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龙山石窟小识二则

山西龙山石窟小识二则——兼与张明远先生商榷

李小强

山西省太原市龙山石窟作为我国北方现存最早的道教石窟，历来受到中外学者们的关注，史岩先生谈到该石窟价值时说到：“太原龙山石窟和芮城永乐宫同样，关系到道教全真教派的历史颇巨；龙山石窟造像和永乐宫壁画同样，关系到我国美术史中宗教美术风格演变亦颇大”[1]。近年来，张明远先生对其研究尤勤，先后发表了《唐代龙山石窟研究》、《龙山石窟考察报告》、《龙山石窟历史文献勘误》、《龙山石窟历史分期问题研究》等文[2]，对龙山石窟做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廓清了诸多缠绕于学界中人对龙山石窟认识的迷惑。在《龙山石窟历史分期问题研究》一文发表后，笔者对龙山石窟部分石窟和神像的定名有所异议，但因资料不足，暂存于心。前不久，拜读陈昭先生所译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于20世纪20年代调查龙山石窟的报告后[3]，对此石窟研究的来龙去脉自觉有所明了，乃与重庆大足县境内的现存道教石刻相联系，作此小文。

一、第2窟三清六御神系

龙山石窟第2窟，三壁共雕像15尊，正壁（北壁）存像3尊，为道教尊神三清，此为共识。在两侧壁（东壁、西壁）各有三身坐像，另在众尊神之间有侍者像六身。

两侧壁的六身神像，张明远先生认为，“其余6真人、6侍童，应无实际人物可言，倒是应了道家常用数字‘六’的一些吉祥象征意义”。笔者认为此窟造像内容当系道教的“三清六御”神系。

对此六像，陈少丰先生早在其《中国雕塑史》中，认为“左右两壁各有三尊冕服拱手的倚坐像，当为地位颇高的道教神像”[4]，从其六身像来看，道教尊神系统之中，应为“六御”。

唐末两宋时期，道教神系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各种新的神灵层出不穷，道教学者们对此也不断地加以梳理。在道教“三清”作为主神形成共识之后，其中对“三清”之下的尊神系统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仿道教经典“三洞四辅”便有“三清四御”神系，而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又有“三清六御”、“三清八御”之说，道教经典之中也可谓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今人胡文和先生论及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所开凿的大足南山石刻第5号三清古洞时（图一），就曾列举了从唐末杜光庭到宋代金允中、留用光等不同的说法，来考证该窟像内的“三清六御”神系，并兼 认为这六御当为：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南极长生大帝、东极青华大帝、后土皇地、西王母[5]。

在北方的道教信仰中，也有对“三清六御”的信奉。如金章宗曾于明昌元年（1190）于京师敕命王处一为国设立普天大醮，并亲书普天大醮青词一通，《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瑞应记》记其词曰：

“嗣天子臣谨上启三清四御二后，伏以祗应丕绪，仰戴慈闱，惟日奉承，方备九州之养，赖天孚佑；恙，爰殊庭之邃，聿严秘醮之科。所翼孝诚，俯回真驭，垂至神而洞鉴，锡景命之延洪，嘉与群生，永依大庇。臣无任恳祷之至，谨词[6]”。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普天大醮的主持者王处一（1142～1217），系全真派的高道，“全真七子”之一。除这次之外，在泰和元年（1201）、三年（1203），章宗还两召其在亳州太清宫举行普天大醮。而山西龙山石窟的几位营造者——宋德方、李志全、秦志安等，皆系全真派中重要的人物。宋德方在其12岁时，就弃家学道，得度于这位在全真道派中尤以斋醮行世的王处一，入道士籍。后又侍丘处机，并为西觐成吉思汗的十八随从弟子之一。在1233年，应胡天禄之邀，主陕西崞州和山西平阳（今临汾）的醮事，在第二年（1234）发现古昊天观遗址。在昊天观落成之后，复又主平阳醮事。在这一段时期内，宋德方的活动皆是以醮事为主，受王处一等斋醮的影响，当属必然。

在全真道活动的北方地区，类似“三清六御”神像，在道教宫观壁画中也有所表现。如现藏加拿大多伦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平阳府某道观的壁画，从技法上看，“与永乐宫壁画在绘画传承上有一定的关系”，题材有“六御”。据金维诺、罗世平二先生介绍为紫微、玉皇、勾陈、木公、后土、金母。另在陕西省耀县南庵，始建于元代末年的四帝殿内，也有四帝二后像[9]。可见“三清六御”神也即第4窟为三天大法师龛，第5龛为玄真龛。其理由之中，有对“三天大法师”的解释，并列举北宋张君房所编的《云笈七签》中所称的“三天”，即“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认为这即是道教尊神三清（玉清、上清、太清）所居之仙境。此处仅就“三天”而言，其解释当无误，然“三天大法师”系道教中一特有的词汇，专指道教创始人之一的张道陵，如：“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道陵上而从该窟的颂文、造像规模来看，系在金元时代的北方道教艺术中白天□□‘:臣以愚劣，忝预道流，当时曾在此处有“普天大醮”的宗教活动，亦是可以肯定的。因普天大醮系道教醮仪中“坛位最高、规模最大者”，出现这些以“三清六御”[7]为代表的道教尊神，以显示醮仪之重。在龙山石窟开凿之后，宋德方即与其弟子们编辑《大元玄都宝藏》，总摄此项工程的即宋德方，其弟子秦志安系其主要助手，他对道教经典也非常熟悉[8]。因此，对开凿道教神像如以“吉祥”的数字来看待，恐有失偏颇。

