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穆斯塔法四世

（一）穆斯塔法四世是哈米德一世之子，穆斯塔法四世与他的弟弟马哈茂德二世在他们的堂兄塞利姆三世被废后成为奥斯曼皇室仅存的尚未即位男性成员，而且他们在塞利姆三世在位期间备受称赞，因此他们就成为继承塞利姆三世皇位的理想继承人。因为穆斯塔法四世比马哈茂德二世年长他先登上皇位，在穆斯塔法四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既曾经试图拯救堂兄塞利姆三世的性命，却也是他下令谋杀塞利姆三世。1807年塞利姆三世被禁卫军发动的政变废黜，叛乱者获得穆斯林法学家发出的法特瓦（关于法律的意见）指塞利姆三世的改革是非法的，是对伊斯兰教传统的亵渎，而废黜他则是合法的，于是穆斯塔法四世被禁卫军拥立为苏丹。被废的塞利姆三世向新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宣誓效忠后离开皇宫并且试图自杀，而穆斯塔法四世为了保住堂兄的性命终其余生都致力于打碎堂兄试图饮鸩自尽的酒杯 。

（二）穆斯塔法四世短暂的统治时期是动荡不安的，他刚一即位禁卫军就在整个君士坦丁堡暴发骚乱，他们掠夺和杀害所有支持塞利姆三世的人。而更具威胁性的是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停战协定使得驻扎在多瑙河畔的改革派指挥官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可以空出手来，他带兵攻打君士坦丁堡以拥戴前苏丹塞利姆三世复位，在埃迪尔内的大维齐尔的帮助下穆斯塔法帕夏的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并占领皇宫。穆斯塔法四世为了保住皇位下令谋杀住在托普卡珀宫的奥斯曼皇室仅存的其他两位男性成员，分别是塞利姆三世和弟弟马哈茂德二世。他命令卫兵在叛乱者面前出示塞利姆三世的尸体，然后迅速将尸体投入宫中的庭院。穆斯塔法四世以为他的弟弟马哈茂德二世也死了，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实际上马哈茂德二世正躲在一间浴场的一座空炉子中。正当叛乱者们要求穆斯塔法四世退位时马哈茂德二世现身了，于是穆斯塔法四世被穆斯塔法帕夏废黜，马哈茂德二世被拥立为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在短暂的统治期间一直致力于消除塞利姆三世改革的影响，但他最终失败了，马哈茂德二世上台后很快恢复了改革，1808年穆斯塔法四世被马哈茂德二世下令处死。

三十、马哈茂德二世

劫难即位

（一）马哈茂德二世是哈米德一世的儿子，穆斯塔法四世的弟弟。1808年穆斯塔法四世决定处死被罢黜的塞利姆三世以平息叛乱，塞利姆三世被杀后马哈茂德二世则被母亲娜克希迪尔安全看管。接下来的叛乱又将穆斯塔法四世废黜，马哈茂德二世被叛乱者为苏丹，这次叛乱的领袖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成为马哈茂德二世的大维奇尔。对于当初尝试谋杀马哈茂德二世的传闻有很多，十九世纪奥斯曼史学家塞弗德特帕夏认为一个格鲁吉亚籍宫女听闻皇宫里杀害塞利姆三世的骚动后收集一些灰尘，当行刺者来到马哈茂德二世所在的宫殿时宫女把灰尘投向行刺者的脸上，让马哈茂德二世得以跳窗逃亡。马哈茂德二世爬到宫殿顶部跑到第三庭院的屋顶，那里的侍卫发现了他，合力用衣服打结成梯让他下来。叛乱的首领穆斯塔法帕夏与他的武装分子看到塞利姆三世的尸体后奉马哈茂德二世为君主，那名叫丝芙莉·卡尔法的宫女在事后被任命为后宫的财务大臣，以表彰她的英勇和忠诚。在后宫黄金大道上的一条石阶梯称为丝芙莉·卡尔法之阶，传闻当时的事发地点就在阶梯附近。

法制改革

（一）1807年的政变使穆斯塔法四世上台，也导致改革终止，马哈茂德二世登基后重新开始改革，他的统治前十年是苏丹娜太后娜克希迪尔执政，1817年后他才开始亲征。马哈茂德二世颁布一条法令废除征收法庭，移除帕夏许多权力，那些被判流放及死刑的犯人的财产会被充公。第二条法令废除奥斯曼统治者以他们的意愿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他们假定没有判罚的权力，没有判处他人死刑的权力，除非得到法官判决的授权和法官的允许。马哈茂德二世又创立上诉机制，如果犯人坚持上诉苏丹会作出终审。

（二）马哈茂德二世在改革的同时他自身也开始出席底万及议会，不再隐退后宫不问国事，自底万在苏莱曼一世建立以来苏丹不参与底万的行为被视为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马哈茂德二世亦要应付有关瓦克夫（宗教财产）的滥用问题，规管这些收入，但马哈茂德二世不敢冒险去动用这些资源在行政上。马哈茂德二世在位时帝国的财政陷入危机，某些社会阶级受到高税额的压迫。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哈茂德二世于1834年2月22日发布一条法令，宣布禁止官员向穿州过省的民众收取费用，除了法定的征税其他的收款都属于滥收。虽然人头税可透过服军役减免，但这是政府官员长期压迫敛财的途径。1834年的法令同时废除了这种征税模式，税项只能够由卡迪（法官）、穆斯林政府官员及地区首长组成的委员会收集。除此之外政府也被简化及强化，一些闲置的部门被废，并重新组织皇室，禠夺这些没有工作的贵族称号及没有功能的政府官员。

军事改革

（一）马哈茂德二世有效地整顿军事采邑，这些军事采邑是为了供养旧制下的军事力量，到马哈茂德二世时这些军事采邑已失去作用。马哈茂德二世将军事采邑与公众捐献连在一起，从而强化了国家资源、消除了腐败。他坚决地压制一些地区的世袭领袖（他们有指定继承者的权力），这些世袭领袖是奥斯曼封建制度里的一大弊病。马哈茂德二世顺利地削减这些地方封臣，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及发生叛乱，最终仅在塞浦路斯一地仍保有这些世袭领袖。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废除奥斯曼新军耶尼塞里，并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命名为新秩序。1827年奥斯曼帝国在纳瓦里诺海战败予英法俄联合舰队，并失去了希腊，马哈茂德二世下令要优先重建奥斯曼海军。奥斯曼帝国海军在1828年建成第一艘蒸汽船，1829年马赫姆迪叶号于伊斯坦布尔金角湾落成，这曾经是世上最大的战船，这艘62x17x7米的战列舰在三个甲板上配备128门大炮。马哈茂德二世亦重视传统，致力振兴箭术运动，他又让箭术学徒穆斯塔法·简尼记载土耳其弓的历史、构造及用法，土耳其制弓匠因此而来。

希腊独立战争

伯罗奔尼撒起义

（一）希腊自1460年就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广大人民饱受痛苦和磨难。进入19世纪后希腊民族解放意识加强，从而孕育着武装斗争的火种。另一方面奥斯曼统治集团内部昏庸无能，军事专制制度严重制约希腊迅速发展的经济。同时土耳其境内暴动、反叛活动此起彼伏，这一切都给希腊独立战争创造良好的时机。1821年3月4日侨居俄罗斯帝国的希腊“友谊社”总负责人依普希兰狄斯越过俄罗斯帝国国界，率领起义军在罗马尼亚的雅西号召希腊人民起义。3月23日起义波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各区，1821年3月25日伯罗奔尼撒爆发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民族起义，希腊居民聚集在伯罗奔尼撒帕特雷市的圣乔治广场，在大主教格尔玛诺斯的带领下竖起大十字架宣誓捍卫民族主权。这次起义带有自发性，它的爆发标志希腊独立战争的开始，希腊独立后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4月7日斯佩采岛宣布起义，支援伯罗奔尼撒半岛起义，4月22日普萨拉宣布起义，28日伊德拉岛起义军民控制科林斯地区。5月7日阿提卡地区的武装村民冲进雅典，迫使土军退守科林斯城，至此起义军几乎席卷整个希腊的大部分陆地和爱琴海许多岛屿。6月依普希兰狄斯率军进入希腊后在德拉戈尚与土军交战，但被土军打败，依普希兰狄斯逃亡奥地利，不久被捕。7月战斗日趋激烈，10月5日希腊军民攻占特里波利斯城，不久几乎解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全部地区。1822年1月希腊在厄皮道尔召开首届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成立国民政府。

