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里·哈利洛夫和他的时代2

授权翻译，译自2023年2月出版，由伊琳娜·察廖娃（Ирина Царева）所著的哈利洛夫中将传记瓦列里·哈利洛夫和他的时代（ВАЛЕРИЙ ХАЛИЛОВ И ЕГО ВРЕМЯ）

第二章 “生活是最好的评估”

 

被赋予的名字使人成为如此之人

阿尔卡季·卡茨（Аркадий Кац）

 

当然，我们都不会自己给自己取名，一般都是父母为我们取名。然而，名字的选择往往都会具有某种神秘的、近乎是神奇的含义，能够预先决定一个人命运中的一些重要事情。

 

占星学家们说，名字和姓氏相和谐的人在一生中会更容易成功。在这方面，有趣的是，我觉得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字似乎验证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毕竟，就如俗语所说的那样，“无论你如何称呼一艘船，它都会航行！”（Как корабль назовешь, так он и поплывет!，出自动画片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капитана Врунгеля"，意为名字往往和命运相联系，或种下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

 

姓氏分析与研究中心的专家们发布了有关哈利洛夫这个姓氏起源的有趣事实。他们指出，这个姓氏“属于在俄罗斯广泛存在着的突厥语系的姓氏类型”。在突厥语系姓氏大家庭的年轻姓氏中，就有着哈利洛夫这个姓氏。这一姓氏的祖先可以追溯至名字“哈利勒”（Халил/Khalil）。从突厥语中翻译过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忠实的朋友”、“正直的人”、“安拉的宠儿”。

 

网站onomastikon.ruwroishogdenie-familii-halilov.html提供了此类有关的信息。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哈利洛夫这个姓氏在俄罗斯境内及邻近国家并不常见。在古代文献中，拥有这个姓氏的著名人物是15-18世纪时来自俄罗斯穆罗姆地区的拥有沙皇特权的居民。对这个姓氏的最初记载可以在伊凡雷帝时期的古俄罗斯人口普查书中看到。当时沙皇对所有受人尊敬的美丽姓氏做了专门的保留名册，只授予那些立下特殊功绩或被奖励的亲信。因此，这个姓氏有着自己的初始内涵，并且是十分特殊的……

 

当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本人被问及“一个俄罗斯人从哪里会得到一个如此的姓氏？”这一问题时，他回答道：“这很难说。也许在我遥远的先祖里有着突厥人、鞑靼人或者阿拉伯人，又或者出于未知的原因本应是个绰号的这一名字被流传了下来……这个姓氏似乎是个鞑靼姓氏，虽然我也曾经遇到过使用同一姓氏的塔吉克人。一位来自以色列的音乐家告诉我哈利勒在希伯来语里是‘长笛’的意思，而在阿拉伯语里是‘小号’的意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事实证明，这个姓氏甚至已经决定了我们家族的职业。”

 

“瓦列里”这个名字本身就与起源于古罗马的名字“瓦莱里安”（Valerian）和“瓦列里乌斯”（Valerius）有关，意为精力充沛、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很强壮的人。在瓦列里这一名字的背后，是总有着难以置信的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身能力的自信。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能够找到积极的一面，并会让大家放心，说服大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过，尽管这个意志坚强，被许多人简称为瓦莱拉的人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了成功和显赫的地位，但人们有时候还是会为他冲动的行为和奇怪的决定而感到惊讶。

 

在瓦列里的性格中，诸如坚忍不拔、正派、坚持原则、认真等品质十分显著。没有任何一个团队不会为他着迷：瓦列里总是可以轻松地担任起领导者的角色。他不惧怕任何困难，总是迅速而自信地向他的目标走去。他做事总是很有目的、对周围的人和事保持忠诚、渴望赢得一切——这些都是他周围的人所欣赏他的特点。瓦列里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他能够不需要说太多就领导起一个团队。他最感兴趣的圈子是科学与创作。瓦列里一直以来都没有停下过提升知识的脚步，总是把自己沉浸在文学当中对他而言这是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要求。他绝对不会忍受一份自己不喜欢的职业，在把自己的能力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之后，他可以在职业上达到惊人的高度，建立出一个出色的职业生涯。

 

***

我在一个如天堂般的村庄里长大

 

V·哈利洛夫

 

我们的三观（Мудрость）总是主要来源于父母和祖父母的。一开始你只是记住了它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开始理解它们。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把这传承给你的孩子和孙辈，把这作为一种价值观代代相传。

 

我们的记忆总是倾向于淡忘那些过去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遭遇和印记。许多以前看起来重要的东西都被逐渐抹去，变成了一抹无法分辨的剪影。但有些人，有关他们的记忆会被小心翼翼地珍视一辈子。人对记忆的保存应该是长久的，应该是珍而重之的，人不应该只记住那些大事，却忘记掉小的事情。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哈利洛夫于1952年1月30日出生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铁尔梅兹市的军乐指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哈利洛夫（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Халилов）和他的妻子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维诺格拉多娃（迪米特里耶娃）（Клавди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Виноградова（Дмитриева））的家庭中。

 

所有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母亲那边的亲戚都来自弗拉基米尔州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的房子并不多，名字却很可爱，叫做诺温基（Новинки，上一本书叫哈利诺村，但确实在其他文章中看过诺温基这个称呼，怀疑是不同时期这个村庄有不同的名字）。它坐落于小谢勒达河（Малый Шередарь）边。在20世纪初之前，诺温基村和邻近的高尔基村（Горки）之间的河上还有一个小水坝和一个水力石磨。在苏联时期，村里有着一个畜牧场，在1926年人口达到了144人。现在居住在此的大部分是夏季前来休闲的附近城镇的居民。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哈利洛夫家族档案中的照片捧在手中！这些并不仅仅是普通的黑白照片，更是整个家庭的故事。它们不仅仅是生活中定格下普通一帧，更是捕捉了过去的感情、心情与气氛。虽然它们已然发黄、有些已经破烂不堪，但它们依然连接着这个家族的过去和现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

 

 

