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百科全书》词条“BOSWORTH, CLIFFORD EDMUND”翻译

原网址: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encyclopaedia-iranica-online/bosworth-clifford-edmund-COM_363928
应@穆萨维 之邀所翻译

克利福德·埃德蒙·博斯沃思(1928.12.29生于谢菲尔德,2015.2.28逝于萨默塞特),英国著名东方学家,在中世纪阿拉伯史与伊朗史领域著作等身的历史学者。
生活。1928年12月29日,C.E.博斯沃思出生在英格兰谢菲尔德市Perigree路30号。其父克利福德·博斯沃思(1899-1964)是救济理事会(the Board of Guardians)的出纳助理(assistant pay clerk),后来成为年金和国民保险部(Ministry of Pensions and National Insurance)的文书主任(clerical officer);其母名格拉迪丝·康斯坦斯·内·格雷戈里(Gladys Constance née Gregory,1900-1988),原籍彼得伯勒,父为报社记者;其祖父曾在钢铁厂做钳工。埃德蒙为独生子。他曾就学于谢菲尔德市文法学校(Sheffield City Grammar School),那时便已经表现出早熟的历史天赋。在上大学之前,他跟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在军队里服了两年兵役(1947-1949);博斯沃思说他在那时学会了打字,这是他未来成就学术辉煌的一项关键技能。他就读于牛津圣约翰学院时(1949-1952)曾在现代史课中(一门专注西方世界的课程)获得过一次奖学金(Exhibition)。
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博斯沃思也有进过合唱团唱唱歌、划划船。他有个美国朋友当时在学阿拉伯语,出于兴趣,博斯沃思也开始学习这门语言。1952年,他获得了现代史专业一等荣誉学士学位(first-class B.A.degree)。随后他入了公务员这一行,并搬到爱丁堡,在位于圣安德鲁斯宫(St. Andrews House)的苏格兰农业部暂时干了一段时间。尽管身有公务,但他在爱丁堡大学中东研究系主任W.M.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1919-2006)的帮助下还是继续抽出时间学习阿拉伯语。1954年,他重返学术生涯,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那里他学习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并在1956年再度获得一等学位。在爱丁堡有所成就后,他立即受邀成为圣安德鲁斯大学阿拉伯语讲师(Lecturer)。任讲师期间他在W.M.瓦特的指导下撰写了题为《从伽色尼至塞尔柱:东方伊斯兰世界统治权之嬗变(The Transition from Ghaznavid to Seljuq Rule in the Islamic East)》的博士论文,并以此在1961年获得博士学位。1956-1967年间他一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教,并曾临时担任了一年的多伦多大学客座副教授(1965-1966)。1967年,贝金汉(Charles Fraser Beckingham,1914-1998)退休后,他接受了曼彻斯特大学的阿拉伯系主任一职,直到1990年退休。之后他搬到了新家——风景如画的凯里堡(Castle Cary),该地位于萨默塞特郡西南部。2004年起,他非常高兴成为了埃克塞特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也在威尔士大学的兰彼得圣大卫学院(St. David’s College, Lampeter in the University of Wales)任荣誉研究员。在这段半退休时期,他继续稳步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著述,对历史之热忱与激情丝毫不减。至此,作为一名特别研究远方伊朗世界的中世纪伊斯兰史学者,他[以自己的学术成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世界级别的名望。
事实证明,博斯沃思的个人生活非常幸福。在苏格兰农业部工作时,他在爱丁堡科斯托芬(Corstorphine)的圣托马斯教堂遇到了安妮特·艾伦·陶德(Annette Ellen Todd,生于1933),后来双方在1957年9月19日结婚,育有三个女儿、六个外孙。博斯沃思总喜欢漫步在苏格兰的乡村地区好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美丽的阿兰岛(见图1)。事实上,苏格兰在他心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博斯沃思心地善良,比较腼腆内向,为人和蔼可亲,在谈话时总不咄咄逼人,乐意于被他人拿来开玩笑。在晚年时他很喜欢担任教堂执事(church warden)[1];他会定期抽出时间回母校(alma mater)牛津圣约翰学院聚餐;同时他还是全国托管协会(the National Trust)[2]的终身成员。他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众多方面都了解颇深,除了是de Morgan tiles的骄傲拥有者、教堂建筑的鉴赏家外,他还是一个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他的兴趣延伸至犯罪小说、二战后的潘氏平装本丛书(Pan paperbacks[3],这套书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但是他始终没法凑齐这套丛书)以及19世纪的那种旅游指南;音乐对他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他非常喜欢去听古典乐的音乐会(博斯沃思的亲属们慷慨地提供了本段中这些个人信息)。
