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节选】The Spanish Armada 第十三章
到了1616年,随着西班牙舰队成为了历史,大部分亲历者早已作古。1588年和1589年,英国的莱斯特伯爵和尔辛厄姆,西班牙的圣克鲁斯侯爵、奥昆多和里卡德,法国的吉斯公爵、美第奇的凯瑟琳以及法王亨利三世相继离世;1590年,西斯笃五世离世;1591年,“覬覦者”唐·安东尼奥离世;而双方的两位君主,菲利普二世在久病后于1598年撒手人寰,伊丽莎白则在1603年离开人世;帕马公爵在失败的阴影下于1592年离世;门多萨在双目失明,于1604年离世;1595年和96年,霍金斯和德雷克分别在前往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的冒险活动中分别因为海难和染病不幸离世;博瓦迪利亚,瓦尔德斯,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伊迪亚克兹等人在1610年到1614年这段时间先后逝世。当年的亲历者只留下了寥寥数人,祖尼加的唐·巴尔塔沙(Don Balthasar de Zuniga)由于他出色的外交表现,1616年到1622年间成功当选西班牙的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唐·迭戈·皮门特尔(Don Diego Pimentel)成了新西班牙改革派的总督,并在1624年在那里掀起了反叛;埃芬厄姆霍华德男爵一直在英国海军里担任海军上将,直到1619年都一直保持对宫廷的影响,1624年离世;拿骚的尤斯蒂努斯继续在海陆两边指挥着他的荷兰军队,于1631年离世。
以上所有这些亲历者在英吉利海峡之战的几周内,都将心知肚明的知道结果。然而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女王的舰队在8月12日最后一次见到西班牙军舰队时,其中仍然有林林总总的的百来艘船,且保持着有序的阵型向北行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霍德华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行动,18日,他写道,“不知道他们驶向挪威的海岬,还是前往丹麦,还是去奥克尼群岛重新修整,然后重新杀回来。”德雷克与他的看法如出一辙,他警告道:“西班牙舰队一定去了挪威和丹麦,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找到所需要的物资,包括船锚、锚链、船桅、索具和食物这些他们急需补充与修复的东西....至于他们会在寒冷的会发生什么,便交由你(指霍德华)。”只要西班牙船队驶往那里重整队伍,他们肯定会折返回到英吉利海峡,并且再次尝试与帕马公爵会师。但是德雷克同时也猜测,当英国舰队在北海安然无恙时,帕马公爵或许会选择单独入侵。毫无疑问,在德雷克看来,帕马公爵“如同一只被夺走了幼崽而暴怒的熊.....毫无疑问,如果可能的话,他会独自一人担此重任。”直到两周后,德雷克依然在担心,“我们应该专注于应对帕马公爵的入侵而不是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的船队......二十天来,帕马公爵更应当受到重视,尽管西班牙舰队再也不会回到这里。”
德雷克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事实表明,如果条件允许,西班牙舰队完全打算重返英吉利海峡;帕马公爵则继续征召他的军队。8月8日,帕马公爵在纽波特的一万多人都登上了运输船,第二天在敦刻尔克准备,几个月来的演习和练兵的益处在这时凸显了出来:当天结束时,又有陆续8000多人连同武器弹药登上了船。虽然几天后形势逆转,然而法兰德斯的军队直到31日才停止准备工作,而他们租用的驳船则一直蓄势待发。