20世纪初，外婆佩拉格娅·谢尔盖耶芙娜·马尔科娃（Пелагея Сергеевна Маркова）和外公瓦西里·叶菲莫维奇·德米特里耶夫在这里出生。他们的出生证明上如此记录：佩拉格娅·谢尔盖耶芙娜·马尔科娃，出生于1902年9月27日；瓦西里·叶菲莫维奇·德里特里耶夫，出生于1889年2月23日。出生地为伊万诺沃州基尔扎奇斯基（Киржачски）区诺温基村。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的姐姐柳德米拉（Людмила）如此回忆道：“我们的外公瓦西里·叶菲莫维奇·德米特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Ефимович Дмитриев）是一个木匠。一般来说，所有的村子的手艺人都根据某种方式划分好了工作范围：赫梅列沃的木匠擅长制作木桶，而我们村子则有制作家具的木匠。当他们莫斯科进城找工作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成群结队的。而他们的妻子则都留守在村里。”

 

当地历史学家，基尔扎奇荣誉市民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罗托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тов）在他的书里这样写道：“基尔扎奇和波克罗夫斯克的木匠，他们被叫作‘阿尔古’（Аргыны）。他们以一种不同寻常又独一无二的方式加工木材。他们在18-19世纪依靠手艺在阿尔古诺沃（Аргуново）村附近的一个小地方扎根。这一片地区有着500个村庄，严厉的祖父们从小就教导他们的孩子去感受木材的力量。……阿尔古们是按照各自所长进行划分的：有些人负责收集木头，有些人负责建造木屋，有些人专门负责制作木家具，第四波人则是负责制作有雕刻的镶嵌木地板。……阿尔古们的创作能力和客户的富有程度主要是依靠房子立面上木制品图案的复杂性和准确性来判断的。在19世纪，基尔扎奇（Киржа）和皮奥克洛沃（Пиокрово）市市中心的豪宅，菲涅沃（Финеево）、斯托罗沃（Старово）、萨尼诺（Санино）、伊利金诺（Илейкино）、尼基弗罗沃（Никифорово）等村子的富农家庭，都以非常优雅美丽的外墙而著称。”

 

德米特里耶夫和马尔科夫的家族属于同一类的木匠，很受尊重，人们对他们很是需要。在他们的家族中，木工的技巧代代相传。但他们也不仅仅只是普通的木匠，他们还对木材的种类十分了解，又十分有艺术的眼光和品味，能够据此来对不同的木材进行不同的装饰。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十分热爱自己的事业并且为之努力。直到现在，在哈利洛夫一家在村子的房子里，还保存着一张由他的外公瓦西里·叶菲莫维奇亲手制作的沙发。而柳德米拉保留着的一个带抽屉的柜子和一个厨房的橱柜也是在那些年间传下来的。家里还留有着许多由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亲手制作的小的手工艺品。也许这种对木头和手工艺的热爱，正是从他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

 

德米特里耶夫一家有四个孩子——佩拉格娅（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未来的外婆），她早夭的一个姐妹，以及两个兄弟谢苗（Семён）和瓦西里（Василий）。

 

在战前，普通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也不多姿多彩，但是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坎坷，他们依然知道如何去得到幸福、快乐和成功，如何去抚养和教育孩子们。

 

***

战争的悲剧并没有放过迪米特里耶夫一家。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的外公瓦西里·叶菲莫维奇以一名士兵的身份陷入了包围圈。当他们的队伍走出包围圈的时候，他们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审查——审查他们到底是不是敌人。直到审查人员得出这些人并非是敌人的结论之后，才开始对他们进行医治。但那时他已经长了坏疽，不得不把一条腿从大腿处进行截肢。不久之后他就因为伤势过重在家中病逝。

 

佩拉格娅·谢尔盖耶芙娜的兄弟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是一名飞行员。1942年，家人们收到 了一封来自他前线战友的信（列宁格勒州，新拉多加）。这封信现在被保存在家族的档案中。“在1942年3月30日，您亲爱的兄弟、我们的战友，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马尔科夫（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арков）死在了该死的法西斯的子弹之下。他在完成指挥部布置的战斗任务时战死在了战斗岗位上，英勇地战死了。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是一名勇敢的、大胆的、无畏的斯大林的猎鹰。他摧毁了许多法西斯的败类，无愧于一名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的成员。他如鹰般的子弹杀死了数以百计的入侵我们祖国的强盗，也曾击落过两只黑色的纳粹风筝……我们的朋友的那些美好记忆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名字也书写在了为我们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战的历史之上。佩拉格娅·谢尔盖耶芙娜！战争就是战争。我们将一同分担悲痛，而对此最好的回应就是复仇，残酷的复仇，直到侵略者被摧毁殆尽，而在那时把在我们祖国土地上肆虐的野蛮团伙彻底清洗的时候也很快就会到来……。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所在的营队已发誓要为他报仇，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朋友、您的兄弟向纳粹魔头们发起报复。”

 

由于他的英勇、无畏和成就，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获得了苏联的两个军事勋章——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

 

我们只能猜测这并非是一个巧合，不过在1942年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的妈妈，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改大了自己的年龄，自愿上了前线，在整个战争期间，直到1945年她都作为一个高级无线电电报员度过着。

 

在1985年，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维诺格拉多娃被授予二级卫国战争勋章。这一勋章是授予给那些为苏军战斗行动的成功做出了贡献的军人的，以表彰他们的勇敢、鉴定与勇气。

 

***

自孩提时代起，我就跟随着父亲在各地军营游历。

军营的味道直至今天对我而言依然生动而形象——

那是我早已品尝遍了的……

 

V·哈利洛夫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的父亲，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哈利洛夫，在1925年5月2日出生于纳曼干。在那里，除了上学以外，米沙·哈利洛夫开始在一支业余管乐队里学习如何吹小号。这支乐团由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雅科夫列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Яковлев）领导。他非常鼓励他的学生不要放弃音乐的学习，并建议他到纳曼干去。米沙（Миша）在那里毕业于以斯大林命名的师范学院，而学院里也有一支管乐团。

 

不久之后，米哈伊尔·哈利洛夫动身前往塔什干成为了那里的音乐学校的学生。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回忆起这段插曲：“爸爸小时候吹过小号，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男孩，于是被建议到那里去，而他也立马就考进去了。这是一所难得的好学校，很多著名的军乐家都是从那里开始接受专业教育的。”

 

后来我有一次在Facebook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塔什干国立音乐及艺术中等专业学校（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м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 лицее музыки и искусств Ташкента，在此前《瓦列里·哈利洛夫：要热爱生活的一切》中因未给全名以及这所学校历史变迁较大的缘故，我将其错以为是塔什干国立音乐学院）的文章时，我对其很感兴趣：

 