[1] 亦可称为“堂区俗人委员”。 英国国教的教会执事,每年由教区牧师或教徒推选,主持教区的非宗教和法律事务
[2] 亦称英国国民信托组织,负责管理并保护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的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
[3] 由潘氏图书公司(Pan Books)在二战后推出的图书系列
著述。在中世纪伊斯兰史这片学术沃土中,博斯沃思可谓倾注了自己一身的心血,取得了极为耀眼的成就。在他漫长的生命中,他始终对学术研究有着充沛的精力与极大之热情;同时他还强调自己即使“退休”也没有停歇。他选择研究分析的方向之多令人咋舌。他的第一篇著述是1960年发表在《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的百科文章“Bahra”,而直到他去世那年(2015)发的最后一篇著述是《呼罗珊的古尔朝(Ghurids of Khurasan)》。
他的个人出版著作有21本,撰写过229篇书内文章或书籍章节;还有699篇(从1959写到2014年)收录入El2的百科文章,这数量令人震惊不已;他还为《中世纪词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与《阿拉伯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rabic Literature)》撰写过相关条目(详细条目见奥尼尔[O’Neal]所撰文)。过了一段时间后,博斯沃思给《伊朗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Iranica)》提供了324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1982-2014年,其中一些在他去世后刊登),并担任其咨询编辑之一。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积极参与了一些重大项目的编辑工作,如《伊斯兰教的遗产(Legacy of Islam)》(1974年)和教科文组织题为《中亚文明史》(1998-2000年)系列丛书的第四卷(两分册)。因此,即使是1977-1996年出版的三卷《Variorum Reprints》系列中也收录了他的62篇文章,虽然均为精华之作,但只代表了他以文章形式发表的作品的一小部分。
有时博斯沃思会因好奇心以及过人的胆识智术而冒险研究一些他通常选择回避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著述包括他的两本著作《中世纪伊斯兰的地下世界:阿拉伯社会与文学中的萨散帮(The Medieval Islamic Underworld: The Banū Sāsān in Arabic Society and Literature)》(2卷本,1976)和《巴哈丁·阿米里及其文选集(Bahāʾ al-Dīn ʿĀmilī and His Literary Anthologies)》(1989),在后者中,他试图将目光汇聚在被许多史家视为“阿拉伯文学黑暗时代”的16-17世纪;而对萨散帮(中世纪伊斯兰世界里的一个用来描述流氓、乞丐、骗子的术语)的研究是对原始研究的一番精心制作,包括翻译冗长而艰涩的阿拉伯语诗歌;除此之外还得深挖其中隐语那深奥的含义。在此过程中他以下层的视角观察中世纪穆斯林社会的阴暗面,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引人注目的画面。
博斯沃思还热衷于宣传同领域内其他著名学者的实力与长处,他编撰了一本相关书籍:《百年英伦东方学家:1902-2001(A Century of British Orientalists 1902-2001)》(2001)。与此同时,他在给前辈学者书写讣告方面也是驾轻就熟(参见Azad文)。他常热心帮助故去的同行——如他和希伯来研究学者Mervyn E. J. Richardson 为1952年去世的R.贝尔(Richard Bell)合作辑校了其一部激进但又重要的未完成著作——书名为《古兰经注(A Commentary on the Qur’an)》(1991);同时,他也参与校订了两位伟大的俄国学者的巨著之再版: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三版(1968)与米诺尔斯基(Vladimir F. Minorsky)的《世界境域志(Ḥudūd al-ʿ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第二版(1970);他也多次负责辑校或者与人合辑纪念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文集,如伯纳德·列维(Bernard Lewis,1989)、米诺尔斯基(1971)与萨顿(Laurence Elwell-Sutton,1983)等人的纪念文集。
