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来回答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将按照你们问题单上的排列次序来回答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一共有十个。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一

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内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那末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和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了你们书面提出的其余一切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将是一般性的，因而远不是详尽的。否则在回答其余问题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认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这些决议指出，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就是巩固结合的基本保证。

什么是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呢？

只有经济、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保证巩固结合的若干措施才能组成这种政策。

我们先从经济方面谈起。

首先，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以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增长，并且消灭“剪刀差”。此外，必须缩减农业税的总额，并且逐渐使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上。必须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首先是使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为合作化是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的手段。必须最大限度地供给农村拖拉机，因为这是使农业进行技术革命的手段，也是在农村中创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因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

这就是党在经济方面保证城市和农村的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我希望你们注意农业税由国家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的问题。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农业税现在具有并且将来也一直具有地方税的性质，这是事实。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约两年以前，农业税是我们国家预算中的一项主要的或者几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现在呢？现在它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了。国家预算现在是二十五亿卢布，而农业税在今年将要提供的和能够提供的至多不过二亿五千万到二亿六千万卢布，比去年的总数要少一亿卢布。可见，这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国家预算愈增多，农业税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就愈缩小。其次，在这二亿六千万农业税中有一亿卢布正在转入地方预算。这占全部农业税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现有的一切税收中，农业税最接近地方条件，最适于用做地方需要。不用怀疑，整个地方预算将日益增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地方预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适合地方条件的农业税。国家收入的重心已经转到并且将要整个转到他种收入，即国营企业收入和间接税等等方面去，这是更可以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将来会成为可能的，从巩固结合的观点来看是完全适当的。

现在来谈谈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

为了精简国家机关并且使它们在精神上健全起来，为了驱逐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为了使国家机关彻底接近千百万群众，就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并且活跃苏维埃，——这就是党在行政政治建设方面巩固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就必须按照能够真正保证专政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和方法，来准备改造国家机关。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在城市和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吸收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直接管理国家的口号，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首先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按它的本质来说，是和人民群众背道而驰的。而苏维埃国家机关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因为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为苏维埃国家机关，它就不能而且不应当站在群众之上，因为如果它真正想团结千百万劳动群众，它就不能同这些群众背道而驰。这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原则性的区别之一。

列宁在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福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福利而反对穷人的十三万地主差。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巨大的国家了。因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看做一个东西。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列宁说到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时，决不是想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人数和总的规模就以此为限，或者可以以此为限。恰恰相反，列宁除了把党员列为国家机关的人员外，还把在当时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一百万人也包括在内，他说，我们有方法一下子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就是说，用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国家机关达到一千万人。

列宁说：“这二十四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一百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经由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譬如说，至少已经由彼得堡杜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已经有了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二十日领取一大笔钱。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的‘绝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七页）

但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这件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

这件事情是通过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厂委员会、文化机关、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以及其他等等的周围所组成的那些群众发起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来进行的。我们的同志有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工会组织、教育机关、共青团组织、军队组织、妇女部和其他一切组织的周围，有大批的拥有千百万非党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委员会和会议在活动着，它们在自己日常的细小烦琐的和无声无臭的工作中建立着苏维埃的基础和生活，创造着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泉源。没有这些环绕着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拥有千百万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巨大国家的领导和管理都是决不可能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不仅仅是由苏维埃组成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就这个词的深刻意义来说，是由苏维埃加上拥有千百万群众的各种各样非党的和党的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把苏维埃同最“下层”结合起来，使国家机关同千百万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在逐步消除着国家机关同人民之间的任何类似壁垒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使它成为同千百万劳动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把官僚主义的残余从国家机关中铲除出去，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准备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活跃苏维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

这就是在党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巩固结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

至于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些措施都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时期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就是要为在全国即在全苏联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准备必要的条件。同志们，这是极重大的改革。实行这种改革，将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而且也会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这种改革必定成为国家巨大发展的基础。但是，实行这种改革要花费几亿卢布。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万名男女教师的大军。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真想使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最近时期实行这种改革。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用怀疑的。

这就是对你们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二

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长久保持下去，那么这种稳定会产生哪些使我们党蜕化的危险呢？