“国立音乐及艺术中等专业学校正在庆祝它的成立70周年，和所有此类学校一样，它也有着自己的历史。一开始，这只是一所于1944年在塔什干成立的军事音乐寄宿学校。12年后，在1956年它更名为国立寄宿学校，2011年在这基础上创立了国立音乐及艺术中等专业学校。”从这篇文章来看，塔什干的“红军军事音乐学校”的诞生年份是1944年！显然，男孩米沙·哈利洛夫（瓦列里·哈利洛夫的父亲）在战争年代曾在这里学习？顺带提一句，第一批军事音乐学校于1918年在塔什干和彼得格勒开办。这些学校后来在1937年为有音乐天赋的孤儿再次重新开放。在战争期间再次有所调整，许多孤儿被送到这些学校并抚养成人。1941年，敖德萨和沃罗涅日的音乐学校被立即搬迁到了塔什干（直到1943年为止）。而第一所莫斯科学校则是搬到了浩罕，第二所莫斯科学校则搬到了纳曼干（1941-1944）。而且一直都在招收学生！

 

而这也与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父亲的回忆相吻合：“在战争期间，十名最优秀的男孩被从这所学校里选出，从塔什干送到了莫斯科去成为第一所军事音乐学校的学生。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然后在1947年进入了莫斯科军乐指挥学院。”

 

在学院学习期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正在那里当文员的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妈妈后来向孩子们讲述了他们的相遇是怎么发生的，并让对方成为了互相一生的选择。“那天你们的父亲正在学院门口的检查站站岗，当然他没有浪费那段站岗的时间——而是拿着指挥棒在练习。当我走过检查站的时候，我许下一个愿望：如果他用他的指挥棒碰了我，那么……然后我经过检查站的时候，我听到他命令道：‘停下！’，并且感觉到这位指挥的指挥棒碰到了我的肩膀。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一次以外的‘撞见’，而是蓄谋已久的‘攻击’”……

 

在1951年从军乐指挥学院毕业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得到了在苏军驻德集群中服役的机会。但他却决定回到中亚的突厥斯坦军区，因为他对这个地区十分熟悉。

 

***

随着我工作的不断进行，我意外地遇到了许多与哈利洛夫家族的命运曾有过或这或那的联系的人。其中一个绝对可以说是个杰出和独特的人是乌米德·萨德斯基科维奇·古巴耶夫（Умид Садцыкович Губаев）。他是一位从前的军乐指挥、红场胜利日阅兵的参与者，以及退役上校。他是一个有着漫长且有趣的人生的人。现在他住在阿尔马维尔，是市退伍军人委员会的成员，市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辅助委员会主席，也是一名参与青年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分子。他曾获得过许多奖章和荣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一个91岁的退休老头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

 

他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哈利洛夫从前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在青年时代，他们先是一同在军乐指挥学院度过，然后又一起在中亚服役。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是对于那些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他都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在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纪念之夜时在莫斯科亲身见到了他，而他也立马同意了分享他的回忆。这些回忆很生动、很有表现力，充满了他对朋友和家人的爱。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我将在此不加删改地引用它们。

 

 

U·S·古巴耶夫

 

“我在铁尔梅兹及其之后的生活”

 

我与米哈伊尔·哈利洛夫的联勤。

 

铁尔梅茨市在我的生活和我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实这个远离安集延、费尔干纳、奥什和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小镇一点也不舒适，甚至可以说在那里连正常的生活条件都被剥夺了，那它又是为何能吸引我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从军乐指挥学院（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军乐指挥系）毕业之后，我的朋友米哈伊尔·哈利洛夫和我，根据我们自己的申请，被分配到了红旗突厥斯坦军区。而我们的同学雅沙·巴塔洛夫（Яша Баталов）则被立即派往了苏军塔什干军事音乐学校担任大号班级的老师。

 

我度过了一个喧闹而欢乐的假期，在塔什干、费尔干纳、安集延和奥什探访了我的亲戚和朋友们，然后前往突厥斯坦军区总部，拜访军乐处处长梅尔尼琴科（Мельниченк）中校，以得到我的第一个军官职位。您应该能想象到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匀称而强壮的少尉走在塔什干的街道上走向他的命运的样子。而我就是这样，踏着清楚的正步走到他的面前，并报告道：“中校同志，古巴耶夫少尉向您报道，请求您为我安排职务。”当我看到我的新上司看向我的严厉眼神时，我的内心是多么的绝望！我愉悦的心情去哪了！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路人投以的微笑——通通都一下子被我忘诸脑后了。然后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清楚地斥责道：

 

“多么可耻！您，一个来自斯大林军官团里的斯大林的军官、军乐指挥学院的毕业生、杰出的学员，竟然请求一位妇女，虽然她是苏联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哈莉玛·纳西罗娃（Халима Насырова），竟然请求她让军区司令员I·E·彼得洛夫（Петров И.Е.）大将下命令把您留在塔什干！是吗?”

 

“没有！”我回答道，“我没有向任何人这样请求过！这也许是我的某个亲戚自己去提的！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无论我的祖国派我去哪里，我都会在那光荣地服役！”

 

“这才是我们行事的方式，军官的方式！”他感叹着，又补充道，“那我可以向司令员报告说你愿意去铁尔梅兹一年，然后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调你回塔什干吗？”

 

“去铁尔梅兹，对！然后是否回塔什干，由您来决定。”我说道，并敬礼。

 

“对了，”他说，“米沙·哈利洛夫，您的朋友，已经去了铁尔梅兹了，他还向我请求道能否把您也送到铁尔梅兹的同一个部队里去。所以去吧，你们两个人好好互相扶持！”

 

