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伦文集》序二
《王照伦文集》序二
2020年秋，接到山东平邑王照伦先生发来的微信，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随后又发来了新书的电子稿。匆匆拜读过后发现，该书以照伦先生退休前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地方志编纂为核心，把他二十多年来撰写的方志基础理论、志书编纂、史志书评、史志杂谈、年鉴研究等文章收录在一起，附以编辑出版、凡例序跋、文学作品、年谱等精品佳作，可谓是一部既专业又涉猎广泛、包罗宏富的文集。作为一个历史专业毕业又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文化人，能有机会提前拜读深感荣幸，同时也借此机会，把拜读后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与照伦先生交流，请他批评指正。
通过拜读这部新书使我知道，照伦先生喜欢读书，热衷藏书，在童年时就有把所写文章变成铅字的愿景。在专门从事史志编辑工作以后，除完成日常工作以外，还对文史志鉴的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形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故而，本书以文史志鉴为中心，自始至终都能看到他的所见所思，其中阐幽发微之处甚多，让人如同在山阴道上走应接不暇。如在《新志人物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文学、新闻、史书、旧志和新志中各类人物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他们之间在记述上的不同，建议编修新志时要重视这种不同，这一建议便不乏借鉴意义。再如在《谈方志现象中的马太效应》一文中，他从梳理马太效应在方志领域中的表现入手，分析了这种效应对方志编修的影响，进而提出从方志机构、方志刊物、志书编者、志书读者、方志论文作者等多方面引导这种效应，这一建议同样具有建设性。又如在《对年鉴学研究的透视》一文中，通过对年鉴学现状的分析，指出它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应努力促使它由原始状态向常规状态转变，形成“年鉴学范式”和“年鉴学科学共同体”，这一建议也为他人所未发。书中诸如此类的力作俯拾即是，其他如《论方志的走向》提出的“后新方志”、《谈地方志的信息化》提出的“金志工程”、《论修志主体》中提出的名义修志主体和实际修志主体、《谈志书出版后的审读》提出的把志书出版后的审读作为志书编纂的最后一个环节、《入志物种的拉丁学名刍议》提出的新志书在记述物种时要夹注拉丁学名等概念或理念、命题，以及《网络时代的众手成志——谈维基模式的方志》提出的维基模式的地方志编纂、《志鉴与WTO》提出的应对中国加入WTO后的新环境、《县志应强化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记述》提出的方志工作者应该关注农村和农民、《新方志应使用新科技术语》提出的使用新科技术语、《Internet环境中的志书编纂》提出的基于Internet志书编纂环境、《外文缩写入志鉴刍议》提出的在志书和年鉴编写中处理外文缩写建议，等等，也都是各有创见的方面之作，从中都可见到他的深入思考和真知灼见，以及求真务实、客观理性的文风和态度，这些也都是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照伦先生的新书中，还有一些是关于姓氏文化方面的力作，所涉及的姓氏有王、欧阳、乔、孙、牛、时等，仅与王姓有关的就有《王家庄王氏族源》《姬姓王氏》《平邑县历史文化展览馆·王禅》《王剪和王离的武城缘》《王吉孝的践行者》《王旦思想评析》《〈兰陵王氏族谱·序〉评析》等，基本都是他在这一领域耕耘和开拓的结晶，其中不少还具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如他在《王家庄王氏族源》中对这支王姓人的始迁祖以前由黄帝经太子晋至瑯琊王氏代表人物王祥、王览之间代际传承关系的增补，在《姬姓王氏》中关于秦朝将军王离晚年经历的推论，在《平邑县历史文化展览馆·王禅》中对王禅隐居之地的认定，在《王剪和王离的武城缘》中对二人与武城关系的论述，等等，都可见他对姓氏文化研究工作的兢兢业业和对家乡的一往情深。只是在此想就教于照伦先生的是，关于王翦和王离祖孙与武城关系的研究，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下去的余地。仅就王翦是否被封为武城侯一事而言，其实并未明确见于《史记·王翦列传》及《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其他早期文献中也不见只言片语。何况在《王翦列传》中还明确提到，王翦在出兵灭楚前曾对秦始皇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可知当时还有功臣不得封侯的禁令。