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此身非我有
张广天 著 人常常会忘掉很多字，很多公式，很多地名，很多史迹，甚至很多人名也想不起来了。学校里学来的东西，但凡不用，就记不起来了。而有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比如，到了端午节要悬挂艾叶，说了不吉利的话要斥呸或者再说一句反话，眼皮跳了于是心惊肉跳，吃桃子不慎吞下桃核恐怕肚里长出一棵桃树，女孩子到了例假时候禁忌生冷冰雨，看见有人家办葬礼要绕道而行……这些可以归入生活常识，但其实与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常识课内容又格格不入。这些往往是祖辈的老年人告诉你的，它们在之后的漫长生活中时常会流露出来，或者情急之时，或者轻松休闲的片刻里。你曾经也没有刻意地要记住它们，后来在文明世界里几乎也竭力想忘掉它们，然而它们总是那么牢固地生根在心里，成为一种不算知识的认知。
侗族人有歌班，小孩子被送到歌师那里学习唱歌。那些歌的内容涉及到史诗、地名、英雄人物、各路神灵以及日常规范。很多氏族、部落、方国的人民，在远古的时候，大抵都在宗教和祭祀活动中获得人生的经验和矩则。另外，还有重要的事情是军事。夏商以来，在一个叫“序”的场地，教贵族子弟学习御射，其间也有礼法和仪式的学问。至于生产，是没有学校教的，因为都是农奴的劳作，都是养戎祀大事的基础而已。即便后来孔子给平民上课了，说“有教无类”，也是教这些农奴的孩子如何晋升，如何获得为“肉食者”谋的机会。直到西学东渐，人们才注意到生产的知识。因此，所谓科学，在先人看起来，不过是农奴的知识，就是弄吃弄喝的门道。
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国家，靠祖先沟通上帝，祭祀祖先的目的是委托祖先去敬拜上帝、获得天意。百姓祭祖，大夫祭灵，天子祭天，逐级上达，层层分明。弄吃弄喝的养弄文化的，弄文化的养弄诸神的，弄诸神的养大君圣上。只有大君圣上才知神天意志。这个通天的意志，在全社会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弄吃弄喝，你也清楚弄吃弄喝的目的。所以，生产作为经验在劳作实践中获得，而应天呼地的本领要在各级不同祭祀活动中受启。这样的知识观和教育观，造就了不论朝廷官学还是平民私学，都永远以戎祀为根本。戎即武，祀即文。（在日本，后来被称为“菊与刀”的精神。）同一种知识观，只是等级的差别，内容的深浅。在平头百姓眼里，武就是拳脚刀枪，文就是家道礼数。如果这样的根基并未动摇，那么，可想而知，后来引进的西学的教育是难以成功的。其实，在西方，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尤其是欧洲，人们很难从灵魂深处相信，劳作的知识可以取代万古多神的知识，他们在潜意识中甚至可惜千百代以来为神献祭的努力白白浪费掉，那样的交互有过应证，也得到过好处，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性格的联络。至于美国，工人农民在那里希望彻底逾越从贵族王权到诸神众灵的担保，直接跟上帝沟通，结果，劳作者的经验，那叫做科学的知识，反而慢慢肥大起来，居然成了隔绝的屏障。
用泥土来献祭，还是用泥土生养的稼禾牲畜来献祭，是根本不同的。泥土是无法用来献祭的，但泥土可以提醒稼禾牲畜这些祭品仅仅是祭品而不是神灵，绝不可能是上帝。但当祭品和献祭活动膨胀到以中介取代至高神天之时，用泥土的精神来敲打一下，也未尝不可。革命就是这样的，它解放奴隶，让奴隶的经验成为科学知识，并使科学大张旗鼓地挑战教会和等级制度，戳穿那些代理者以上帝自居的骗局，让人类在一个相对清明的条件下直接聆听天国的声音。祖先神，风火雷电神，科学，都是人造的，而人是上帝造的。上帝应许劳作去奉养祭祀以探及天理的精深，上帝也应许劳作作为力量和监督去控制祭祀的腐败。但劳作终归是劳作，祭祀终究是祭祀。劳作的经验即使冠以科学的美名，也绝不可能取代祭祀的知识。田土可以生养庄稼，田土也可以埋没庄稼，但田土不是庄稼。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在这里说到了“天命”和“矩”。什么是天命呢？天命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命令。什么是矩呢？矩就是规矩，法则，范轨。这个世界上，是有规矩要守的。只是这规矩不是人定的规矩，也不是人假托上帝之名定下的规矩，而是来自神天的规矩，所谓天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人老了，脱离社会了，不受社会的羁绊，反而从心便不逾矩了。心，就是圣灵充满的神天意志。人不随波顺世势了，必然从心依天意了。那么，当然也就不会逾越天矩了。