三个小时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份命令我为第1193摩步团军乐指挥的命令，和一份去铁尔梅兹市的旅行文件。而我就在那，在听着车轮和铰链发出的咔哒声中，深思着走向未知，期待着我的未来。唯一能让我感到平静的想法是米哈伊尔也在那里。事实上在突厥斯坦的士兵们中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谚语：“既然已经有了库什卡、铁尔梅兹和克孜尔-阿尔瓦特，上帝为什么还要创造地狱！”窗外，陌生的城市、村庄和风光一闪而过，在我的旁边还坐着一个穿着军装上衣外套的年轻男人，他的领子没有扣子，也没有翻领，衣服用士兵的腰带不正确地束着。我们交谈起来。原来他毕业于医学院，被分配到部队里当军医，但他要到部队里之后才能获得军衔。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了铁尔梅兹。一个又小又黑的车站，附带一个光线不足的车站广场——这就是现实与我的第一次会面。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是广场上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出租车、没有巴士，甚至连马车也没有，只有一辆旧卡车停在一旁，司机同意以3卢布的价格带我去就在3公里之外的城市。我把我的军官提包丢在卡车后面，坐到司机旁边，我们沿着一条石子铺成的路在傍晚的黑暗中飞奔。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城墙边，汽车很突然地从一个叫“北门”的狭窄大门开了进去，出了这个门向右走是一条黑暗的、新的道路，路的右边沿着路全是被称为“上海大厦”或者“中国城”的房子。一个巡警在检查了我的证件之后告诉我，我的部队城市公园的对面。一穿过北门，我的心情就变得好了起来，因为我们开进了一条灯火通明的笔直街道，虽然还是石板路，但是很宽敞，右边是军营，而左边则是一排砖瓦房。不过最重要的是，公园里正传来军乐队在演奏华尔兹的乐声。

 

我很高兴，兴致勃勃地走进部队的检查站，在那里我遇到了正在检查站执勤的上尉。当他听到我是个军乐指挥时，他感叹道：“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从前那个已经死了一年了。当然，他是个好人！他唱歌、跳舞和拉巴扬琴都棒极了，而且如果你听过他讲的笑话，你一定会笑死的！就像这样：п-и-и-и-л!!特别是在和爸爸（团长）在一起的时候。好吧，总的来说，他很好！那么现在，你到公园里去吧——那里有你的军乐队，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想想你今晚如何过夜。”

 

我，并不具备那些我前任被列出来的品质。我把我的行李箱留在了检查站，到公园去准备迎接我的命运。一进以马克西姆·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命名的城市公园，我立刻就淹没在了在五彩缤纷的小灯泡的照耀下的小路上来回走动着的情侣的喧闹声中。挂在路灯杆子上的扬声器正在播放着古典音乐。周围到处是谈话声和笑声，女孩们、年轻的女士们、中年女士们、先生们，所有人在这周日的晚上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再加上紧靠着公园入口处右侧的夏季电影院里传来的电影的声音，以及烤肉和其他东方菜肴的香味，还有人们的欢声笑语，四处播放着的音乐，这一切都在那地方周围形成了一种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气氛。

 

在公园深处有一个圆形平台，里面也满是散步的情侣，在左手边——有一个舞池，里面是在跳舞的年轻人和现在属于我的乐队。我走到舞池，在等他们一轮音乐结束之后，走到音乐家们介绍我自己。所有的音乐家们都很激动，表现得很开心。坐在单簧管旁的大士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并自我介绍道：“我是乐队的领班，代理指挥，长期服役的大士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格拉德科夫（Гладков 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我代表乐队里的所有成员，祝贺您来到了铁尔梅兹担任军乐指挥。现在您是乐队的指挥了。”我感谢他的热情欢迎，并说我会在这等到舞会结束，然后麻烦他帮我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大概半夜12点左右的时候，格拉德科夫和我走进了位于苏维埃街和十月街拐角处一栋在花园后的木制单层小楼里的“旅游者”酒店。这是市里唯一一间不需要特殊要求即可入住的酒店。酒店的接待员安排我让我在那住了一晚，并告诉我想要长住的话必须要有经理来处理，他将会在早上9点到。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自己的外套，把靴子和纽扣擦得锃亮，系好腰带和肩带，前往部队里去向指挥官进行自我介绍。到了团里，在完成了条例规定的所有要求后，我敲响了团长马尔克洛夫（Маркелов）办公室的门，请求进入的允许；开门后，我踏着标准的步伐走到他面前，把手举到帽子处，报告道：

 

“上校同志！古巴耶夫少尉作为军乐指挥来到您的团中继续军事生涯。”

 

“就像这样！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自我介绍！”他喊道，从他的座位上跳起来，指着我，转身向我在来时的车上的同伴说道，“你明白如何该进行自我介绍吗？现在，”他说着，指着正坐着的那人，“在这周里中尉会教您如何按条例穿着军装，如何走路，如何经历，以及军人之间如何互相称呼。在完成这些训练之前，请远离医务室，否则您将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并很难获得大家的新人。至于您，中尉，您很幸运：我们的乐队刚刚在军区里获得了第一名，奖品是——6个挂着小旗的号角——并且被允许永久保存。您已经安顿下来了吗？您会喝酒吗?”

 

（关于军衔的混乱，原文如此。古巴耶夫称呼自己为少尉млад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而团长说的是中尉лейтенант。理论上此时古巴耶夫应为中尉，因为军乐指挥学院/军乐指挥系的毕业生毕业后都是授予中尉军衔）

 

“我已经很好地安顿下来了。不过关于‘喝酒’——我不喝酒。”我回答。

 

“但我从来没听过不喝酒的音乐家。”他回答，笑着又说道，“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您需要我做出决定的——请尽管立刻来找我。现在到军官之家里去找军乐队，明天我会把您介绍给整个团。”

 

我靠拢并起脚跟并回答道：

 

“是的！”然后走了出去迎接我有趣的新生活。

 

第二天晚上，我去了第16军营拜访米哈伊尔·哈利洛夫，这座军营在城外的老炮兵营房那边，离第16定居点（cлобода）很近。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和我打招呼，打趣我道：

 

“您为什么，亲爱的未来中尉，为什么不首先来向本地驻军的军乐指挥，也就是我，进行自我介绍，反而先是坐车去见了团长？！”我附和着他的语气，回答道：

 

“我很抱歉，我亲爱的主人，我本来是要来见我的陛下您的，但我的魔法靴（сапоги-скороходы，斯拉夫童话中穿上走一步能跑很远的神奇靴子）把我拖进了团三驾马车的丛林里（三驾马车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对我们部队的称呼）。在今后我会改过自新，做您最忠实的仆人！现在请允许我给您一个拥抱，我亲爱的朋友米沙。”

 

我们放声大笑，紧紧地拥抱着彼此。这就是我们见面时发生的事情。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计划了未来的联合艺术表演计划，并确定了下来，还决定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会一直互相帮助。

 

