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第一卷）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 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适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一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一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授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种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识，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社 告

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四、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期祷。 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改正。 5.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原件中的衍文或明显有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口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