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说如何拯救经济危机就提罗斯福，苏联才是最大赢家
话说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一部分勤劳能干的农民迅速富裕起来，成为农村的新富农。这部分农民每年为城市提供大量的粮食和肉类，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繁荣和兴旺。同时，他们担忧新经济政策被取消，担忧农业集体化政策会没收余粮和牲畜，自己像老富农那样被消灭掉。他们生活在恐惧中，私自积蓄粮食，城市里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大量仓库空空如也。
为了完成征购粮食的任务，缓和粮食危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像以往那样强行征购。他派出3万多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分赴全国各地。抗拒交售粮食严重的地区，各路人马都有中央委员或后补中央委员负责带队。
1928年1月6日，斯大林在给各地方党组织的命令中说:农民党员、苏维埃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积极分子都未把全部余粮交出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未把商品粮全部交出来，他们甚至把粮食卖给私商搞投机，在黑市上牟取暴利。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在一周内完成所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否则将会受到严惩。一周很快就过去了，粮食征购工作仍困难重重。粮食危机继续发展，社会难以安定。仅1928年上半年，苏联各地就有150多起农民反抗事件。
1930年2月和3月，苏联发生大量农民反抗。斯大林气急败坏，派出军队协助征粮。征粮队和红军带着武器和弹药，乘坐坦克和装甲车，每到一个地方都把不肯交出粮食的农民集合在一起，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们。军官大声说“拒绝交出粮食者将被就地处决!”农民们说:“我们连一粒粮食也没了，拿什么交?”“真的不交?”一片沉默。军官忍受不了这种难堪的沉默，给军队下令:“预备…”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农民们仍一片沉默。“开火!”军官猛地一挥手，顿时枪声大作，手无寸铁的农民们栽倒，血流遍地。
侥幸活下来的农民悲愤极了，决心以硬对硬，或大幅度减少粮食的播种面积，或毁坏农具和庄稼，或流着眼泪杀死牲畜，马牛羊猪一头也不剩下。最初，农民们把杀死的牲畜用盐腌制起来，深埋在地下。后来，政府停止供应盐巴，牲畜的肉大量腐烂，农民们呼天叫地。还有的人不甘被屠杀，奋起暴动，以斧头、粪等为武器，与征粮队和军队激战，宁死不屈。
农民交售的粮食有限，城里的饥饿正在蔓延。斯大林无可奈何，只得从国外进口粮食。当年，苏联排除万难，用外汇购买了25万吨粮食；但杯水车薪，无法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最低口粮供应，饥饿的恶魔每天都在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进口粮食终究不是办法，还是应立足于国内。斯大林一方面派遣卡冈诺维奇指挥红军镇压农民的暴动，一方面开始清党。1928年3至6月，他下令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清党”，对象是那些贯彻集体化政策态度昧行动不力的苏共党员，同时撤换那些阻挠实行非常措施的基层官员。
这时候作为经济学家的布哈林找到斯大林，要斯大林不要这么极端。其实早在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过一次长谈，交换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布哈林是经济学家，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制定的一个重要的富民措施，继续执行。他说，应从经济规律，少行政手段周转。他反对使用“榨出”农民资金的办法发展工业，“城市不应掠夺农村”，特别反对使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
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稳妥地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他主张苏联以发展农业为主，发挥国际经济优势，大量出口农产品，反对斯大林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而此时的斯大林则从现实出发，急于改变苏联经济落后的状况。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权宜之计，是在特定环境下“暂时的退却”，不能当作长期遵守的法则。他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他认为，新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强制走集体化道路。他尤其反对布哈林“让农民发财”的主张。斯大林多次说，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随时都受到威胁，必须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国防力量依赖强大的工业，发展工业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资金从何而来?苏联是工农政权，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从殖民地掠夺，也不能发动战争硬抢别国的财富。国际信贷和外债当然可以，资本主义国家仇视苏联，不愿意把大批资金借出来。剩下的选择，就只有靠国内的资金实现工业化。
当时，苏联城市里的资本家、官员、商人和农村里地主富农的财产，还有教堂寺庙里数不清的金银珍宝，早在革命初期就被彻底地强行收缴，进入了国库。今天，城市里的工人除了体力和技术之外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者。有产者就只有农民了，特别是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即新富农，依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雇佣劳动力，出租剩余土地，迅速致富了。苏联政权是穷人的政权，容不得富人存在。新富农子女多，劳动力多，家庭富裕，是一批新的阶级敌人不剥夺他们剥夺谁？
斯大林的思路，与布哈林不同。国营商业的利润依靠居民的购买力，购买力又要依靠居民的收入，彼此互为因果关系。苏联政府实现高就业低工资的政策，居民的收入有限，购买力低下，因此商业利润有限。因居民微乎其微的工资只能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开支，无多少钱存人银行，银行的流动资金也有限。政府只有大力压缩国内的消费基金，保证民众最低水平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本来，按照正常情况，工业化应从轻工业开始。轻工业投入少，产出多，见效快。这个过程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斯大林认为不可取。他决定要一反常规，从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仅压缩消费基金不够，还要农民唯一的“有产者”作出牺牲，方式就是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1928年5月初，斯大林提出5年内工业增长130％的主张，布哈林和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等人大吃一惊，说这个计划脱离实际。斯大林坚定地回答:“我们不受任何规律的限制，布尔什维克无攻不破的堡!”
最终在首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立了1500个大型企业。首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了，苏联在原料和燃料产区建立重工业基地，形成重工业网络，减少运输的压，节约了产品的成本。特别是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防工业，强了军事实力。
因不计成本核算，虽收获可观，付出的代价却巨大。人的生命，能源和原材料的耗费，与产出的比例悬殊。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代价，造就了苏联的工业化。当时，斯大林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即借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危机，打破封锁，使苏联翻身。1929至1933年间，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各国损失达2500亿美元。
就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之际，刚掀起建设高潮的苏联却逆势而上，成功地完成首个五年计划，一举由农业国转変为工业国。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却不可否认苏联利用这个时机“抄底”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华尔街股市的崩溃，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蔓延期间，这些国家几乎都面临资本和商品严重过剩的问题。于是，他们展开激烈的经济战，竞相对外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只要能赢得订单就不顾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无疑给了苏联大量低价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的机会。
为了抓住良机，1929年5月，苏联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外国咨询中央局”，负责设备、技术和人的引进业务。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平全部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后来，斯大林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感慨地说:“在苏联，约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苏联还把西方技术人员和专家当作引进的重点。在经济危机中西方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接受聘请，到苏联工作，一时之间苏联人才济济。此外，鉴于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大量的过剩资本，苏联还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先后从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为工业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再加上有利的国际形势，苏联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大萧条时期最大的贏家。1933年1月，苏联政府宣布首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随着首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初步建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