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研究沦陷区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
目录
第二卷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50、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51、研究沦陷区
52、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53、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
54、吴玉章寿辰祝词
55、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56、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
57、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58、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
59、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60、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61、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62、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63、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64、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65、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66、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
67、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68、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69、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70、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
71、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72、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73、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74、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75、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50、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斯诺：国共两党关于抗战政治基础的解释，似乎存在着一些差别。共产党一再着重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参看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但是，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上和言论中却没有什么地位。国民党以为抗战的政治基础，就是共产党和其他政治集团对于国民党独裁的屈服。
我在重庆曾访问过张群[2]将军，询问他对这一点的意见。他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久必被取消。蒋鼎文[3]将军在西安告诉我同样的话。他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虽然从前的共产党员作为国民党军队一部时也可以负责官职或军职。去年陈立夫[4]也说了实际上同样的一套。
蒋委员长自己最近告诉一位德国记者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剩下来了”，这显然是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的观念。
你对于这些言论有什么意见?统一战线的法律基础究竟在哪里?共产党的法律地位究竟有没有?当着一个党否认另外一个党的存在时，能不能有一个两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中国有一小部分人，历来很愿意学习希特勒。大家知道，希特勒曾经有一个时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苏联只是一个名称，世界上实际没有这个国家。”可是，希特勒也有因为受了教育而发生某种觉悟的时候，就是当着今年八月二十三日的那一天，他忽然发现不但名义上有了苏联，而且实际上有了苏联了。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5]。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说到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屈服，也许某些人确实在那里这样想与这样讲，但我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既然吃了饭，睡了觉，而且口舌是他们固有的，又具有高等动物所特具的所谓脑筋，他们既然具备了这许多条件，因而也就有这种自由，这种胡说八道的自由。我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原则的，我决不去干涉他们这种自由，我也颇为忙碌，没有工夫去干涉他们。所谓屈服，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所有你说的那些，我相信大多数有良心有诚意的国民党员都不会那样说的，因为他们都是懂得抗战第一、团结第一的人。
至于蒋介石先生说了什么共产党不存在的话，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因为：第一，蒋先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但有政治常识，而且懂得更多的东西。第二，蒋先生是抗战领袖，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第三，他如果说这样的话，岂不是与他从前的话相矛盾吗?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过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所以，我相信，这种毫无常识的话，这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话，这种与蒋先生过去所说互相冲突的话，他应该是不会说的。而如果果然说了的话，那我们就有权利请他更正。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6]蒋先生如果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实在是他的过错，是一个全体共产党员皆不能忍受的过错，我们一定要请他更正。
说到共产党的法律地位，的确是没有的。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执行蒋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对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同样也没有给予合法地位。这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也还不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的明证。现在全国人民都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就是为了这个原故。
说到陕甘宁边区，这还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蒋先生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面亲口承认了的。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了。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无怪乎全国人民要求行政机构的彻底改革了。要改变一下才好。
斯：中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说，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的一方面，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是属于诸民主大国之列。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什么是它的根据?自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向民主方面有什么进步吗?民众获得任何政治力量吗?(这里我指的不是边区或游击区的情形，指的是那些在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
毛：根据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名称，你看，各国人不是叫我们中华民国吗?我想，这就是它唯一的根据。至于说实际根据，那是没有的。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原则，虽然已经讲了有几十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兑现，现在全国几万万人都要求兑现，大概有可能兑现的吧!到那时，那末就多了一个根据。我希望添上这个根据，因为这不但便利于在外交上说话，而主要地还是便利于抗战。
斯：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政府在性质上有任何变化吗?它是否仍然主要是国民党独裁的政府?
毛：在某些政策上有变化，它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这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变化。而其他政策上，如民主民生这一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现在全国热烈要求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至于政府的组织上，那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这一次，重庆开参政会，蒋先生在开幕词中讲，要集中各方人才，参政会通过了决议，要求结束训政，实现宪政。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全中国人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
斯：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由于战争的缘故，而发生了什么变化?
毛：据我看，是部分地发生了变化。沿海沿江一带的大阔老，大多做了汉奸或准汉奸，这就是汪精卫代表的那一群，这些阶层，政府已不能靠了。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能不放在中产阶级与广大的农民阶级之上，因为只有这些阶级，才是支持抗战的伟大力量。
斯：政府的阶级基础变化了，你说政府应该依靠于中产阶级及农民阶级身上，这是不是说，这两个阶级的代表现在已经在政府里增加了，而资本家的代表减少了?
