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史》个人翻译 第二章 波兰和立陶宛国家的联合（二）

民族、语言和文字

对书面立陶宛语的需求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起初，这是新教学者和教育家Abraomas Kulvietis(约1510-1545年)的文化计划，他是最早用立陶宛语写作的作家之一；还有路德会牧师和第一本立陶宛语书籍的作者Martynas Mažvydas(约1510/20-1563年)，他曾在Kulvietis在维尔纽斯的学校短暂学习。由于他们的宗教观点，他们都被迫离开GDL，他们的立陶宛语著作在普鲁士公爵*指条顿骑士团第37任大团长，第一任普鲁士公爵，霍亨索伦家的阿尔布雷希特·冯·普鲁士的支持下在普鲁士出版。他们推广立陶宛文字的努力既不受GDL精英的赞赏，也不需要。

1595年，Mikalojus Daukša出版了第一本在立陶宛大公国出版的立陶宛语的书——Jacob Ledesma的《要理问答》（Catechism）的立陶宛语译本。1599年，他出版了另一本立陶宛书《天主教教理》(Postilla Catholicka)。在序言中，他向广大立陶宛人发表讲话，敦促他们发展书面立陶宛语:“我说，世界上哪有一个民族如此卑贱和卑鄙，以至于它没有这三样看似与生俱来的东西: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的习俗和语言?”因为“法律通常是用这种(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写的，他们自己的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是用这种语言来出版的，国家事务是用这种语言来讨论的，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语言被使用得很好很得体。在教堂，在工作场所，在家里。”显然，Daukša关心的不仅仅是立陶宛语的日常使用，还包括让立陶宛语成为这个国家各个层面的语言。Daukša独特的事业被称为“荒野中的呐喊”，因为他的继任者并没有提出这样的目标。

在整个巴洛克时代，立陶宛书籍的出版仍在继续，尽管是零星的。比起波兰语或拉丁语的书，它们的数量要少得多。康斯坦丁纳斯·西尔维达斯(Konstantinas Sirvydas)的《三种语言词典》(Dictionarium trium linguarum, 1620)的标题表明了语言的优先级。波兰语是为年轻学者设计的，用拉丁语解释，然后再用立陶宛语解释。瑟维达斯的立陶宛语布道词 (Punktai Sakymų， 1629年)、赞歌诗集(Solomon Slawoczynski’s Giesmės,  1646)和语法书（Universitas Lingvarum Litvaniae, 1737)只适用于教堂和学校的日常使用。Daukša关于立陶宛语成为所有生活领域的主要语言的愿景从未实现。语言的进步需要新的词汇，但在这方面上立陶宛语往往不是创造新词，而是挪用了波兰语词汇。因此，由于无法产生新词来适应日常生活不断变化的需要，立陶宛语首是由鲁塞尼亚语主导，后来由波兰语主导。波兰语成为了GDL贵族的综合语言（integrative language），也是在鲁塞尼亚土地上传播西方文化的手段。

尽管在立陶宛在继续尝试用拉丁语，甚至立陶宛语写作，但波兰化的进程依旧逐渐得到了大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接受。波兰语在立陶宛文化中的作用在一位拉齐维乌（Radziwiłłs*典型的波兰化立陶宛贵族）写于1615年的一封信中得到了总结:“虽然我生为立陶宛人，死为立陶宛人，但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祖国使用波兰语。”渐渐地，波兰语变得根深蒂固。1697年，应立陶宛贵族的要求，Sejm将其定为GDL的官方书面语言，取代了之前使用的鲁塞尼亚语。这样，波兰语在立陶宛贵族自己的要求下被合法化了。这是立陶宛社会的选择，而不是波兰强加给立陶宛的。立陶宛文字的发展自然就停滞了。