由于不知道西班牙舰队的下落,帕马公爵派出了一艘夹板船前去与他联络,8月15日,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敦促麦地那西多尼亚返航,但是没有结果。伊丽莎白的细作最后确认西班牙舰队的踪影是在8月20日,当时他们绕过奥克尼群岛,苏格兰的渔民在那里发现了“百来艘巨大的船迎风向西进行。”然而直到9月18日,威廉·阿什比依然在爱丁堡猜测,“一定意味着他们要么沉没,要么已经离开苏格兰的海岸,否则渔民早就打听到他们的消息。”然而,就在阿什比的信寄往伦敦之前,从都柏林来的一位信使带回来了关于西班牙舰队困境与英格兰奇迹般解围的第一份可靠的消息。
但是早在这之前,人们就显而易见的得出直接入侵的威胁已经过去的结论。当伊丽莎白听闻西班牙舰队从格拉沃利讷撤退时,他正在埃平的森林里打猎,按照以往的惯例,在一阵狂喜中他策马踏上狩猎宫的台阶。然而, 伊丽莎白仍小心翼翼的待在国都,与他的护卫形影不离,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是否有心怀不满的英国天主教徒或者西班牙的死士是否需会策划一场暗杀活动,就像他们在四年前暗杀奥伦治亲王一样。然而在8月13日,由于有可靠的消息称西班牙舰队远离苏格兰的海岸,枢密院获悉后,决定不在让民兵和新兵投入到东南地区。但是在提伯利仍驻扎着莱斯特伯爵所指挥的17000名士兵。8月18日,伊丽莎白乘船来到他们的营地,发表了一场简短而传奇的演说:
“如你们所见,此时我来到这,非为了消遣,而是下定决心与你们生死与共,以上帝王国及人民,荣耀和鲜血.......我知道我身为女子软弱而无力,然依然有一副身为国王,身为英王的心肠,想到帕马公爵和西班牙人胆敢侵犯疆界,不由分感到一阵轻蔑.....”
然而,这种热忱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伊丽莎白发表演说后的短短两天时间,东南地区的驻军先是减少到了6000人,随后到了8月27日,东南地区的驻军只有1500人。
不久之后,英国舰队就奉命停止了一切军事活动。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早在命令发布之前,拥挤在英国船上的16000名水手就自行开始了这一进程,因为死亡和疾病造成了沉重的损失。7月份,“伊丽莎白·博纳旺德”号(Elizabeth Bonaventure)离开普利茅斯港后,船上的500名船员超过200人在一个月内接连死于疾病。霍德华对此感到担忧,“类似的瘟疫蔓延到了大部分船上,只因为他们在海上待的太久,甚至衣服也很少换,因为即使有地方出售也无钱.....许多人已经在海上待了至少八个多月而从未踏上陆地。”那些为英国奋战的水手“悲惨的死去,任何人都会心生怜悯”,几乎所有的船只“脏乱不堪,甚至船上缺乏人手而无法抛锚”。但是显然宫廷里的人对比并不感到伤心,相反,正如伯利男爵期盼的一样冷漠无情:“死神和疾病把多余水手逐出军队.....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给他们发薪水的开支。”意在让那些在击退西班牙舰队的战斗中出尽力的不幸的人得不到任何回报。霍德华感到震惊,抗议他们做了如此伟大的事业,却依然受冻挨饿,而这即使不是出自怜悯,也有为自己着想的成分,一次在与伊丽莎白的的会谈中,他提醒道“如果水手得不到人道的对待,而是在悲惨中病饿交加而死去,那么我们将找不到足够的人手为舰队服役。”
显然霍德华是在自作多情。伊丽莎白与他的大臣忙于庆功,根本无暇关注。当威廉·博罗夫(William Borough)来到宫廷打算商讨解散舰队的事宜时,他发现里面的每个人都站在窗台边兴致勃勃的观看胜利的阅兵,而他本人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后来英国政府公布了在战争中抵御西班牙的花费(总共花费了共计40万英镑),却发现发给伤病员的总共只有区区180英镑。因而为水手善后的重任自然而然的落到了舰队的指挥官手中。德雷克、霍金斯和霍德华三人在1590年联手为“那些可怜的受伤的水手”设立了一项特殊的基金,整个基金会的运作就如同一份保险:从支付给每个水手的薪水中扣除一小部分,并将其放入查塔姆造船厂的一个上锁的大箱子里。在那时,“查塔姆基金”根据需要,向老人发放养老金,向死者的家属发放丧葬费,向受伤或致残的人发放补偿金。但是这一些都是在两年后才出现的。在1588年当年,那些生病或受伤的水手不得不依赖他们长官的施舍,而在这其中霍德华爵士再次树立了崇高威望——尤其是在那些被解雇水手的城镇里。在那些1588年参战的水手中,或许只有一半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圣诞节。即使在11月24日这个“天涯共此时,一切基督国家皆感恩上帝”的日子里,圣保罗教堂举行的感恩仪式上,许多缴获的西班牙旗帜和战利品被兴高采烈的展示,而那些缔造胜利的卑微之人却鲜有被提及。仿佛都铎王朝和新教事务的保全就是对其最好的回报。