大致浏览一下博斯沃思的著作列表就能清楚地发现,他和19世纪欧洲的那些伊斯兰研究方面的伟大学者有着极大相似之处:其研究兴趣远比现今该领域的学者广泛。他的著作可以分为几个类别,不过互相之间也会产生交集。他长期以来的研究兴趣是东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富汗的历史。原因也比较明显: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当时这些国家对西方世界开放。这让他对当地的民众、气候、壮丽的风景以及中世纪的遗迹有了第一手的体验,并在更直观的层面上感受了这片土地。这段经历无疑充实了他对这些地区的研究,特别是为其对阿富汗和锡斯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地域感。他的纪念文集第二卷名为《苏丹的炮塔(The Sultan’s Turret)》,便是专门研究伊朗与突厥,这充分提醒着人们他对伊斯兰世界这些领域的研究充满热情。这种早期的实地考察在之后的数十年里都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其中还包括一些纪念品,如他在加兹纳城买的一些11世纪的釉面地砖。
因此,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博斯沃思出版了七本独立写作的专著来论述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毫不出奇了。从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从伽色尼至塞尔柱:东方伊斯兰世界统治权之嬗变》开始,其之后的时间都一直对东部伊朗世界着迷。他出版了两部关于哥疾宁王朝的杰出著作:《哥疾宁王朝(994-1040):雄踞阿富汗与东伊朗的帝国(The Ghaznavids: Their Empire in Afghanistan and Eastern Iran 994-1040)》(1973)与《辉煌与衰亡交织的晚期哥疾宁王朝(1040-1186):沦为占据阿富汗与北印度一隅的政权(The Later Ghaznavids: Splendour and Decay. The Dynasty in Afghanistan and Northern India 1040-1186)》(1977);至于哥疾宁前更早的时期,则在另外两本书中有着详尽之介绍:《阿拉伯人治下的锡斯坦:从伊斯兰征服到萨法尔王朝之崛起(Sīstān Under the Arabs: From the Islamic Conquest to the Rise of the Ṣaffārids)》(1968)与《锡斯坦之萨法尔王朝与尼姆鲁兹诸王史(The History of the Saffarids of Sistan and the Maliks of Nimruz)》(1994)。但他在这以领域的最高成就是他对《贝哈基史》(2011)三卷本的权威翻译与评注,当时的在世学者中只有他能完成这么一部精彩的评注译作;随后Mohsen Ashtiany在出版前对其进行了校订。从这方面志趣延伸出他毕生致力于阐明塞尔柱历史之复杂程度,其中的亮点之作包括他为《剑桥伊朗史》卷五(1968)所作的长篇雄文【即卷五第一章】以及他对胡塞尼(Ṣadr-al-Din Ḥosayni,约去世于回历六二二年[1225])的《塞尔柱国家史(Aḵbār al-dawla al-saljūqiya)》进行翻译并附大量注释。
通过众多的学术文章,博斯沃思“复活“了许多被更广泛的伊朗世界所遗忘的王朝,但也解决了一些有趣的文化问题,如钢笔的发明或哥疾宁王朝的最高继承权。正如吉尔特·简·范·盖尔德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百科全书文章包括了诸如“小偷”、“谜语”和“酸奶”等偏僻的条目(p17)。
在后来的几年里,博斯沃思还访问了阿拉伯世界,参加了在科威特和贝鲁特举行的会议,他关于阿拉伯主题的研究著作种类繁多,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他对中世纪阿拉伯文化和行政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密码破译到乞丐,再到ḏemma的概念(见JEZYA);在战争的许多方面;论异端宗教运动;波斯和阿拉伯文学、历史和政治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交界;除了写了三篇关于突厥专名的重要文章外,他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阐明了突厥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他所探索的几乎所有研究主题都涉及到中世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广泛使用(更多细节参见Azad,第172-73页)。
他并没有选择去辑校阿拉伯语与波斯的史料手稿,而是享受于翻译史料、并在其中加入大量注释的生活。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博斯沃思那渊博的学识顿时有了用武之地。他抱着极大之热忱翻译了塔巴里史四十卷中的四卷(XXXII, 1987; XXX, 1989; XXXIII, 1991; and V, 1999);他还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阿拉伯史料的译本,如麦格里齐(al-Maqrizi)的《关于倭马亚族与哈希姆族之间的关系与其争论争斗(Book of Contention and Strif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anu Umayya and the Banu Hashim)》(1980)与萨阿利比的(al-Tha‘ālibī)《知识精华(The Laṭāʼif al-maʻārif/The book of curious and entertaining information)》(1968)。