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卢恩符文解开有关托尔金与指环王的三个误解，从奥丁与甘道夫细说菲胡与安苏兹...
相比《指环王》，《尼伯龙根的指环》有点三观不正。因为瓦格纳在这部歌剧中传递的思想实在太“执拗”了——无论故事构成，还是音乐旋律。
如果你听过歌剧版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没听过的不建议去听），会发现这部歌剧除了《女武神的骑行》外其他的段落都不那么好听。
按同时代奥地利作曲家、“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吐槽，瓦格纳的大部分音乐都是“吼叫与喧闹的混合体”。
也许施特劳斯的这个评价过于保守苛刻，但瓦格纳的音乐确实容易给人“好难听”的感觉：
一方面，是他在配器中过于喜欢“大鸣大放”，无限制地使用管乐和“瓦格纳和弦”，吵得听众耳聋。
另一方面，他还非常喜欢强调音乐的“动机性”，往往会把一个“动机”在同一乐曲中进行反复呈现。
这一点在当时非常特殊……或者按褒扬者的说法：非常有革命性。
我们都知道，德奥音乐在巴赫、海顿、莫扎特时代是以严谨、克制而优雅的旋律著称的，这种韵律感也是德国人那种严谨、理性精神的代表。
到了贝多芬时代，这位“扼住命运的喉咙”的倔强音乐家，开始尝试在交响乐中加入越来越多强调个人意志的元素，最典型的比如《命运交响曲》中那著名的“敲门动机”。
可到了瓦格纳这里，他将贝多芬时代还较为克制的“动机感”推向了极致。
你听他的音乐，就仿佛像在听一个执拗、倔强、浮华的演讲者不断地用不同表述重复自己的同一个主张。是纯粹的“意志的单向宣叙”——有人因此把瓦格纳的音乐类比于希特勒的演讲，这是很贴切的。也难怪希特勒会喜欢他。
瓦格纳是在1848年之后开始构思《尼伯龙根的指环》，而1848年是个十分特殊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并缔造德国其后一个世纪悲剧命运的大革命。
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德国在欧洲近代史上是最晚统一的强国，但德国“统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其实是在拿破仑战争打完之后才出现的。1806年，在拿破仑的勒令下，原本名义上担任德国君主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削帝号”，德意志至此成为了一个没有皇帝的散碎邦联。类似战国时代周天子彻底靠边站后的中原天下。
但在这一时期，德国知识分子们对其祖国的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这些深受康德、黑格尔思想教导的德国人，坚信理性的力量与民族精神的伟大，认为只要时机合适，德意志定能有机会用理性平和的方式浴火重生——咱德国人教育水平多高啊，这点事儿靠商量还搞不定吗？
而这个机会说来还真就来了，1840年，德意志最强邦国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驾崩，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
这位新国王受过系统的理性主义教育，十分同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以上台后立刻放松了后来被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普鲁士书报审查制度，让知识分子们愿说啥说啥。到了1847年，国王干脆召开了一届国会，让普鲁士各区都派代表到柏林——都来哈，咱共商国是、定个宪法好了。
要知道，这对于一贯被称为“有国家的军队”的普鲁士来说可实在是太难得了。大伙一度都觉得，主上这就是柏拉图说的哲人王啊、黑格尔说的“绝对理念”的化身啊。普鲁士向着先进国家转型、完成德意志统一大业有望啊。于是就屁颠屁颠的都去了。
理性的光芒，在这一年，在普鲁士乃至德意志全境达到了顶峰。
但到了柏林，一盆冷水就浇下来了——威廉四世这个人，对哲学、自由、理性这些玩意儿的爱好，大体相当于叶公对龙这个物种的兴趣。等人家真来了，他又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专制权威，于是国王最终拒绝给予代表们任何制宪权力。1847年的普鲁士国会开到最后，代表们聊了半天，发现自己聊了个寂寞——啥权力都不给，那俺们不成了纯扯淡了吗？
威廉四世当了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各地代表却想着当陈胜吴广。转过年来，到了1848年，酷爱起义的法国人民又在巴黎扯旗子造反，闹起了“二月革命”。正憋着一肚子气的普鲁士人一琢磨，法国人都这么勇，那咱也别闲着啦，反他娘的！
于是同年3月，“柏林革命”爆发，普鲁士民众暴力架空了他们的国王威廉四世，逼着他重开有制宪权力的议会，并承认民众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如果倒给法国人或者手还不太熟的英国人，就该砍国王脑袋了——让你小子之前逗我们玩儿？
可是，德国人毕竟是德国人，他们真是没少受康德、黑格尔教育那么多年，人家是很理性的。觉得国王的价值要辩证的看么，德国现在最需要的是统一，而这个进程中国王留着有用。
于是在1848年春，以普鲁士为首，德意志除最封建的几个之外，各主要邦国都爆发了“不流血的革命”，君主的亲随内阁纷纷倒台，民选内阁取而代之。同年，约五千名决心实行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德意志领袖齐集于法兰克福，召开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会商讨的最终结果，是推选普鲁士那位威廉四世国王成为德意志皇帝，德国除普鲁士外的各邦共同成立一个尊重民权的联邦制君主立宪帝国。
