉岭，东北到中条山东端和王屋山，西南两面到黄河岸边。本区除中条山海拔在1000米左右外，其余地方多在500米左右，是山西全境最低的地区。考古发现这里龙山时代遗存甚多，且有一定的共同性，经过正式发掘的有芮城南礼教"、夏县东下冯切、垣曲古城东关巴垣曲丰村翘及垣曲龙王崖®五处。五处遗址均有简报或报告发表，发表的龙山时代遗存，除南礼教外均分为“龙山时代早期”和“龙山时代晚期”。其中早期均属庙底沟二期文化，晩期才属本文研究的龙山时代遗存。由于每处遗址的龙山时代遗存都没有分期，而它们陶器的差异又显示了分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拟从各遗址所发表的材料入手，对其陶器进行重新分期，以期勾划出陶器的变化情况。
芮城南礼教简报报导该处遗址堆积的最下层是龙山文化层，其上为东周文化层。
发表的龙山陶器共30件，其中6件为地层中所出，其余24件属11个灰坑。由于简报没有提供灰坑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同地层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无法根据息位及打破关系进行再分期。
东下冯的文化层堆积原报告分为“龙山早期文化层”（第四层）和“龙山晚期文化层”（第三层）。它的早期遗存报告称之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气实际上它包含了早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遗存。关于此点已有文论述气我们不再赘述。这里只谈同本文有关的“龙山晚期遗存”。报告发表的陶器50件，其中9件出自H240,其余大多出自地层。有陶器发表的灰坑还有H207、H221、H214、H215和H229,但这些灰坑只发表1—2件。査遗迹分布图和灰坑介绍，发现以上发表陶器的灰坑之间均无打破叠压关系，并且文中也未提供灰坑开口的层位关系。这就使我们无从对其进行再分期。但H240和地层中所出陶器的差异表明它们有时代早晚之分。
古城东关简报发表了22件“龙山文化晚期”陶器，分属于三个灰坑。但同样如此，文中未提任何有关能够对其进行再分期的地层或灰坑叠压打破关系的依据
垣曲丰村发表的“龙山文化遗存”材料同上述情况相似，要么有打破关系的灰坑没发表陶器,要么发表陶器的灰坑无打破关系。所以，从这里也找不到再分期的地层依据。
唯一可能进行再分期的地方只有垣曲龙王崖遗址了。简报提供的地层堆积情况是一层为耕土，二层为扰土，三、四两层为龙山文化层，五、六两层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并且发表的材料按以上地层分为两大期。但从第三和第四层以及H01所出陶器的形态看（图二），它们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存在着分期的可能性。从器物类别看，四层出有釜灶，而三层不见。釜灶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器类，龙山时代早期仅有个别的遗留，龙山时代晚期不见。由此也可看出两层之间具有时代早晚之分。另外，四层的浅腹盆同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同类器也有着较多的相似性，这说明了它同庙底沟二期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第三层出土的小口罐、圜底缸、深腹盆不见于第四层，而与其有一定相似性的器物却常见于东下冯类型，可见它们的年代更接近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此外从第三、四层出土的同类器看，它们之间也不尽相同而存在一些差异。根据地层关系和以上这些区别，我们将三、四两层的遗存分为早晚两期。现再看一下H01的陶器，由图二看出，H01的单把鬲同第四层的单把鬲形态相同。双餐鬲则有区别，H01的为矮直领，第四层的为侈口高领，前者在该地区少见，属于北方特点，后者形态接近于单把鬲，属于本地特点。H01的深腹罐同庙底沟二期的同类器形态相近，只是没有附加堆纹。小口高领瓮则同河南境内的龙山早期的基本相同。由此看来，H01的时代当偏早，应该接近于第四层而早于第三层。除以上这些可利用的地层和单位外，简报还给我们提供了H201开口在T201的3C层下这一关系，这说明H201要早于第三层而晚于第四层。查H201发表陶器有鬲一件（图三，17）,形态为侈口高领，体较瘦长，同第四层和H01所岀的区别较大，因此时代上看来较晚。所以，我们将其归属以第三层为代表的晚期。鬲是该地区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期的主要器物，其演变规律是从矮肥向高瘦发展，这为我们的分期又提供了类型学依据。
通过以上对垣曲龙王崖龙山遗存的分析，我们将其重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第四层和H01为代表，晚期以第三层和H201为代表。由此标准再对前述几个其它遗址的陶器进行类型学排比，可以将各遗址的主要单位的时期归属如表二。