在17和18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与波兰同义的共同意识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在这个波兰内部仍然有一个明显的“另一个波兰”，它保持着立陶宛的身份。即使在最近几个世纪，GDL“政治国家”的概念仍然存在。双重身份的复杂表述证实了这一点。例如:“natione Lithuanus,  gente Polonus” (立陶宛国籍，波兰种族)或“Лiцвiны  грэцкага закону людзi” (希腊信仰的立陶宛人)或“Лiцвiны  рус’кага рода” (鲁塞尼亚血统的立陶宛人)。共同的政治生活，共同的议会(Sejm)和地方议会(Sejmiki)，以及立陶宛法规(1529年、1566年、1588年)编纂的法律体系，使立陶宛人不是指说立陶宛语的人，而是指捍卫自由和遵守立陶宛法规的人。数不胜数的军事胜利创造了GDL贵族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民族的先决条件，格伦瓦尔德、克列茨克*1506立陶宛战胜克里米亚汗国，奥尔沙、基霍尔姆*1605波立联邦于利沃尼亚击退瑞典人以及霍廷*1621波立联邦击退奥斯曼帝国，在这些战场上立陶宛人和鲁塞尼亚人并肩作战

在16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中，只有Goštautas (Gasztołd)和Radziwiłł家族是立陶宛后裔;其他所有家庭—— Chodkiewicz, Sapieha, Wołłowicz, Tyszkiewicz 和 Ogiński 等都是鲁塞尼亚人，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GDL的公民。一些有鲁塞尼亚血统的家族，如 Chodkiewicz,和Sapieha甚至创造了关于他们的立陶宛血统的传说。因此，立陶宛作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15世纪，当时立陶宛贵族开始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后裔。在立陶宛编年史中创造的关于Palemonas和他的后裔从罗马来到立陶宛的传说，成为立陶宛和鲁塞尼亚贵族从传说中的Palemonas身上提取血统的前提，或者找到与真正的Gediminid王朝的家庭联系。就这样，不同种族的士绅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身份或意识的“立陶宛”贵族阶级。鲁塞尼亚人出身，信仰希腊天主教，政治身份是立陶宛人，说波兰语。

维尔纽斯大学

据说，当大炮轰鸣时，缪斯女神就沉默了。然而，在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期间，斯特凡·巴托里（Stephen Báthory*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在雅盖隆绝嗣后被选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致力于为缪斯女神创造一个避难所——维尔纽斯大学。人们普遍认为，GDL需要一所高等学府。这种制度的建立是由新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之间的竞争刺激的。立陶宛的天主教徒，包括维尔纽斯主教Stephen Báthory，试图在建立一所大学方面抢在新教徒的前面。因此，1569年应主教的邀请来到维尔纽斯的耶稣会获得资金，建立了一所学院，最终目标是将其重组为一所大学。学院于1570年7月17日正式开校。耶稣会为未来的维尔纽斯大学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不仅在立陶宛大公国及其邻国传播知识和天主教，而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远东(包括中国!*指传教士卢安德（Andrius Rudamina）)。

将学院重组为一所大学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合格的教授，以及教皇的同意(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77年批准)。然而，主权者的支持是最重要的。1579年4月1日，国王Stephen Báthory支持Walerjan Protasewicz主教的想法和努力，发布了一项法令，开设维尔纽斯学院和大学。1579年10月29日，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发布教皇诏书，确认维尔纽斯耶稣会学院重组为一所大学。新学校被称为维尔纽斯维尔纽斯耶稣会学院和大学。