希俄斯岛大屠杀

（一）希俄斯是爱琴海上的著名小岛，也是传说中的大诗人荷马的长居之地，以当地盛产的乳香闻名整个东地中海。自公元10世纪以来希俄斯岛作为希腊最为重要的岛屿和港口连接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1415年该岛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不过苏丹治下的希腊人在生活方面尚可，他们大都是经营小商品的生意人、水手和不可多得的翻译人才，也是奥斯曼帝国帝国所不能放弃的主体人群。但在宗教和政治生活方面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始终要低穆斯林阶层一等，后来被勒令不能修缮毁坏的教堂，也不能建造新增教堂，甚至无法在公开场合传教，还要缴纳专门的异教徒税，这些管制措施让爱琴海两岸的不少希腊人不满。发源自西欧的民族主义在18-19世纪传入希腊，很快就被整个知识界所接纳，从而诞生出希腊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结，诉求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去，建立一个只属于希腊人的全新民族国家。1821年积蓄已久的希腊独立战争终于爆发。只是在观点老套的土耳其人那里希腊人并不是以善战出名的族群，所以起义在刚开始阶段并未得到奥斯曼政府的应有重视。但领导这次起义的希腊民族主义团体友谊社，却不乏相当多兼具民族主义激情和西方军事思想的有力人才，加之义军在初期充分发动半岛各地人民，得以在短时间内攻克不少小城镇，直逼科林斯、雅典等历史名城。事已至此奥斯曼当局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除了尽可能动员巴尔干本地的穆斯林士兵前往镇压，还不得不向近乎独立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借兵。利用接受全套法国训练和装备的埃及新军，对希腊各地的人民展开血腥镇压。同时土耳其和埃及的战舰也云集相关海域，企图切断希腊的所有海外援助。

（二）1822年3月几百武装的希腊人从临近的萨摩斯岛登陆希俄斯岛，他们开始毁坏清真寺并且攻击当地的土耳其人，岛上的许多修道士和岛民也决定加入革命驱逐土耳其官吏，并成立了过渡委员会。但实际上人口占大多数的希腊人出于两头下注的骑墙心理，并没有对岛上的土耳其人进行挑衅性的大屠杀，也未加入其他希腊革命军来正面反对奥斯曼帝国。首先希俄斯岛居民勉强加入希腊革命军，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因为海岛的统治阶级恐惧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报复失去原有的繁荣和富庶。其次希俄斯岛距离奥斯曼大陆非常近，在一些点希俄斯岛与小亚细亚大陆只有4海里，如果受到攻击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左右为难之时奥斯曼帝国的铁蹄突然进攻希俄斯岛，并且发动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也就是希俄斯岛大屠杀。

（三）在土耳其人看来希俄斯居民的行动足够接受严惩，尽管岛屿本身并非战略要冲，但毕竟是很早就顺从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聚居区，一旦不能不严肃处理会形成非常有害的示范效应。何况该岛距离亚洲大陆仅4海里，再次占领并不存在多大困难，至于新募军队的开支问题也可以通过劫掠、贩卖奴隶和重新分配土地等方式予以解决。在这臭名远扬的大屠杀致使4.5万名希腊岛民被绞死 、被宰割、被断食断水或被拷打至死亡， 另外5万希腊人被卖为奴隶、2.3万希腊人被放逐，不到2000希腊人在海岛上努力幸存下来。因为海岛被严重摧毁，分散遍及欧洲的少数幸存者将异乡变成希俄斯犹太人的散居地。然而土耳其人的一时之快也为自己的失败制造出重大转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300多年里已经有无数欧洲人通过各种途径到希腊进行文化朝圣，这是因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就在希腊，使得摆脱宗教束缚的他们渴望着从古典精神中寻求更多理性主义光芒。另一方面欧洲人在东方旅游通常少不了希腊翻译的陪伴，许多人的知识和素养博得了西方游客好感，让许多国家都对希腊的现实处境抱以同情，同时也反感奥斯曼帝国的粗糙作风。于是希俄斯的屠杀经新闻记者在欧洲各地广泛报道，直接引起西方各国的反土耳其舆论浪潮。不过西方世界的干预总是要经过各种波折，直到希腊民族主义者们血战数年，几乎就要被埃及新军完全剿灭时英法俄三国才一致要求土耳其人立即停火，不然就对其采取强制行动。奥斯曼帝国也是表面迎合，暗地里却是分外不爽，最终酿成炮击联军舰队的乌龙事件。于是在1827的年10月20日英法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歼灭土埃联军，次年俄罗斯陆军从北面占领阿森纳行政首都埃迪尔内，加之法军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迫使土耳其人在1829年被迫撤出希腊大部分地区，1830年奥斯曼帝国正式承认希腊独立。

（四）1822年6月土军（3万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就到达科林斯卫城。随后土军向南深入伯罗奔尼撒内地，但遭农民起义军的伏击致使自己伤亡很大、溃不成军，除少数逃脱外全部被歼。在海上希腊小船敢于与装有大炮的奥斯曼军舰作战，一水兵驾驶一艘着火的船冲进奥斯曼军舰停泊场烧毁1艘军舰，其余奥斯曼军舰全部逃入达达尼尔海峡。希腊军民的胜利严重挫伤土军的士气，奥斯曼士兵害怕送命拒绝参战，土军陷入一片混乱。然而希腊军队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军政首脑因忙于权力之争而贻误了有利战机，因此希腊未能乘土军混乱之际扩大战果解放中、北部地区。1824年4月希腊召开第二届国民议会，塞奥佐罗斯·科罗克特洛尼斯被解除总司令职务，以科为代表的“民主派”不服，拒绝承认政府。希腊出现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伯罗奔尼撒的旧势力乘机联合“民主派”反对“亲欧派”，经过两次激烈的武装冲突“民主派”遭失败，科罗克特洛尼斯本人被捕。希腊内部战争结束，希腊军队力量蒙受重大损失，7月土耳其与埃及签订协定共同镇压希腊人民起义。1825年2月11日埃及侵略军在易卜拉辛的统帅下在伯罗奔尼撒登陆，T.科洛科特罗尼斯出任希腊军统帅指挥军民抵抗，埃军凭借优势侵占伯罗奔尼撒。希腊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释放科罗克特洛尼斯并再次委任其为总司令，但战局已难扭转，埃军占领特里波利斯及半岛绝大部分地区。1826年4月11日土埃联军（4万人）联合围攻希腊西部重镇米索隆基，经11个月的围攻和封锁守城军民依然顽强战斗，1826年4月22日守城军民英勇突围，仅有300多居民生还，最后米索隆基被土埃联军攻陷。1827年6月科林斯地区以北的希腊国土落入土埃联军之手，自由希腊仅保留伯罗奔尼撒一部分国土和爱琴海上的若干岛屿，8月土埃联军占领雅典城。

纳瓦里诺海战

（一）19世纪初叶希腊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复兴，希腊船队从爱琴海进入地中海把橄榄油、葡萄干、棉花、酒、皮革和羊毛等特产运到别国，同时也把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带回国内。早在18世纪末希腊独立运动已经开始酝酿，当时大批失去土地的希腊农民自发组成“克来夫特”（意即盗匪），以游击战打击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1814年随着主要由开明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组织“友谊社”成立，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1821年3月希腊民族大起义爆发，“友谊社”主要负责人亚历山大·阿莱克桑兹罗斯·依普希兰狄斯（法纳尔贵族出身，曾在俄军中担任少将）的和“克里夫特”将领特奥多罗斯·科罗克特洛尼斯成为主要领导者。3月23日起义烽火波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各区，4月7日斯佩采岛宣布起义，4月22日普萨拉宣布起义，28日伊兹拉岛起义者控制科林斯。5月7日阿提卡地区的村民冲进雅典，迫使土军退守卫城，至此起义军席卷整个希腊的大部分陆地和爱琴海众多岛屿。6月依普希兰狄斯在德拉戈尚被土军打败，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但科罗克特洛尼斯挽救了危局，于10月5日一举攻克首府特里波利斯。次年6月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命大将德拉马里斯率2.3万步兵和6千骑兵在南部的科罗尼登陆，会合守军继续血腥镇压。土军长驱占领科林斯卫城，深入伯罗奔尼撒腹地。科罗克特洛尼斯故示以弱、诱敌深入，在阿尔沃斯和德尔维纳齐亚设下伏兵，经过激烈战斗后在佩特雷全歼土军，此役之后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再也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镇压起义。