根据以上早晚两期的主要遗存单位，我们从中选出主要的陶器制成本区域的陶器分期图（图三）。关于陶质和纹饰等方面的情况，由于所有报道均是按一期叙述，因此，我们不可能了解各单位的统计资料。这里只能就其早晚两期进行大致的介绍。
早期陶器的陶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另有一些泥质磨光黑陶。陶器器表的纹饰以篮纹、方格纹、绳纹为主，有少量的弦纹、刻划纹等。绳纹多饰于鬲、釜灶等夹砂陶器上;方格纹多饰于夹砂单耳罐、鼓腹罐上；篮纹多饰于泥制罐、瓮、盆上。双腹盆均打磨光亮，有的饰技纹；杯、碗、盘等则多为素面。陶器的制法有轮制、手制及模制，其中轮制陶占多数，多为盆、罐、碗、杯等；鬲、肆、甌等三足器一般为模制，袋足及裆的内壁常有“反绳纹"痕迹；手制陶器很少，多为些小杯、碗等。陶器种类较多，炊器有鬲、肆、甌、釜灶、甑等。其中以鬲为主，形态为侈口束颈矮领，整体呈方形，三足较肥大，有的安单环把，有的在两足上侧附双鑿。擘多为侈口浅折腹圜底，三个锥形袋足分立，足表饰绳纹，甌多为残片，一般为深腹圜底。釜灶也不多见，同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相比有较大变化，作敛口深腹圜底，灶圈相接处靠近釜的下部,釜中部接双礬，參下饰绳纹，釜内有尊隔。甑为侈口折沿深腹罐形甑，器表为素面。储盛器有侈口折沿筒形深腹罐，侈口深腹篮纹镂孔圈足罐、双耳小口圆腹瓮、侈口折沿鼓腹罐及单耳罐等。饮食器有单耳杯、浅盘高把豆、盘等。
晚期陶器的陶质仍以夹砂灰陶为多，但泥质灰陶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两者相加约占90%左右，另为少量的褐陶及磨光黑陶等。素面陶器比早期略有增加。纹饰中绳纹最多，篮纹下降，方格纹数量则更少。纹饰施法同早期相同。绳纹多施于夹砂陶器上，篮纹多施于泥质陶器上，方格纹则多见于夹砂鼓腹罐上。盆、豆、杯、碗一般为素面。陶器制法同早期相似，几乎没有变化。器类及器物特征与早期相比有一定变化。炊器中釜灶绝迹。盛行鬲，有双祭鬲和单把鬲，数量以后者为多，形态比早期的瘦长，领部增高。擘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且不见早期的折腹聲，代之以一种敞口浅腹平底肆。另外还有一种敛口深腹、口外多附双耳的擘，这种肆多见于晋中以北的广大区域，这里发现当是受其影响而致。储盛器类同早期相比变化也较大,早期的圈足罐、折沿深腹罐不再见到，而出现直口简形罐、小底缸、圜底瓮及三足瓮等。小口瓮依然存在，但变为直口。鼓腹罐、单耳罐的鼓腹程度有所减缓，底部变大。双腹盆变化很小，只是有的腹部带双耳。另外出现了带双鑿的敞口深腹绳纹盆。这时期还有器座及喇叭形器，后者形态似倒置的漏斗，两侧有耳,没有底部。晚期的饮食器杯、豆、盘、碗变化不大，新增器形有双耳杯。
关于上述早晚两期的年代问题，除东下冯有两个碳十四数据外，其它遗址均无数据，发表，而且东下冯两个数据的树轮校正年代（公元前2080士125、1950士100）显然不能代表早晩两期的上下限。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于文化发展序列及陶器类型学的排比来推定其具体年代。由各遗址层堆积和陶器发展序列看，早期文化直接继承于本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下限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因此，本区龙山早期的开始年代也即是前2500年左右。至于晩期的下限则可参考东下冯的数据,估计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这样早晚两期约延续了四百年时间。估计两期各占200年左右。
3.晋中地区
此处所指晋中地区，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为中心，包括晋东山地和晋西高原山地的部分区域®。该区的考古工作是随着太谷白燕的发掘展开的摩从1980年到1989年十年内，晋中考古队先后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有1982年对太原盆地周缘汾河中游地区的太谷县、汾阳县、孝义县及汾河上游地区的娄烦县的专题调査与试掘气1983年对吕梁山区黄河东岸三川河流域的离石、柳林两县的调査气1987年和1989年对忻州市游邀遗址的发掘气以上这些工作为我们了解晋中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提供了不少资料，本文所用资料就来源于上述这些工作。
这一地区的龙山遗存大致也能分为早晚两期气早期直接上承本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下接该区二里头时期的文化，两期一脉相承构成一独特的文化类型。它的早期可以离石乔家沟H1、汾阳杏花村H317和太谷白燕第三期遗存为代表，晚期以忻州市游邀H291、H193、H326等单位的遗存为代表。依此制成了陶器分期图(图四)。兹介绍两期的特点。
