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蛇尾的闹剧：开禧北伐

1194年，南宋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宁宗在韩侂胄、赵汝愚等大臣的拥戴下继位，改年号为“庆元”。上台。新皇登基，既要体现与前朝的延续性，又要表现新意。所谓延续性，就是留用前朝大臣，也正是他们，扶立了宋宁宗；所谓新意，就是更加增重这些大臣的地位，以示酬庸。赵汝愚由知枢密院升任右相，一同谋划此事的陈骙、余端礼各有酬奖，与留正、赵汝愚同任宰、执。赵汝愚又推荐朱熹任侍讲，召来杨简、吕祖俭等道学名士，朝中正士充盈，文官集团的地位似乎更稳固了。
 

然而，报功酬庸却有不公之讥。争取郭杲，是赵彦逾之功；获得太皇太后的支持，是韩侂胄办成的。赵汝愚对彦逾说：你我都是宗室，扶持皇室是本分，难道还要求报偿么？对韩侂胄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要居功！然而，汝愚本人推辞一番之后，还是升任宰相了。而赵彦逾本来离执政仅一步之遥，立下定策之功，却未予升迁，反被遣去四川任宣抚使。临走时给宁宗递了一封名录，将一干道学名士指为汝愚同党。宁宗由是起疑。韩侂胄的官位提高不止一级，职务也由知阁门事迁为枢密都承旨，但是没有得到他想望的节度使，更未能实现干预朝政的目标。他倒是想亲近士大夫——当初士大夫一筹莫展之际正是他主动请缨，太皇太后才答应出面扶立宁宗。但是事过境迁，士大夫复以普通的“近习”待之。他几次在宰相公堂出没，被留正严词训斥：此地并非知阁每日往来处！侂胄被当头浇了冷水。赵汝愚更是视之蔑如，朱熹劝汝愚尽早着手对付韩侂胄，他却不以为意，认定侂胄掀不起大风浪。但是，侂胄不是普通的外戚，其曾祖为北宋名臣韩琦，母为高宗吴后之妹，妻为吴后侄女，其侄女又是宁宗皇后。其家族固然极有根底，与宫中的关系，更是深厚。  

赵汝愚既以处事不公而开罪他，又轻视他的力量。但汝愚旋即发现，侂胄反击之凌厉，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汝愚当初借重他的力量，后来却不下力气统合他，露出排斥他的意思，但又没有予以全力打击，直接结果就是给自己树了劲敌。留正在光宗朝末，因抵制皇帝不过宫，“待罪”于城外。宁宗即位后，此举被攻击为“弃国”。宁宗本就对此不满，而留正又未参与扶立之事，皇帝不必顾惜他。韩侂胄略施离间之术，留正就被罢职外放，而汝愚因此势单力孤。汝愚本人是参与定策的，并且在道学家群体中享有崇高声誉，可视作当时舆论领袖，其地位不易动摇，但其性格中粗疏的一面自始至终影响着他。当他成功将宁宗推上帝位后，向人宣称，曾“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意思是孝宗转托他立了宁宗。遂有人以“伊、周、霍光”恭维他。但自魏晋以来，“行伊霍之事”绝非可以自夸的话，向来被视作篡位的前兆。更何况“梦孝宗授以汤鼎”，可以有更不堪的解释。与这个梦相配合，有太学生上书，要求皇帝“尊汝愚为伯父”，甚至外间传闻，军民要推戴汝愚。凡此种种，都证明汝愚本身已处在危机边缘。这给韩侂胄彻底击倒他，提供了机会。 

若止于向皇帝施加影响，还是不够的。一个尚未坐稳宝座的皇帝无理由地罢免深孚众望的宰相，这是不寻常的事。即使有理由，最好也是由其他人提出来。易言之，仅控制皇帝是不够的，在外廷也需培植势力。韩侂胄充分利用一种特殊的人事制度：皇帝任免台谏官可以出自“圣裁”，毋须经由外廷。这是皇帝用以制衡外廷实务部门的重要权力。侂胄也借用此道，先鼓动皇帝更换了几位台谏，将他的党羽安插其中，而后由他们以密集的弹章进行攻击。入手之处，便是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欲行周公故事”。 

在宋代，时常有类似情景：不止一位台谏弹劾宰相，通常宰相觉得无颜再居此位，会提出辞职，且通常辞职会获得批准。汝愚被控以如此严重的罪行，也循常规请辞，并至城外浙江亭“待罪”。皇帝立即俯允其请。汝愚一派的在朝道学家，群起为之辩护。然而他们恰好正在赵彦逾递给皇帝的名录中，正应了“倡引伪徒”、结党而谋不轨的指控。于是辩护者也受到猛攻，纷纷远谪。而汝愚在韩党连续的弹击之下，受到进一步的惩处，被流放到靠近南岭的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途中病死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市）。 