（二）为了对抗希腊军民奥斯曼帝国向名义上臣服自己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求援，当时的埃及非常强大，被称为是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中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出身奥斯曼近卫军的阿比西尼亚人阿里统治着这个国家，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西方购买机器、聘请技师，兴办埃及第一批近代工业，其规模在当时的非洲首屈一指。阿里特别注重军事建设，不惜重金延聘法国教官训练军队，同时倾全国之力兴办军工企业。1820年非洲最大的开罗兵工厂建成，可生产火炮和枪支。其中火炮车间有1500名工人，每月可制造203毫米臼炮和510毫米巨炮300多门；步枪车间有900名工人，每月生产法国最新式步枪700多支。1829年开工的亚历山大造船厂有5500名工人，能生产欧洲大国才能建造的战列舰，比如主力舰“埃及”号和“阿克”号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配备火炮32门，中下层各有火炮34门，可载官兵千余人。拿破仑出征埃及时法国旗舰“东方”号也仅有120门火炮，1834年曾为拿破仑元帅的法国名将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马尔蒙参观船厂时也被它的宏伟所折服，并对埃及海军的惊人发展赞叹不已。阿里对援助土耳其人镇压革命毫无兴趣，但当马哈茂德二世表示愿意割让克里特岛、塞浦路斯给阿里时这位埃及统治者欣然应命。此时希腊起义军内部却出现不应有的权力之争，以科洛克特洛尼斯为首的“克莱夫特”与伯罗奔尼撒半岛贵族和伊兹拉岛船主之间冲突迭起，连续爆发两次内战，起义军遭到严重削弱，错失在埃及军队到来前赢得战争的有利时机。1825年初阿里命其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9万大军出征希腊协助土军镇压起义，埃军先头部队（1.8万人）分乘146艘运输船，在51艘战舰掩护下从亚历山大港拔锚起航。他们先占领克里特岛北端的哈尼亚，在那里建立稳固的补给基地，然后驶往伯罗奔尼撒。2月23日埃军步骑兵（4千人）抢滩登陆，后续部队也纷纷到达，对起义军转入进攻。在埃军强大攻势下战局急转直下，埃军陆续占领特里波利斯及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4月25日土军（3万人）分乘100艘运输船和40艘战舰掩护下包围希腊西部重要港口梅索朗吉昂，但因城坚久攻不克。12月易卜拉欣率军（1.7万）人驰援，希腊军民誓死抵抗，土埃联军损失惨重、后来由于被围日久导致城中疫病流行，终于在1826年4月11日失守，万余军民仅有1300人生还。

（三）梅索朗吉昂的陷落标志着希腊独立战争受到严重挫折，土埃军队（尤其是奥斯曼近卫军）大肆杀戮，他们将男子、老年妇女和儿童全部杀掉，只留下青年女子作为随军妻妾。仅在希俄斯岛他们就屠杀2.3万人，将4.7万人卖为奴隶，土埃联军甚至将橄榄树连根拔起（这是当地唯一的农作物，也是唯一的食物来源）。在君士坦丁堡等地伊斯兰极端分子要求实行“圣战”，杀掉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希腊人，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主教格里高利五世因拒绝提供著名希腊人的名单被土耳其暴徒吊死后抛尸海中。土耳其人的残暴令整个欧洲感到震惊，仅仅出于情感因素欧洲各国人民也无法容忍对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摧残，何况这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战争。当时很多国家组织“战斗希腊之友委员会”，某些国家甚至派出志愿军，不少来自欧洲国家的知名人士志愿为希腊而战在俄罗斯帝国由于东正教的共同信仰一些退伍军官自愿与起义军并肩作战，最初欧洲人对希腊的同情主要来自民间，但随着战争国际化以及土埃联军的暴行也引起各国政府的深切关注。早在1823年2月英国政府就向奥斯曼帝国声明如果土政府拒绝履行不迫害基督徒的诺言英国将难以与奥斯曼帝国保持友好关系，1824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宣布承认希腊为战斗一方，并向希腊临时政府提供贷款。1826年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出于宗教、民族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向奥斯曼帝国发出最后通牒，衰弱的奥斯曼帝国被迫与俄罗斯帝国签订《阿克尔曼条约》，承诺撤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1826年4月4日英俄两国签订《彼得堡条约》，呼吁希腊成为一个自治国，名义隶属奥斯曼帝国，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缴纳赋税，条约还规定两国都不在希腊谋求特权。次年7月18日不甘袖手旁观的法国也参与进来，英法俄三国签署协定宣布对驻扎希腊的土埃军队实行“和平封锁”，要求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同时敦促奥斯曼帝国接受希腊自治，否则三国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但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断然拒绝这个要求。

（四）奥斯曼帝国拒绝执行英、俄、法签订的1827年《伦敦公约》（关于给希腊自治权的要求），为迫使奥斯曼帝国就范三国决定派出联合舰队，以诉诸武力作为调解争端的最后手段。1827年6月29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谢尼亚文率9艘战列舰、6艘三桅炮舰、6艘轻巡航舰从雷维尔出发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那里停留几天后于8月7日来到英国南部海岸的斯皮特海德。经过两个星期的休整后谢尼亚文派海军少将洛金·P·海登伯爵率一支分舰队起程前往爱琴海，与即将到达的英法舰队会合。这时俄罗斯舰队包括9艘战舰，即“汉古特”号（84门炮）、“亚速”号（74门炮）、“叶泽基尔”号（74门炮）、“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74门炮）、“快速”号（44门炮）、“康士坦丁”号（44门炮）、“卡斯托尔”号（36门炮）、“叶列娜”号（36门炮）、“格列米亚什奇”号（24门炮）。俄罗斯舰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中途在巴勒莫和墨西拿停靠过，10月13日驶入爱琴海与先期抵达的的英国舰队（由海军中将爱德华·科德林顿率领）会合。两天后由海军少将G·德·里尼伯爵率领的法国舰队也到了，三国舰队在希腊西部的扎金索斯岛以南会合，组成一支共有11艘战列舰、8艘三桅炮舰、8艘轻巡航舰、火炮1298门、舰员1.75万人的联合舰队，由军衔最高的科德林顿担任指挥。单从表面上看三国舰队似乎不算强大，但这时的奥斯曼帝国早已不是中世纪能威震欧洲的强国了，三国海军确信纵使没有派出主力打败土埃舰队亦非难事。在此之前土埃舰队已经集中在纳瓦里诺湾内，土埃军队的总司令是易卜拉欣，土军舰队由穆哈雷姆贝伊指挥，埃军舰队由塔希尔帕夏指挥，他们的兵力是3艘战列舰、20艘三桅炮舰、32艘轻巡航舰、7艘双桅方帆船和5艘火攻船，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舰艇，火炮2224门，舰员2.2万人。在斯法克蒂尼亚岛上土埃军还有3个炮兵阵地，总共有165门火炮可担任掩护。从双方兵力对比可以看出土埃舰队的战列舰较少，主要是在三桅炮舰和轻巡航舰方面占据优势，但这两种舰艇的作战效能并不高。轻巡航舰排水量大多为400－600吨，通常配备20－32门火炮，主要任务是侦察、通信而不是作战。至于火攻船已是一种陈旧的武器，它通常由旧船充任，满载燃料和炸药以纵火方式焚烧敌舰，但这必须依赖黑夜、雾天才能进行。由于缺乏动力火攻船只能顺风、顺流漂向敌方，使用上很不便利。

（五）10月20日下午13时三国舰队驶入纳瓦里诺海湾，这是一个由斯法克蒂尼亚岛、皮洛士岛和希腊大陆之间围合成的海湾。三国舰队绕过皮洛士岛分为两路纵队前进，英国和法国舰艇在左，俄罗斯舰艇在右。英法舰艇的行进顺序是：“阿尔米达”号、“苏格兰”号、“亚洲”号（科德林顿的旗舰）、“英格兰”号、“海妖”号（里尼的旗舰）、“三叉戟”号、“西皮翁”号、“布雷斯劳”号、“鹈鹕之口”号、“塔尔伯特号”、“格拉斯哥”号、“威尔士”号，俄罗斯舰艇在右路的行进顺序是：“亚速”号（海登的旗舰）、“汉古特”号、“叶泽基尔”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快速”号、“叶列娜”号、“卡斯托尔”号、“康斯坦丁”号。土埃舰队排成传统的新月阵形并分为三行，将战舰居中，把火攻船置于两翼，很明显是准备以火攻取胜。

对于联军指挥官爱德华·科德林顿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英国政府给他的任务是保持力量平衡，而不是摧毁奥斯曼舰队。因为如果土耳其人过分衰弱俄罗斯的力量将很容易进入地中海，因此科德林顿决定先进行和平斡旋的尝试，他派出1艘英国三桅炮舰靠岸给易卜拉欣送信，谴责他违反休战协议纵兵蹂躏伯罗奔尼撒半岛。由于埃及战舰上有许多法国教官科德林顿又请求法国海军少将里尼伯爵给这些人写信，警告他们不要为埃及人服务，这一招非常奏效，大多数法国教官离开土埃舰队。不过科德林顿的最后通牒却未起作用，因为易卜拉欣当时并不在场，他的海军将领则坚决主战，而且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指挥土埃舰队的穆哈雷姆贝伊派出一只小船也给三国舰队送来最后通牒，要求联军立刻离开纳瓦里诺海湾，科德林顿的答复是如果敌船敢于开火他们将被歼灭。在联军舰艇全部占领阵位后科德林顿作出最后一次努力，他派一名军使乘舢舨向土耳其的1艘火攻船送信，但军使被土军开枪射杀，1艘埃及的轻巡航舰也向里尼伯爵的旗舰“海妖”号开火。科德林顿此时仍然不准还击，这位谨慎的海军中将再次派出1位军使前去送信，当这名军使又被土军射杀后好心的科德林顿再也无法容忍了，他命令联军立即展开攻击。严格来说纳瓦里诺海战并不是一场棋逢对手的较量，土埃舰队虽然数量上占优势又有岸炮支援，但在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上劣势明显，因此战斗的结局早已注定。