后者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译著,它显现了中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社会的许多被忽视的方面,包括根深蒂固的偏见、奢侈的生活、贸易网络等。在他翻译的波斯语史料里,除了前文提及的《贝哈基史》外,当属《记述的装饰(The Ornament of Histories. 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Islamic Lands AD 650-1041: The Original Text of Abû Sa‘îd ‘Abd al-Ḥayy Gardīzī)》(2011)最为重要。他惊人的著作产出——特别是他退休后仍然保持高效率学术生产已经直白表明了他一直都是一个深怀热忱的研究者——哪怕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亦是如此。
博斯沃思之志趣远远超出了伊斯兰历史和哈里发和苏丹宫廷的那些高雅文化。他渴望发现中世纪中东史的新方面,这促使他研究了穆斯林社会的冷门领域,而在翻译时提供一部分不可或缺的评述注释为这种探索行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旅行者的故事也激起了他的热情。有两次,他通过写英国人到中东的经历来“放松”自己。他的第一部这类作品叫做《无畏的苏格兰人:拉纳克的威廉·利思高游历奥斯曼、北非和中欧1609-1621(William Lithgow of Lanark’s Travels in the Ottoman Lands, North Africa and Central Europe, 1609-21)》(2006),跟随这位不知疲倦的观察者,带着明显的兴趣游历了南欧、希腊、土耳其、叙利亚、圣地、大马士革、埃及、北非和马耳他。还有他最后一本著作《嚯!东方:1600-1940年外交官、旅行者和口译者的中东及其他地区(Eastward Ho! Diplomats, Travellers and Interpreter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Beyond, 1600-1940)》(2012,当时他83岁)也是关于旅行的。他对维多利亚时代本能的亲近感在这部作品中随处可见。
也许,博斯沃思兴趣广泛的突出证明是他关于许多伊斯兰王朝的杰出著作,这些著作概括了他的主要学术重心: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政治史。他第一次尝试整理和撰写的伊斯兰王朝史手册在1967年出版,列出了82个朝代。之后,他耐心地储备知识长达三十年,直到1996年出版了《伊斯兰朝代简史(The New Islamic Dynasties: A Chron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Manual)》。这份极其详尽的著作要比先前的那本显得更具野心:尽管总体安排列出了186个朝代,但他将许多朝代细分出次要或附属支系,因此,包括支系分家在内的朝代总数,在186个章节中达到了确切的300个朝代政权,每章均附一篇概要,将该朝代或政权结合体放在其历史背景中。整体上看,这部书证明了博斯沃思其人阅书之广泛和对书籍史料的敏感度、学识范围之宽阔以及对寻找关键/相关史料之执着。这种出于热爱而为之努力的结果是造就了一部宏大的参考著作,得益于书中的多重书目索引,[读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愉快。
博斯沃思不仅在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还怀着一股坚定的责任感和为大众服务的意识,这使他在曼彻斯特长期担任系主任的同时,默默地、坚定地承担了一系列显著的任务,促进了伊斯兰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他是一个细致入微、效率惊人的“通讯中介“。多年来,他作为由国际知名学者组成的小方阵中的其中一员,负责对著名的《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进行详细的校订。与此同时,他参与编校了《闪族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以及一系列的专著,并为该杂志提供了资金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负责《伊朗》杂志的编辑事务;此外,他还慷慨地分享自己的知识,提携国内外的年轻学者。他十分乐意隔一段时间就回爱丁堡,担任伊斯兰史专业研究生的外部博士审查员,并指导了许多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年青学者的博士学位。
在其杰出的学术生涯中,博斯沃思可谓荣勋卓著,包括担任多伦多大学(1965-1966)、包括多伦多大学(1965-6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69年)、科威特大学(1975年)、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1997年)和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2004-2013年)的访问教授或荣誉教授。1992年,他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他曾担任英国中东研究学会主席(1983-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人文中心研究员(1984年);哈佛大学中东中心汉密尔顿·吉布爵士访问学者(1997年);匈牙利科学院荣誉院士(2004年)。