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一、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上古学术，其祥难言。据春秋而论，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大祭前有会猎，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誓书的保存，便成后来之历史。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气候，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依时耕稼。并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史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之第一事。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阶级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学术三者，还保着最亲密的联络。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一方面贵族对礼文逐次铺张，一方面他们对礼文又逐次不注意，于是贵族中间逐渐有“知礼”与“不知礼”之别，遂有所谓学者开始从贵族阶级中间露眼。在贵族阶级逐渐堕落的进程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于是王官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称为新兴的百家。

二、儒墨两家之兴起

“王官”是贵族学，“百家”是民间学。百家的开先为儒家。儒家的创始为孔子。孔子宋人，其先亦贵族，避难至鲁，其父叔梁纥，获在鲁国贵族之下层。孔子曾为委吏，又为乘田，常在贵族家里当些贱职。然而孔子却由此习得当时贵族阶级种种之礼文。孔子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孔子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和其本源。孔子遂开始来批评当时贵族之一切非礼。孔子的批评，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一面是人道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孔子在鲁国做过司寇，主堕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然而孔子未获竟其志。自此出游卫、宋、陈、楚诸国，十四年而返鲁，孔子已老。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动，一面却招收许多学生。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而孔子的教育事业却留下一个绝大的影响。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

继续儒家而起者为墨家，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孔子有教无类，据说墨子亦在孔门受过教，后来他却自创教义。墨子对于当时贵族阶级的一切生活，抱着彻底反对的态度，因此有“非礼”、“非乐”的主张。儒家讲究礼、乐，墨子非礼、乐，故亦“非儒”。墨子反对礼、乐的主要观念，在反对其奢侈。墨子的正面理论为“节用”。墨子认为贵族礼中最无用即最奢侈的莫如丧葬之礼，故墨子提倡“节葬”。儒家说丧葬之礼乃人之子自尽其孝，墨家却说应该“视人之父若其父”，与其用在死人的身上，不如用在活人的身上，所以墨家说“兼爱”。儒家提倡孝弟，根据于人性之“仁”，仁只指人类内心之自然的倾向与自然的要求。墨家提倡兼爱，反乎人心，所以墨家要说“天志”。要依照天志而兼爱，要视人之父若其父，便绝不该在个人或家庭生活上浪费和奢侈。墨子在兼爱的主张下面，要人类全过一种平等的生活。墨家要把当时社会上最劳苦的生活，即刑徒役夫的生活，作为全人类一律平等的标准生活。他们在理论的组织上提出天志，在历史的教训里提出大禹。他们说：“非大禹之道，不足为墨。”所以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但是墨、儒两派，有他们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激烈，可说是左派。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极端的右派，则为后起之法家。极端左派，则为后起之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皆属右。道家、农家、名家，皆属左。惟从另一面看，右派皆积极而向前，因其比较温和，得保持乐观故。而左派常偏于消极与倒转，因其比较激烈，易陷于悲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