（六）针对土埃军队的部署科德林顿制定一项针对性很强的作战计划，其核心是英法舰艇对付敌军左翼，俄军对付敌军中路和右翼。由于俄罗斯海军习惯于对土耳其人作战，所以承担最为繁重的任务。在具体部署上科德林顿表现出利己主义色彩，他命令法国军舰攻击最前面的埃及舰艇，因为他估计指挥这些舰只的法国军官不太可能向本国军舰开火，但他们却很可能愿意射击英国或俄国舰只。另一方面随后跟进的英国舰艇将集中攻击后面的3艘土耳其舰艇，俄罗斯舰艇最后进入战斗，他们将对付土军的9艘主力舰，剩下的3艘英国三桅炮舰和法国战舰“阿尔米达”号对付其余敌舰和火攻船。战斗伊始联军的进攻颇不顺利，由于各舰是鱼贯航进难以发扬火力，而土埃军队则能够充分发挥火力。担任前导的联军船只都受到猛烈攻击，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拉扎列夫海军上校指挥的“亚速”号就遭到5艘土舰的围攻。“亚速”号是1826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下水的新船，舰长拉扎列夫可能是俄国海军中最能干的军官之一，完成过许多特殊任务，曾在英国海军实习，在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连续航行5年。1812年卫国战争中拉扎列夫曾指挥过著名的但泽登陆，他完成过3次著名的环球航行，这在俄罗斯海军中可是一项创举。1813年拉扎列夫率“苏沃洛夫”号从喀琅施塔得到达阿拉斯加海岸，历经3年方始返回；1819年又率“和平”号小巡航舰参加别林斯高晋率领的俄国第一个南极考察队并任副队长，参与发现南极大陆和许多岛屿；1822—1825年其间拉扎列夫任“巡洋”号巡航舰舰长，对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气象、沿岸及岛屿上的人种进行广泛的科学考察。在土耳其人猛攻下“亚速”号上伤亡91名官兵，但沉着英勇的官兵们和拉扎列夫的高超指挥艺术发挥了作用，土耳其人遭受巨大损失。激烈的战斗中法国的“布雷斯劳”号赶来支援，“汉古特”号随后跟进，“叶泽基尔”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和“快速”号虽然在烟雾中稍微耽误了一些时间，但随即投入战斗对付另外5艘土耳其和埃及的三桅炮舰。“汉古特”号击沉1艘三桅炮舰和1艘火攻船，“亚速”号击沉2艘三桅炮舰、1艘轻巡航舰，并击毁穆哈雷姆贝伊的旗舰（1艘装有60门炮的战列舰），迫使该舰抢滩搁浅。

（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迫使1艘土耳其三桅炮舰悬旗投降，该舰随后爆炸，另1艘埃及三桅炮舰也被击沉。英国战舰“塔尔伯特”号和法国战舰“阿尔米达”号陷入苦战，但他们得到姗姗来迟的俄舰“康斯坦丁”号的支援，腾出手来的“亚速”号也支援英舰“亚洲”号，“康斯坦丁”号则把丧失全部索具的英舰“鹈鹕之口”拖离战场。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联军的胜利已成定局，尽管土埃士兵作战非常骁勇，无奈军事技术相差太远，拼死奋战也改变不了战局，反而遭到重大伤亡。第一线的土埃舰艇全部被摧毁，第二线和第三线的舰艇也损失太多，但联军仍然炮击几个小时。到18时以后土埃舰队基本上全军覆没，岸上的炮连也停止射击，愤怒的土耳其士兵烧毁剩余的船只以免成为联军的战利品。午夜时分一些顽强的土军施放1艘火攻船，企图焚毁因受重创而动弹不得的“亚速”号和“汉古特”号，易卜拉欣可能以为如果这两艘舰艇受到损失联军的胜利将变得不那么完美。两艘俄舰一度处于危险之中，但最终还是躲过了这一劫，土耳其人的希望落了空。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土埃舰队损失舰艇60多艘和7000人，只有1艘三桅炮舰和14艘小船得以逃脱。联军方面死亡182人、受伤789人，其中俄罗斯人损失较轻，死59人，伤139人。联军没有舰艇被击沉，但有些舰艇受损严重，例如“亚速”号船身有153处窟窿，桅杆几乎断裂导致其不能张帆。战斗结束后科德林顿对俄罗斯士兵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沙皇尼古拉一世因海登为国争光而晋升他为海军中将。为表彰“亚速”号的战绩该舰成为俄罗斯海军中第一艘获得光荣的“乔治舰尾旗”和长旒的舰艇，沙皇还特别命令黑海舰队必须永远保持1艘叫做“纪念亚速”号的舰艇。作为纳瓦里诺海战的指挥者科德林顿后来却处境尴尬，英国政府给他的命令是维持地中海的均势，防止俄罗斯帝国的影响力在这一地区继续扩大。结果纳瓦里诺海战摧毁土耳其的海军主力，打垮它的战争潜力，这显然不是英国政府想要的。1828年他到亚历山大城会见穆罕默德·阿里劝他从希腊撤军，科德林顿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得不一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最后在痛苦中了却余生。

（八）纳瓦里诺海战后希腊独立战争的形势重现光明，失去海军支援的土埃军队转攻为守，处于战略收缩态势，而俄罗斯帝国干预战争的决心更加坚定。1828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土军被迫与占绝对优势的俄军作战，12月沙皇尼古拉一世设法逼迫英法两国从土耳其召回大使，这就使土埃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从而注定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日益衰落的土军无法抵挡俄军的进攻，被迫于1829年与俄罗斯帝国缔结《阿德里安堡条约》，全面接受俄英法三国提出的关于解决希腊问题的协定。法军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埃及军队则于10月撤回本国。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各派势力也达成妥协，推举曾在俄罗斯帝国控制的“七岛共和国”任职的J·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为总统。此人深得沙皇赏识，上任后修改宪法，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势力加强控制。同时采取措施整顿军队，加强纪律，打击海盗，委任有能力的军官指挥部队，使希腊内战频发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由于俄军牵制土军的大部分兵力希腊军队得以实施反攻，相继在莎罗纳、卡尔贝尼西、沃尔察等地打败土军，1829年5月14日梅索朗吉昂重新回到希腊人民手中。

俄土决战

（一）由于希腊独立战争曲折的发展历程、世界舆论加大对欧洲大国利益的影响加深，促使俄、英、法等国的关注，尤其是沙俄政府。早在1825年俄罗斯政府为巩固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就认为必须支援希腊人的独立战争，俄罗斯帝国一旦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无论在贸易和政治方面无疑都是对英国实力的一个沉重打击，英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也不愿意让俄国单独进行干预。于是英国先与俄罗斯帝国达成某些让步，以此牵制俄罗斯帝国的行动。1823年英国政府宣布承认希腊，并于1823—1824年向希腊政府提供两笔贷款。俄罗斯帝国于1824年1月9日抛出在希腊建立3个自治公国的方案，企图达到分割希腊便于俄罗斯帝国控制和削弱土奥斯曼帝国之双重目的，但遭到希腊政府拒绝。1826年4月4日两国在彼得堡签订关于联合调处希土停战和希向土纳贡获取自治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英俄两国都不在希腊谋取特权，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斗争的严峻形势希腊政府内部两派斗争暂时缓解。1827年4月希腊政府在特莱辛召开第三届国民议会，各派达成妥协，一致选举卡波狄斯特里亚为总统。该总统曾任职于俄罗斯政府，他的当选进一步证明俄罗斯帝国对希腊政治的影响，从而加速欧洲列强对希腊战争的干涉。6月24日雅典卫城也落入土军之手，至此希腊人控制区已所剩无几，但他们仍坚持游击战。欧洲进步人士同情希腊革命，从道义和物资上进行支援。自从希腊宣布独立后欧洲国家开始进行干涉和争夺，7月6日英法两国与俄罗斯帝国在伦敦签订三国协约，重申1826年彼得堡议定书的条款，并补充规定要求希土双方立即停火，否则三国将共同采取强制措施制止希腊战争。奥斯曼帝国驳斥伦敦协约的一切条件，拒绝停止军事行动。10月20日英、法、俄三国舰队与埃土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湾进行交战，经4小时激烈海战埃土联合舰队遭重创。

