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

“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纵观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翰林院大学士李鸿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而他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的近半个世纪，正是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阶段，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因此成就了“崛起于新旧两界限之中心”的过渡性人物。同时，毁与誉接踵而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鸿章都承担着“卖国贼”的骂名。在他所指挥的甲午中日战争在“以北洋一隅之力博倭人全国之师”宣告失败以后，李鸿章亲手与外国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举一出，举国愤怒，民怨沸腾，就算这是农业化的大清碰撞工业化的日本所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李鸿章也依然被愤怒的民众推上了历史的罪人位置。

然而，即使在一开始，李鸿章在西方人的眼中也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路学者对李鸿章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文艺作品中对李鸿章人物形象的更客观展现，李鸿章在国人的眼中，也逐渐变为一个悲壮的民族英雄。

在晚清动荡年代，李鸿章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弃笔从戎，率领淮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至其晚年，则求富求强，大力推动洋务运动，率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近代的交通、矿业、民用工业和商业得以发展，无一不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打下的基础。同时，他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创办兴学，并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虽然李鸿章在主观意图上并不主张学习西方较“封建”更为先进的制度，而仅止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客观上，洋务运动刺激、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实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李鸿章毫无疑问是民族近代化进程的杰出实践者。

甲午战争后，当枪伤未愈的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回国，他发现自己变成了全国公敌，遭受民间、清廷夹击，洋务运动则不了了之。早已注定的“悲剧性”在这时开始肆无忌惮地冒头并缠绕李鸿章直至他生命的尽头。

李鸿章在某种程度上是腐朽的，他终其一生，所作所为皆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大清，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座破屋只知修葺”，但当历史洪流滚滚而来，李鸿章选择张开双臂，在旋涡中，他大着胆子，冒着危险，平静地接受时代所赋予他的责任，以行动践行使命，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就如洋务运动失败但其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依然推动着当时老而破败的中国向前，向近代迈进一样，他的勇气也会穿过历史的长流，激励每一个人——肩负“民族伟大复习”的光荣使命。

1901年，李鸿章在北京的贤良寺，带着无尽的悲怆和遗憾，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临终之前，问及家事，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则突然睁开了双眼，滚落两行清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