早期陶器的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夹砂陶中含有一些较大的砂粒，陶质坚硬，在全部陶器中占有一半之多。泥质陶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另外有一定数量的红褐胎黑皮陶，见于尊、豆、器座等。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次之；绳纹多饰于夹砂陶器上，篮纹多饰于泥质陶上，以斜、竖向为主，排列整齐，宽窄相同。其它纹饰还有堆纹、弦纹、划纹及戳点纹等。陶器制法有轮制和模制，除空三足器为模制外，其余多为轮制。炊器类有鬲、聲、釜灶、甑等，其中鬲较多见，又可分双落鬲和单把鬲。双签鬲的形态一般为矮领，口微侈，三袋足肥大分立且直接贴附于领部之下，裆部凸弧，形成所谓的“擘式鬲”。双礬的安法多为一个接在袋足上方，另一个接在对侧的裆沟上；也有少数两个鑿均接在袋足上方。单把鬲在这一地区比较少见，形态同罐形肆相似。这期的擘为单把罐形腹,三个垂直分立的空足接在罐底的最外侧，足与罐之间无分界。釜灶仅发现束腰处残片，束腰之上有一对鸡冠形耳，釜和灶在束腰处分叉，釜内壁有一尊隔，灶上有圆形火眼。甑的数量也较少，形态为敞口深腹盆形，口沿外侧凸出一•周，上腹接一对齿状耳。储存器有侈口绳纹深腹罐、绳纹鼓腹罐、篮纹大口宽肩尊、篮纹小口平底壶、敛口瓮以及镂孔器座、覆碗式器盖等。其中较富有地方特点的是大口尊和小口壶。饮食器类发现较少，仅见到宽沿浅盘豆，盘内壁有一道折棱，豆柄较细，盘内黑色磨光，盘外饰竖篮纹和两道附加堆纹。
晩期陶器发现较少。从现有材料看，陶器的陶质变化不大，仍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大宗，有少量的泥质红陶、褐陶及黑皮磨光陶。夹砂陶有的质硬、胎薄，器表内外颜色一致；有的质酥、胎厚，器表内外颜色不一。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附加堆纹也占有一定比例。绳纹多施于夹砂陶上，有的粗深规整，有的浅细杂乱；篮纹多施于泥质陶上，以斜向和横向为主，缺少早期的竖向特征；附加堆纹多在瓮口覷腰和鬲袋足内侧与绳纹和篮纹重叠。陶器制法同早期相同，大型器物多分段制成，后套接成器，再经慢较修整。器物的类别、数量及形态特征同早期相比有较大变化。炊器中的双豎鬲仍占有主要地位，且数量又有增加，裆部三足间距缩小，有的已经消失；单把鬲趋于消失，很少见到。擘为折腹圜底，腹部素面磨光，袋足施横篮纹，其外侧贴戳泥饼，其上有三个圆窝。甌发现有上下部残件，上部为方唇敛口，口内素面磨光，折处饰一周小圆窝纹，敛口之下饰绳纹，腹部贴附双寥；下部同鬲相似,裆部圆弧，内壁有腰隔。此期还发现残蚕，矮领，口微侈，弧腹斜收，长流。储存器中的夹砂绳纹罐近于消失，大口尊、盆、敛口圜底瓮等急剧增多。食器中的钵、碗、豆等数量也明显增加，豆的形态多为宽缘近平，大浅盘，豆柄细长。
4.晋东南地区
本区指现在行政区域上的长治和晋城两个地区。区内东有太行山，西为太岳山，中部为长治、晋城两个小盆地。该区地形复杂,以山地居多，海拔高度多在1000—1500米之间。
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历来开展较少，对于龙山遗存的认识与研究主要是随着长治郊区小神村遗址的发掘开始的尸小神遗址于1986、88、89年先后发掘了三次，共清理600余平方米。该遗址以龙山遗存最丰富。另外,
我们发现地区文物普查中所采集的各地龙山陶片都同小神遗址的区别不大。鉴于此种情况，因此我们对该地区龙山遗存的认识主要依据于小神遗址的材料。
小神遗址的龙山陶器全岀自于灰坑之中，灰坑之间虽有打破关系，但陶器的差别很小，尤其是同类器之间几乎完全相同，这些说明了该遗址的龙山陶器不能够再分期，当属同一个时期的遗存（图五）。陶器的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约占58%；夹砂灰陶次之，占29%；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磨光黑陶及少量的褐陶。器表为素面的陶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约38.3%,纹饰以绳纹为主，占35%;篮纹次之，占20%；另有少量的方格纹、附加堆纹、弦纹及划纹等。夹砂陶多施绳纹，泥质陶多施篮纹，杯、碗、盘、豆多为素面。陶器制法有轮制、模制，除三足器多用模制外，其余都为轮制。该遗址的龙山陶器数量虽然发现不多，但器类较全。炊器中以双签鬲为主，形态为侈口束颈，矮领，三袋足直立，裆部较低，两足上方贴附鸡冠繁，整体较瘦长。单把鬲少见，为直口高领，三足较肥大，裆部圆弧且较低。覷的数量较多，但多为腰部残件，上部形态为侈口束颈，深腹罐形，腹中部贴附双器。甑仅有器底。储存器中盛行敛口瓮、折沿深腹盆、素面敞口盆、绳纹或方格纹的侈口鼓腹罐及篮纹小口矮领广肩瓮，此外还有个别的双腹盆、篮纹双耳圆腹盆、篮纹双耳大口鼓腹尊以及磨光黑陶子母口罐等，这些器类质地坚硬，胎薄,形态规整，是该遗址龙山陶器的一个典型特征。饮食器类有单耳杯、碗、浅腹盆，浅盘粗柄豆及三足盘、圈足盘、平底盘等，形成一套较完整的饮食用具。
关于小神龙山遗存的年代，由于没有地层依据和碳十四测定年代，我们只能通过陶器类型学的比较来确定。我们知道，双繁鬲的演变规律是整体由矮肥向瘦高发展，足尖