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有四个满编的全职乐队供我们使用：三个来自步枪团，还有一个在第920炮兵团，同时还有两个非标准乐团——一个在坦克团，一个在边防分队。当地驻军的联合乐团由近120名音乐家组成。对于新手军乐指挥而言，这对他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考虑到当时在铁尔梅兹并没有音乐学校也没有剧院，只有在少年宫里有一支小型管乐队、一个合唱团，和学习演奏多伊拉鼓（Дойра）、拉巴卜琴（Ребаб）和巴扬琴的班级，以及一个舞蹈（芭蕾）团。所以我们立马就成为了市里的一个大乐团、一所音乐学校以及一支向群众传播古典音乐的音乐会乐队，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工作，甚至邀请了师部的指挥官、军官之家的领导、市和地区的共青团委员会以及市和地区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成员参与到其中。我们还和市里的“政治与科学知识传播协会（后来的“知识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协会由奥古斯汀·尼古拉耶芙娜·奥尔洛娃（Орлова Авгус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领导，她是一位杰出的、富有创造力的女性。我们定期在各个驻军营地、军官之家，以及市的劳动人民和孩子们面前举办关于音乐主题的讲座和音乐会。我们的节目包括来自M·I·格林卡（М.И. Глинка）、P·I·柴可夫斯基（П.И.Чайковский）、A·P·鲍罗廷（А.П. Бородин）等俄罗斯和国外音乐家的经典作品，同时也包含当代苏联作曲家I·O·杜纳耶夫斯基（И.О. Дунаевский）、A·I·哈恰图良（А.И. Хачатурян）以及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会常常在军官之家和市里的文化宫里举行，座无虚席。除此之外，凭借着优秀的训练和才华、音乐家们对进行曲良好而清晰的表演，以及在不同活动场合上总能合适地选取音乐，军乐队的音乐家们赢得了师部成员们和市民们的敬重。特别是在“五一”和“十一月七日”的游行，和全市的歌唱比赛中，军乐队的音乐家们参与得最为积极，还会帮助城市里的其他组织和学校学习唱歌。

 

总的来说，铁尔梅兹市拥有着最基本的乐队、丰富的乐曲库和市民们热情的态度，是我们培养指挥的专业素养和未来的领导能力的好学校。而我们的生活中也确实如此：我们多次被选为市和州的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并积极参加许多委员会的工作。米哈伊尔·哈利洛夫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曾担任苏联的国家大型交响乐团的指挥，并留下了富有音乐才华且受人尊敬的儿子和孙辈。而我在军队的最后几年曾经担任过地区里的民防参谋长和副主任，现在则是阿尔马维尔市退伍军人委员会的积极参与者，我参加了市里和区里的许多活动，还从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但这一切毕竟都发生在未来，而现在只是1951年。铁尔梅兹并没有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那副样子——宽阔的柏油马路、两旁种着细长的无法投下影子的树木、美丽的带有喷泉的广场、随处可见的广场和公园、建有多层建筑的新街道、现代化的商店和购物中心——在我们眼前出现。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年，它看起来要简陋得多，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铁尔梅兹直到1941年才获得州首府的地位（在此前是谢拉巴德）；其次，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也没有时间来发展我们的城市，直到五年之后国家开始努力恢复在那期间被摧毁的苏联国民经济时，才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想象一下，一个城市，在北面、西面和南面各有一堵坚固的城墙，而在其北面和西面则是各有着坚固的城门。南墙把城市分为两部分：俄罗斯城和亚洲城。俄罗斯城主要居住着军人家庭和第9、第10、第16军营的士兵的后代，他们被允许在这城市里定居，让他们可以在这里成家立业、开垦花园和菜园，为城市提供各种服务以及水果、蔬菜和其他绿色植物。因此，在这个市里就形成了第9、第10和第16三个定居点，这三个定居点都具有普通俄罗斯村庄的外观。

 

而在城市的亚洲部分，在那定居和生活的主要是商人和曾经的商人，他们建起石头房子、商店和带地下室的仓库、药房、医院、沿着南城墙的铁路、发电站、棉花厂、柠檬水厂、面包工坊和各种各样的建筑以及商业设施。他们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布哈拉犹太人、土库曼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整个城市的行政部分也坐落于此。

 

当我们走在城市里的俄罗斯城时，会发现这并没有多少街道。主街是苏维埃街，连接着火车站和两部分城市。列宁街平行于苏维埃街，从城市公园出发，经过师司令部、军事体育场到达北边的城墙。无产阶级街——从公园出发，经过军医院和以卢纳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命名的学校，到达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学校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城市的东侧没有设防的城墙，但是布置了带刺铁丝网和一座单独的要塞，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保护好军人的家属们。从苏维埃街垂直穿过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学校到要塞的街道上近乎没有任何住宅楼。但在左手边则立马出现了一个矗立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的广场，教堂被用作为艺术工作室，而广场本身——则是军事体育场。再往前就是上面提到的学校了，从学校一直到要塞都是无法通行的地方，只有一片土丘和干枯的荆棘丛。在同一条街的右边，紧跟着延伸出的是一片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们的营房式住宅，紧接着的是为军人家属们而建的实心砖房，之后就是建于1905年的以卢纳察尔斯基命名的学校了（它的前身师城市里的第一座体育场），在之后紧跟着的是一栋作为军队宿舍的单层小楼酒店。右手边的第一条街是直接通向边防支队的，它的右边是医院的围墙。在这之后这条街穿过十月街，经过两层楼高的“铁尔梅兹石油”大楼后，就到了城市的外面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整个城市都被金合欢树、杨树和其他落叶乔木的树荫遮盖着，它们为人们遮阳挡雨。这几乎就是城市的全部了。

 

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城市的飞速发展才开始在我们的眼前呈现。新的街道、高楼大厦、党委高高的大楼、带有喷泉的公园、广场、教育机构、医院、电影院、肉类加工厂、消费者协会的大楼、购物中心以及许多其他的建筑都在城市里出现了。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米沙服役的第1195团位于城外的第16军营，在从前（沙皇统治时期）那是第16炮兵团的驻地。之后，被称为第16定居点的退役士兵及其家属的安置点就在整个城市的旁边发展起来了。

 