在当年跟随西班牙舰队出征的人同样只有一半活了下来。但是与在英国的情况类似,灾难的整体状况直到几周甚至数个月后才变得清晰。事实上,最初关于英吉利海峡之战的报道异常振奋人心。8月7日,一份战斗报告由迪耶普寄来,上面的标题为“西班牙舰队与英国舰队交战得胜的一封信”,所指十分明确;在巴黎的门多萨大使将这份报告连同更多进一步确认的细节寄往了西班牙。甚至在9月5日,塞尔维亚的一位出版商仍在发布令人愉快的讯息,内容是“迄今为止最幸运的舰队还能发生什么意外”:尽管“玫瑰圣母”号和“圣萨瓦尔多”号被俘虏,蒙卡达的半桨船被击沉,其余关于西班牙舰队的新闻都是汇报这次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在当时,菲利普便知道一切不过是掩人耳目。
大约四十年后,菲利普传记的作者巴尔塔萨•波里诺(Baltasar Porreño)在书中淡化了舰队失败所引起的震惊,而是将坚忍而漫不经心给予他的英雄,在传记中,当第一次得知消息时,菲利普平静的说“我派遣舰队攻击敌人,而非与风浪对抗。”但是1588年秋季以来国王和大臣的书信却记叙了一个迥然不同而更能揭示真相的故事。8月31日,帕马公爵的一封信送到了菲利普的宫中。虽然这封信写于三个星期前的10日,但却是国王收到的有关英吉利海峡发生的战斗的第一份完整而可靠的报告。当然,帕马公爵也是在写这封信之时才知道损失了几艘船的西班牙舰队正在迎风北上。这个消息足以扰乱国王平静的思绪。他立即来到他的书桌前,掏出羽笔试图重新控制局势。他写信给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告诉他无论身处何处,都应当尝试再次与帕马公爵会师,“在加莱之前你计划的变更使我焦虑万分,超乎你的想象。”而对于帕马公爵,他自己仍抱有期望,“上帝或许会心生怜悯,让我等恢复自己遭到损害的名誉。”然而当国王重新阅读这封信时,他犹豫并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并对他的秘书说道删掉或许会更好,因为“此上帝的旨意,为上帝奉献之事不计较名誉得失。因而最好不要提及相关之事。”
菲利普的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同日,8月31日,伊迪亚克兹的唐·胡安在写给帕马公爵的信中承认:
“此般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付出了如此大量金钱,对于国王和上帝如此重要之事,却在即将结出果实之时被陷于危险之中,此般情形引起的悲痛之情绝非我的夸张......国王陛下的悲痛之情超出了想象,如果上帝没有他心,一切都会让他的伟大事业顺风顺水.....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沉重的打击的消息.....当然,失败引发的除了过度的悲伤外别无他物。”
然而时间并没有给悲痛之情带来些许的缓解。相反,9月3日,一位从法国来的信使带来了西班牙船队行动失败和向北航行的更详细的汇报,文书人员和大臣们面面相觑,推卸着谁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最后这个重任落到了马特奥·巴斯克斯 (Mateo Vázquez de Leca)头上,他长期担任菲利普的私人秘书兼牧师。但即使是他,写信之时也异常慌张,而事实上,他在信中也是写了大量的废话才说到点子上。他小心翼翼的写道:
“我们认为,圣人如法王路易九世,他在从事基督教的伟大事业(指1250年的东征)时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人马死于瘟疫,他本人也兵败被俘,我们不得不为舰队失败的结果感到担忧。”
最后巴斯克斯冒险的写道,或许应该为舰队的安全更多的祈祷。然而这对国王来说如同对牛弹琴,他愤怒的回道,“我希望上帝不予许这样邪恶的事发生,只因我所做一切皆为上帝。”
接下来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接着过了三个星期,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舰队可靠的消息传到西班牙。帕马公爵派遣了一艘夹板船前去苏格兰与西班牙舰队接应,然而远到利斯也没有见到任何西班牙的船只,于是便折返了。在巴黎,门多萨一直在致力于收集有关舰队的任何信息,然而大部分都是从英国来的,他把这些无用的信息丢到一旁。然而,关于英国自己国内舰队的消息,他却格外重视,消息表明女王的船只正在重新集结,可能是在筹划对西班牙的反攻。他向马德里发出了一封加急信,并于9月20日送达。收到信后国王大臣们立即向所有的主要港口发出命令,确保无论舰队何时返航都有人接应,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港口里的士兵和水手上岸,无论发生什么都得坚守岗位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然而仅仅四天后,这一切行动的愚蠢变得显而易见,因为祖尼加衣衫褴褛的回到了西班牙的宫中。
祖尼加在8月21日离开设德兰群岛时候,所在的位置是“北纬61度,距西班牙约300里”,他带着麦地那西多尼亚、博瓦迪利亚等人关于英吉利海峡之战及之后面临的困境的报告,他本人也提出为舰队返航提供所需补给药品与口粮。然而,不幸的是,祖尼加的夹板船同样被风暴吹散,这一贻误导致了船上的人们蒙受巨大的困难,因为在增援的物资抵达之前,舰队残余的船只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挣扎的返航到西班牙北部的港口。
9月21日,西班牙舰队离开拉科鲁纳港的两个月后,在进行了5000里的冒险后,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亲率8艘饱经摧残的盖伦船驶入桑坦德港(Santander),迭戈·弗洛雷斯带着11艘船进入拉雷多(Laredo),奥昆多的米格尔跟着五艘船回到了比斯开的港口。两天后,拖着病态的身躯和带着沉重的心情,公爵口述了他踏上西班牙国土之后写给过往的第一封信:
“舰队蒙受的苦难与不幸,我无法向陛下表达,因为这些苦难与不幸在我所知道的航海生涯中闻所未闻......一些随我一起回港的船只里,整整十四天滴水未见。”
公爵的旗舰受损如此严重,以至于不得不用链条固定住船体以防接缝开裂。在7月份与公爵随船出征的500名船员中,“180人病死,四名引水员死了三个”(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确认了到菲尼斯特雷角的航线后,船上的人都认为那就是拉科鲁纳港,然而事实上距离那里整整100里远)。在航程中,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两件暖和的外套分别送给了一位冻僵的随船牧师和一个受伤的男孩,而他现在仅身穿一件单薄的外衣。船上的大部分幸存者大身染痢疾或伤寒,同时患上两种病的不在少数。至于公爵本人,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只剩下一口气,什么也干不了,即使我想......船上曾有60位仆人,疾病传播的如此之快,以至于现在仅剩一位在我身边。上帝因其所作的一切而被称赞。”