毛：我是说应该放在这两个阶级上面，而并不是说已经放在这些阶级上面，我是说政府的前途，而不是说现状。
斯：是不是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有了变化?
毛：还没有。
斯：现在的政府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吗?
毛：是的。现在的政府，主要地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可是，这些阶级的代表，很多都已逃跑出去了。
斯：那末，现在还代表什么?
毛：在抗日政策上讲，主要地已放在中产阶级及广大的农民阶级基础之上，已代表了这些阶级，但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到现在还没有。
斯：因为共产党放弃了强调阶级矛盾冲突的宣传，取消了苏维埃，服从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领导，采行了三民主义，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停止在国民党区域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许多人在说，中国共产党人已不是社会革命者，而仅仅是改良主义者——目的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了。你对这种攻击如何答复?你是否还主张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在一定阶段上，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领导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毛：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斯：在反帝反封建的前面或后头，中国也有向法西斯独裁发展的可能吗?现在中国的法西斯组织的力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弱了?
毛：在中国，法西斯专政是没有发展的可能。因为，中国的一半，已经变成了殖民地，其他的一半也还没有脱离殖民地的危险，中国的经济，也还是半封建经济占主要地位。就是因为这些理由，使得中国那一些法西斯空想家失掉了前途。至于说过去中国政治组织中有某种组织也勉强地不适当地说它是法西斯力量的话，那末，这种力量，现在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国度内，要来闹所谓法西斯，是一定要碰破他自己的头的。
斯：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居于中国工人农民的主要领导地位的。除开对边区农民的领导，以及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红军的领导，共产党在实际上如何确定其对于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产业无产阶级现在是在日军占领区内)?共产党如何教育工人农民使之认清现在革命的反日反封建目的?
毛：所谓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的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在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已经组织起来了，那末，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教育工农，是用共产党员的口，用文章，主要的还是用党的抗日的行动，使工农懂得要抗日要反对汉奸势力的目的。
斯：抗战是削弱还是加强了中国的封建因素?在今天，共产党的纲领中哪些是革命的反封建的纲领?边区以外任何地方，曾经认识到它吗?除非同时在全国范围实现革命的反封建的一面，抗战能够获胜吗?当农民甚至为了抵抗日本来组织自己都不可能——更不必提农村改革的要求——在战争当中能实现革命的反封建任务吗?
毛：这里，首先要说的，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的首要问题是抵抗日本，反封建的任务要服从于第一位的目的——抗日。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改良人民生活，这些都是反封建的纲领。现在全国各地，不但工人农民，而且在小资产阶级，如广大的知识分子、学生青年、文化人，前进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人中间，酝酿着一个很大的民主运动，问题是由于受国家的旧的政治机构所束缚，因而没有发展生长，所以，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毫无疑义，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斯：中国有的资本家跑了，到汪精卫那儿去了，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再成为政府的主要部分了。这种情形之下，政府已失掉了依靠力量，为什么现在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代表了这些阶级，而没有提高工农的组织地位?