一般说来，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些危险呢？

这些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我们这里存在的危险是同稳定无关的。稳定仅仅使这些危险更加明显。

这些危险中主要的我认为有三种：

（甲）我国的建设事业失去社会主义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取消主义；

（乙）失去国际革命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

（丙）降低党的领导的危险，以及由此可能使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我们先从第一种危险谈起。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胜利。

这是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因为它会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础和目的，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

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它在党内产生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展开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对党的影响的加强。资本主义分子不仅在经济方面进行斗争。他们还竭力把斗争转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企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疑我们建设工作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传染给党内最不稳定的队伍，而且不能说，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绝无成效的。

一些受到传染的“共产党员”说：“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哪里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提出这种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马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们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呢，反正就是建设吧，将来自见分晓……”

另外一些人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实现了十月革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国际革命，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三年，在德国革命爆发的前夕，我国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准备抛掉书本到德国去，他们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应当抛掉书本到德国去干革命。”

可见，这两类“共产党员”，无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都是站在否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立场上，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类用“科学的”“生产力论”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无怪乎前几天米留可夫赞扬他们，在“最近新闻报”[1]上称他们为“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类则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

事实上，就假定说，革命者在俄国无事可做；假定说，社会主义没有在其他国家获得胜利以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能想象和不可能的；假定说，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的胜利还要延迟十年到二十年，那在这些条件下，能不能设想我们经济中那些在资本主义包围我国的情况下活动着的资本主义成分，会同意停止同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作殊死的斗争，并且会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这种假定是多么荒谬了。既然这种假定不能成立，那末我们这些“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显然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开开空车，听从自发势力的支配，并且逐渐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像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末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

所以，特别在现在，特别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情况下，同取消主义的危险作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里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如果说，第一种危险即取消主义危险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即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那末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所以，失去国际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民族主义和蜕化的危险。

所以，同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危险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最后谈谈第三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党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党的领导；国家机关力图削弱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不了解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危险是从三方面来的。

第一、需要领导的各个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现在的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前，工人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是散漫的，而农民则是充满恐惧的，他们唯恐国内战争一旦失败，地主又要回来，而且党在这个时期是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现在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战争已经没有了，因而使劳动群众集合在党的周围的军事危险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无论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质方面都已经复原并且提高了。农民也同样地提高和发展了。这两个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正在增长并且会继续增长。现在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已经不行了。第一、在领导中必须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第二、对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需善于把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增长而涌现出来的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优秀人物吸收到党内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条件和品质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可能性之间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和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

第二、在最近时期，即经济发展时期，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各个机关已经大大发展和巩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贸易机关、信贷机关、行政政治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几十万新的人员，主要是非党人员，因而大大发展和扩大了。这些机关不仅自己的成员增多了，而且它们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这些机关内部必须根据能够保证党在新环境中的领导这一点来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备领导人员。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产生了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

第三、工作本身复杂化和多样化了。我指的是现在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农村的或是城市的许多工作部门和分部门都复杂化和发展了。因此，领导就更为具体了。从前通常都讲“一般的”领导。现在“一般的”领导就是句空话，因为这句空话里并不包含什么领导内容。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过去一个时期培养了一种自以为知识广博、准备解答一切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工作人员。现在这种旧型的自以为知识广博的工作人员，应当让位给竭力要成为某一工作部门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员了。要真正地实行领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认真地、耐心地和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律，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领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 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求成发号施令的旧习惯，依然存在于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

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所以，同这种危险作坚决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这就是对你们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

三

怎样同富农进行斗争而又不挑起阶级斗争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确的。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阶级斗争呢？如果指的是农村中一般的阶级斗争，那末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富农的。而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之间的矛盾，——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吗？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是我们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这两 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固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终究是可以克服的，但这毕竟是引起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认为，如果指的是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则我国的阶级斗争有三条主要的战线：

（甲）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农民之间在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高价格，在使税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乙）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富农之间在消灭农产品的投机价格，在把税收负担的主要重心转到富农身上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丙）贫农，首先是雇农同富农之间的斗争战线。