赵汝愚死后，韩侂胄为清除其支持者，复令台谏以“伪学”之名攻击道学名流。至庆元三年十二月，立“伪学”之籍，入籍者五十九人。次年五月，“禁伪学”。遂由科考不用“伪学”，在京之官不用“伪学”之徒，发展至禁止“伪学”之传播。朱熹仍在建阳考亭讲学，从者甚众，亦未被强行驱散。故而，所谓“禁伪学”主要在于将道学的影响驱出官场，这对道学的传播当然有很大影响。 

好在这一场迫害来去如潮，涨得快消得也快。颁布禁令后不久，与道学有点牵连的，已在朝廷销声匿迹，韩侂胄知足地放松了禁令，以和缓政治气氛。此时，他的势力已是如日中天，一般道学家者流，根本无法撼动他。他要将精力集中于更重要的事业，使本人的功业与地位相配。道学这才得到喘息之机，并于不久之后复振。 

宁宗登基之初看似如此强大的文人政治，怎么会突然分崩离析，立即发生韩侂胄的专政呢？文人政治是一种以文官统合其他力量的政治，但实际上未必是他们在掌控一切，至少皇帝的独立性始终无法排除，与文官格格不入但以皇帝心腹的身份起作用的近臣，有时会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真宗朝以后，文臣尚能成功压制这股力量，但南宋初皇帝与文官集团不太正常的关系，尤其是孝宗朝以近臣助他掌控朝政，抬升了他们的势力，韩侂胄便是孝宗朝的曾觌、龙大渊、张说和光宗朝的姜特立的后辈。不过韩侂胄与皇帝的关系更为紧密，又是扶立皇帝的大功臣，非一般从龙之臣可比。特殊的机遇造就了特别强有力的近臣。当他带着宫廷的所有支持强势来临之时，文官集团便难以排斥他。 

当然，另一方面，文官集团自身也远非立场一致，赵汝愚所荐拔、且与他唇齿相依的，主要是无功受禄的道学中人。至如赵彦逾等有功的文臣，却被排斥。政场剧变引起的利益分配，反而导致文官集团的内部分裂，赵彦逾之类的大臣，也参与到韩侂胄的密谋中，而一群文官受韩侂胄抬举被安插到台谏的位置，开始对赵汝愚的猛烈攻击之时，文官的分化便完全表面化了。文官的分化不是一种新现象，至少在秦桧当权时期也曾发生过。不过这次不同的是，近臣获得皇帝的坚决支持，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主动地位。它标志着弱势的皇帝对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无法应付裕如。然后，这或者也是非道学立场的专业官僚，依附于一位强势人物，与道学集团的交攻。这一点，在朱熹于宁宗面前攻击韩侂胄，惹得宁宗大怒之时，就正式开始。而韩侂胄掌权以后，他所用的，主体不还是文官吗？他只是打破了文官政治的排他性。但他与他的党羽，确乎持有一种进取心且愿意付诸实施，这倒成了他与道学家们比较不同的地方。而在他失败之后，这种进取心，就成了不合时宜。庆元元年之后，韩侂胄与外廷处于友好合作的状态，其地位已巩固。之后位望日尊，至庆元五年封郡王，开禧元年（1205）又“平章军国重事”，位丞相之上，甚至有丞相出其门下者。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出自内廷，却已控制了外廷，至可任命丞相以下的外廷官员，相当于代皇帝行使职责。他的功名已到达顶点，但毕竟身份有些尴尬。出身近臣者，尚无专权的先例，不得视为名正言顺。故而，他有意“立盖世功名以自固”。所谓“盖世功名”，除了“恢复”之外，别无他途。 

对北方边情作长期关注之后，他得到令人振奋的消息：金在北境陷入长期、艰苦的战争，境内发生饥荒，形势岌岌可危。他的心腹淮西转运判官邓友龙是主要的信息来源。宋、金边境的淮河两岸，有一个在两边越境犯罪的团伙，一边来剿，就跳到淮河另一边，故称“跳河子”。他们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希望有更大的作为，故而随两国形势变化而决定立场。孝宗朝之初，他们曾因金朝的招诱，对宋有所不利。而到了嘉泰中，他们又来向宋“陈说利害”，告以金朝政局不稳，欲与宋人合作谋取利益。友龙获知此信，居为奇货，向韩侂胄献上。淮西前线的安丰军守臣厉仲方，也传来讯息，淮北流民希望过淮投靠，以此为金境内大乱之证据。此外，金暂时关闭了两国之间置于襄阳的榷场贸易，又于边境屯粮增戍，这也显示其国内有危机，故而增强南面守御，以防宋军乘隙进袭。邓友龙还殚思竭虑，撰了一份用兵纲要递上，而且关心备至，连某路用某大将也考虑得很周全。多个渠道都证明北方有大好机会，韩侂胄的进取心迸发，看到友龙深具可行性的报告，更增信心。 