毛：这就是顽固性，阶级基础变了，而政府组织还没有变。因为这些人霸住在那里吃饭，而不让人家进去，所以要改变政府组织，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霎时的事情。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一部分。
[2]张群（一八八九—— 一九九一），四川华阳（今属双流）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3]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
[4]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
[5]见《孟子·梁惠王上》。
[6]见《论语·子张篇》。
51、研究沦陷区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在目前阶段内，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定政策。
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磨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
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
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我们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沦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地支持游击战争，改革国内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两个大政方针。
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同志们除了研究讨论外，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这样四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材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本年七月间出版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算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本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一集。现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则作为研究沦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二集。其余两个问题，亦将接续出书。
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根据一九三九年解放社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的序言。
52、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2]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一区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3]，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末，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4]，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5]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6]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根据《红旗》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三期刊印，并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校改。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李昌，一九一四年生，湖南永顺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3]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4]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一九○○年六月在义和团运动中于北京遭枪杀。一九○一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向德国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边立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北京人民将该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并迁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建国后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5]光起，方言，瞪大的意思。
[6]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分别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蜀汉著名将领关羽的兵器、坐骑和战斗故事。
53、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
(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
德怀[2]同志：
你陷日[3]来电，书记处已有复电，谅收到。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4]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5]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边区问题有好转倾向，陇东九十七师已撤走，程潜、朱绍良[6]在蒋[7]命令下已表示和平，我们正派谢老[8]赴甘为谈判代表。日本决定扶助汪精卫，日本在华军人的政策还是硬的，此事不能不影响国民党的态度，故好转可能还未断绝。现时日本内部的斗争，还是日本独占中国或者分出一部分权利给英、美这样一种斗争，军人的独占政策似乎占优势，日本正发生倒阁风潮，等几天就可见分晓。
泽东
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3]陷日，即三十日。
[4]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5]指陈士榘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
[6]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朱绍良（一八九一——一九六三），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7]蒋，指蒋介石。
[8]谢老，指谢觉哉（一八八四——一九七一），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曾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
54、吴玉章寿辰祝词
(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起我在三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2]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3]，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4]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地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
根据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新中华报》刊印。
【注释】
[1]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2]见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本书第一卷第477－478页）。
[3]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徐老，指徐特立（一八七七—— 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4]马相伯（一八四○——一九三九），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曾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组织文化界救国会，被誉为爱国老人。
55、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并告中原局，彭雪枫、项英、陈毅[1]：
甲、十二月九日中央曾有长电，要你们在山东全境及华中发展数十万军队，组织数百万自卫军。中原局方面已经了解正在进行，山东及一一五师方面尚无复电，不知你们同意否?能够办到否?
乙、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
丙、因此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按此大概目标，具体分期实现。据山东来人说山东民枪甚多，应能实现此数，据胡服[2]电告，中原方面半年可发展到十万，但具体计划，由你们决定之。
丁、没有自卫军的广大发展，即无法广大发展军队，无法建立巩固根据地。因此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有十五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有十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自卫军。现在你们的自卫军还太少。
戊、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己、争取这样的军队、自卫军与政权，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有理又有利的磨擦。凡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对于这种人，原则上决不能丝毫让步。而我应极力争取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乃是一切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对于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3]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
庚、国民党有加派军队进入鲁苏战区的计划，因此你们应加速自己的布置，要在他们未到以前，你们的阵地已经大体上巩固了。
辛、要使全党干部明白这个正确的发展路线，才能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书记处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2]胡服，即刘少奇。
[3]于学忠（一八九○——一九六四），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明扬（一八九○——一九七八），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56、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
(一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朱彭杨，刘邓[1]，并告朱徐陈罗[2]：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3]，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
中央书记处
一月三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2]朱徐，指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和司令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