在刚开始服役的那几年里，米哈伊尔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房子很小，院子里有淋浴设施和厕所，整体坐落在一个果园里，在后院还有一个精心打理的菜园。女房东玛丽亚·菲利波芙娜（Мария Филипповна）是一位善良且十分勤劳的妇女。她把房子打扫得很干净，还对米沙照顾有加。在8月还是9月的某一天，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来到了米沙这里。铁尔梅兹，它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它的“阿富汗风”、和它本身如同市场一般的城市，都并不符合克拉娃（Клава）的心意。然而，作为一名真正的军官的妻子，她并没有因从莫斯科来到铁尔梅兹这件事情怪罪任何人。虽然她已经怀孕了，但是她还是忍受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我们在军官之家举行新年舞会庆祝了1952年的到来，由于克拉娃留在了家里，米沙让我去带领乐队，在向我们祝贺了新年之后，他就回家陪克拉娃了。在1月底的某天米沙带了他的妻子去了本地医院的产房之后，然后就去了塔什干，是为了什么训练营还是什么军乐队的事情而去的，我不太清楚。2月初，当我正在乐队和业余艺术团的课堂上为普希金日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一个在检查站值班的士兵跑进来，说是有个女人急着要我出去见她。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只能迅速跑到营房门口，就见到了玛丽亚·菲利波芙娜在那，兴奋地开始和我解释起来，说是一名护士从医院来找她，要求16点的时候去接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因为有产妇准备要入院，而病房位置不够，并且病房还需要清理打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她说团长已经同意了把他的车借给我，她先开车去医院，三点半在那里的门口等我。于是我拿着团长给的一张纸条跑到军队的食品店里去，要求他们卖给我半公斤榛果夹心巧克力糖果。然后，我把买好的东西装在一个灰色纸袋里，跑去医院的大门口，我到达时玛丽亚·菲利波芙娜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她正神气地坐在一辆敞篷车里，我们开车进了医院里，停在第一栋楼前，当时那里是产科病房。玛丽亚阿姨进了楼里，而我则提着袋子在楼下等着。

 

不久玛丽亚·菲利波芙娜就出来了，告诉我孩子很快就要出来了，我们俩都很紧张地等待着这几分钟的流逝。当病房门打开时，两名护士和略显消瘦却面带微笑的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庄严而缓慢地走了下来。其中一名护士扶着她，而另一名护士则把一个裹在毯子里的婴儿递给我，骄傲地说道：“来，爸爸，抱好你的儿子，要把他养得又高又壮，又健康又聪明！”“我不是他爸爸，是他爸爸的朋友。”我回答道，并让玛丽亚阿姨把袋子递给她们。当她们看到糖果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啊！毕竟，榛果夹心巧克力糖果在当时的铁尔梅兹是最高级的美食。我怀里抱着小宝贝，看着他的小脸。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但很快这孩子就动了动嘴唇然后哭了起来。克拉娃说他是想要吃东西了，从他出生之后她还没喂他吃过东西。“快点上车，现在是时候该给孩子喂奶了！”玛丽亚·菲利波芙娜喊道，然后我们开车回了家。这就是我和俄罗斯军乐界未来的天才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哈利洛夫的第一次见面。

 

在庆祝完苏军2月23日的节日后，米沙不得不休了10天的短假把克拉娃送回莫斯科她父母那里去，因为铁尔梅兹的生活条件对婴儿而言不太合适。同年，在盛夏的某一天，当我在乐队课室里上课的时候，突然军乐处处长梅尔尼琴科中校和已经是中尉的哈利洛夫走了进来。我跳起来，命令乐队一起向首长报告，并以“古巴耶夫少尉”结尾。

 

“不是少尉，而是中尉了。”哈利洛夫说着，递了两颗星星给我，“现在重新按照条例向首长报告你自己。”我回答道：

 

“中校同志。刚刚晋升为中尉的古巴耶夫向您报道！”他祝贺了我并说他是来检查各地驻军的军乐队的，检查完乐队之后会有一些私人的事情要告诉我。晚上，在送梅尔尼琴科去酒店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米沙什么是“私人的事情”。

 

“那是什么！该死的在你肩膀上的！”他生气地说着，又补充道，“叛徒！你将被调到塔什干去，当塔什干军事音乐学校的班主任。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总之，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对我而言和你分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记住！如果让我在塔什干见到你，一定会揍你的！”

 

然后我们就各自分开了。几天之后，师长马约罗夫（Майоров）上校召见我。我向他报道我到了，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米哈伊尔·哈利洛夫也在那里。师长请我坐到他的办公桌前，然后开始和我交谈。

 

“在我的桌子上放着关于军区司令员任命您为塔什干苏军少年军校的班主任的命令。到目前为止，除了我和哈利洛夫中尉以外还没有别人知道这份命令。其实我并不想让您离开，我们本地的军乐指挥哈利洛夫中尉也支持我。所以我们想先问问您个人在这方面的计划。”我回答说我真的很喜欢在铁尔梅兹的军队生活，而我也总是随时准备着在他的师里服役。但是我已经在酒店住了一年多了，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算。

 

“一直住在酒店？”他惊呼道，“如果我们解决了您的住房问题，您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吗？”

 

“是的。”我说道，“我真的不想离开我的朋友，以及我在这里所拥有的一切。”

 

“就这样吧！就这样决定了！”他说着，然后召集了师的后勤参谋和本地驻军的公寓管理负责人。当师后勤参谋阿廖什科夫（Алешков）中校来到办公室后，他就立刻命令他找到一间一室一厅的公寓，然后亲自去检查房屋的修缮质量，并配备好必要的家具，“然后请您亲自陪同古巴耶夫中尉搬进去，以避免不必要的八卦和议论。完成这件事的限期是一周！就这样。”

 

“收到！”阿廖什科夫说，然后离开了办公室。“好了，就这么定了。”师长说，又补充道过两天他会去塔什干参加军区的军事会议，到时候他会请求司令撤销掉把我调到新岗位上的命令。

 

一周之后，马约罗夫回到塔什干，召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桌前我看到的不是上校，而是面带微笑的马约罗夫少将。

 

“您看到了。”他笑着说，“我以上校的身份离开，以将军的身份回来。”我向他表示祝贺，并祝愿他在今后的军事生涯中继续取得成功。而他则祝贺我司令以及取消了对我新任命的命令，又补充说他已经获得了副军长的新职位，正准备离开这儿前往他的新服役地点别洛采尔科夫。接替他的将会是佩列杰利斯基（Передельский）少将，他是一个很喜欢军乐队的人，因为在他小的时候，他曾经在乐队里负责演奏次中音号。

 