在1832年被关闭之前，维尔纽斯大学不仅是立陶宛的主要学习机构，也是主要的文化中心。耶稣会的影响决定了巴洛克时代的文化内容，他们通过维尔纽斯大学传播他们的思想。在这所古老的大学里，学习的质量被认为是和布拉格，克拉科夫，维也纳或罗马的大学的学生一样好的。来自这些和其他西欧和中欧天主教大学的教授带来了受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改革者影响的既定教学原则，以及严格的要求和强化教育体系。维尔纽斯的学者不仅在整个立陶宛传播了他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Konstantinas Sirvydas和语言学家Albertas Vijūkas-Kojalavičius)，而且远远超出了立陶宛民族的边界，遍及多民族和多教派的GDL。整个欧洲都能感受到耶稣会维尔纽斯大学在语言学、哲学、逻辑学、修辞学和诗歌等学科的影响。维尔纽斯大学教授的作品甚至传到了新教英格兰。例如，Marcin  Smiglecki的《逻辑学》(1618)不仅被索邦大学的教授们当作教材，还被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当做教材，1646年由拉丁语翻译成英语的马切伊·卡齐米日·萨比夫斯基（Maciej Kazimierz Sarbiewski）*波兰著名诗人，崇拜贺拉斯的诗歌代替贺拉斯*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的普通作品，在欧洲的大学里被阅读。

维尔纽斯大学是中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仅晚于布拉格、克拉科夫、佩奇*位于匈牙利、欧布达*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和柯尼斯堡大学。在维尔纽斯，第一所大学是在该国基督教化200年后建立的，而在更先进的波西米亚，第一所大学是在他们皈依基督教400年后建立的。维尔纽斯大学的历史意义还有另一个方面。从14世纪开始，克拉科夫大学一直是欧洲最东端的大学，但在16世纪，维尔纽斯大学接管了这一角色，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担任这一角色(直到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成立)。这一地理位置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对于创建这所大学的耶稣会士来说，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其中一人写道:“不能忘记，从这里，通往莫斯科公国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从那里我们可以通过鞑靼人到达中国。如果我们记得维尔纽斯大学毕业生乱打（Andrius Rudamina 1596-1631)*Andrius Rudamina，毕业于维尔纽斯大学耶稣会学院，1623年到达印度果阿，是第一个到达印度的立陶宛人。后经澳门移居中国福州，成为第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立陶宛传教士，汉名卢安德，与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一同在福建传教，并于1630年在福州共同出版了一本宗教书籍，因此卢安德可能是至今唯一一位在中国出版书籍的立陶宛人，1631年逝世于福州。此外，卢安德也是将西方望远镜传入中国的人之一，这些野心就不会显得那么天真了。卢安德于1626年至1631年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并撰写了用中文印刷的天主教教义和礼仪文本。老耶稣会大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作为最北端的天主教大学和最东端的欧洲大学的地位。

欧洲最东端和最北端的巴洛克建筑

巴洛克风格的概念来源于艺术史和建筑史，而这个词本身则来源于西班牙语barrueco或葡萄牙语barroco，两者都指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在立陶宛，巴洛克风格在建筑中最为明显，尤其是教堂。它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朴素的早期巴洛克风格直到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到精致而华丽的晚期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从模仿阶段到非常有特色的维尔纽斯巴洛克风格和地方风格的木制巴洛克风格;从为社会精英创造的艺术到人民自己的巴洛克式创作。早期风格的砖砌教堂也采用了巴洛克风格的室内装饰。巴洛克风格成为雕塑和绘画的重要风格。受这种风格的影响，一个新的艺术分支出现了——戏剧。巴洛克风格蔓延到日常生活的物品上——家具、盘子、衣服、书籍。巴洛克风格影响了民间艺术:路边的圣坛上雕刻着沉思的基督、圣徒和圣母像。巴洛克式的景观形成了，以教堂、修道院、耶稣受难像、小教堂、路边圣祠和十字架为特征——一种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神圣景观”。十字架雕刻还是立陶宛民间艺术最具特色的标志之一。