（二）1828～1829年的俄士战争是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属地的斗争所引起的，当时奥斯曼帝国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因希腊独立运动而进一步加深，俄、英、法联合舰队为保卫希腊自治权而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败土埃联合舰队。奥斯曼帝国获悉神圣同盟之间的矛盾加剧便撕毁俄土两国以前缔结的所有协定，并在1827年12月宣布对俄进行“神圣战争”。1828年4月26日俄罗斯帝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罗斯帝国将维特根施泰因元帅的集团军（9.5万人）调到多瑙河战区，迎战侯赛因帕夏的土军（15万人），同时将帕斯克维奇将军的军队（2.5万人）调到高加索战区厂迎战土军（5万）。维特根施泰因集团军在1827年5月7日越过国境，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接着强渡多瑙河。1827年10月11日俄军从陆上和海上发起联合攻击，最终攻下瓦尔纳，帕斯克维奇军越过国境以后在1827年7月5日攻占卡尔斯要塞。1827年7～8月间高加索军各部队在地方民军的支援下占领阿尔达甘、阿哈尔齐赫、波季和巴亚泽特诸要塞，1829年6月11日，季比奇将军指挥的俄军（1.8万人）在库列夫恰战役中击溃兵力比自己多一倍的土军，并在6月30日占领锡利斯特拉。7月季比奇率部（1.7万人）越过巴尔干地区向亚得里亚堡（埃迪尔内）挺进，8月20日该城守军投降，俄军继续向南发展进攻，君土坦丁堡岌岌可危。在高加索俄军在1827年7月9日攻占埃尔祖鲁姆，接着前出到特拉布宗。俄军在两战区获胜后逼近伊斯坦布尔，同时俄罗斯舰队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并在黑海土耳其沿岸一带游弋，这些情况迫使土耳其政府在9月2日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

（三）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对于改进军队的指挥工作和陆海协同动作的组织都发生了影响，同时积累了夺取要塞和进行野战的经验。经过多次俄土战争俄罗斯帝国保住南乌克兰、克里木、比萨拉比亚和高加索的部分领土，并在黑海沿岸牢固地树立自己的地位。俄罗斯帝国利用希腊独立战争进一步南下，再次蹂躏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后经保加利亚直逼君士坦丁堡。根据1829年9月俄土《亚得里亚堡条约》俄罗斯帝国获得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岛屿和黑海东岸，奥斯曼帝国承认格鲁吉亚、伊梅列季亚、明格列利亚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后奥斯曼帝国更加看清自身所暴露的严重问题，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希腊成功独立

（一）1828年4月俄军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入马里查河谷攻占亚得里亚堡，随后法国也出兵占领伯罗奔尼撒。1829年9月俄土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承认希腊独立，多瑙河三角洲诸岛屿和黑海东岸地区划归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帝国有权“保护”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自治权，俄罗斯商船可自由通行海峡等，于是俄罗斯帝国达到扩大黑海地区和巴尔干势力的目的。希腊军民利用土军被牵制和被削弱的有利时机发起进攻，先后解放部分国土。3月17日纳夫巴赫托首次获得解放，5月6日梅索朗吉上空重新升起希腊国旗，5月14日希腊人解放米索隆基，不久整个东希腊除提佛等地外已全部获得解放。9月12日的别特拉战役中希腊军队击溃一支7000多人的土军，并迫使敌人撤出大陆希腊地区，从而胜利地结束独立战争。1830年4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接受英、法、俄于同年2月3日新的伦敦议定书，承认希腊独立。希腊独立战争是一次民族大起义，是一场反殖反封建的革命，最终以希腊人民的胜利、土耳其的失败而结束。 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为希腊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使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人民受到鼓舞，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土埃战争

（一）1824—1827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帮助土耳其镇压希腊起义，苏丹曾允诺要将叙利亚及克里特岛划归埃及，1831年阿里借此进攻叙利亚，土军大败。次年埃军进攻君士坦丁堡。1833年俄罗斯帝国出兵援助奥斯曼帝国，后在英法两国的斡旋下土埃两国签订《丘达西亚协定》，阿里获得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的管辖权，但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不久马哈茂德二世在英国之唆使下于1839年进攻埃及，土军在叙利亚被埃军击败，进攻埃及的舰队亦宣布投降。为此英国联合俄、奥、普3国共同援助奥斯曼帝国，1840年埃及军队战败，阿里被迫投降，宣布臣属苏丹并定期纳贡，仅保留埃及和东苏丹的世袭领主权并裁减军队，接受1838年间签订的《英土商约》。

解体序幕

（一）奥斯曼帝国在马哈茂德二世的统治时期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分裂和解体，在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早期北非地区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第一沙特王国手上重新征服奥斯曼帝国属下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圣城麦地那及麦加，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则在1821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827年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联合海军于纳瓦里诺海战击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海军，在此后的1832年7月奥斯曼帝国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承认希腊的独立地位。这一事件与1830年法国占领（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但是业已独立的）的阿尔及利亚一起被视为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的开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裔人聚居的地区（尤其是欧洲巴尔干半岛）都各自展开独立运动。1831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由于没有兑现当初要埃及派兵镇压希腊起义时的承诺而派自己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出兵叙利亚，他两度出兵镇压，但陆军司令战死、海军司令投敌，到他死的那个月奥斯曼帝国帝国处于完全无防务阶段，要不是英国外长帕麦斯顿强硬逼迫埃及退兵奥斯曼帝国完全可能立即崩溃。1839年7月1日马哈茂德二世死于肺结核，大量群众参加马哈茂德二世的葬礼向他致意，他的儿子迈吉德一世继位。在1798年被拿破仑一世占领的埃及在1801年由土英联军夺还，1882年英军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占据埃及，在法律上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地区的省份。1830-1912年间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省份尽失，1830年法国被法国占领，1881年突尼斯被法国占领，1912年利比亚被意大利占领。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正式确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保加利亚的独立，波斯尼亚被奥匈帝国占据，巴尔干其他地区仍旧置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在这反殖民化的浪潮里塞尔维亚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国度，奥斯曼帝国在俄土战争失败以塞浦路斯换取英国在柏林会议上的支持。奥斯曼帝国因未能向欧洲银行偿还国债，导致奥斯曼国债机构——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的成立。

三十一、迈吉德一世

 统治初期

（一）迈吉德一世是马哈茂德二世的儿子，1823年4月23年生于君士坦丁堡比锡达斯的托卡比皇宫，他的母亲贝兹米雅莱姆（原名苏茜）是一位俄罗斯犹太人。年轻时迈吉德一世接受欧式教育，能操流利法语，对文学和古典音乐尤感兴趣。1839年7月2日马哈茂德二世去世，迈吉德一世继位。迈吉德一世与主张改革，并获得一些开明的维奇尔支持，如穆斯塔法·雷斯特·帕夏、阿里·帕夏及福阿德·帕夏。迈吉德一世在任时须与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周旋，他是第一位会在特设的日子（通常是星期五）亲自处理公众的申诉的苏丹。迈吉德一世亲自出巡帝国各地，视察坦志麦特改革的成效。他在1844年到过伊兹密特、穆丹亚、布尔萨、盖利博卢半岛、恰纳卡莱、利姆诺斯岛、莱斯博斯岛及希俄斯，在1846年巡视巴尔干半岛各省。

（二）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继位后奥斯曼帝国正处于重要关头，正当马哈茂德二世去世之际土军在尼济普被叛变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击败，同时穆罕默德·阿里讹称亚历山大港已被苏丹的顾问卖给俄罗斯帝国，让艾哈迈德·费夫齐·帕夏将港口交给对方。奥斯曼舰队立即赶往亚历山大港，在欧洲势力的介入下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妥协，奥斯曼帝国免于受到进一步攻击，并重新占据叙利亚、黎巴嫩及巴勒斯坦。

推行改革

（一）为了履行父亲的遗志迈吉德一世马上着手推行改革，1839年11月颁布的法令哈特·艾·沙里夫（又称坦志麦特化曼尼）落实了改革的实施，1856年2月颁布的法令哈特-艾·于马云在克里米亚战争接近结束时被追加入哈特·艾·沙里夫。法令订明苏丹每一位国民的性命和财产都应得到保障，税项必须合理征收，以正义公平的原则管治，所有人都应有宗教自由及相对的民权。这与穆斯林的管治阶层及阿訇完全抵触，在一些偏远地区法令强制执行，导致迈吉德一世在任时爆发多次叛变。1847年迈吉德一世在贝拉贝伊皇宫将电报的专利权颁授给萨缪尔·摩尔斯，他也亲自试用过这新发明。1849年拉约什·科苏特等人在匈牙利起义失败后向奥斯曼帝国寻求庇护，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要求苏丹交出他们，但迈吉德一世拒绝。

