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探国学何去何从

经史不可分。

(历史的局限性，得益于识受制于识，人文太强大阉割了自然究理意识OW)

▼一、治史:先看通史，再治断代史，而专治断代史，效果微细；

经是古代的断代史。经看作古代的历史，以参考后世古今种种变迁，避免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

▼二、治经:先治通史，与通史融通。主张比类求原，以经史相融谋经学进步。

1)比类求原践行:《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源。刘知几曾说“纪传”是源于《尚书》，“编年”是源于《春秋》；章学诚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秋》。二人主张不同，考诸事实，诸史不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此。

2)治经方法：①对制度，下则求诸子《六典》《会典》诸书，上以归于《周礼》《仪礼》；

②对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于《禹贡》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求源经典。

▼三、哲学

1)中国哲学

①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无证据。

②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自己却渐有所证。

③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长者，如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讲性命；陈兰甫（陈澧）著《汉儒通义》，局限在文字、训诂上求。知哲理求之训诂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没用处，而须直观自得。

④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佛是目的地，人所由的路不能尽同，所见的理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

⑤佛家内证功夫最精深，而那些堕落的就专在语言文字上。

2)西洋哲学，是精理的想象有理论无事实，未能证于心，一无根据，不能到宋学的地步，彼此立论，可各走极端。

①近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相近。

②心象在人的精神界，究哲理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

▼四、文学

依发情止义求进步。“发情止义”出于《诗序》；“情”是喜怒哀乐的“情”，“义”是礼义的“义”。意义再推广：“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义”是“作文的法度”。

1)文章

①桐城派的文章，非无法度。细读一过总觉无味，其文止乎义，非发乎情，所作游记、论文，不过在试己笔墨。

②王渔洋（王士祯）的诗，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兴趣；也因他偶到一处，即作一诗，仿佛日记一般，并非有所为而作。

清初侯方域、魏叔子（魏禧）以明代遗民，心有不平，发于文章，非无感情，但又绝无法度。

③明末大儒黄梨洲、王船山（王夫之），学问博，有兴亡之慨。黄文既不类白话，又不类语录，又不类讲章，实像批语；王船山非常生硬，非故意如此。文学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初作文，仅有法度，并无情，用以练习则可，用以传世则不可，仿佛习字用九宫格临帖。

④韩昌黎自以为因文生道，顾亭林对于这话有所批评。实在昌黎之文，并非无情无义，如《书张中丞传后》自是千古必传，但他所作碑志量大，且多止于义、不发于情。

⑤苏东坡的，史论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如同场屋文，非出于情作；其古文中非无此，只是较少一些。

2)诗词

诗于情更深，专以写性情为主。

①过一处风景，即写一诗，实不能佳，宋代苏、黄的诗就犯此病。

②苏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多，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损其价值。

唐代杜工部身遇乱世，且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居半数，其他也有到一处写一首。

③杜之前诸诗家，少无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

④古代诗如《大风歌》《扶风歌》全是真性情流出，一首便可传。(只是鉴于整理，其出处《国学概论》作者：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