公爵尽可能的帮助自己可怜的船员。他向西班牙北部的城镇和教堂发出紧急求助,希望能提供床位和新衣物,令人称奇的是,他还要求他们为岸上的4000名病患提供“糖果、葡萄干、蜜饯”以补充营养。随着越来越多的船只艰难的返航,病患的数值持续上升。不少船上的状况糟糕透顶,在返航前三天,卡尔德龙(Calderón)的“圣萨尔瓦多”号已经消耗完了船上的最后一点淡水储备,船员拖着虚弱的身躯,抽水的速度远不及海水渗进船舱里的速度。奥昆多的旗舰在安全返航后不久,船上的火药库发生殉爆,船上100多人被炸死。其余一些不幸的船只要么一头搁浅在了坎塔布里亚西的海岸,要么相互撞在一起,原因要么是因为失去了船锚,要么是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操帆。
此时,仍有大量船只下落不明,到了10月份,在爱尔兰失散的船只的消息传来,然而依然真相不明,即使是幸存者也无法描述他们的经历:一位“华伦西亚的三位一体”号上的幸存者遭受精神创伤,以至于人们很难理解他所说为何物;当被问及这艘船沉没在哪时,他只能含糊其词的说“大概在爱尔兰最北端的海岬。”10月14日,越来越多的目击者抵达,他们证实了人们所担忧的事情。阿兰布鲁(Aramburu)和里卡德从布拉斯科特海峡逃离后,带着他们被风暴折磨的船和虚弱的船员返回了港口,并表示再也不想经历一次。他们的报告送到国王手里,菲利普回道,“我已获悉“,而他甚至不愿意去看这封信,“只因过于痛苦。”
又过了一个月,人们才完全得知这场灾难的严重性。11月10日,国王绝望的写信给了他的牧师兼秘书巴斯克斯:
“我向你承诺,除非能找到补救的法子......否则我们只能希望这件事从我发生过......而如果上帝不像我希望的那样降下奇迹,我只能希望在一切苦难传到我的耳中之前去往天国,这是我日夜祈祷的,以免见到更多的厄运和耻辱......一切只写与你看。上帝,希望这些担忧只是我的误解。但是我打心眼里并不认同。相反,如果上帝不主持公道,我们将比任何人都更快的获悉更多的这种恐怖之事,而惨状我们已经有所见闻,这就是上帝有意惩罚我们的罪恶。”
西班牙舰队最终的损失令人震惊。在出征的130艘船只,现在明确返航的只有区区60艘:44艘回到了桑坦德港,9艘回到了圣塞瓦斯蒂安港(San Sebastian),6艘回到了拉科鲁纳港,祖尼加的小船则到了勒阿弗尔。其中一些下落不明的船只,尤其是小型船只及那些笨重的商船,很可能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返航回到了他们的母港。然而,根据最低的估算,舰队中起码有三分之一的船直接沉没或者失事。博登多纳的黎凡特商船损失最为惨重,参战的十艘船最终只有两艘回到了西班牙。总用只有34艘主要的战舰幸存了下来,许多严重受损而不再适合航行,且分散在沿途500里的各个港口中。
火炮的损失同样惨重,尤其是格雷戈里·莱弗(Gregorio Lefer)和哈鲁特的雷米(Remi de Halut)为查理五世和菲利普铸造的昂贵的攻城炮。然而,火炮和船只的损失很快可以得到补充,但是训练有素的船员和士兵得到替补在短时间内绝非易事。除了那些在战斗中丧生、在海难中遇难以及在爱尔兰惨遭杀害的人,还有数千人因为疲劳、脱水和饥饿而死。在舰队决心绕道不列颠岛北上时,每个人的配给被大幅度的削减,然而即使这样,他们也很快消耗光了自己的口粮。从那时到返航到西班牙的整整45天里,一些幸存者只得到了30天的口粮,而这已经算多了。同时,这些人还要忍受北大西洋极端的寒冷,据幸存者讲述,每艘船上几乎每天都有四五人冻饿而死。而即使在返回渴望已久的西班牙后,许多人也未能从苦难中恢复。唐·奥古斯汀·梅夏(Don Agustín Mexía)的步兵团(tercio)在出征前的5月份共有2659人,然而到了年底,这个团里仅剩下大概1000人。在远征中折损的兵力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了。到了第二年的1月份,那些曾在舰队中服役的船员的亲朋好友仍在各个港口奔走,试图弄清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然而,与伊丽莎白及其政府形成了鲜明的是,西班牙征政府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给这些人善后。菲利普一直在保证他忠实的士兵和水手得到应得的薪水,1588年12月,当菲利普得知当年舰队中的一些老兵在没有收到军饷就被匆匆辞退,国王立即告知他的指挥官们:
“你们这种做法,不仅与基督的仁爱相悖,我的个人意愿也不能容忍,那些为我服役之人,不仅你们要支付欠下的薪水,在允许的条件内也应当得到应有的奖赏。”
如此,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在辞退士兵之前必须将他的服役记录和拖欠的军饷告知战时议会,以便安排适当的补偿金。
事后证明,即使损失了如此多的兵力,补充起来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难事。1589年8月,又有3万多人加入到西班牙舰队中,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和北部的海岸充当守军。然而他们现在在不同的、缺乏经验的军官麾下服役。到了年底,几乎没有任何当年身居高位的舰队指挥官还在军中:圣克鲁斯侯爵,奥昆多,雷瓦和蒙卡达早已离开人世;瓦尔德斯,吕宋和皮门特尔仍作为战俘而被囚禁;迭戈·弗洛雷斯被关进了西班牙的监狱;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和博瓦迪利亚身体状况堪忧,第一时间就离开了舰队。最可悲的莫过于里卡德,在西班牙舰队出征那年,他已是62岁高龄,在舰队起航之前不幸患上了关节炎,在自己的床上度过了许多时日,然而,他依然拖着病重的躯体来到甲板上,指挥他的旗舰进出布拉斯科特海峡,最终回到拉科鲁纳港。他的旗舰在出征前共有500人,一种170多人在归途中丧生,幸存的人每天仅剩下4盎司饼干的口粮,病饿交加。10月14日里卡德被背上岸,他拒绝与亲人朋友见面,在给国王口述了简短的安慰信后便去了一个修道院里寻求慰藉,九日后离开人世。
就像西古恩萨的何塞(José de Sigüenza)修士在不久后写的那样,这场远征的失败是“西班牙六百年来最沉重的灾难。”他的同僚,Jerónimo de Sepúlveda修士对比表示同意: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不幸:
“永远值得为其哭泣.....他(指远征的失利)使我们在热情的民众心中失去了尊重与名声,他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哀悼之中,人们纷纷议论的除了此事他别无他物。”
在西班牙之外的地方也是如此,菲利普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意大利,增恶西班牙的反对势力又重新抬起了头;在法国,那些公开支持西班牙的人失去了支持——1588年12月,吉斯公爵亨利一世在法王亨利三世精心设计的鸿门宴中被害。在尼德兰,帕马公爵放弃了他在法兰德斯海岸的部署,在进行了一些掩人耳目的动作后,他率军围攻了荷兰城镇贝亨奥普佐姆 (Bergen op Zoom),然而在六个星期后无功而返,就像伊丽莎白兴讥讽的那样,“陆路还不如走海路”
胜利的英国和荷兰国内不乏幸灾乐祸之人。在莱顿,“圣马特奥”号上巨大的战旗被高高挂在圣彼得教堂内,唱诗班歌颂当地吟游诗人做作的一首拉丁语的爱国歌,题为西班牙的薛西斯舰队;8月21日,这首诗首次在当地的文学会发布,西奥多·贝扎(Theodore Beza)、菲利普·马尼克斯(Philip Marnix)和其他加尔文派诗人的拉丁诗句在后来的聚会中被宣读。在英国,由此创作的民谣多过颂歌,不少于24首关于西班牙舰队的民歌流传了下来,甚至伊丽莎白本人也亲自做了一首打油诗,然而,与其他大部分歌谣一样毫无艺术价值。反对西班牙的新教诗人孜孜不倦的创作关于西班牙舰队的黑色传奇,并疯狂般的乐在其中:一首诗就讥讽吃下西班牙人血肉的海鱼断子绝孙,只因染上了人类的性病。(原诗:anonymous Skeltonical Salutation or Condign Congratulation and just vexation of the Spanishe Nation,which assured its readers that the fish which had feasted on Spanish blood could not pass on,through their own flesh the venereal diseases thereby acquired!)
