老人完成了劳作而渐离社会，小孩没有长成也在社会之外。人生不为世情束缚的两端，实际上最为靠近本心天意。在亚洲的传统中，纯粹的审美只存在于老人和孩子之中，人生的两端被极为看重。而人生中间那段辛苦，只作为支撑两端的底座，长久地默不作声。苏东坡对此喟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于是，哪怕所谓“现代化”的公学已经普及到村落山寨，人们依然从心底拒斥这样的教育，常常下意识地屏蔽掉与劳作苦痛有关的各类信息，竭力去寻求人生两端的幸福体验。这样的体验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由。可见，自由在东方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它的前提必须脱离社会，摆脱劳作；它的方式必须享乐悠哉，闲云野鹤；它的价值在于顺性从心，尘尽光生。那么，持这类追求的人们肯定难以理解社会化的劳动神圣，肯定更愿意相信“劳动神圣”是写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徒和古希腊庄园中奴隶的口号。劳动是什么？是苦役，是体罚。劳动为了什么？劳动为了不再劳动。既如此，“劳动创造人”的观念还会有多少人真信呢？大部分人至多曲解为“非人的劳动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人民群众创造绚烂的文化”，为什么创造而不直接享用“绚烂”呢？如果命运无法摆脱劳动，那么就忍着吧！显然，这“忍着”的劳作以及与劳作相关的经验，多么可恶，多么沉重啊！所以，他们愿意记住那些跟老人在一起的时光，也难忘那些老人说过的话。这并不来自于理性，也与感受无关，而直接关乎意象思维。这点我在上一本书《手珠记》中详尽地写过了。
孔子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说起，并未说之前的孩童时期怎样。孩童是个什么状态呢？孩童也是“从心所欲”的状态。他们受天命的驱使，初心未泯，听得见这个世界以外的声响，看得见这个世界以外的景象。他们在父辈和祖辈之间，总是更愿意选择与后者相处，因为前者往往违拗他们的天命初心，将他们从天矩中拉出来，硬塞进人道世俗的规范中去。孩童是多么幸福地来到这个世界，又多么痛苦地不情愿进入这个世界之门啊！整个童年，在门外徘徊着，张望着，被人从祖父母怀里抱走，渐行渐远，恋恋不舍，直至那扇大门隔绝了祖孙。嬉戏是那么美好，玩乐是何等的重要！将此等心理贯彻到史学中，不难想象，定会有人号呼：“倘若西洋的坚船利炮没有闯入这里的水域，那么世界的大门还远远没有打开！”
西方之术入世为快，东土之学出世为乐。
教育直接关联到知识观。汉以后逐渐普及的儒学教育，因为始终与辅助治国的权术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终究长时间地没有俘获民心。它更多地沦为政策与律令之外的软性义理，成为世俗生活中不得不遵从的社会规则。事情直到出现了王阳明，才有了改变。这位学者提倡“知行合一”，其初衷是强调入世的知识应该与自性的本能行为对应，应该将义理消化为自觉情愿的动机，也即人生两端的快乐如何接应人生中段的痛苦。但后世的人很快就庸俗化了他的“良知”说和“知行”观，将他的学问误解为道学和实用主义。倒是他日本的弟子三轮执斋看明了本质，说：“其本体之灵明，永放光辉，其灵明不涉及人意，自然发现，照明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之光明也。”阳明之说，发乎孔孟仁爱，穿插于永嘉事功和程朱理学，承接并弥合了绝对与相对之间的深壑，凿开入世与出世的自由通道，使得那扇隔绝祖孙的大门轰然坍塌，儒学至此与始初贯通。按基督教的说法，愿圣灵充满我心，便见“天神之光明”。在天之神，在人之心，皆为上帝。其间人子作保，以人身证道，亦为上帝。
（摘自《妹方》绪言第一节“老人和孩子” 张广天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