由外撇向内收发展，由此可定小神遗址的双零鬲年代较晚，其同运城地区龙山晚期的双签鬲（图三，17）形态比较接近，年代也相当。另外，小神遗址的单把鬲、深腹盆（图五，4）同陶寺晚期的同类器形态也相近（图一，16、28）,这也说明它们之间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此外我们还可从陶质的情况去推定其年代，各地龙山遗存都说明早期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陶次之，而晚期情况正相反。小神龙山遗存陶器的陶质情况与晚期情况相符，此点可说明其当处于晚期。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确定小神龙山遗存年代处在龙山晚期阶段内。
以上我们对四个地区的主要龙山遗存做了介绍，并对其陶器的分期和所处的年代进行了详细论述。这四个地区基本上覆盖了山西全境的中部和南部，北部也即行政区域的雁北地区由于没有做过系统的工作，因此对它们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尚不清楚，本文暂不论述。
三 文化类型的划分
前面我们对四个地区的龙山时代的陶器进行了分期，并对各期的特点做了论述。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既存在着不少共同的特点，又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究竟它们是一种时代的差异，还是一种地域或族别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已构成把它们划分为不同文化类型的主要因素？这是本节研究的主要问题。
首先，可以排除它们因时代不同而形成差异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对陶器分期及其年代的推定，表明各地龙山早晚两期的年代是基本对应的，即早期约当公元前2500年到2300年之间，晚期约公元前2300年到2100年之间。由此看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只能是由于地域和族别的不同而造成的，而且我们认为其间差异已足以构成把它们划分为
不同文化类型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将前面代表四个地区的主要龙山遗存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文化类型。现分述如下：
1.陶寺类型
我们将临汾地区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这一类龙山遗存称为陶寺类型。本文的概念不同于以前的“陶寺类型"，只包括陶寺遗址三期中的中晚两期,也即我们所分的早晚两期。
关于其分布范围，前面已经说过，即集中在以汾、浚三角洲为中心的临汾盆地(图十三)。据调査，这类遗址的数目已近百处。
陶寺类型早晚两期一脉相承，是一个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小于同其它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表现在陶器方面主要有一套独特的器物群以及一些不同于其它类型的特征。它的扁壶早晚期均有，不为任何其它类型所见。圈足罐、折肩罐以及晚期特有的敛口圆腹肆、直口肥足鬲、囂、单耳三足杯等也很少见于其它类型。陶器纹饰早期以绳纹为主，很少见到篮纹；而其它类型早期篮纹也还占有一定比例，不同于陶寺情况。陶寺晚期篮纹比例上升，同其它类型晚期篮纹所占比例相近。
另外，陶寺类型中常见的曲尺形石器，器形很小，边长仅2—3厘米，薄片磨光，外周沿呈三角形，较宽的一边有刃，它做为一种生产工具也罕见于其它类型。
以上这些不同于别处的特征，在陶寺类型遗存中是非常显著的，是构成陶寺类型文化特色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认为给其划分为一个类型是合乎实际的。
2.三里桥类型
这一类型名称得之于河南陕县三里桥遗址气该遗址发掘于1957年，由于地处王湾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之间，因此，其龙山陶器面貌呈现了两者在此共存的现象，形成了不同于任何一个类型的特点。它的主要陶器有单把鬲、双礬鬲、擘、甑、单耳罐、双腹盆、小口双耳瓮及单耳杯、碗等(图六)。以上这些三里桥龙山遗存中的主要陶器均可在本文运城地区龙山早晚两期陶器中找到与其相同者。因此，我们认为运城地区的龙山遗存同三里桥龙山遗存的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它们应属于一个文化类型，此点以前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过多讨论。既然它们同属一个类型，那么我们仍沿用已有的“三里桥类型”名称。
这一类型的分布区域跨晋陕豫三省，在山西境内主要分布在运城盆地和中条山南麓的黄河沿岸地区(图十三)。陕西境内主要在关中华山周围地区，河南境内主要在海池以西的黄河沿岸地区。