只是在后来的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琅琊的刻石中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不仅可证秦始皇并没有严格执行功臣不得封侯的禁令，王翦有可能被封侯；而且“列侯通武侯王贲”还是同样立了大功的王翦的儿子。至于这段刻石中的“列侯武城侯王离”，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认为王离是王翦之误，在引用这段刻石文字时直接改动并加括注为“列侯武成侯王翦（原误为王离）”（《群众》周刊1943年22期）。对于郭沫若的这种说法，今人张斌在《战国时期秦国封君的特点和法律地位析论》一文中充分肯定，说“郭沫若先生认为王离为王翦之误，甚确”（《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今天看来，郭、张二人的说法都不无道理，但似乎有些过于武断，如果理解为王离以武城侯继承人的身份随驾东巡更为直接。据此也可推知，至少在王离时可能因为王翦的功劳而被封为武城侯，王离的父亲王贲别封通武侯，祖孙三人一门两侯。也正是因为王离被作为王翦的继承人，政治身份高于父亲王贲，名字才会排在父亲之前。另外，按照秦国的二十等爵制，王翦的武城侯及王贲的通武侯都是封爵的最高等级，相当于县侯，但是否有封地、封地在哪里等都因为早期文献记载语焉不详而同样值得研究。至少，“武城”这一名称在王翦封侯以前已经存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鲁、楚、申、赵等国也都建有防御意义的“武城”，属于城邑性质。由于使用这一名称的地名很多，为了加以区别，有时还在二字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南、东、北等字，成为南武城、东武城、北武城等。春秋战国以后，又有武城县、武城侯国、武成县等名称。另据《左传》《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早期文献记载，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原华县）东北有一个被称为武城的地方，春秋时是晋国城邑，在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年）被秦国攻占，到秦朝时又在这里设立武城县，属于内史管辖的24县之一。这里距王翦的家乡频阳（今陕西富平）不远，如果王翦当年果真封武城侯并有封地，封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在今天平邑郑城镇武城村一带的武城，据《左传》《孔子家语》《论语》《史记》等书中相关资料及注显示，在王翦和王离生活的战国末年乃至秦朝，似乎被称为南城或南武城，属于“邑”一级的地名，与他们受封的县级武城侯还不是一个级别。因此，王翦或王离的武城侯封地是否可以肯定就在平邑，以及是否可以进一步推论王翦的后代迁居了当地，似乎还需要有更多的发现。至于新书中对欧阳、乔、孙、牛、时等姓的研究，也都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也都不乏可供参考之处。
另外，通过拜读这部新书还使我知道，照伦先生是一个既勤奋又有开拓精神、知识面宽又多才多艺的人。他早年毕业于山东水利学校，先后从事水利、职业教育、城乡建设、党史、方志等工作，担任平邑县史志办公室编辑、华夏文史志鉴工作室主任、《发现》杂志社副理事长、平邑县历史学会会长，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文学作品数十篇，制作纪录片数百部。所编著的《驿头村史》《乔志友图志》《欧阳士美家族图志》等都开创了平邑县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主编的《平邑县志（1989－2013）》《平邑县城乡建设志》及撰写的《论方志学的研究对象》《高校学报不能自我封闭》《春访雷泽湖》《吟龟蒙》《不老的常青树——写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华诞之际》《恩泽万代》等都是颇有影响的力作。因贡献突出，先后获得省方志编委员会颁发的修志荣誉证书、县政府通令嘉奖和先进个人，事迹收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等，都可谓名至实归。
总之，作为照伦先生从事文史编写和研究工作的同行，能有机会提前拜读这部新书确实荣幸，能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交流也属难得。更为重要的是，照伦先生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具有开拓性的见解，为推进文史志鉴研究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相信，随着这部新书的问世，不仅对于一般读者，即使对文史志鉴研究工作者都不乏借鉴价值。也正因如此，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受照伦先生的邀请略写小文如上，借以聊表祝贺之情。
二○二一年一月于北京
（序者是著名姓氏和家谱文化研究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