很有意思的是，最后令他下定决心的，是道学家的友人辛弃疾。后者自绍兴三十二年归宋之后，一直密切关注北方的时局。他日夜不忘恢复，但四十年来，郁郁不得志。韩侂胄对他的遭遇和抱负了然于胸。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弃疾从知绍兴府任上被召到临安垂询，当时断言金国必乱必亡，本朝应该有所行动。辛弃疾以权威的身份直白地阐明了他的见解，让韩侂胄深为信服。不久，弃疾被起用为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终。《宋史》讥讽他久不得志，为规取功名而晚节不保，显然未体谅他暮年未伸壮志的处境。年逾六旬，还未尝为“恢复”大业作过什么贡献，以后尚有多少机会等着他？ 

韩侂胄也同样有这种时不我待的心态。嘉泰四年，邓友龙从淮西回京，受命出使金国“贺正旦”。与往常一样，使节肩负收集情报的使命，而因为韩侂胄有用兵的念头，友龙此次的使命尤显重要。因一次巧合，他有了丰盛的收获。途中居停于驿馆之时，有人夜半求见，告以“金为蒙古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此正如童贯遇见马植，随后便是挑起南朝的北伐之心。 

俟邓友龙奉使归来，韩侂胄确定了北伐计划，从开禧元年至二年上半年，三项工作同时进行。一是统帅和将领的安排，一是军队的布置，一是在金境内联结抗金武装。在开禧二年三月中，先派程松宣抚四川，薛叔似宣谕京西，邓友龙宣谕两淮。次月，薛、邓二人改宣谕为宣抚，由中央的代理人改为前线的统帅。将领的安排，除了东、中、西三线的互调，还有沿江的部队向沿淮推进，力求为即将到来的以东线为主的攻势做出最有利的部署。最后，以郭倪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统两淮兵；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统荆襄兵；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统四川兵。东、中、西三路主帅与主将安排停当。淮河以南的沿江部队和中央的三衙军大部分调至两淮前线。 

开禧二年四月，在正式进攻开始之时，中路已由“忠义人”收复蔡州褒信县。五月，东线的战局全面开始，“忠义人”朱裕结涟水县弓手李全，焚海州涟水县。但是，“忠义人”即宋所策反的金国的平民或游寇，起的作用很有限，仅限于经过突袭暂时占领一两个县而已。所以，关键还是宋自己的大军迅速跟进。 

五月，北伐正式开始，其过程异乎寻常地简单。先复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西南），又复虹县（今安徽泗县），复新息县（今河南息县）、褒信县（今河南息县东北包信镇），仅一州三县之地。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败绩，中路军败于河南南部的蔡州、唐州之役，西路军溃于城固县。最关键的东路战役，败势更是惊人。东路的三支军队，田俊迈的濠州军，郭倪之弟郭倬的池州军和李汝翼的建康行马司军，出发时不带辎重，攻打泗州时，宋军就四处搜集民户店铺寺庙的竹竿木竿，绑成长梯，因为泗州城是很低的土墙，又缺人防守，轻易攻了下来。攻占泗州后休整很长时间，又以同样的方式攻打宿州。但宋军休整过程中，金军主帅仆散揆已调拨援军赴宿州。宋军到达之后，先选了一块寸草不生的平地立营，恰好在泄洪区中。当夜开始下雨，次晨，营地水淹及膝，宋军惊慌四走。正逢金方援骑两千人到达，城内也遣两千人夹击，宋军几万人立即溃散，连夜南逃，躲入蕲县（今安徽宿州市南蕲县镇）城中。清晨宋军欲出门再走，已被金军围堵。作为放行条件，郭倬、李汝翼献出了金军痛恨的边将田俊迈，才得以窜归。随着东路军的溃回，北伐的主要战事，在出师同月就结束了。次月宋军攻克寿春府，然而主力既然退走，在淮河以北占领一个突出部实属不必，故旋即放弃。中路军本想进攻蔡州，闻东路败讯，也放弃了计划。 

主攻的东路宋军，从六月开始全线撤退，攻势已不可为。现在主动权在金一边。接下来四个月时间，是金军的准备期，将各地军队向南面集中。宋军仍在淮北发动零星的攻势，但主要的态势是等待受攻，因为之前的北进，主力被击溃，新的攻势无法迅速组织起来。到了十月，金军先完成调遣，在东、中、西三线以九路大军同时推进。十一月，东、中两路军先后进入宋境，攻城略地，进展迅速。东面淮北之地几乎尽丧，中路襄阳被围。长江以北诸州也大多沦陷。此时的韩侂胄，已是急于求和了。但和议只是停留在双方边帅的层面，无法在短期内完成，金军继续忙着占领江北淮南的剩余土地。 