由于这一类型山西境内的遗址多靠近陶寺类型，因此它的文化面貌又不免受到陶寺类型的一定影响，连同王湾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对其造成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三者部分陶器在此共存现象，成为三里桥类型陶器群的一重要特点。当然三种类型的部分特征并未在此原样照搬，而是通过兼容并蓄创造岀了新的特色。我们这里主要谈其不同于山西境内另外三个类型的特征。它的早晚两期炊器以单把鬲为主，双蓼鬲较少见，且晚期的形体明显瘦长；另外三个类型则以双蓼鬲为主。叩也占有一定比例，形态多浅折腹，底较平。篮纹小口瓮、方格纹或绳纹的鼓腹罐和单把罐也是这一类型的主要器物。晚期的绳纹筒形罐、圜底瓮、三足瓮及小底缸则不见于其他类型。圈足罐是陶寺类型的典型器物，这一类型早期也有发现，但器表的纹饰为附加堆纹和篮纹，不同于陶寺早期的施绳纹。另外，从纹饰看，这一类型早期篮纹和方格纹较多，比例超过其它类型。由此看来，这些器物及其特征已成为这一类型文化的主要特色，显然应该将此类遗存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三里桥类型。
3.白燕类型
我们将晋中地区以太谷白燕和忻州游邀为代表的龙山早晚两期遗存划分为山西境内的第三个类型，暂称为白燕类型。
这一类型分布区域不是十分明确，大致同前面所划分的晋中地区范围相吻合（图十三），但中心区域应在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该类型的主要特点是双繁鬲非常盛行，且形态同其它类型的区别较大，矮领较直或微侈,三足肥大，足上部高耸成肩。早期裆部凸弧、三足分离，晩期三足聚合。另外双签多有一个贴附在裆沟处，不同于其它类型的两个都在足上方。单把鬲较少且形态也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同类器。擘、覷、秃形态较独特，数量也较多，是这一类型的另一特点。早期的大口宽肩尊是其独有的器类。另外，盆形甑、小口壶也罕见于其它类型。这一类型同陶寺的三里桥两个类型相比，材料较少，我们相信材料充实后还会发现许多新的特点。
4.小神类型
由于晋东南地区正式发掘过的龙山遗址只有小神遗址，而它的龙山晚期遗存面貌同陶寺、三里桥及白燕三个类型的晚期又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小神代表的此类遗存暂称为小神类型。
小神类型主要分布于长治和晋城两个盆地，盆地外缘的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平顺及陵川等县也有该类型的遗址发现，所以也将它们划入这一类型（图十三）。
这一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双鑿鬲、甌的数量较多。鬲整体较瘦长，裆部较低；甌作侈口罐形。单把鬲很少，作高领直口，篮纹敛口瓮、小口瓮数量也很多，形态同其它类型的也有一定区别。双耳盆、双耳尊则根本不见于其它类型。此外，大量的形态各异的素面碗、盆、豆、杯、子母口罐等又形成了这一类型另一特色。
这一类型由于同豫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为邻，两者在文化面貌上有许多共同点。如小神类型的甌、鼓腹罐、敞口盆、双腹盆、碗、盘、子母口罐、器盖等都能在后岗二期文化中找到几乎相同的器形（图七），这表明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当然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很显著，如后岗二期文化中的鼎、鬻、擘、筒形杯、篦、杯形器等働基本不见于小神类型，又说明它们根本不属同一类型。
以上根据各地龙山遗存不同特点，我们将山西境内的龙山遗存分成了四个不同的文化类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它们之间还有许多共同特征，而且它们同中原地区其它龙山文化类型也有很多共性。因此，笔者主张将这四个类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王湾类型，造律台类型、后岗二期文化等类型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四 各文化类型的源流
任何亠个考古学文化都不会是无源之水，不可能突生突灭，它总是处在历史这条长链中的某一环上，与其前和其后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说来，它总是在吸取借鉴其前的文化和同时期相邻文化的基础上,融自己的发明创造而发生发展的。本文研究的中原龙山文化四个类型也不例外，它们是在中原龙山文化前身——庙底沟二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无处不看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些特征在各文化类型中的反映。