[3]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吉林长春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
57、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年二月五日)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根据一九四○年三月十五日《新中华报》刊载的新闻稿刊印。
58、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德怀[1]同志：
甲、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2]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3]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四人及陕蒋[4]、甘朱[5]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二十三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和绥远[6]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7]、鲁、豫、皖四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8]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9]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10]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11]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12]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稼蔷[13]
三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一九三九年底开始在河北、山西发动的大规模军事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3]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陕蒋，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蒋鼎文。
[5]甘朱，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甘肃、青海、宁夏及绥远的一部分）司令长官的朱绍良。
[6]绥远，指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7]直，指直隶省，一九二八年改名河北省。
[8]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牺盟，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它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9]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10]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新编第八军军长。丁树本，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庞炳勋（一八七九——一九六三），河北新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范汉杰（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王靖国（一八九一——？），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11]磁、武、涉，指河北磁县、武安和涉县。
[12]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13]稼蔷，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59、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一九四○年三月十六日)
德怀[1]同志：
元电[2]今日阅悉。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3]现正派军队向雪枫、胡服两区[4]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5]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目前华北斗争，亟应自动告一结束，否则有转入被动危险。我军政治上一经转入被动，蒋介石即会在政治上向我反攻，大肆宣传，说我无理，那时我们将处于极大不利，过去的有理地位反而丧失了。朱怀冰事件[6]，蒋亦将借题发挥。何应钦[7]已在参政会[8]常驻会议报告了一次。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请考虑见复为盼。
泽东
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指彭德怀一九四○年三月十三（元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
[3]李品仙（一八九二——一九八七），广西苍梧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4]指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活动的豫皖苏边区和胡服（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5]蒋，指蒋介石。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一九四○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集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三路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八路军击败。
[7]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8]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咨询性机关。为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参政会。
60、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三月二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这份电报，是发给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聂荣臻、彭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吕正操、程子华，王震，林枫，程子华、宋任穷，左权、黄克诚，彭雪枫，刘少奇，项英等电台的。
61、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一九四○年四月一日)
朱彭，杨，刘邓，徐朱，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1]:
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
(一)某方[2]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我军则谨守防线，深沟高垒，以备不虞，对其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多写诚恳坚定而无刺激性的函件、传单、标语，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
(二)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四)我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
(五)无论华北、华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
(六)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七)具体布置，各地依此总方针计划之。
中央及军委
四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2]指国民党当局。
‘
62、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一九四○年四月五日)
德怀，克诚，陈罗，雪枫，胡服[1]:
韩德勤[2]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3]受我李先念[4]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5]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6]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7]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部队，并恢复驻立煌办事处[8]，释放张夫人[9]及一切被捕党员，退回军款，则我军暂时可不开入淮南，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10]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如彭吴兵力不足，则三四四旅协助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支队[11]，陈毅之叶飞部[12]，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毛、王[13]
微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克诚，即黄克诚（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永兴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由第三四四旅和新一旅等组成）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2]韩德勤（一八九一——一九八八），江苏泗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3]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4]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5]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7]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8]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9]张夫人，指张云逸的夫人韩碧。一九四○年二月，她在携幼子由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前往江北指挥部的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被李品仙所属国民党军安徽保安第八团扣留。同时被扣的还有指挥部干部及所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和一批武器。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于同年九月获释。
[10]韩、李，指韩德勤和李品仙。
[11]罗、戴支队，指罗炳辉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五支队和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
[12]陈毅之叶飞部，指陈毅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辖的叶飞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13]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63、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一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陈罗，雪枫，胡服[1]，并告朱彭(转左黄)，徐朱，刘邓，项英[2]:
某方[3]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我们对于陈、罗附近之于学忠[4]，雪枫附近之何柱国、孙桐萱[5]，先念[6]附近之川军、桂军、西北军，胡服附近之桂军，必须采取如下方针:
(一)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磨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
(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
(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
(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7]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以上方针的具体执行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之，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此方针。因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四月十二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指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2]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左 ，指左权（一九○五——一九四二），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指国民党当局。
[4]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5]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孙桐萱（一八九五——一九七八），河北交河（今属泊头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
[6]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7]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64、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 战争与革命问题
(一)关于苏联不加入战争两派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阻止不了时，人民就起来反对战争，而苏联就不加入。这一不加入计划的实现，是苏联二十年来斗争的结果，是世界人民拥护苏联的结果，是苏联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世界战略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但保护了苏联，而且保证了世界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完成于德苏、苏芬两个协定[2]，以后的任务则是巩固之。
(二)关于帝国主义两大阵线所谓帝国主义两大阵线，两大统一战线，不是说双方同盟诸国间没有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例如英、美、法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是有矛盾与斗争的。又如德、意、日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也是有矛盾与斗争的。
也不是说各个阵线是固定的，不生变化的。相反，它们是不固定的，要生变化，而且已经生了变化。
一方面，有北欧、荷、比、巴尔干的变化，有法国的大变化，表现了阵线的减弱，这就是英美法阵线。
一方面，则表现了阵线的增强，这就是德意日阵线。
于是造成了目前的不平衡状态。
日本一会儿亲英、美，现在又有亲德、意之势，这是由于日本内部法西斯派将代替英美派之故。
双方都没有完全固定的同盟条约，例如美之与英、法，英、法之与北欧，及荷、比，德、意之与日本。
这就是所谓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与变化。今后还会有矛盾与斗争，也还会有变化。
如果不管这一切，则一方面德、意、日欲打破现状，一方面所谓民主国(包括荷、比)则欲维持现状，双方各有利害共同点，因而可以结成一种统一战线，则是实际上已经有了的，双方都有几十个或十几个国家。目前以地域、经济力与海军而论，仍以英、美为强，而德、意、日则因德国战争胜利与占领地区之广，表现其强。
无论东方与西方，现在两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主要已不在大陆上，而移到海洋上，在这方面尚未决战，因此尚有巨大的冲突。
假令英国屈服，亦尚有美国的海上霸权。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德、意都是海军较弱的，加上法国投降，也未改变这种状态。德、意与日本，不破坏英、美的海军，是无法管理英、法、荷、比的殖民地的。
一方面，凡尔赛与华盛顿体系，又一方面，反对这个体系而企图建立新凡尔赛与新太平洋体系。这个斗争现在尚未完结。
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
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化时代，不是什么“和平”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已完结，以后也永远不能建立。
如果看不见这一点，就因为对下列诸点估计不正确:
1、对反革命估计过高。(1)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由于战争而展开了，不是缩小了；(2)各国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民中失去信任；(3)社会民主党失去信任；(4)战争的破坏性等。
2、对于革命力量估计不足。(1)苏联的存在；(2)中国革命的存在；(3)印度革命运动的高涨；(4)欧洲及各国共产党的存在。
(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1、德、意战胜英、法，等于打断两条帝国主义锁链，而新的帝国主义锁链，则可能在刚刚套上或来不及套上就被打断。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与中国，这就等于基本上冲破整个资本主义战线。
2、在欧洲，单纯的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了，在那里，只能是十月革命加苏联红军。而这样的时机，目前还未到来。
3、目前是苏联的八小时工作制与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而不是世界革命。目前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前夜。
二 中国问题
(一)好转问题
1、初步好转——两党两军的外部合作，目的在唤醒广大民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2、彻底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
3、除去悲观——初步好转与彻底好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的同盟军是广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
4、除去幻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好转。
(二)后退问题
目前是战略进攻中部分的策略后退(隐蔽政策)。但在战略上，在总的方面，仍然是进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三)民族与民主革命问题
1、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
2、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也有一致的。大体上可分为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然而都在抗战过程中。目前是抗日除奸的整个革命阶段，没有另外单纯的土地革命阶段。是抗日除奸问题，不是单纯的土地革命问题。
3、“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抗战建国”。
战略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有四种形式的统一战线——(1)在国民党区域:在野的与在朝的统一战线。(2)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区域:我们与其他党派、阶级在政权内的统一战线。(3)国民党政权与我们政权之间的统一战线。(4)在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下层统一战线。
4、目前是部分的统一战线政权，将来应该是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没有这种政权，就没有抗日胜利。
5、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
五台山[3]一类——在抗日的前期与中期。
全国——在抗日的后期。
反磨擦——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
(四)中间派问题
1、就世界范围分:被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派，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盟军。
2、就抗战营垒(与敌人营垒区别)分:顽固派或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统治的阶级，动摇的阶级，不是中间派，把它们当做中间派，混淆了人民的视听。
中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派。
下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步派。
(五)强调团结与斗争问题
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
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
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
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
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
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有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
(六)倾向来源问题右倾——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左”倾——从农民小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客观的——上列二种。
主观的——教育不足(自我批评不足)。
(七)边区问题两个上了轨道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与晋冀察边区。因为党、政府、军队的努力。
缺点:革命秩序不足；统一战线太少；官僚主义太多。
加强:中央、边区，大家的努力。
(八)学习问题
1、我们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
2、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3、例如此次决定，即有许多新东西，这不是说过去不对，而是说客观变了，主观要适应此种变化:国际，德、意、日的优势，苏联在战外，革命的酝酿；国内，新的困难，新的投降危险，初步好转的可能性，反共高潮的下降(已有三个月)，“左”倾危险的发展等。
4、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
前两期都有成绩，但都有错误——陈独秀的绝对主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与内战后期的绝对主义(一切打倒，对某些可能部分没有正确策略)。现在应扩大成绩，避免错误。
加紧争取同盟军又不失自己立场的策略教育是必要的，老大与形式主义都是无用的。
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要点。
[2]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和一九四○年三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芬和平条约》。
[3]这里的五台山，指在五台山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
65、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四○年八月十三日)
彭、杨、罗、陆、聂、彭、朱[1]:
你们会议[2]应详细讨论中央七七决定[3]及最近中央与总政各种指示以外，我们还有下列意见:
(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军队对居民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地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
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地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
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
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老干部。
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和老部队。
(四)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甲、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
乙、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丙、复杂性，多样性。反对遇事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丁、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躁盲动乱来一顿。
戊、统一性。以使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己、实际性。反对不着重实际，铺张夸功。
庚、精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顾表面。
辛、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于战斗环境。
(五)敌伪军锄奸工作，总政已有电示。
(六)关于干部工作、民运、宣传教育等，总政当陆续有电示。
毛、朱、王、谭[4]
八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罗，指罗瑞卿，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陆，指陆定一，一九○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朱，指朱良才（一九○○—— 一九八九），湖南汝城人，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指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会议。
[3]指一九四○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十七条重要政策。
[4]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一九○七——一九八八），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66、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
(一九四○年九月五日)
文澜同志:
提纲[2]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3]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4]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2]指范文澜一九四○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3]康、梁、章、胡，指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4]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吴虞（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今属新都）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67、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一九四○年九月六日)
恩来、剑英、克农、漱石[1]:
甲、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乙、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是。
丙、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是。
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亦以人为单位每类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戊、分省调查，请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小姚[2]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克农、小姚的材料限于十二月一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给七大用。
己、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庚、关于军官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四项，每人立一小传，传内亦有履历、派别、资产活动、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辛、以上调查统称名人录，先从经济、军事两方着手，将来可发展到政治、文化方面。
毛
九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克农，即李克农（一八九九——一九六二），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当时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漱石，即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2]小姚，指饶漱石。
68、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一九四○年十月十四日)
胡服、陈毅、克诚[1]并告叶项，雪枫[2]:
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亦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有关的各方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同时，你们应经过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3]及地方绅士、文化界等，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磨、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4]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我们已电周、叶[5]与他们联络，如以后他们介绍人到苏北来时，须加以接纳，与之做事业上的合作，以为拉拢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例证，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
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韩国钧（一八五七——一九四二），江苏泰县海安镇（今属海安县）人，开明绅士，曾多次参与调解国民党顽军同新四军苏北部队磨擦事件。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一八九○——一九五六），江苏南京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
[4]一九四○年十月初，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重兵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黄桥地区部队发动进攻，新四军一方面争取一部分友军保持中立，一方面实行自卫还击，歼灭韩部一万一千余人，这就是黄桥战役，也称苏北事件。
[5]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
69、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一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叶项，胡服，陈毅，克诚(胡服转)，雪枫，先念并告彭杨，刘邓，杨宋，陈罗，朱瑞[1]:
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中央书记处
十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杨，指杨秀峰（一八九七——一九八三），河北迁安人，当时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宋，指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70、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
(一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关于对待反共派俘虏问题，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及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的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如有关系紧要必须处决之个别分子，则须经过军中师以上及相当于师之机关，党内分局及区党委以上或各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之批准，旅以下、地委以下、专员以下没有批准杀人之权。关于此事之详细规定，中央另有通知，各地先照此一般规定通令实行。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地电台的。
71、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四日)
叶、项、胡服、云逸、陈毅、克诚、雪枫、先念[1]:
甲、根据华北(朱怀冰[2]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3]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4](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5]及陈泰运[6]严守中立)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乙、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如果由于我们努力争取友军工作的结果，使在汤恩伯、李品仙[7]等部向我进攻时，不仅有许多杂牌军采取中立或发生对我同情的实际举动，而且即在汤、李所部中亦发生一部分人反对内战同情我军的运动，则不仅对我华中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将给予全国反共投降阴谋以严重的打击，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
丙、立即选派得力代表携带毛、朱[8](有些对象亦可用周、彭[9]等名义)恳切函件，加上你们自己的联络信件，向周围各友军进行交友工作。如我们直接派代表不便的地方，可请托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以及一切与各友军有亲友、同乡、同学、同宗关系的人等，代我们去疏通联络，向各友军详细解释苏北事件之真相及新四军、八路军不能开赴老黄河以北的苦衷和理由，向他们诚恳说明大敌当前团结御侮之必要，以及分裂、内战足以招致亡国之危险，求得他们不参加反共战争，或他们为敷衍命令计而打仗朝天放枪等。同时，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战团结大道理外，必须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害的问题。例如:对川军须特别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与川军之友谊，强调蒋介石侵占四川和消灭川军之阴谋；对东北军强调八路军与东北军之传统友好关系，强调对张汉卿[10]及东北军处境的同情，强调对某方[11]承认伪满作为投降的第一个条件的愤激情绪；对冯治安、孙连仲[12]等强调我们与他们团结抗战，共患难同祸福的必要等等。总而言之，使地方军、杂牌军为本身利益打算，懂得不上蒋[13]的当，而避免与我们作鹬蚌之争。对李品仙及其部队亦须强调八路与五路[14]之多年友谊，不应受人挑拨而互相敌视，致为蒋造成打击五路与八路之机会。对汤恩伯及其部下亦须采友好争取态度，以促使其内部分化。