***

从1953年年中开始，在铁尔梅兹开始为军官及其家人们建造芬兰式房屋。第一批房屋在第16军营开始建造，因为他们的居住条件比在市里还要差。有一天米沙跑来找我，和我说他已经获得了一套公寓，不过还没完全完工。除了地板以外，一切都已经搞定了。不过他们承诺在开始建造新一批房子的时候，会用木板把地板做好。

 

“那这一批房子的木板去哪了？”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说，“也许他们监守自盗了，或者也许他们也没有拿到足够的木板。但克拉娃和孩子们很快就要来了，而公寓还没准备好。”

 

“开心点！”我说，“我有一间公寓。可以完全给你拿去用。去住吧，住那去！”

 

“不！这不可以！”他拒绝道，“首先，那离我部队很远，其次，你的邻居也会不开心的。”

 

“那么现在还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住在蒙古包里的方式。用毛毯甚至是骆驼毛织成的毛毯铺到地上来作为地板。我可以帮你找到它们并送过来，但你要自己负责清洗和铺好它们。”

 

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第二天我去找了安娜·马丁诺娃（Анна Мартынова），我合唱团里的独唱，请求她安排我和她的兄弟见面。她的兄弟在边防支队离工作，在那里领导着一个业余艺术团，和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当地居民关系很好。两天之后，马丁诺娃的兄弟就找到了我，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回答说没问题，他会尽量帮助我们。果然，几天之后他就骑着两匹马运来了四张毡毯，可以完全铺满地面。音乐家们将地面压实，把毯子抖好洗干净铺在了地面上。米沙和我又在市场上买了两张又宽又长的布毯，铺在地板上。音乐家们带来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凳子、一个衣架和一个床头柜。米沙还从别人那借来了一张婴儿床，里面有一张小床垫、一条床单、一条毛毯、一顶蚊帐，甚至还有一套儿童玩具。米沙一边弄一边走一边说这些都只是暂时放在房间里的，这样就不会显得太空旷。等到他妻子和瓦列里（他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来到之后，他会给所有东西都买套新的，一切都将会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国家的。

 

***

大概十天还是十五天之后，米沙从他部队里打电话给我并说：

 

“他们到了！他们到了！今天3点钟过来一起吃午饭！”

 

那天是星期四，我正在军官之家和女子合唱团一起上课。

 

“当然，我会来的。”我说道然后挂了电话。大概14:30的时候，我手里拿着给小孩玩的军刀和盾牌，走进了朋友新公寓敞开的大门，然后看到了这世界上所有奇迹中最好的奇迹！是瓦列里！他赤脚站在房间中央，穿着一件几乎垂到地板上的长睡衣。他跑到我身边，在距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微笑着仔细地看着我。克拉娃和玛丽亚·菲利波芙娜站在桌子旁边，正用刀切着什么准备吃饭。在角落里坐着住在隔壁的少校，正在翻着杂志。而米沙则正蹲在婴儿床边，拨弄着什么。看到我之后，他跳起来并对克拉娃说：

 

“给你介绍一位自己拥有公寓的人！哇！这是我们师里第一次给单身汉分配一套单独的公寓！而那是一套多么棒的公寓啊！这真是头一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位好兄弟在这里常常被人夸赞的原因所在！如果他邀请我们，你就可以去看到他的房子了。至于现在，瓦莱拉，好儿子。”他转向他的儿子，“给叔叔看看你的音叉！”瓦列里灵敏地伸手抓住他的衣服下摆，掀起来举到胸前，向我展示他的“雄风”。克拉娃很生气：

 

“米沙，教瓦列里这种下流的话难道你不觉得丢人吗！”

 

“没事的。”他回答道，“让大家知道，我们也不是傻瓜（не лыком шиты），但音叉确实是必须的。对吗，瓦列里？”他看向他的儿子。而瓦列里转过身，又笑着跑到他母亲身边，双手抱着她的膝盖，悄悄地笑着看着我。他还不会说话，但已经是个十分活泼、好奇心强又精力充沛的孩子了，浑身散发着快乐的气息。这是我和未来的中将的第二次见面。

 

不久之后克拉娃和瓦列里又离开回了莫斯科，而米沙则继续在铁尔梅兹服役。在1954年，米沙所在的那个团被调到了土库曼斯坦的凯尔基市，一个离铁尔梅兹234-235公里远的地方。我们只能通过把家人留在了铁尔梅兹的音乐家们互相传递的口信来保持联系。

 

1956年，我们的师改名为红旗涅韦尔摩托化步兵第108师，并进行了部分裁军。师里所有的军乐队都要被撤裁，除了我的乐队，因为我们的乐队是师级的乐队并直接归师参谋长管辖。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米哈伊尔·哈利洛夫的来信，他告诉我他的乐队被解散了，他本人也被调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市。他请求我把他乐队里的领班伊万·安德烈耶维奇·韦谢洛夫斯基（Веселовский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和尤里·安德里耶维奇·谢尔宾（Сербин Ю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大士调到我的乐队里去，因为他们的家人都在铁尔梅兹生活和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找了佩列杰利斯基少将。在积极地帮我解决了我的问题之后，他建议我从被撤销的军乐队里把那些长期服役的优秀音乐家都调到我的乐队里工作，还答应把那些被征召入伍的乐手调到步兵连里去当信号鼓手，平时它们在军乐队里训练，需要的时候再把他们送回到连队里，并把所有的学员都送到我的乐队里。他还建议我考虑一下给乐队里的音乐家们做一套统一的制服，而他会亲自负责乐队的安置工作。

 

因为我的长官对我的乐队和音乐家们是如此的关心，我很受鼓舞，开开心心地回到了我的乐队里。确实，不久之后我的乐队就补充进了一批如瓦季姆·布尔加科夫（Вадим Булгаков）、费尔多·伊万诺维奇·列昂季耶夫（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Леонтьев）、米京（Митин）和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父子等优秀的音乐家。编制也开始扩张到40名音乐家了。而且许多必要的设施和一个足以提供给普通步兵营那么大的营地也分配给了乐队。统一的服装也得到了批准：半羊毛的灯笼裤和束腰上衣外套、帽子、铬鞣皮制的靴子和军官皮带。乐团的面貌顿时就大为改变，变得严肃、漂亮和统一。

 