不过也有严肃性的宣传,伯利男爵在9月份托人出版了一份名为《从英国寄给门多萨大使的一封信的复件》(The copie of a letter sent out of England to Bernadino Mendoza)的小册子,据说原件是一封英国耶稣会士写给西班牙驻法大使的信,信中对他的豪言壮语和吹擂的落空感到遗憾,并详细提及了西班牙舰队进攻英格兰不正当的出师之名、伊丽莎白值得称赞的对策、战役的全过程、西班牙船只的名字及遇难的人员,信的最后是英国舰队安全的回港。这封信的结束语简短而响亮:“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不幸遭遇的叙述就此为止”。“无敌”(INVINCIBLE)这个单词被故意大写,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西班牙人自己从未使用这个名号形容自己的舰队;随后,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和德语版陆续问世,所有的翻译本统统提及了“无敌舰队”这个反讽的称呼。伯利男爵起的这个巧妙而尖酸的绰号传遍了整个欧洲。
英国对于西班牙舰队战败的反应并不只停留于讥讽之中。伊丽莎白尝到了战胜西班牙的甜头,并急切的希望扩大胜利果实,而唯一的问题只是如何取得再次胜利。8月初在布尔堡进行的和平谈判现在已经进入尾声,谈判宣告破解;而荷兰人无论如何也再不情愿卷入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因为菲利普并没有保证在战争结束后屈从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反,对于信仰新教的荷兰联合省来说,西班牙舰队的失利什么也没有改变,尼德兰战争仍在继续;然而实际上,他们在6月份便同意了资助法国于格诺派领袖纳瓦拉的亨利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在接下来整整一年里,伊丽莎白盼不到自己的盟友,然而的确在1589年恳求荷兰盟友协助其直接进攻西班牙本土。
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共和国,谁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一次这样的远征。在与西班牙的连年交战中,联合省几近破产;至于英国则在整个西班牙舰队远征期间耗光了40万英镑。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和枢密院依然决定派遣一支舰队摧毁在西班牙北部港口中进行修复的当年远征舰队的船只,而英国远征队起码要明年春天才能离港。由于缺乏资金,伊丽莎白被迫让海狗们代以报复,筹划让包括德雷克在内的探险家团伙带走自己的一些船,连同他们自己的舰队共80艘船在60艘荷兰运输船的支援下杀入西班牙;然而在掠夺战利品之前,他们必须确认西班牙舰队被彻底摧毁。
这两种目标的冲突的严重性显而易见,而德雷克面临的情况则更加糟糕:旗舰上的“葡萄牙王位覬覦者”唐·安东尼奥希望能借他之手夺回祖辈的王位。最终,由于这种目标的冲突,远征队几乎一无所获。一开始他们成功的袭击了拉科鲁纳港并摧毁了三艘西班牙舰队的船只(包括里卡德的“圣胡安”号和博登多纳的Regazona号),但随后英国舰队并没有向东航行到桑坦德港和圣塞瓦斯蒂安港,而是航到了里斯本,因为据一位细作所述,港中的西班牙战舰“被卸下了全部的索具、船上的火炮被带到了岸上”。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行动,一方面英国舰队疏远了荷兰盟友,剥夺了他们掠夺战利品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伊丽莎白的保守,舰队事先并没有准备攻城所需的皇家大炮,里斯本固若金汤。远征队只得驶向亚速尔群岛,掠夺往来的西班牙运宝船队,通过这种“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方法对西班牙造成打击。然而上帝开了个玩笑,这些倒霉的伊阿宋们被南风吹回了英格兰的海岸。这次斥资10万英镑的远征行动仓促收尾,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战利品,甚至西班牙人的损失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女王的舰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害,船上的10000多名水手非死即病。德雷克蒙受耻辱,直到1595年他人生最后一次航行时才重新接回了指挥舰队的权利。