他获得皇家亚洲学会三年奖(2004年);英国中东研究学会中东研究贡献奖(200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维·德拉·维达伊斯兰研究优秀奖(2010年)。1998年,他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维森纳银奖;2001年,马哈茂德·阿夫沙尔博士基金会奖,表彰他对伊朗研究的贡献;2003年,德黑兰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授予他对伊朗历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博斯沃思专擅的是[博览群书,]对相关知识的积累与对数据的挖掘,而非提出“理论”或梳理[某政权某事物的]内在模式与宏大主题。他对政治与谱系的着迷程度远胜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但其“十八般武艺”却远不止这些——如宗教信仰之发展历程,像他关于胡拉米派的研究,以及[前文提及的]巴哈丁·阿米里研究,以及对中世纪伊斯兰地下世界犯罪的黑话与实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他[以一己之力]重写了伊斯兰时期前蒙古时代伊朗的历史,并特别突出中亚、东部伊朗与阿富汗[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与精彩程度];其在地理学与专名学【如对突厥人名的辨别、分析】方面的水平可与两位伟大的俄国泰斗巴托尔德与米诺尔斯基并驾齐驱。他的探索性研究照亮了以前不为人知的许多小政权的历史,如齐亚尔朝、塔希尔朝、萨法尔朝、卡库雅王朝;还有查干尼扬与尼姆鲁兹等地区的历史;以及以往被史家忽视但实际非常重要的事件,如伊斯兰早期驻扎锡斯坦的孔雀军(the Peacock Army)对当地的开拓。
可以说,在1220年前的伊朗伊斯兰世界史方面,没有哪位学者的原创著作能超过博斯沃思,但其成就又远不停留于此;回望其一生,他对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影响并不只局限在蒙古统治前的伊朗伊斯兰史家的圈子,但其最显赫的成就还是在两方面:对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原始史料(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社会、宗教等)的翻译与评述;以及为研究伊斯兰王朝者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参考著述。
Carole Hillenbrand
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关于博斯沃思出版著作与著述的详细条目,可见Michael O’Neal, “In Memoriam: 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Al-ʿUṣūr al-Wusṭā: The Bulletin of Middle East Medievalists 23, 2015, pp.179-217.
可被引用的著作Cited works by Bosworth (in chronologic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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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斯沃思的讣闻与纪念文章Obitu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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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zou Azad, “In Memoriam: 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Al-ʿUṣūr al-Wusṭā: The Bulletin of Middle East Medievalists 23, 2015, pp. 167-78.
Geert Jan van Gelder, “Obituary for Edmund Boswor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ranian Studies Newsletter 36/1, 2015, pp.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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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Richard Netto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Life of Professor 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5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ocialsciences.exeter.ac.uk/iais/newsandevents/news/archive/articles/anappreciationofthelifeof.html (accessed 5 Decemb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