是较为重要的题材，作为在这一阶段盛行的全真道在艺术表现上，采取此种题材来弘扬其教，当在情理之中。

“三清六御”系道教神系中地位最为显赫的神灵，故在其完工后称为“总真玉室”，而李志全所作的“祝文”之中，其意又与“三清六御”颇相吻合，如其叙“万神来思，载欢载怿。祭酒披宣，祈祝延年。当今天子，亿万斯年。汲及臣佐，嵩呼庆贺。风雨若时，生灵安妥”。以道教之尊神（意即“万神”之代表），来配之以“当今天子”，正显示出开凿此龛之用意。

不过，第2窟两侧的造像，靠近内侧的两身坐像当为四帝像，而在门外侧一坐像的两侧各有一侍者像，因笔者未亲自调查，不敢妄下定论，仅能从图片上推测其为二后像。

二、三天大法师

明成化《山西通志》载：“四曰玄真龛，内刻石像三尊。五曰三天大法师龛，内刻石像三尊”。张明远先生在其《龙山石窟历史分期问题研究》中认为:“第4、5窟的名字应互换一下”，受命三天法师之任，既奉尊遵命，不敢藏情。若将来世有善男子善女子来诸师门，求欲请受，不审传授其法□□[10]？’”

“三天法师张道陵授魏华存以新出明威章奏，入静存祝吏兵符之诀[11]”。

在道教经典、文献中，类似称张道陵为“三天大法师”之例还有很多。

在大足道教石刻中，也有“三天大法师”的造像。大足石篆山石刻第8号太上老君龛，高1.70、宽3.43、深1.92米。龛正中坐老君坐像，头左镌“太上老君”4字。在其左右至两侧壁各立像7尊，像顶均镌名，其中在太上老君两侧左为“玄中大法师”，右为“三天大法师”，据该处造像铭文，该龛凿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12]。该龛造像中，“三天大法师”为一身像（图二）。大足道教石刻所保存的这尊北宋时期的“三天大法师”张道陵像，与文献所记张道陵像也比较吻合，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言张道陵“年及冠”后，“美须髯”，此身造像亦具有此明显的特征。

龙山石窟第4窟为三壁三龛式，共有雕像11尊。北壁（正壁）和东壁造像，皆为一坐二立像式的一天尊二真人，西壁为一铺5尊。张明远先生在其文中未确指窟内三龛之中的主像为三清尊神，但从其对“三天”的认识来看，这三龛的主尊像当为三清尊神。从上述论述可见“三天大法师”系一人，而非三身像，因此，认为第4窟为“三天大法师”窟，似不准确，恐还是暂以明成化《山西通志》所载的“玄真龛”较合适。

龙山石窟第5窟在正壁雕像3尊，正壁中像安坐于台座之上，双手交叠于丹田，两侧侍立二像。从造像外在特征来看，所表现主要为中像，两侧当为侍者像。若明成化《山西通志》所言准确，那么，第5窟的主像（中像）为三天大法师，也即是张道陵。

龙山石窟第4、5窟为唐窟，此已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13]，如明成化《山西通志》定名准确，那么，对于了解唐代天师道在北方的传播，以及之后全真道与天师道之间的关系，无疑有一定的价值。天师道早在其前身五斗米道时期，就已经开始传入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在北魏时就已盛行于北方。时有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到晚唐之际，张天师信仰还远播敦煌一带，如敦煌遗书P.3866中，有李翔的《献龙虎山张天师》诗，诗言：“环中有位逢皆拜，世上无人见不尊”，可见其影响之深，传播之广。但是，该窟造像题材是否是张道陵，还需从文献、图像等方面进一步的考证。

另，张明远先生在《龙山石窟历史分期问题研究》一文中，对明成化《山西通志》所载第4窟“玄真龛”，认为“玄真”为实指道教中人，也即唐代著名的诗人张志和。其自号为“玄真子”，而在文献典籍中一般亦皆称为“玄真子”，其著作亦为《玄真子》。笔者认为此处“玄真”乃是对道教真仙的泛称，而非专指一人，至于该龛所刻的题材，因学识有限，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未曾亲自对龙山石窟做实地考察，仅凭文献作一推论，谬误之处，望方家指正。拙文在写作中，承蒙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资料部唐毅烈、唐长清等先生提供资料和珍贵的照片，此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