这个决议，表面上看，非常体现德意志人的理性精神，它一点都不激进，保护了各诸侯国君主的利益，更给足了“德版叶公”威廉四世的面子，看似没有理由不成功。
但德国这帮知识分子们算错了一件事，被迫做了“开明君主”的威廉四世，可不想当什么有名无实的“德意志人的皇帝”。他把法兰克福议会交给他的皇冠形容为“从臭水沟里捡来的”。
皇上秘密联络了被迫靠边站的奥地利人搞了一次联合镇压。普奥两强联手之下，德意志各邦的民选政权如纸糊的一般纷纷破碎。德国革命一夜回到解放前。
痛定思痛的德国知识界，经此打击想明白了一件事：理性？理性个屁！1848年德国革命够理性吧？国王、大公们的脑袋一个没砍，可到头来成了一场空。看来理性革命在德国这片土地上，压根没有生存空间。
残酷的现实，让德国知识阶层重新陷入了迷茫（懵逼）状态。
在沉重的打击下，德国知识阶层开始急剧分化，数千名执着坚持理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逃亡美国，极少数知识分子则开始尝试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些人当中，有我们熟悉的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
而瓦格纳、以及他的好友尼采。他们走上了另一条路，认为是意志而非理性，才是德国和德国人最终的救赎之道。
尼采说自己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真理、没有终极的价值、也没有天然的道德，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的产物。他不相信康德所谓的理性，也反对黑格尔对哲学的反思，更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不过是保护弱者的托词。人如果想要当一个强者，就必须依靠“强力意志”踏破所有这些条条框框，做一个能完美地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这就是尼采所谓的“超人”。
可以看出，尼采的哲学，非常形象的体现出了德国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在被“武器的批判”打蒙了之后的斯德哥尔摩式心态：他们不但不痛恨强权，反而肯定强者，认为只有“强力意志”才是个人和国家挣脱命运的手段，什么道德啊、理性啊、民主啊、协商啊，都是胡扯。
而这种精神，在瓦格纳亲自操刀改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与之相反，托尔金在《指环王》中用魔戒暗喻权力，对绝对权力可谓大加批判。
举个例子，阿拉贡手拿的那把“纳西尔圣剑”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它曾在与索伦的圣战当中折断。后来又被他的养父、精灵王爱隆所修复，重新交给了阿拉贡。
而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主人公齐格弗里德想要完成屠龙夺宝的伟业，需要一把“诺顿剑”。
他的养父矮人米梅出于私利，想帮齐格弗里德锻造该剑，可是无论用什么技巧，怎么铸造都不成功。最后，不耐烦的齐格弗里德亲自上阵，依靠自己的一膀子蛮力，强行将一柄碎剑重新铸成了诺顿剑。
根据考证，这个情节很可能是瓦格纳在见证了德国统一进程之后刻意加进去的。故事中的那把从破损到复合的“诺顿剑”其实就暗喻了寻求统一的德国。
米梅用各种技巧试图铸剑而不得，就仿若1848年试图用英式不流血革命推动国家统一的知识分子。而主人公齐格弗里德依靠蛮力三两下就铸剑成功，则暗喻了德国在宰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之下依靠强权走向统一。
这个情节在当时的德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德国人都觉得：对么，废话没用！还是强有力的意志能救德国。
在整部《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充满了类似的故事，当命运或众神阻挠横亘在面前时，齐格弗里德往往靠着强韧的自由意志就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冒险，并对象征权力的指环极尽赞颂之词。这种思想背后当然充满了瓦格纳和尼采这一派人对意志和强权的崇拜。
而迷信强力的希特勒，最喜欢的也是这个feel，所以希特勒曾经自负地说：“想了解我，必先了解瓦格纳；想了解纳粹主义事业，必先了解《尼伯龙根的指环》。”
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遭遇转折性的惨败之前，他每年必去看一次该剧，并被剧中“意志的伟大”所感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希特勒的钦定下，《尼伯龙根指环》一度是每个纳粹党员必看的“指定剧目”，德国各大歌剧院不得不加班加点反复排演，甚至出现了演员因为连续演了半年该剧而猝死的事件。
而由于缺少德奥古典主义音乐的那种旋律美感，剧情编排又过于散碎执拗，《尼伯龙根指环》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很多观众的感觉往往就是：
“这特么是谁？
这特么又是谁？
你们在干啥？
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
这破剧啥时候能完？”
我真的更同情当年被元首逼着看这部“样板戏”的德国老百姓们。想象一下，四天整整十六个小时啊！必须全程看下来，承受瓦格纳那种大鸣大放对耳朵的轰炸。最要命的是，看完你还不能吐槽它，必须装出跟元首一样非常喜欢、感动涕零才行——毕竟旁边盖世太保在那儿看着呢。
而在这部剧的洗脑下，迷信“意志的凯旋”的德国人，最终更加顺溜地走向了必然的毁灭。
总之，无论横看竖看，上看下看，这两者之间好像都没有什么能搭上茬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