你们可以看出，这几条战线无论在它们的比重上，或者在它们那里所发生的斗争的性质上，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对待这几条战线上的几种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应当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

让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

第一条战线。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考虑到我国工业薄弱和不可能为我国工业获得借款，规定了许多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使我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竞争的侵袭，并且能够为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而加快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就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关于农业税、关于国家收购农产品的形式、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贯彻计划原则的措施。这一切都是以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业和信贷业的国有化为基础的。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就是说既制止了工业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又制止了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从另一方面来说，很明显，因为全体农民要购买工业品，要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所以他们总想用尽量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品，用尽量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同时农民还希望完全没有农业税，或者至少把农业税降到最低限度。

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斗争的基础。

国家能不能不采取上述各项主要措施呢？不，不能。因为在目前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会使我国工业遭到破坏，使无产阶级趋于毁灭，使我国变成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殖民地，使我们的整个革命遭到失败。

全体农民是不是愿意取消我们国家的这些主要措施呢？不，不愿意。因为在目前取消这些措施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胜利，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为了一小撮富人即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大多数农民贫困的发展道路。谁敢断言，农民愿意自己贫困，愿意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根本不愿意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呢？

这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结成联盟的基础。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工业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抬高工业品价格，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工业本身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损害工业本身，使我国工业不可能从昨天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娇弱植物变成明天应有的坚固强大的工业。由此就产生了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

此外，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随意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使农民破产，损害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危害工业，因为，第一、它会使对工人的农产品供应发生困难，第二、它会完全瓦解和扰乱我们工业的国内市场。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所谓“剪刀差”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机关或者中央机关，依靠农业税的法律和利用自己征税的权力，就可以把这种法律看做某种绝对的东西，就可以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捣毁那些力量单薄的纳税者的谷仓，拆掉他们的屋顶，像在唐波夫省某些地区发生过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会破坏农民对无产阶级、对国家的一切信任。由此就产生了党在最近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减少农业税，使这种税收多少具有地方性，整顿我国的整个税收工作，消除那种由于征税而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来的粗暴行为。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因此，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是被利益的一致性掩盖着的，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是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我们不仅拥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已经卓有成效地使 用了这些方法和手段。

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战线上挑起阶级斗争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竭力设法减弱这条战线上的斗争，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争，并且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我们现在正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做的一切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

可见，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合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

第二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无产阶级（以苏维埃国家为代表）和富农。这里的阶级斗争也具有独特的形式，正像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中阶级斗争具有独特的形式一样。

国家希望使农业税具有极为明显的所得税性质，把这种税收的主要负担转到富农肩上。而富农对这一点却“千方百计地”竭力摆脱，他们利用自己在农村中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影响来把税收的负担转到中农和贫农的肩上去。

国家在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和竭力保持工资稳定的同时，竭力采取经济性的措施，规定出完全符合农民经济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农产品价格。而富农却去收买贫农和中农的农产品，收集了大批存粮，把它们囤积在自己的谷仓里，而不拿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为地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到投机价格，然后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榨取投机的暴利。你们也许知道，今年在我国某些省份，富农已经把粮价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因此，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具有独特的和比较隐蔽的形式。

可能有人认为，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适用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同样不愿意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这里我们完全能够并且应当避免挑起斗争，避免同斗争有关的各种纠纷。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活跃苏维埃，在苏维埃内部争取中农和组织贫农，以便减轻基本农民群众的纳税负担，而将税收的主要负担真正转到富农的肩上。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这些措施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使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储备，为了对粮食市场施加压力，必要时加以干涉，为了保持劳动群众所能接受的价格，从而粉碎富农的投机阴谋，这种粮食储备是必要的。你们知道，我们今年在这方面已经用去几千万普特的粮食了。你们应当知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不仅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顿巴斯、依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等地区保持住了低廉的粮价，而且还迫使许多地区的富农投降，强迫他们把过去的存粮按不高的价格抛到市场上去。