对于各文化类型的其它内涵，诸如房屋、墓葬、生产工具及农业等等，本文前面没有讨论。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关材料较少，另一方面它们的特点基本相同。不仅如此，这些方面甚至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区别不大，显然它们是继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这些因素。对于这些问题仍不做重点分析-我们还是着重谈一下陶器情况。
既然是寻找各类型的源，那就必须从各类型的早期上溯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晋南一带，也就是陶寺和三里桥类型的分布地区。现有材料表明这两个类型分布地区内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有一定的区别，至于能否分为不同的类型暂不管它；但这意味着在追溯陶寺和三里桥类型陶器的渊源时，首先要在各自分布地区内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寻找。研究表明：陶寺类型分布区域内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就是陶寺遗址早期遗存，三里桥类型分布区域内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晩期遗存则是垣曲丰村和垣曲古城东关所代表的一类遗存。
陶寺遗址早期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器同陶寺类型的早期有许多相似之处。从陶质看，陶寺遗址早期以夹砂灰陶为主，占56.58%,泥质灰陶次之，占22.9%;陶寺类型早期夹砂灰陶占66.72%,泥质灰陶占有27.53%,看来只是稍有变化。纹饰上都以绳纹为大宗,前者占86.45%,后者占91.57%。以器类看，陶寺类型的釜灶、肆、折肩罐、双腹盆、扁壶等，在陶寺遗址早期均能找到其原形（图八），唯形态有所变化而已，而这种变化又是任何器物所遵循的演变轨迹。由此看来，我们说陶寺类型主要是源于当地的以陶寺遗址早期遗存所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可以肯定的。
同上述情况相似，三里桥类型则明显地主要源于当地以垣曲丰村和古城东关所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有如下事实可资证明:首先，三里桥类型早期陶器陶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丰村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是如此，夹砂灰陶占67%,泥质灰陶约占20%。其次，两者的纹饰也较相近，篮纹均占有很大比例，绳纹略少或相当。丰村篮纹占37%,绳纹占31%；三里桥类型早期篮纹有所减少，绳纹略有增多，两者所占比例估计相当。再次，三里桥类型早期的部分陶器,釜灶、擘、深腹罐、浅腹盆等也可明显看出是从丰村和古城东关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同类器递变而来（图九）。
对于白燕类型的源来说，同样我们要在它分布区域内早于它的文化中探寻。现已知道，这个文化仍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但它和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又有不同，或许可以立为一个地方变体。据资料所知，目前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绝不见早期形态的擘式鬲，而在晋中地区则已有数处有所发现。毫无疑问，白燕类型早期以肆式鬲为鲜明特征的陶器群，肯'定有许多因素直接源于
本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可以作为晋中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代表的遗存有白燕遗址第二期气汾阳杏花村H118®、忻州游邀H348以及石楼岔沟H1和F9等单位®。此类遗存的陶器特征是陶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略少，夹砂陶中晨和的颗粒较大,.质地坚硬。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前者比例稍大，另有一定量的附加堆纹。夹砂陶多施绳纹和成条的附加堆纹，泥质陶多施横向篮纹。器类有夹砂深腹罐、鼎、肆、釜灶、小口壶以及新出现的驟式鬲等。将以上这些陶器的特点同白燕类型早期陶器相比，会发现两者的陶质、纹饰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许多器物如鬲、釜灶、小口壶、深腹罐、鼓腹罐、器盖等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图十）。