丁、根据各方面经验，“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一切中国的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仍是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对我同情的有力武器。如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扎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经过的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当汤、李部队开近我防区周围时，发动大规模的联欢运动，即在战斗行动开始后，亦不要放松火线上呼团结抗日口号及部分谈判妥协的工作。同时，对汉奸部队或顽军等，这类口号切忌乱用，根据过去经验，乱用这类口号，反足增加反共军之反感和团结。
戊、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以期各部分均能得到争取友军工作之最大成绩，过去许多部队对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之不够。
毛、朱、王[15]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云逸，即张云逸（一八九二——一九七四） ，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3]预三师指陈鞠旅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预备第三师。
[4]指黄桥战役，又称苏北事件，见本卷第301页注[4]。
[5]两李，指李明扬和李长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6]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
[7]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8]毛，指毛泽东。朱，指朱德。
[9]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10]张汉卿，即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11]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12]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13]蒋，指蒋介石。
[14]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政府以桂系李宗仁的第五路军组成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属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曾驻守大别山。同年新四军第四支队（其中不少干部是从华北八路军调入的）进抵皖中后，曾与李品仙部建立过友好的关系。因此这里把这段友好关系称作八路军与五路军的友谊。
[15]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72、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两公皓(十月十九日)电[2]，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重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
甲、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自八月号日[3]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勖勉备至，全军感奋。又如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亦属最近期间之事。凡此所陈，非敢自矜劳绩，实欲以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实贯彻于全军之上下，而未敢有丝毫之乖离也。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4]，德等已有马[5]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6]，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况在艰苦异常之敌后抗战，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难，自非不顾大局专以磨擦为能事之人，未有不愿消弭纷争团结对敌者。故德等主张彻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倘承俯允，乞赐施行。
乙、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案[7]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8]及告沦陷区同胞书[9]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案、确山惨案[10]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远瞩，必不河汉斯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两公虚怀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维持调护，挽此艰难之时局，固不待德等多言也。
丙、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中央亦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予酌为扩编，如提示案内所示，职军闻之，实深庆幸。兹所求者，则请早日实行，并请对编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非第楚弓楚得，无庸怀轩轾之心，实以卫国卫家，正赖此干城之选。
丁、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苦，不得不上达聪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项，均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戊、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案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理合恳请中央，对于悬案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
佳
根据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新中华报》刊印，并据《六大以来》校改。
【注释】
[1]这份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2]指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发出的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精神，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3]号日，即二十日。
[4]苏北事件，见本卷第301页注[4]。
[5]马，即二十一日。
[6]鲁南事件，指一九四○年夏顽军沈鸿烈部在山东莱芜、沂源、蒙阴一带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根据地黄庄、基山，被八路军击退的事件。
[7]指国民党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8]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其中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9]指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发表的《告沦陷区同胞书》。其中说，抗战十三个月来，已取得战略上、政略上、精神上和外交上四个方面的胜利，要求沦陷区同胞坚守信念，不动摇，不畏怯，奋斗到最后一息。
[10]平江惨案，指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将副官罗梓铭等六人的事件。确山惨案，指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山东游击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指使游击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部，在博山、太和地区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包括团政治部主任鲍潭在内的八路军指战员四百余人的事件。
73、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华北及山东各部队:
在目前形势下，国内重大事变行将到来。而敌人今年冬季“扫荡”将更残酷。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
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
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补足现有编制的兵数，如能设立补充营之类则更好。但扩兵工作应注意根据地之人力，多在边境及人口众多的区域进行扩兵。
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一面作战，一面整军，及在反“扫荡”间隙中全部或大部得到休整。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坚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四、强化政治工作，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各方面的政策。务使全体官兵团结一致，防止因敌后抗战困难之增加及国共关系之紧张，而发生悲观失望、无前途等等情绪，同时防止可能的日寇奸细及国特奸细在我军中乘机捣乱，防止过左错误的重复。
五、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有确实不负责因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当然应当加以指责与处分；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就不应当加以打击。要确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毛、朱、王、谭[1]
铣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74、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
(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次苏北事件[2]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3]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办事处[4]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5])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毛、朱、王
铣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样联合署名的电报。
[2]见本卷第301页注[4]。
[3]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4]指八路军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办事处，当时设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
[5]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75、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1]:
(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2]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3]、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2]胡服，即刘少奇。
[3]此处及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