（二）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推行改革的主要措施有：1840年奥斯曼钞票的流通；1834年－1844年重组军队；1844年奥斯曼国歌和国旗的采用；参照法国的模式重整财政系统；1845年参照法国的模式重整民事及刑事法设立“梅杰利斯·伊·马阿里夫·乌穆米耶”，这是奥斯曼议会的雏形；1846年设立公共教育议会；1848年设立首所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大学；1856年废止向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856年允计非穆斯林参军；以及多个改善公共服务及振兴商业的措施。另一个重要的改革是法律不再规定必须佩带头巾，土耳其毡帽逐渐流行，欧洲的时尚亦被法庭采纳（1925年大国民议会制定“帽子法”，禁止佩带土耳其毡帽）。

对俄战争

（一）奥斯曼帝国的虚弱招致邻国的贪婪，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早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就叫嚣要瓜分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帝国收容拉约什·科苏特和约瑟夫·贝姆等人的行为更加引起俄罗斯帝国的不满。俄罗斯帝国为挑起争端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为在帝国境内建立东正教徒保护地的要求，但被奥斯曼政府所拒绝，俄罗斯帝国以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不久俄军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1853年10月4日奥斯曼帝国在英、法支持下对俄宣战，同年11月俄罗斯舰队在锡诺普海战击败奥斯曼舰队。1854年1月英、法舰队驶入黑海并于3月27～28日先后对俄宣战，此时撒丁王国也与法国缔盟于1855年1月对俄宣战。战争的结果以俄罗斯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俄罗斯黑海舰队全部覆灭，奥斯曼帝国靠结盟赢得战争。1854年8月25日奥斯曼帝国获得首笔外国贷款，紧接着贷款而来的就是西方商品潮水般的涌入。这些使小农经济进一步破产。1856年迈吉德一世被授以嘉德勋章，成为第717位骑士，此外他又被授以塔与剑勋章，成为第52位大十字。1861年6月25日迈吉德一世死于结核病，终年39岁，临终前让其弟阿齐兹一世继位。

坦齐马特

（一）曾经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面积达47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660万人。但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帝国的虚弱本质已暴露无遗，耶尼切里兵团成为一批乌合之众且毫无战斗力可言，7.5万人的兵团只有1/4的人能上前线，构成军队主要部分是13.5万人的非正规骑兵（西帕希）。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只有2万人上了前线，帝国的财政状况恶化、国库空虚、入不敷出，靠出售包税权、卖官鬻爵、制造赝币、拖欠军饷官俸等弥补，甚至不得不考虑向“异教徒”国家借债，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帝国的衰落在对外战争中充分表露出来，1735—1739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接连遭到惨败，丧失穆斯林集中居住的领土克里米亚半岛，法国、英国、奥地利等国加紧对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扩张，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导致所谓“东方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兴起，1817年塞尔维亚取得自治权，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到1830年苏丹政府最终承认希腊独立，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加速帝国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统治集团中产生以改革求生存的主张，苏丹塞利姆三世以前视线集中在改革军队方面，当时的先进人物认为只要引进先进的军事技术帝国就能所向无敌。自塞利姆三世以后对改革的注意力逐渐涉及国家体制等方面，塞利姆三世除建立欧洲式的新式军队之外还在欧洲重要国家的首都开设使馆，建立12人的咨询委员会，创办军事学校，建立火药厂、造纸厂、商船队等，甚至鼓励富裕的穆斯林购买商船。马哈茂德二世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他吸取历来改革大都毁于耶尼切里暴徒的教训，把建立新军、推行改革同消灭耶尼切里兵团联系起来。他在消灭耶尼切里兵团的同时还打击宗教势力，取缔与耶尼切里兵团有密切关系的贝克塔什苦修僧团，从而为改革初步廓清了道路。在以后的10多年的时间内苏丹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过时的军事采邑制度，大部份采邑土地收归国有；废止没收罪犯财产的制度；仿照欧洲各国政府体制设立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宰相的名称也一度改为总理大臣；建立邮政制度；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开办军事院校；发行官方的土文报纸；设立农业、工业、商业委员会。为了统筹规划改革事宜苏丹建立最高司法委员会，并召回驻英公使穆斯塔法·赖希德帕夏主持起草改革法令，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是坦齐马特的前奏，为坦齐马特作好准备。

（二）当时赞成改革的主要有三种人，首先是统治集团中有政治眼光的一些高级官吏，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并了解西方各国，深知要维护帝国的统治和领土完整，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赞成改革的第二种人是大土地所有者，马哈茂德二世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虽然损害他们中一些人的政治地位，但并未触动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些人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国有土地，不断扩大自己的田产，但在法律上这些土地仍属国家所有，不能算作真正的私产。他们希望实行改革，把他们的田地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产，因此这部分人对改革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商人阶层也是支持改革的一个因素。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初步的发展。有一种叫作“有证商人”的大商人，他们每年缴纳1,200-1,500库鲁什就可获得苏丹颁发的证件，享有在帝国全境自由经商、免缴各种地方税捐等特权。但绝大部分从事外贸的大商人都是非穆斯林商人，手工业中的一些大手工工场也都属于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堡一家拥有上千工人的缝制军服的大工场就属于保加利亚企业主。他们虽然也同穆斯林商人一样赞成改革，但其影响却十分有限。

（三）第二次土埃冲突引起的帝国内外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是加速颁布改革诏令的重要原因， 1831年到1833年的第一次土埃冲突期间，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打败他的宗主马哈茂德二世，苏丹被迫将叙利亚、阿达纳地区、克里特岛交给阿里管理，埃及帕夏的辖地达到186万平方公里，占帝国领土总面积的35—40%。马哈茂德二世对此一直不甘心，总想伺机复仇雪耻，在签订英土商约换得英国支持的保证后苏丹认为收复失地的时机已到，于1839年5月底派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埃及易卜拉辛控制的地区，结果在6月24日的尼齐普战役中土军（4万人，其中骑兵5千、炮兵3千）遭到惨败。一个星期后马哈茂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病逝，7月14日海军司令费夫齐·阿赫梅德帕夏又率领舰队投奔穆罕默德·阿里。在短短20天内帝国接连丧失陆海军和君主，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年仅16岁的继任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只有接受阿里的和谈条件，英、法、俄、奥、普五国公使却于7月27日联合照会奥斯曼政府，宣布五国政府已就东方问题达成协议，要求奥斯曼政府“放弃任何没有它们参加的最终解决办法”。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下奥斯曼统治集团为了挽救帝国的覆亡和防止外国进一步干涉内政勉强就改革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苏丹指示赖希德加速改革诏令的起草工作。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政府在君士坦丁堡托普卡珀皇宫内的玫瑰园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帝国的高级文武官员、首都各界名流、各国使节都应邀出席会议，在新苏丹的监督下赖希德颁布敕令宣布改革，因宣读的地点被称为御园敕令（又名花厅御诏），揭开坦齐马特的序幕。

（四）御园敕令由序言、基本条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序言强调奥斯曼帝国上升时期教法的伟大力量，基本条文指出近150年来教法逐渐丧失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力量的衰落，结束语许诺恢复秩序，改善全体臣民处境。“励精图治”的基本内容在敕令第二部分得到阐明，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人的荣誉和尊严。敕令认为人身安全是人最重要的天赋权利，如果没有财产安全大家都会对政府、国家的召唤漠然置之。而公民安稳地掌握各种财产就会热心于自己的事业，致力扩大业务范围以求增加自己的利益。文件宣布在按圣法进行公开审讯、作出公正判决之前不允许用毒药或其他方法秘密或公开地处死任何人，也不允许侮辱任何人的荣誉，未经审判而褫夺爵位和罢免官员有损其尊严；二是正确摊派和征收赋税。文件谴责包税制指出过去错误地把专卖看作岁入的来源，现在这个祸害已经清除了。但包税的有害制度仍在使用，它从未产生过好的结果。在包税制下一些地方的行政、财政管理听凭于一个人的专横，有时落入最残酷的贪婪之徒的手中，因为居心不良的包税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将来每一个奥斯曼臣民都应视其财产状况课以严格的一定数量的赋税。三是实行正确的征兵方法和确定服役期限。敕令认为征兵不考虑各地人口数量的做法，造成了不公道，而且给农业和国家工业以致命打击。终身服役使士兵绝望，并造成国家人口减少。因此必须根据各地情况规定所应征召的数额，并把服役期限减少为4年或5年。四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权利平等。敕令宣布帝国的全部臣民不分信仰和教派，毫无例外地享有这些权利。五是废止没收财产的做法，罪犯的财产不再被没收，其继承人如未参与犯罪就不应剥夺他的继承权。敕令结束语部分宣部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宗教、政府、国家、人民达到繁荣，苏丹承诺不做任何违反此敕令的事。