自绍兴和议缔结之后，每逢用兵，西路都不是主攻方向，但西路并非不重要。它不仅可以牵制敌方大量兵力，且位居长江上游，对中、下游起着遮蔽的作用。绍兴九年吴玠去世后，宋廷将四川兵力割与几位都统制分领，其后又将吴氏子弟调至中、下游任职。但韩侂胄为了利用吴氏的威望统合西线的力量，将吴璘之孙吴曦，由临安调任四川宣抚副使，实为四川军队的最高统帅。吴曦早有预谋，返川之后，即刻策划叛宋。在东、中两路发动攻势之时，他按兵不动，暗中联络金人，将宋在陕西仅存的阶（治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东）、成（治今甘肃成县）、凤（治今陕西凤县东北）、西和（治今甘肃西和县）四州献与金人，换得其支持，以倚金自立。在最危急的开禧二年十二月，吴曦僭位于兴州，受金册封，称蜀王。 

三路形势全部失控，对韩侂胄打击极大。为阻止吴曦引入金军，他一度准备承认吴曦的自立，去信告知，承认吴曦为蜀王的正式文件马上就颁下。不过文件还没有发出，开禧三年二月，吴曦为部下安丙、杨巨源所诛。同月，金军主力因为“方春地湿，不可久留，且欲休养士马，遂振旅而还”，主帅仆散揆卒于归途之中。危机暂时全面解除，韩侂胄得以大大松了口气。但是，淮南之地还是金军占着，为了取回失地，接下来的主要事务，就是不得不重新缔结一个和议。
 

 
金军固然因猝不及防，在西线被安丙等收回四州，但仍占着大散关和两淮之地，气势迫人，提出的诸多条件中，最苛刻的一条是，要韩侂胄首级。侂胄大怒之下，当即拒绝了和议。但是，朝中有意于和议的，大有人在。 

不过，金方的要求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让韩侂胄的反对者下定决心的契机。对侂胄的首级造成根本威胁的关键，还是外廷、内廷的环境变了，而侂胄却不自知。侂胄在北伐一事上虽然轻疏，但北伐失败之后，却力求赏罚严明，尽管是亲信，也都为前线的失误付出沉重代价。他查明了郭倬执卖田俊迈之事，将郭倬斩于镇江。郭倪也因接连指挥失当，被罢职远谪。而他留下的残局，则交由侂胄的合作者郭杲去收拾。郭杲以“主管殿前司公事”的身份巡边，他掌管的京城和皇宫的安全事务，则交由“殿前司中军统制”夏震暂时管理。郭倪、郭倬兄弟，皆是郭杲子侄，郭氏一门本来在首都与地方掌有相当大的兵权，经北伐一役，销蚀殆尽。军方以外，他多年以来提拔的要人，也因为跟着他开边，最终一个个被他秉公办理了，朝中重臣如苏师旦等，地方要员如程松、邓友龙等皆然。故而不得不用上跟他的关系不近不远的人物，如宰相钱象祖，参知政事卫泾、李壁，同知枢密院史弥远（史浩之子），都远非同心同德。他在朝中的主要支持者也几乎全体沦没。侂胄之周边，亦不再安全。 

更严重的不安全因素，来自宫中的变化。庆元三年太皇太后吴氏薨，侂胄失去了最有权威的支持者。庆元六年韩皇后薨，他又失去了离皇帝最近的支持者。为皇帝续弦之事，侂胄费尽心思。有二人有资格争夺皇后之位，一是柔婉的曹美人，另一位是有权术的杨贵妃。侂胄支持曹氏，俾利于他照旧控制宫廷形势。然而懦弱的宁宗这一次却是百折不回，非杨氏不可。最后杨氏正位，侂胄在宫中为自己树一大敌。  

侂胄声势煊赫之时，宫廷内外这些潜在的反对者隐忍不发。但当侂胄的力量零落之后，他们便暗中通同合作。金方的议和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动机。除侂胄亲信陈自强之外，所有的宰执都参与谋划，杨皇后与太子，以及太子之师、礼部尚书史弥远起了关键作用。开禧三年十一月，史弥远以杨后伪造的密旨授夏震，夏震遂诛侂胄于上朝途中。经过大臣公决，次年（嘉定元年，1208）正月，宋函送侂胄首级与金，两国才得以再度缔结和议。至此，虎头蛇尾的开禧北伐，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