当然，在这里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富农自己会挑起阶级斗争的，他们企图使阶级斗争达到沸点，企图使这种斗争采取匪徒骚扰或暴动的形式，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时挑起斗争的口号就已经不是我们的口号，而是富农的口号，也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了。此外，毫无疑问，到那时，富农一定会亲身体验到这一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口号的一切不利之处了。

可见，在这第二条战线上挑起斗争的口号，并不是我们的口号。

第三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贫农，而首先是雇农；另一方面是富农。这里，国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边的。可见，这一条战线并不像前两条战线那样广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明显的和公开的，而前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是被掩盖的和比较隐蔽的。

这里的问题是富农—企业主直接剥削雇佣工人或半雇佣工人。因此党在这里不能采取缓和斗争、减弱斗争的政策。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组织贫农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并且领导这一斗争。

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要挑起阶级斗争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挑起斗争不仅意味着组织和领导斗争。它同时意味着人为地激起和故意煽动阶级斗争。现在，当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我们这里行动完全自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这种人为的办法呢？当然不需要。

因此，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也是不适合于这第三条战线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此。

可见，关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问题。

四

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有些荒谬的。

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这种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仅仅为了达到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称做“鼓动”的某种狡猾手腕的目的，党可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这就是说，党可以提出一些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科学根据的口号。这是不是确实的呢？当然不确实。这样的党只能存在一个短时期，然后就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失掉。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是执行科学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漂浮在政治事变表面上的泡沫。

我们的政府，按它的性质、纲领和策略来说，是工人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对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误解和怀疑。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无产阶级的纲领，另一个是别的什么纲领。它的纲领和它的实际工作都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政府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就不同时是工农政府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政府虽然按它的纲领和工作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府，但同时又是工农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因为由于这个缘故，农民的利益就在无产阶级的纲领中，即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因为苏维埃政府所依靠的是工农联盟，是在工农这两个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建立起来的联盟。

最后，因为在政府机关的成员中，在苏维埃的成员中，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在工人领导下和工人◇151◇一起反对共同敌人、一起建设新生活的农民。

所以“工农政府”的口号就不是一个空洞的“鼓动”口号，而是在共产主义纲领中具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

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问题。

五

某些同志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解释成对农民扩大民主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呢？

事实上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在扩大民主呢？

是的，是在扩大。

这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

当然是的。

这种让步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限于我国宪法范围以内？

我认为这里的让步并不很大，它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宪法。

既然如此，我们改变的究竟是什么，让步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改变的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村工作方法。我们改变的是农村中阻碍结合工作和妨碍党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那些已经建立的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裂开了，那末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的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任意横行，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农村苏维埃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一小群害怕丧失权力的管理者用许多诡计和压力来私拉“代表”的一种空洞的公文往返的手续。结果，就会有使苏维埃从一个同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变成一个同群众背道而驰的机关的危险，而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基础和堡垒，则有悬在半空中的危险。你们知道，党因此不得不设法改选了苏维埃，而改选证明：许多地区的旧的选举方法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应当消灭这种有害的腐朽透顶的旧方法。现在正在消灭农村中的这种选举方法。

这就是让步的基础，在农村中扩大民主的基础。

这种让步不仅是农民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因为这种让步加强了无产阶级，提高了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威信，巩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信任。大家知道，让步和妥协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

目前这些让步的界限怎样呢？

这些让步的界限已经由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2]作了规定。你们知道，这些界限并不很宽，而且只限于我刚才讲过的那些范围。但这还不是说这些界限永久不能改变。恰恰相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巩固，随着西方和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苏维埃国家 国际地位的加强，这些界限无疑是会扩大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曾经说过，必须“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把苏维埃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一三〇页）。可见，这里所说的把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这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说的话。从那时起到列宁逝世有五年多的时间。可是，列宁在这段时期内一次也没提到实行这个原理是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扩大界限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在苏维埃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地位完全巩固以后，这种时候总会到来的，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预见到将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在民主方面的让步必须限制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呢？

不，不会改变。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即会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呢？

绝对不会，一点也不会。

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被削弱，它只是由于活跃苏维埃和吸收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参加工作而日益巩固了。由于扩大民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仅保持着，而且还获得新的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造成信任的气氛。要知道，如果就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来说，这就是专政中主要的东西。