（五）御园敕令的颁布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国际舆论（特别是法国报刊）普遍夸大敕令的意义，认为它是土耳其土地上的人权宣言和和平而伟大的革命，是西方文化的胜利。但西方各国政界人士起初对改革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俄罗斯驻土耳其公使布捷涅夫不赞成这一闹剧，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认为它是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认为敕令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他甚至提出警告说：“不要为了建立一个不适合你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制度而破坏你们古老的制度，不要从欧洲文明引进不符合你们体制的制度，因为西方制度依赖的原则不同于构成你们帝国基础的那些原则。” 西方列强对御园敕令持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敕令是奥斯曼帝国主动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尽管赖希德事先曾与梅特涅、帕麦斯顿等谈过自己对改革的想法，甚至还要求他们赞助改革从外部给苏丹施加一定压力，但敕令的准备工作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各国使节只是从参加会议的请柬中才获悉此事，这引起各国的疑虑。改革原则如能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正如当时西方报刊评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帝国的形势，奠定土耳其走上现代文明道路的基石”。显然这样的发展前景是西方列强所不愿看到的。后来当他们发现改革原则不可能认真贯彻，而且可以利用改革谋自己的利益时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帝国内部对御园敕令的反应是积极的，人们普遍把它看作反对封建专横势力的支柱，许多官吏感到满意，因为它保证旧的丝带和毒咖啡制度（即赐死制度）不可能重返。非穆斯林人民也对它抱有希望，只有极端保守的官吏、教会人士公开表示不满，他们希望改革原则停留在纸上。很明显御园敕令的真正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它所宣布的原则，而在于这些原则兑现的程度，这是国内各种力量都至为关心的问题。

（六）敕令颁布以后赖希德帕夏改组并加强马哈茂德二世时成立的最高司法委员会，使其成为领导改革的实际机构。它负责起草改革方案和有关法令以及给各省省督的训令，有权就省督的报告和对行政管理的指控作出结论，还可审处有关叛国和高级官吏渎职的案件。与此同时赖希德等人积极推行行政、财政等改革。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加强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依赖，防止擅权。根据1839年12月颁布的法令从1840年3月1日起省督、州长等官员开始领取薪金，按政绩升迁，禁止出卖官职。省州首府都要成立谘询委员会，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团体的代表组成，凡涉及地方行政、财政等事务都应先在委员会里讨论。整顿税收制度是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什一税税率过去帝国各地差别甚大，如罗梅利亚不低于1/8，埃尔祖鲁姆为3/10，巴士拉则为1/3-1/2，有些地方什一税一年征收两次。1840年4月18日法令统一什一税的税率，规定今后什一税只能征收收成的1/10，而且废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缴纳土地税方面的差别，只保留统一的什一税的名称。另一个法令废除什一税的包税制度，所有包税契约一律无效，什一税改由财政部委派的税收官员征收。法令还取销非常税——阿瓦里兹税和尼聚勒税，非穆斯林缴纳的人丁税改由非穆斯林的教会团体首脑征收。1840年3月颁布的刑法确认生命、财产、荣誉神圣不可侵犯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部刑法很不完备，叙述缺乏条理性，主要反对国家机构中司空见惯的罪行，诸如专横、贪污纳贿、敲榨勒索、非法没收财产等。这些改革法令表现出赖希德等人的进取精神，但改革刚一开始立即遭到保守官吏、教会人士、包税人等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强抵制。在中央保守势力以宫廷事务部、伊斯兰长老官署和陆军司令部为基地，他们策划阴谋、设置障碍，罗织罪名，处处与改革为敌。1841年顽固派以“亵渎神灵”为借口一度把赖希德帕夏赶出政府，地方上的官员大都消极怠工且依然我行我素，结果正如史官卢特弗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的命令被置若罔闻，送上来的公文被锁入废纸箱。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有的甚至被迫取消。废除包税制度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但由于地方当局的怠工抵制、征税人员的无能，加上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导致国家征收的农产品无法及时运出，而在田头和仓库烂掉。国库得到的收入远远少于实行包税制，有些地方的农民仍然受到原先包税人的敲榨，结果怨声载道，上上下下都要求恢复老办法。1842年2月政府下令恢复包税制，对经济发展有一定意义的一项改革就这样夭折了，在以后的年代里改革派再也没有勇气重提废除包税制问题，而只要求革除包税制下的某些弊端，如禁止国家官员包税，扩大地方决定税额的权力，把包税的有效期延长为5年。其他实施的改革也都收效甚微，如非穆斯林的平等权利徒具空文，政府部门的纳贿贪污、盗窃国库、滥用职权依然如故，并没有多少收敛。以致苏丹不得不在1850年规定宰相、伊斯兰长老、大臣等就职时都要对古兰经宣誓，保证不以任何形式纳贿和攫取国家资财。地方成立的咨询委员会实际上只是个地道的装饰品，对地方事务并不能起多少实质性的作用。但是这个段的改革也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首先世俗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846年正式确定大、中、小学的三级教育体制，1847年成立教育局（后改为教育部），统一领导世俗学校，到五十年代初仅君士坦丁堡一地就有世俗小学396所、中学6所。君士坦丁堡还开办师范学校，培养世俗学校的教师。由于财政、师资、课本等困难，导致世俗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七）奥斯曼帝国开始调整土地制度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845年6月苏丹诏令规定连续三年不耕种的国有土地应转让给另外的人，并发给塔布（证件），这一法令促使土地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裕农民的手中。1847年条令规定国有土地占有者死后无合法继承人的全部土地都应归国家管理（过去地价在2千库鲁什以下的土地归包税人掌握），转让和出售国有土地的发证工作统一由地籍部门进行。此外还扩大国有土地占有者的继承权，掌握国有土地的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权利，有权将土地传给儿女，不需缴纳塔布税。荒地无偿分发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并免除1到2年的什一税。土地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农村中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对确定土地私有权的要求。改革扩大国家政权活动的领域，国家不再是征税、征兵、执法的简单机器，开始注意教育、公共工程和经济的发展。1843年在财政部下设立农业委员会（后并入商业部），负责制定发展农业的措施。政府发放种子、耕畜、农具贷款，开办农校和兽医学校，甚至促进创办大型的近代农业企业。在工业方面政府扩大并改建一些国营工厂（制帽、纺织、造纸、兵工等），还鼓励开办私人企业。1840年商业部批准保加利亚人季米特里兴建糖厂，准其从国外引进甜菜种子，并在生产、出售产品方面给予一定优惠。这些措施当然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实践中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但代表新的努力方向。外国人利用改革以扩大他们在土耳其的势力，在这一阶段成立的混合法庭上已初露端倪。1840年土耳其商业部下设立商业法庭，由商业大臣领导，法庭成员由土耳其商人、行会和外国商人的代表组成，外国商人由于有治外法权而在法庭中占有优势。1847年在外国使馆的压力下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法庭被改组成混合商业法庭，法庭成员由土耳其公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和外国人各10名（后减为各7名）组成，外国成员由各国使馆从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商人中遴选，使馆的翻译官有权参加审理对本国公民的诉讼。不久伊兹密尔、阿德里安堡、萨洛尼卡、贝鲁特等大城市都开设混合商业法庭，混合刑事法庭、混合海上贸易法庭也接踵而来。由于土耳其商人不熟悉商业法律和诉讼程序，而外国人不仅聘用律师且得到翻译官的帮助，外国人在这些法庭中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这促使许多非穆斯林商人寻求外国人的庇护。外国列强利用改革来扩大自己势力，在下一阶段得到充分的发展。

（八）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曼帝国与英法结盟，共同对付俄罗斯帝国在近东的扩张。英法两国以盟军的身份大批来到君士坦丁堡，于是英法在土耳其的势力随之日益增加，这反映在战后的改革实践中，便构成坦齐马特第二阶段的重要特点。1856年2月18日迈吉德一世给宰相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发出训令，表示自己希望恢复并更加扩大新的规定，为帝国的永久繁荣创造条件。诏令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再次肯定御园敕令的基本要求，特别是有关保障生命、财产、名誉等部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臣民在担任公职、教育、司法管理、纳税和服兵役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保证宗教和信仰自由；广泛的经济振兴计划。宣布要建立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改革货币和财政体制，设立用于增加国家物质财富来源的基金，修建道路和河道，消除商业和农业发展的一切障碍，利用欧洲的科学、艺术和资本；进一步推行司法改革，许诺建立混合法庭，修订商法、刑法法典，改革监狱；准许外国人购买和出售不动产。改革诏令由最高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但其真正的作者是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公使。1856年1月英法公使就联合照会土耳其，其中包含1856年诏令的基本原则。1856年诏令的前言也专门提到列强的善意和帮助，他们希望看到奥斯曼国家的幸福，并愿意友好相处。改善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徒臣民的处境一直是沙俄干涉土耳其内政的主要借口，英国要在巴黎谈判桌上加强自己的地位，最大限度削弱俄罗斯帝国对近东地区的影响，就必需把捍卫基督徒利益的旗帜抓在自己手里。1856年改革诏令就是适应英国的这种需要而颁发的，因此改革诏令从制定之日起就预示着外国政治经济渗透加强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一时期坦齐马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他们两人几乎是轮流担任宰相和外交大臣。1856年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会议上阿里帕夏曾力图利用战胜国的地位谋求废除外国在土耳其享有的特权条约，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强烈反对，他们对奥斯曼帝国代表说：“你们的法律是偏颇的，仅为穆斯林制定的。改变你们的法律吧！那时我们就放弃特权条约。”英法两国还违反奥斯曼帝国的愿望要求把改革诏令列入和约之内，苏丹代表意识到这将成为列强干涉内政的借口而表示反对，但未能如愿。列强只同意在提到改革诏令时加上这“并不提供干涉的权利”，当然这种纸上声明并不能消除列强对帝国内政的干涉。因此1856年诏令与御园敕令不同，它主要不是出自帝国内部改革图存的要求，而是外部压力下的产物。