看来白燕类型确实是在主要继承当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上我们探讨了陶寺、三里桥和白燕三个类型的渊源问题。总的来说，三者都是在继承各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它们的主源。另外还需指出，它们同时也可能接受了相邻地区的一些因素，最明显的就是陶寺和三里桥的双套鬲，它们很可能也源于晋中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歐式鬲。除此之外，重要的还有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及融合等等，这些大概就是它们全部的源。
晋东南地区由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早期文化材料缺乏，因此，小神类型渊源问题暂不清楚。每一个考古学文化都会经历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这是不可逃脱的历史法则;但它们的消亡不可能无影无踪，我们总能在其后继的文化中捕捉到它们昔日的残影，只是这种残影有多有少而已。
现在已非常清楚，在陶寺和三里桥类型分布区域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这时期两地文化已没有任何区别，完全融合为一新的统一体。东下冯类型可以分为四期，这四期文化基本上一脉相承，自始至终都有一套典型的陶器。它的陶器特征同陶寺和三里桥两个类型区别甚大，继承的因素较少，这可能恰好说明此时代的重大变革。它的第一期陶器的陶质以褐色陶为主，约占55%,其次是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分别占25.7%和11.8%；另有少量的褐红胎黑皮陶，占7.5%。褐色陶的器表大多数呈棕红色，其次是橙黄色、灰褐色和红褐色，器物颜色多不纯，常在一件器物上看到两种以上颜色。陶胎厚且不匀，火候低而易碎。由此看来，第一期陶质同陶寺和三里桥类型的区别是相当大的。另外，陶器制法也一改龙山时期轮制相当盛行的情况，而以手制为主，大多数陶器内壁上都可看到清晰的泥条盘筑痕迹，似乎制陶技术反倒落后于龙山时期。陶器的纹饰同陶寺和三里桥类型晚期相比还比较接近，即也以绳纹为主，比例为59.08%,但附加堆纹和弦纹数量也较多，绳纹一般分布松散零乱。从器形看，几乎没有一种器物是继承陶寺类型的发展而来；继承三里桥类型的因素也很少，除去鬲、单耳罐、鼓腹罐、双鎏盆、盘（图十一）还能看岀两者之间有一定关系外,其它占东下冯类型重要地位的鼎、甗、大口尊、蛋形瓮、敛口瓮、深腹豆等根本无任何关系。
以上情况说明，位于中原中心区域的晋南地区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因此其文化面貌同龙山时代的陶寺和三里桥类型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对于东下冯类型来说，它的主要渊源也许不在于陶寺和三里桥类型，很可能还有其它的重要来源,这些不属本文研究范围，此处就不再论述。
同陶寺和三里桥类型的情况不同，晋中地区白燕类型在其后继的文化中则能够找到较多的亲缘关系。目前所知，晋中地区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同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有不少区别，很可能为一个类型。它的早期可以忻州游邀遗址晚期遗存代表，同龙山时期的白燕类型相比，陶器陶质仍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但褐色陶明显增多；纹饰中除绳纹和篮纹外，弦断绳纹和篮纹、划纹、楔形点纹、附加堆纹等也是该时期的重要特色；器类中不再见到三足分立、裆部凸弧的肆式鬲，而代之以裆部尖凹、有三实足根的肥袋足鬲，同时，大多数鬲领部增高，双零手趋于退化，继承前期形态并有所发展的肆和甌的数量急剧增加，盜的形态变化不大，这时期新出现的器类有细把深腹碗形豆、长颈壶，三空足蛋形瓮等（图十二），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的开始。
关于小神类型的去向，目前由于对其分布区域内二里头时期的早期遗存面貌尚不清楚，因此无法知道。但是小神遗址有二里头时期的晩期遗存，从它的陶器看不岀有什么东西继承了小神类型。它的陶器面貌既有东下冯类型的一些特点，又有晋中地区同时期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还有先商文化漳河型的部分特点®,尚不好确定究竟是归属某个类型，还是另立一个类型更合适。但不论哪种情况都表明：二里头时期这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并未同周围钿区的文化完全融合为一整体。