有些同志断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限于暴力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党在苏维埃民主方面的新方针，会不会引起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某种恶化呢？

不，不会引起的。恰恰相反！新方针只会改善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暴力因素，而红军是暴力的表现，那末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只会改善红军的状况，把红军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因为我们的军队主要是农民。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因素，那几乎用不着怀疑，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只会使无产阶级便于实行这种领导，加强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建设因素，那也几乎用不着证明，党的新方针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它的实施是为了巩固结合，而没有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结论只有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的让步只会加强无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丝毫不会改变我国政权的性质。

第五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六个问题。

六

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我们党是不是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如果是这样，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吗？

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的是联合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的集团去反对该党的右派分子这件事。

我认为我们党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并没有实行任何让步。恰恰相反，整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3]是在孤立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分子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读一读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决议，读一读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你们就不难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分子是共产国际所反对的主要目标。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说我们党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严格地说，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并不是右派。他们并不赞同右派的政纲，即勃留恩派的政纲。确切些说，他们是动摇于列宁主义者和右派之间，带有动摇到右派方面去的倾向。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表现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受到我们批评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胁，他们在这一次动摇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了，他们誓与列宁主义者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了。他们这样做是好的。但是，同志们是否认为在动摇分子已经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的时候，在他们已经向列宁主义者让步而反对右派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欢迎他们呢？如果我们中间竟有人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并且是可悲的。难道实践不是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难道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没有同列宁主义者站在一个队伍里继续进行反对右派的斗争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勃留恩派不是已经孤立了吗？

也许有人问：这种情况会不会长久呢？我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长久，我不做预言。无论如何，很明显，只要什麦拉里派同右派作斗争，就要同什麦拉里派联合起来，而一旦什麦拉里派改变了现在的立场，那末同他们的联合就必然会失去效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反对右派的联合加强了列宁主义者，使他们有领导动摇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而不在于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还会发生什么动摇。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者对每个左派空谈家和神经衰弱者都一定会支持，以为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共产主义者中间固定不变的左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同工人阶级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比较起来是左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已经死去的帕尔乌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比一切人都左些”，而他当时因为这一点是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斥责的。在共产主义者中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就是列宁主义者。列宁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即在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无怪乎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题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

我认为，如果同志们及时地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就不会向我提出这第六个问题了。

第六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七个问题。

七

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在农村中有没有因采取新方针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呢？

有，这种危险是有的。未必用得着怀疑，在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苏维埃选举，就意味着地方上有选举鼓动的自由。不用说，反苏维埃分子为了乘隙再次破坏苏维埃政权，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因此在农村中就有加剧和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库班、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等地改选前后的种种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许多地区的农村组织的薄弱加剧了这种危险。同样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的癖性也促使这一危险加剧起来。

这种危险因何产生，它的根源何在呢？

它的根源至少有两个。

第一、反苏维埃分子觉察到最近在农村中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富农的变动，觉察到许多地区的中农转到富农方面去了。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本来就可以猜测到。在改选以后，这种猜测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一个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第二、在许多地区，有人把我们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选以后就不容怀疑了。因此农村中的白卫分子发出了“继续施加压力！”的叫嚣。这就是农村中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二个根源，虽然不是那样重要的根源。

首先，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在农村中，目前时期是为争取中农而斗争的时期，把中农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党在农村中最重要的任务，不完成这个任务，反苏维埃鼓动形成的危险就会加剧起来，而党的新方针就只会对于白卫分子有利。

其次，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据党在苏维埃、合作社、信贷、农业税、地方预算以及其他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农争取过来，使用行政压力只会损害工作，把事情弄糟，应当通过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来说服中农，使他们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只有用实例，用示范的方法才能“争取”他们。

此外，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实行新方针不是为了活跃反苏维埃分子，而是为了活跃苏维埃和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新方针不是取消同反苏维埃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预定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反苏维埃分子说：“继续施加压力”，如果他们把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并且利用这些让步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那末我们就一定要向他们指出，苏维埃政权是牢不可破的，并且提醒他们说，监狱早就在等待他们了。