（九）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无疑超过了第一阶段，但成效却依然微乎其微。1858年颁布新的刑法典，六十年代初还颁布商业诉讼程序条令，六十年代末开始着手编纂民法典，但它们的实践意义并不大。1858年刑法基本上抄自1810年的法国拿破仑法典，叙述比1840年的刑法更为系统，它突出巩固绝对专制制度的内容，而避开涉及人民和国家权利的条款。1858年的土地法扩大土地继承权的范畴，方便土地流通，但只适用于国有土地和部分教会土地。土地占有者把土地作为偿债抵押的可能性仍受到限制，也无权把田地开辟为果园或变草原为耕地。六十年代政府曾试图废除行会制度，把一些行会组织改组成公司。1874年还宣布取消内部关税，但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内部关卡一直存在到1898年。1864年的省区法和1867、1871年的补充法令确立新的行政区划，全国分为省、州、县、乡四级。新的法令剥夺省长的司法权以及他随意支配省内财政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设立的国务会议尤为重要，根据组织章程国务会议是讨论一切行政事务的帝国的中央机构，甚至有权审讯官吏等。这个国务会议与近代议会毫不相干，它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成员全由苏丹指定，会议主席必须是大臣，因而是从属于宰相的。首任国务会议主席米德哈特帕夏，因在给外国人铁路租让权问题上反对宰相指示而被撤职。国务会议只能就苏丹和大臣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咨询权，没有立法主动权。国务会议根本没有限制君权的任何意图，它只不过是苏丹意志的驯顺工具。这一时期的改革对经济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奥斯曼帝国陆续在君士坦丁堡、伊兹密尔等地兴建一些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私人企业也有了发展。十九世纪中叶布尔萨有十多家使用蒸汽动力和水力的丝织厂，安纳托利亚西部是私人地毯业中心，这里已经出现了大的地毯工场，它们联合从漂洗羊毛到织毯的全部生产过程，有的拥有300台织机和300名女工，染毛的男工还不算在内。但大多数私人企业属外国资本家所有，只有少数企业主是本国的基督徒臣民和穆斯林，如黎巴嫩的9家缫丝厂中5家属法资、2家为英资，只有2家属本地人所有。1862年布尔萨郊区个别大地产里已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阿达纳省也广泛使用雇佣劳动，小亚细亚小麦收获量的1/4左右输往欧洲，棉花年产量3万巴尔，其中1万2千-1万5千巴尔用于出口。

（十）坦齐马特改革大大加强外国的政治、经济势力，1856年成立的英资奥斯曼银行很快改组为英法资本的奥斯曼帝国银行，它拥有发行货币、代表国家向外举债等广泛特权。1861-1862年外国获准在帝国开设邮政机构，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1867年外国人占有不动产的权利合法化，还陆续取得铁路、矿山等租让合同。奥斯曼帝国欠西方的债务在1869年高达24亿法郎，陷于无法自拔的境地。外国资本的飞扬跋扈和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使民族工商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况，最近30-40年间君士坦丁堡和于斯屈达尔的织布机从2750台减少到75台，织锦缎的机床从350台减为4台，丝绸机从80台减为8台。有一个叫托普兹卢奥卢·齐亚的人用制造磁砖赚的钱开一座蜡烛工厂，经一位在欧洲学过化学的人帮助终于使蜡烛质量赶上欧洲产品，获得很好的利润。但欧洲蜡烛生产商之间很快达成协议，决定降价40%与它竞争，土耳其蜡烛厂因经不住竞争而被迫关门，这是土耳其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竞争下破产的典型例子。西方列强越来越露骨地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英国公使亨利·布尔沃公然提出建立混合财政委员会的建议要求土方邀请有专长的欧洲人，以便使帝国的财政、军队、邮政、公共工程等尽快走上欧洲轨道。一家外国报纸警告说：“假如苏丹在最短期内不听从我们的善意劝告我们可能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土耳其政府以彻底毁灭国家告终，或者人民推翻政府。”七十年代英国人刘·法利在《土耳其的财政、政治衰落》一书中甚至建议创办“列凡特公司”接管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份，君士坦丁堡则应成为欧洲列强“保护”下的“自由城市”。从1839到1876年奥斯曼帝国共换39任宰相和33任外交大臣，外国干预是造成如此频繁调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担任宰相和外交大臣的人大都有列强的背景，如赖希德帕夏亲英，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亲法，纳迪姆帕夏亲俄。1856年宰相阿里帕夏就因英国公使斯特拉特福德的坚持而被撤换，土耳其著名史学家卡拉尔指出：“上台执政已成为奥斯曼帝国国务活动家同公使们交易的对象”。坦齐马特实践有着矛盾的双重结果，一方面帝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发生变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因素增多，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因素有了新的增长。另一方面改革有利于外国政治、经济渗透的加强，把帝国急速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反过来又窒息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改革家们追求的主要目的并未实现，距离所谓的励精图治、永久繁荣的目标更远了，整个帝国在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奴役下呻吟。

香港回归

（一）香港回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件。英国开始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时间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时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时称九龙司地方一区）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块大小岛屿总计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英国，并将租借地称为“新界”，租期为99年。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从而占领香港全境。1982年9月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1997年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但同时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1982年9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因香港前途问题与其进行谈判。邓小平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案解决。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时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应该明确规定中国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双方最后达成共识，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于1984年签署协议。

（二）1982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香港前途谈判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年7月12及13日两天，地点在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年9月22、23日第四轮会谈后，1983年10月19、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布中恢复“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年之后对香港主权。声明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在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8月1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1984年9月26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代表双方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历时12年的过渡期。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2660票赞成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中国政府为什么能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前提条件：改革开放实行后中国的综合能力日益增强，同时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政策因素：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法律依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群众基础：港澳同胞的爱国意识强烈，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准备工作：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

（三）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举行，23时42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23时56分中英双方护旗手入场，象征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的降旗、升旗仪式开始。出席仪式的中外来宾全体起立，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竖立在主席台主礼台前东西两侧的旗杆上。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落，随着“米字旗”的徐徐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1997年7月1日零点整激动人心的神圣时刻到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经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零时4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这里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向回到祖国怀抱的600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以及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和防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香港回归后将继续保持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继续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所有国家和地区在香港的正当经济利益将受到法律保护。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在香港有投资与贸易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继续为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努力。凌晨0时12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中国代表团王汉斌、费孝通、雷洁琼、程思远、吴阶平、罗干、吴学谦、董寅初、何鲁丽，在港澳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成思危、方荣欣、蔡子民、经叔平、姬鹏飞、卓琳等成员出席交接仪式并在主席台上就座，出席交接仪式的还有观礼团成员。出席交接仪式的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0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政界人士，90多个国家驻香港领事机构的代表和一些国家的民间组织、地区与国际组织驻港办事处的代表，香港各界人士，澳门、台湾同胞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也出席交接仪式，来自世界各国700多家新闻媒体的8000多名记者采访报道这历史性的一幕。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七楼隆重举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钱其琛、王汉斌、张万年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其琛主持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第一个宣誓就职，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

（五）接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23名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会议14名成员，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59名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常设法官、高等法院法官36人分批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随后李鹏总理讲话，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且宣布：“从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也发表讲话，他提出：“我将以忠诚的心志，坚决执行法律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神圣责任，带领650万富于创业精神的香港市民，坚定地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路向前进。”并坚信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前途必定更加辉煌。当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举行，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典上发表讲话，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600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并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同时董建华发表标题为《追求卓越 共享繁荣》的讲话，随后进行盛大的文艺演出。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民族百年耻辱，完成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历史意义可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看，对国内的意义：有利于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促进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发展，香港回归二十余年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下香港发展走向日益繁荣；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通过香港回归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这一政策是英明正确的，同时为澳门问题的解决以及澳门的回归提供实践的范本，最终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国外的意义：香港的顺利回归不仅是给西方大国以有力的回击，而且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实例，对世界政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