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神存在。理由如下：

孔子修订《春秋》，史学家评价“微言大义”。怎么个春秋笔法呢？木心先生在其《文学回忆录》中提到了“郑伯克段于鄢”的例子，说“史实呢，是郑国之君，有弟名共叔段，谋反，兄打败了弟——《春秋》作者认为郑国之君没有把弟弟教育好，失了做哥哥的责任，所以故意点明他不配做哥哥，降称之为郑伯。而共叔段呢，要抢王位，有亏弟弟敬事兄长的本分，故不配称弟，只叫他段。两者之斗争，情况类如两个国君交战，故名为克——这样，讥笑了哥哥，责备了弟弟，而且批评他们自己的家事弄到像两国交战。” 随着对历史学习的加深，我发现历史中充满了假事实，比如有皇帝修改对其的日常记录，比如为尊者隐/讳，比如根据立场而站队某事，拔高或贬低。那么，真相在哪里？换言之，为什么我们期待历史记载的是真事呢？我们对“历史”的基本看法是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事，但是，历史学者在记录的时候，必然会加入自己的价值观。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有时能读到两种甚至多种史实（即使故事中描写性的介绍相似，分析的个中原委也有差别，况且还有很多连描写都不一样），那么，既然真相难寻，能否跳过其记录真实与否这个问题，而换成“这番记录/写法能达到什么效果”的问题？ 由此，我们进入了“真”和“善”这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真”的对立面是“假”，“善”的对立面是“恶”，前者是客观的、对立的，即要么真要么假，不存在既真又假，而后者是主观的，比如，你眼中的善可能是别人眼中的恶。（本文的大前提之一是在人文领域，不存在绝对真理如2+2=4，只存在相对真理如2+2在某些情况下会＝5。）接下来我要直接呈出自己的“暴论”并证明之：追求“善”比追求“真”更好。 证明如下：作为一种记录，“真实”是难以达到的，至少达不到“2+2=4”的精确度，它只能无限趋近于“真”，但不能取到“真”，所以，“真实/真相”只是记录的手段，（本句话所隐含的大前提是“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做法是次于“为教化而艺术”的，本比较所隐含的创作鄙视链是“有道德教化的作品”好于“为艺术/娱乐受众的作品”。）而记录的目的是教育。 这时，我们要分析如何辨别有很大主观性的“善恶”问题，解决办法可以是看其最终结果，或者看其操作过程，或者两者都看。如果看其结果，当主观动机为善时，有可能造成坏的后果（好心办坏事）；如果看其过程，则动机和行为为善即为善。而对结果的分析，一种是工具理性式的分析好坏，比如做好事时，帮助五个人活着比帮助一个人活着更好，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式的分析好坏，比如你帮助一个孟加拉农民妇女拿到小额贷款创业，比你帮助五个商品在谷歌登广告，设计出最大化广告点击率的方案更好。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判断“善恶”的困难，即难以量化分析和定性比较结果。而当“真假”融入“善恶”，也同样复杂，因为有时候“假”，即隐瞒、欺骗、造假等，可能带来“善”的结果，而“真”，也有可能造成伤害、恐惧、危险等“恶”的后果。 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具体分析时需要一些大原则的支持，所以，本文的第二个“暴论”来了：为了实现更大的善，真相与否不重要。“更大的善”指在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下，“善”在数量上取得最大值，或者有质量地取得极大值。但是，这就遇到定量分析的软肋了，因为“善”本身不能被量化，学者经常抽象出几种可量化的特征代替事物本身，但是，这一切努力只是对社会的简化，是一种高度失真的抽象。尽管如此，由于难以比较价值观，我们只能暂时定量分析“善”。 由第一和第二个“暴论”可推出：因为“善”比“真”更重要，且“善”可以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最佳效果，那么，如果“神”存在能提升人性和改善社会，我们应该告诉无神论者“神存在”。（对信徒来说，这个不需要证明，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感性认识神是困难，难于上青天的，所以，我只能用理性分析出来一个我能接受的回答。） PS：这只是我目前的分析，不排除之后有改变的可能。我曾把自己这一观点讲给一个信徒，她听得好像我在“一派胡言”的样子，她说祂就是善的就是真的，我们无法比较哪个特点/价值比哪个更好，因为这些都存在于祂身上。我还没想到如何回应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