失败导致的灾祸远不止如此,远征舰队的失利使得英国将1588年的战果转化为持久性胜利的唯一机会破灭了。而菲利普也不打算放弃战争,他一克服由西班牙舰队失利导致的精神危机,就确信西班牙的命运以及上帝高深莫测的安排,是让他增强而不是减少对北方异教国家的征讨。1588年11月12日到26日,在一系列坦率而几乎无人知晓的文件的记叙中,国王与他的议员商讨和谈而不是战争的事宜。然而他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怀疑:“从一开始,我就因受到上帝的感召,为了效忠我们的主,为了捍卫主的圣道,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发动了这场舰队的远征。而我现在仍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尽我们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发生的灾祸反而让我加剧了这一信念。”议员们立即同意了,一致认为应当把战争维持下去。国王欣喜若狂,夸张般的赞赏了他们的决心,并向他们承诺:“就我而言,我将力尽所能,永不放弃为了上帝的圣道和国家的利益而奋战。”
为了改善舰队的状况,西班牙政府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对那些曾在当年舰队中服役的幸存船只加以改造,并在坎塔布里亚港 (Cantabria)的造船厂新建了12艘1000多吨的被称为十二使徒的巨舰:仿造英国战舰设计;船上的火炮身管长度被削减到合适的长度;口径规范化。这不仅仅是停留在自娱自乐:在当年结束前,国王与在当年战役中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舰队指挥官博登多纳进行了热情的讨论,商讨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入侵英格兰的计划。
然而一切都落了空。在1596年和1597年,西班牙舰队两次远征英格兰,然而都被英吉利海峡的风暴击退。相反,仅仅在1589到1591年间,英国私掠船就从隶属于菲利普的商船中掠走了价值40万英镑的财宝;这些运宝船源源不断的被劫掠,直至1604年战争结束。与此同时,英国军队继续协助荷兰共和国的抵抗,帮助纳瓦拉的亨利在亨利三世被刺后登为法王;并在1595年洗劫伯南布哥港,1596年洗劫了加的斯,1598年洗劫了波多黎各的港口。几乎就在同时,荷兰人从海上发动袭击,派遣更多的私掠船进入加勒比海、印度洋、直至太平洋以篡夺伊比利亚人垄断的海上贸易并摧毁他们的财产,即使在1607年在欧洲达成停火协议后,荷兰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生命线的袭击仍有增无减。
显而易见的是,西班牙舰队没有达到圣克鲁斯侯爵、帕马公爵和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在1586年的计划及菲利普在1588年的训词中的任何战术目标。跟有严重的是,舰队的失利打破了许多人对西班牙实力的幻想:这让荷兰和英国的私掠船变本加厉的夺走伊比利亚人在海外的财产,给荷兰共和国平息国内主和派的声音助了力,坐实了西班牙无法将天主教势力渗过北海。而最重要的,他沉重的打击了西班牙人的自信心。随后的最初的文学作品通常表达幻灭之意(desengaño ),如以帝国为主题的嘲讽史诗《宫廷侍女对远征勇士的送别》(Farewell of the ladies of the court to the gallants sailing on the Armada)就借着侍女之口嘲讽了他们的命运,暗示他们除了一身的创伤、不适和病痛一无所获。而在1588年后,这一流派的作品越来越多。
回顾过去,大多数文士,甚至是西班牙本土的文士都将西班牙舰队的失败作为帝国衰落的起点,然而,这只是后知后觉的智慧。在当时及随之而来的后果中人们通常只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对英格兰的战略是否真的能实现,二是若能实现,舰队的失利将由谁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