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不只是经济学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

       政治经济学借鉴经济学分析范式，以经济学的人性基本假设作为分析起点，来探讨经济增长的政治学。

一、分析起点

经济学的人性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

• 人是自利的。人首先对自己感兴趣，人们首先关注自我需求，“自利”并非指自私或损人利己。

• 人是理性的。人决策时会知道相关信息，他会据此作出最优选择。世界上，没有人拥有完全的信息，因此，人的理性更多的是有界理性。

• 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上往往指收益最大化。实际上，由于个人偏好不同，不同的人对效用的定义不同，效用可能为权力、财富、名誉等。

二、私人部门（市场部门）有效治理

       由人的自利性可以推出：财产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激励结构。如果个人财产不清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多数人将失去工作的动力与激励，经济增长几无可能，贫穷、饥饿和随时到来的死亡会成为常态。

       由人是理性的可以推出：人应是自我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所以经济自由非常重要。经济自由使市场主体可以自由选择行业和自由竞争，放眼全球各国经济情况，这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可以推出：自由市场必然存在损人利己行为，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契约的强制执行和法治。

       由此可见，实现私人部门的有效治理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二是交易与经济自由，三是契约的强制执行与法治。没有这些条件，难以实现持久的经济繁荣。

三、公共部门有效治理

       按照经济人假设，从政治家、官员到选民都被视为经济人，都是自利、理性计算的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个人不会因为成为政治家或公务员就变得高尚起来。基于这基础，公共部门治理的基本规则是什么呢？

      多数人掌权。如果政治家、官员这些少数人都是经济人，他们就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置整个政治共同体利益于不顾。由此推出，公共部门的资源和权力应由多数人控制。并且，一个政治家是否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取决于官员与公民之间“激励相容”的制度。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来看，选举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引入政治竞争。政治家、官员这些少数人都是经济人，若没有政治竞争，某些特定的少数人就会一直执掌政治权力与控制公共资源，他们可能根本不会顾及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

     实施宪政原则。任何社会都存在贫富分化，总是富人少而穷人多，“劫富济贫”政策会受到多数人的欢迎，但却会损坏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产权制度，甚至会引发富人政变。现代政治的一项常识是：即便是民主决策，亦须限定其范围和边界。在现代民主政体下，一方面，宪政约束了政治权力和政府，另一方面，宪政也约束力民主本身（避免暴民政治）。

四、繁荣与善治

      经济增长的新视角：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等于该国的人均产出与人口的乘积。在人口既定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每个人人均产出的增长。 人均产出是真正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激励结构中，正是激励结构决定了一个人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普遍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结构。

      繁荣与善治的秘密就在激励结构。何为好的激励结构，一个简单的标准是：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寻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他人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一个国家要实现善治，需要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塑造好的激励结构。私人部门的激励规则应该是：只有那些为他们客户、社会创造更好的产品或服务的人，才能获得回报和成功。公共部门需要类似的激励规则：只有那些为大众与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人，才能获得回报和成功。从制度技术层面上讲，善治不过是要把这个简单规则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