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三民，2011）自序

* 自序

　　此書是拙著《真理論述——文明歷史的哲學啟示》的補篇，它以「反面的方式」論道，亦即藉由指陳人事的錯誤暗示天理正義，此法所以可行乃因人的惡意不論如何凌虐其良心終究無法將之消滅，故反省不僅是道德的企圖更是求知的作為，於是可知良心其實與良知無異，而上帝的另行啟示——俗謂奇蹟——根本不存，因它對人而言不是沒需要而是不必要。

　　「必要」即是「真的」，「不必要」即是「假的」，政治與其說是「必要之惡」，不如說是「必然之惡」，因為善為真而惡為偽，惡既是假的，故為不必要的，而且人絕非有賴政治方得以生存或悟道，雖然政治在世間幾乎無所不在，但它畢竟沒有必要性。「必然」來自「必要」而有所不及，這是層次高低的問題，就道德而論此理即是「善來自於真而不如真」，然由此推論「惡來自不真而不如不真」則是荒誕已極，蓋「惡來自不真」一說一時之間尚不可謂為誤謬，但「不如不真」之說立顯矛盾錯亂，因不真即是虛假，而虛假若非不存即為大壞，「比不上不存在者」是無意義的觀點，「比不上最壞者」是反邏輯的說法，如此，由「不如不真」一說之錯誤可推斷其前提「惡來自不真」一說亦為不實；其實是「惡來自善而不如善」，易言之「惡是善的不足」，惡不是獨立存在的領域，正如「不真」不是「真」之外的境界，「不善是為惡」而「不惡不堪稱善」，若知這個高下主從的義理，便知「必要」造成「必然」而「必然」是「不夠必要」，所謂「必要之惡」是人反省其行時的自解之詞，因為惡不可能為必要，「必要之惡」的說法僅「適用」於現實人世而非物質宇宙或理想世界，故伸張此說乃是「以知恥為勇」的邪念呈現，而世人罕語及此則是根本無視道德的表現。論者可能堅稱，必要與必然固有其層次之別，但就人的立場或感受而言並無差異，此說的確不虛，然而事實不即是真相，將人的極限置為最高標準是自甘墮落的務實作法，這等於主張「做不到的」是「不必做的」，其結果不僅是「以成敗論英雄」的俗氣，而且是最高標準的一再降低，因為凡眼終究不是見賢思齊而是見異思遷。總之，人不以天自量，則必玩物喪志，超凡入聖不是自大，以平凡自得卻是逃命。

　　政治發生於一切的人際事務中，從個人而言政治是處世之舉，從人類而言政治是治世之道，然政治通常予人惡感，故一般所謂的政治其活動範圍似甚為有限，其實這是因人性本善但非完善，而政治是人性之惡的表現，於是政治行為處處皆在，但人之善性不欲加以認可，以致政治被認為官場所特有，而官場中的善行又被認為非政治，如此說來仁政竟不是政治（政治學並無仁政之說）。此情正如凡夫不知或不願承認行善必有其害（代價），故以為善舉是純粹的好事而惡行是純粹的壞事，殊不知所有的道德問題皆是一種難以抉擇的困境，而所有的善惡行為皆是天人交戰的產物，善行是去惡之舉，惡行是悖德之為，二者程度的差別決定一事之善惡。政治當然是道德問題，事實上政治是世上最充滿道德問題的事情，政治雖是必然之惡，但這不等於說為政必定作惡多於行善，對政治的厭惡若是一種經驗性感受，這是人的善性表現，但對政治懷有唾棄的成見，這是人的惡性作用，這有如深感人生為苦海者必為好人，但因此而企圖自殺者是不夠好的人。

　　真正的人必是一個個人而非團體，個人的自我發現與自我實踐必須體現「天生我材必有用」之義，亦即由天人之際的探索達成在世使命；政治為人際活動，政權所欲塑造者乃是「國人」而非個人，可見權力所以迷惑人心是因它隔絕天人，得意忘形的可怕主要是自愚，其次才是欺人。社會性或許是人的本質，但政治性則不可稱作人的本性，因為人格不必是沈淪的，凡夫富有政治性格其實是因其人生缺乏偉大的追求所致，此即政治使人產生有為的理由並誤會生命的意義，這個「美麗的錯誤」使人間充滿墮落的活力，於此不信真理者以消遣鬼趣為樂，而求道者則以受苦受難淑世，表面上二者俱無對外的作用，其實個人的抉擇影響及於他人，即因自私是不盡可能的事所以能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