我认为，我们的这些任务如果能够被领会并且付诸实现，那末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一定会彻底铲除。

第七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八个问题。

八

由于非党分子影响的加强，在苏维埃里有没有形成非党派别组织的危险呢？

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危险。如果比较有组织的非党分子的影响是在共产党员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的地方增长起来，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例如，城市中的工会和农村中的近乎苏维埃的非党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当非党的组织开始想以自己来代替党的时候，这种危险才开始产生。

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危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党的周围，在工人阶级中间，我们有大批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对党充满信任，并且把党同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连结在一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危险在农民中间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党在农民中间很薄弱，党还没有大批的能够把党同数千万农民连结在一起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农民中间那样迫切需要非党积极分子。

结论只有一个：要消除非党农民群众脱离党和疏远党的危险，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培养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几个月内就培养出这种积极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渐在工作过程中，在活跃苏维埃的过程中，在发展合作社组织的过程中，才能从农民群众中间培养出和选拔出这种积极分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改变共产党员对待非党员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学会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如果非党员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末要求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列宁说过，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列宁的这句话是不能忘记的。造成党员和非党员间相互信任的环境——这是为了给党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准备条件首先必须做到的。

但是这种相互信任怎样建立起来呢？当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命令就能建立起来的。如列宁所说的，这种相互信任只有通过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检查”，通过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相互检查才能建立起来。在第一次清党时期，曾经通过非党员检查党员，这使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党的周围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气氛。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当时就已经说过，应当把第一次清党时在党员同非党员相互检查方面的教训推广到一切工作部门中去。我认为，现在应该记起列宁的这个意见并且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个意见了。

因此，党员和非党员在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检查，是造成他们相互信任的气氛的手段，——如果党要想消除千百万非党分子同党疏远的危险，如果党要想在自己的农村组织的周围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这就是它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第八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九个问题。

九

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国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立即得到贷款援助，以此作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可以作出一种符合于这一问题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将来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得作出另一种回答。

为了使谁也不受委屈，我尽量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都作回答。我们先从第一种解释谈起。

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贷款是否有可能发展苏维埃的大工业呢？

是的，有可能。这件事情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还必须经历严重的考验，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

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过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在世界各洲夺取了殖民地，它在两个世纪当中为加强本国工业而从殖民地榨取“追加资本”，最后变成“世界工场”。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走这条发展道路的，因为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

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击败了法国，从法国榨取了五十亿的赔款，然后把这笔款项投入自己的工业。你们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也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因为它在实质上同第一条道路毫无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沙皇俄国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出去，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取得西方强国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缚，虽然它后来终于能够爬上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当然这免不了要靠几次比较“成功的”战争，也免不了要靠对邻国的掠夺。几乎无须证明，苏维埃国家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同各国帝国主义者血战三年，并不是为了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又心甘情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在这几条发展道路中，如果以为每一条道路在实际生活中都必定是单纯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开地实现的，那就不对了。事实上，在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这几条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错、互为补充的，并且有过交织在一起的范例。例如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几条道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这种情况说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彼此有所区别，但是具有某些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形成；第二、它们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建立这些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把它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不了解这三条发展道路毕竟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三种不同方法，不了解这几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在这些国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对了。

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能，那末苏维埃国家究竟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继续说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四页至第四五五页）

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大工业和使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国而已经走上的和应当通过的道路。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这决不是说，这条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泉源，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你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利用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新泉源在发展我们的工业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发展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

此外，应当指出，目前这种缺少非奴役性外资流入的情况，不可能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你们知道，已经有一些外资开始流入我国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流入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而日益增多。

关于问题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问题的第二种解释。

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欧洲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头就已经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种同这个问题有关的非常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是：某些同志爱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能不能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按范围来说，第一个问题要比第二个问题狭窄些。因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只包括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工业，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而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严格说来，甚至不涉及这个问题。就假定工业的固定资本已经更新和扩大，但是，这还完全不是说，这样就已经解决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组合。如果在这个组合中，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

那末，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困难重重的，我们还必须经受许多考验。毫无疑问，如果有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及时援助，事情就根本好办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来临”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快，第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克服它们了。