从1586年涅斯维日的耶稣会教堂，到1784年至1787年间为维尔纽斯大教堂正面装饰而创作的雕塑，巴洛克精神在立陶宛活跃了200年。具有欧洲意义的建筑建成了:维尔纽斯大教堂的圣卡齐米日教堂、圣彼得和保罗教堂以及考纳斯附近的帕塞斯里斯（Pažaislis）修道院。一个独特的维尔纽斯巴洛克建筑学派形成于18世纪上半叶。它的发展归功于来自德国的路德教徒约翰·克里斯托夫·格劳比茨（Johann Christoph Glaubitz 约1700-1767年)，他不仅是在维尔纽斯，而且是在整个GDL地区18世纪最具生产力的建筑师。他非常适合维尔纽斯这个多教派的城市，不仅为路德会教徒工作，还为天主教徒、希腊天主教徒、东正教和犹太人工作。格劳比茨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巴洛克式建筑，这是维尔纽斯巴洛克建筑学派所没有的。该学派的特点是将装饰、构图和建筑元素结合在一起。特别高和细长的塔楼装饰着建筑物的主要立面，这可能是学校最显著的特点。教堂以两座优雅的塔楼和不同装饰的部分为特色，成为天主教景观的一个整体特征，标志着天主教和中欧最东部的边界。格劳比茨创作的三十年(1737-1767)是立陶宛古老文明的一个独特时期，也证明了立陶宛在西方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约翰·克里斯托夫·格劳比茨对立陶宛文化的贡献使他成为立陶宛历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人物。

加翁和“北方的耶路撒冷”

维尔纽斯因维尔纳加翁（Vilna Gaon*也有译作“维尔纳阁下”的。gaon一词源于意第绪语“天才”，在此采用音译），Eljah ben Sh-lomo Zalman(1720-1797)而闻名，他是世界犹太人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反对哈西德主义，这是一场在犹太人中颇具影响力的改革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它在Lita(犹太人对立陶宛的称呼)的传播。哈西德主义的支持者发源于乌克兰(GDL东南部)，并一路传播到维尔纽斯，对传统的拉比犹太教(拉比主义)提出了挑战，它更加强调普通人和他们真诚的信仰，并放松了规范日常生活的严格法律。它延续了犹太神秘主义的传统。哈西德主义是犹太教中更为自由和民主的一个分支，但由于它拒绝严格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宗教和道德标准，它被视为对犹太教本身未来的威胁。维尔纳加翁不仅发起了对哈西德主义的抵抗，并宣布其追随者为异端，他还采取措施并利用他的权力阻止哈西德主义在立陶宛的传播。因此，坚持传统的拉比主义和实行自由化改革的哈西德主义之间的分界线贯穿了GDLI的领土。虽然哈西德派犹太人现在约占世界犹太人口的一半，但正统拉比主义的活力表明传统对犹太人是多么重要。这也解释了维尔纳加翁的权威。

在维尔纳加翁的敦促下，犹太学校(yeshivas，宗教教育机构)的犹太神学教学进行了重组，意第绪语塔木德的研究得到了改进。他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都有著作——从《圣经》注释到希伯来语语法和圣经地理。迦翁最大的成就是他对巴比伦塔木德的注释。

维尔纳加翁的权威似乎是立陶宛犹太人(Litvaks)赢得犹太人中很高声誉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严格遵守宗教传统，在知识理性和尊重教育方面脱颖而出。有传言说维尔纽斯的所有圣贤都熟记全部64卷《塔木德》，这并非没有根据。此外，《塔木德》是用利特文意第绪语（Litvish Yiddish）研究的——意第绪语的一种方言，形成于立陶宛。利特文方言最终成为现代标准意第绪语的基础。Litvak这个词今天指的原籍地来自立陶宛的犹太人(意思是历史上的立陶宛-卢布林联盟之后的GDL)。然而，这个词也适用于那些在GDL被摧毁后仍然遵循独特生活方式的犹太人。

在18世纪，维尔纽斯成为立陶宛稳定和文化丰富的象征，因此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Jerusolajim d'Lita)。今天的学者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维尔纽斯是十大犹太世界文化中心之一(与阿姆斯特丹、伦敦、华沙、利沃夫、塞萨洛尼基、伊斯坦布尔、突尼斯和巴格达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