以上我们分析了陶寺、三里桥、白燕及小神四个类型的流向，总的说来，除小神类型缺乏资料外，在其余三个类型后继的文化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响。这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些地区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差异的形成是个重要的启示。
五 结语
长期以来，我们对山西境内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总体认识一直不甚清晰，通过前面各节的分析讨论，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总的来说，山西中南部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应当属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是相对于中国其它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而言的，这个文化的分布中心就是地处中原的陕、晋、豫三省。它是在继承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独特的文化。这个文化中陶器总的特点是：陶质以灰陶为主，约占90%左右，仅有少量的褐陶和磨光黑陶；纹饰以绳纹、篮纹、文格纹为主，其它纹饰均少见;器类有各种形态的鬲、鼎、翌、甌、甑、鼓腹罐、双腹盆.小口瓮、碗、豆、杯、盘等纶。由于历史和地区差异的原因，中原龙山文化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我们之所以将山西中南部龙山遗存划分为中原龙山文化的四个类型，就是考虑到它们既存在着中原龙山文化的共同特征，又存在着一些各自的特点。现在看来，陶寺、三里桥、白燕、小神四个类型同陕西境内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境内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类型及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类型，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原龙山文化这个庞大的系统。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使我们对山西境内的龙山时代遗存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且也提高了我们对中原龙山文化的认识。
对陶寺、三里桥、白燕及小神四个类型陶器的分期是本文的另一个收获。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文化类型自身演变的道路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同时，它也为我们寻找各类型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年代对应尺度。
对各文化类型的穷源溯流使我们看到了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看到了它们处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二里头两个时期之间所起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各文化类型主要源于各自分布区域内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而这些区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有可能分属不同的类型，这就为我们解释龙山时代各文化类型的形成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理由。同时，龙山各文化类型的划分反过来也为我们去研究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区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不但如此，它还为我们正确理解二里头文化不同类型的形成找到了突破口。以往我们只知道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二里头和东下冯两个类型，现在看来，晋中地区甚至晋东南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类型,而它们这些不同类型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历史上这些地方就曾经分属不同的文化区。
（本文是在严文明、李伯谦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张江凯先生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