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己讲话的开头谈过了。在此以前，我在给莫斯科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中也谈过这一点。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中也谈过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现在未必值得再来重复从前一再讲过的话了。因此我介绍你们去读读列宁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你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足够数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和这个问题在目前对党的意义。

如果不把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间的争论计算在内，那末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一九一五年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初次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说：“……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在一九二一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的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4]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里的事情。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他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 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此后经过了一年（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最后，又经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

从这个历史的考证中已经可以看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列宁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就不会再三重复这个问题了。

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是加强和加深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意义。

从党的实践观点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我国建设的前途问题，涉及这个建设的任务和目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关于前途的问题，是惯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期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设。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人员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把事业向 哪一方面引导，我们为什么建设？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们支吾搪塞，把人们推东推西，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淹没在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中。

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它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相反地，如果武装干涉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第九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

十

请指出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这些困难，如果就其中主要的来说，我认为有五个。资本主义稳定的作用，在于它稍微加剧了这些困难。

第一个困难。这是同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困难。这并不是说，我们面临着武装干涉的直接危险，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完全能够立即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要做到这一点，帝国主义起码应当像大战以前那样强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目前摩洛哥的战争[5]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6]，这些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演习，显著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脊背开始发软了。可见，这里不是指直接的武装干涉，而是指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一般地就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只要武装干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就不得不为巩固国防而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每年在陆军和海军上花费数亿卢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相应地缩减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产生了同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建设工作方面的困难。

同其他一切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克服这个困难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个困难只有靠我国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第二个困难。这是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问题时已经谈过这些矛盾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是毫无必要的。这些矛盾发生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方面，发生在农业税和对农村的管理等等方面。这里的危险在于工农结合工作的混乱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这一思想的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同这一危险有关的困难。

同前一个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是可以用我们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农村中的新方针就是克服这一困难所必需的方法。

第三个困难。这是同我们联盟内部的民族矛盾、同“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这些矛盾是由于“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条件不同，是由于后者落后于前者而发展起来的。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认为是已经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矛盾还刚刚形成和固定起来，因此还需要把它们消除。这里的危险是双重的：一种危险是联盟中央机关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傲慢和官僚式的专横，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对各民族共和国的要求表现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种危险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对“中央地区”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闭关自守。同这些危险作斗争，特别是同第一种危险作斗争，就是克服民族问题方面的困难的方法。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二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联盟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

第四个困难。这是同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同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的危险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党的蜕化危险的问题时已经谈过这种危险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未必是必要的。这种危险是由于国家机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而滋长起来的。这种危险随着国家机关的发展及其比重的增大而加剧和严重起来了。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精简国家机关，陆续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把党的领导力量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枢纽点上去，从而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三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我们本身的力量来克服的。

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工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机关和工会组织，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 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

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

这就是我们建设道路上第五个困难的特点。

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从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着手改善工厂委员会的成分，一定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的生产单位的支部方面去，并且给这些支部配备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

更多地注意和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尽量减少我们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多地关心和同情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尊心，——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第十个问题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三九、

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和第一四五各号

参考

1. ^“最近新闻报”（日刊）是白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巴黎创刊。该报的编辑是立宪民主党人的首领巴·尼·米留可夫。

2.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几个问题：关于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政府的总结报告，苏联工业状况，苏维埃建设问题，提高和巩固农民经济的措施，关于红军以及其他问题。米·伊·加里宁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报告。

3. ^指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演说，见本卷第五十一页至第五十八页）。

4.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页至第三四三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四五页至第八八〇页。

5. ^指一九二五年春季开始的摩洛哥利弗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二四年秋季，西班牙占领军在摩洛哥失败以后，法国就决定占据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占领区利弗区，并且挑起了战争。在一九二五年春季和夏季，利弗人使法国人遭到了一连串严重的失败。只是在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军事同盟以后，这两国的军队才得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将利弗人击败。

6. ^指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华南，英国人用自己的陆海军支援广州反革命商团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而举行的叛乱。在华北，英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中国而在他们的代理人中国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挑起了战争。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高涨，后来这一斗争发展成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