在50年代末或是60年代初的某一个时候（我记得不太清了），我接到了军乐处处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多尔戈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Долгов）中校的电话，他说：“我已经和您上司说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明天上午10点，我在办公室等您。”第二天早上我坐最早的那班飞机去塔什干，并在10点整的时候走进他的办公室。当看到他时，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激动，脸上带着如此悲伤与沮丧的神色。我希望一切都还好！但是我失望了，尽管我还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说：“我必须要亲自告诉您。您的朋友米哈伊尔·哈利洛夫已经去世了。不要问在哪里、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只是昨天给我打了电话，很快就挂断了。怪不得。他总是抱怨自己很头痛。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让我们说说话怀念他吧。”他完，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瓶伏特加，倒了两杯。我们默默地喝着，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又交谈起来，回忆起米沙、他的乐队和他的家庭。两个小时后，我回了铁尔梅兹。在飞机上，我和米沙相处过的那些日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从我们在莫斯科一起学习开始，到我们一起在铁尔梅兹服役。

 

在我从塔什干回来的几天之后，当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突然有个女人跑过来，激动地问道：

 

“是您吗？！您还活着？！”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回答道。

 

“是您！是您！”她继续说，“毕竟，关于您突然去世的谣言已经传遍了整个城市。好吧，感谢上帝，您还活着。有句俗话说得好，现在您将会变得很长寿很长寿。”

 

显然，这种虚假的流言也传到了米哈伊尔那里，如果他也以为我去世了的话。有一次，在1951年军事音乐学院毕业生的周年聚会结束之后，我们的前班主任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托斯基（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Тоцкий）中校让我们的同学维克托·阿尔卡季耶维奇·格伦（Грун Виктор Аркадьевич）带我去见米哈伊尔·哈利洛夫的遗孀克劳迪娅·瓦西里耶芙娜。我不记得具体的地址了，不过大概是和乌里扬诺夫有关：也许是德米特里·乌里扬诺夫街，或者玛丽亚·乌里扬诺夫街。我不记得是在房子的几楼了，也不记得是谁为我们开的门，但我在余生都记得当克拉娃见到我时，是如何从地上跳起来，冲向我，紧紧地抱住我，哭泣并哀叹道：“米沙以为你已经去世了。还好你还活着！他是多么难过自己没能参加你的葬礼啊！但是米沙已经去世了。感谢科斯佳·罗曼琴科（Косте Романченко），他帮助我把孩子们都送进了音乐学校。至少现在我不用为他们而担心。”我们和她聊起天，回忆起了我们在莫斯科、在铁尔梅兹和在凯尔基的生活。她告诉了我们关于米沙最后一份工作的事情。不幸的是，这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这之后，我在军队里担任的最后的职务民防参谋长拖走了我，然后我又在铁尔梅兹本地的音乐学院当了很长时间的管乐系和打击乐系的系主任。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发生的巨变关闭了进入我们共同的祖国的首都莫斯科的自由通道。只有等到我成为了俄罗斯联邦公民之后，我才能够前往莫斯科，前往这个与我的青春岁月以及我成为武装部队军官的成长岁月息息相关的城市。在我听说了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哈利洛夫之后，我决定要去见见他。在拿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后，我给他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身份，并告诉他我想要见见他。他很高兴，向我口述了他家的地址，让我可以给他写信。我写了信，还附上了一些我和米沙·哈利洛夫的照片，寄给了他。

 

九月初的一天（这是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参加的最后一届救世主塔），我来到莫斯科去见他。在得知他下午三点钟会在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军乐团的时候，我立马在他到那里之前坐车去了那里。几名音乐家正拿着铁锹和扫帚在门口忙活着，一个上校（大概是乐团的团长）正在给他们下达命令。我对他说，我是古巴耶夫上校，想要见见哈利洛夫将军。

 

“他没有时间。”他回答道，“回去吧，明天再来。”

 

“上校同志，”我很生气，“他是否见我不是您所能决定的！请您向他报告阿尔马维尔的古巴耶夫上校想要见他。”

 

“我们没有时间！”他回答。

 

“好吧，那也谢谢您了。”我说，然后转身向伏龙芝斯卡亚地铁站走去。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走到军营的转角处，一个音乐家追上来问道：

 

“您是上校吗？您来自阿尔马维尔？”

 

“是的。”我回答道。

 

“将军说要带您去见他。我奉命护送您过去。我们走吧。”

 

于是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向我走来，脸上带着微笑，就如他从前向我展示“音叉”时那样。我们坐下，他为刚刚没能注意到我抱歉，因为他们正在等待随时可能来访的国防部副部长，并且军乐指挥们已经在楼下集合完毕了，他必须先和他们见面并讲话。当他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救世主塔晚上演出的邀请票。这是我第三次与这位伟大的、热心的、常常微笑着的人见面。在第四次见面——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之前。

 

就是这样，在2016年的9月底，我又来到莫斯科，决定去参观军乐指挥学院，去看看学院的老建筑和博物馆，让我的心灵回到遥远的40和50年代，去缅怀我的同学们。我被分配到一名学员陪伴我四处游览，当我们穿过阅兵场走进老建筑的时候，学院告诉我联合军乐团正在排练，哈利洛夫将军也在那里。“那真是太好了！”我说道，在让学员回去之后，我走到了阅兵场。排练已经结束了，哈利洛夫正在给军乐指挥们下达一些指示。当他看到我后，他示意我先等他一会。之后，在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被任命为以A·V·亚历山德罗夫命名的歌舞团的团长兼艺术总监，并同时有权继续主持救世主塔。他告诉我他打算在莫斯科建一个以亚历山德罗夫命名的音乐厅，国防部长绍伊古很支持他，资金已经拨下来了，而他正准备去找设计院。他今年还有一个大的想法。他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歌舞团、军乐队和其他业余艺术家的帮助下，在坦波夫举办盛大的《在马林诺夫基的婚礼》（«Свадьба в Малиновке»）音乐节。10月6日，他将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音乐厅举办一场演出，主题是“我们最喜爱的歌曲”（这场音乐会实际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

 

“来吧。”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说。

 

“不幸的是，我4号就要走了。”我说，“票已经买好了。”

 

“好吧，不管怎样，如果您决定要来，那就去找剧院管理员，告诉他是哈利洛夫邀请您来的，他会给您找个位置。”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不久之后那悲剧就发生了！这场夺取了如此美好如此优秀的人的生命的悲剧，刺痛了数百万瓦列里·哈利洛夫与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的作品的爱好者的心。我们永远会记得这些随飞机坠入了大海深处的人，在我们的余生他们都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和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