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争辩

一些牢骚，不吐不快，不奢求大家读完，愿意一读是我的荣幸。

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但如今我再回看，依旧觉得发人深省，这篇文章思考到了很深入的方面，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困境——如今看来，这种困境只会加重，不会减轻。

《沉默的大多数》给人的最重要的告诫就是：不要做一个一无所能，就只能明辨是非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狂妄、浅薄之徒，因为只要一个人拥有同理心与反思能力，他就将明白：明辨是非是很难的。为什么难，因为你在明辨是非的时候，已经预设了自己的立场，而对这一立场的反思将产生对这种立场的瓦解，所以立场鲜明的人往往是不反思的；还有一种人是经过反思之后依旧立场鲜明，这种人我是敬佩的。关键在于有无反思之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在，你是否承认你的立场的局限性和政治性（代表性），并且接纳其他立场的合理部分。

《沉默的大多数》指出了一种“负筛选”现象：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我想这种负筛选现象代表着一种不愿沟通的冷漠与障壁，而发展到人人都可以发声的互联网时代，这种负筛选现象将发展到一种极端：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共同立场就无法沟通，在争辩的现场只有党同伐异，没有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不会越辩越明，真理只会藏匿在沉默和对沉默的信仰之中。在信息茧房和表达欲/话语权的催化之下，人与人之间越发倾向于一个个绝缘的单子，只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狂热地聚合，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事不关己、人不关我的状态。

像王小波如此内省自爱的人，他也还是下场参与了知识界的争辩，他明白自己的立场将把自己至于“不清白”的境地，但是他认为说出这些话比“清白”的身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王小波他更愿意打破这种沟通的障壁，他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明哲保身静观其变自然是独善其身的好办法，但是知识分子当以知识环境为己任，否则明哲保身终将变成《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标语。我想，这是需要勇气的，而当下的人所面临的环境更为棘手，因此也更缺乏这种勇气。

是的，我在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按照比较老派的阶级分析观点，“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因为知识分子久居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脱离劳动与劳动人民，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与想法，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甚至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相比于通常印象中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确实享有着种种“特权”，在外卖骑手顶风冒雨地奔走的时候，知识分子似乎还能守得寒窗前的宁静。但是，知识分子难道不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么？我想说的是，在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情绪化表达发生分歧之时，用“他脱离了群众”这一论调可能并不合适，因为知识分子当然是群众的一员，毛主席也吟诗作对。

我想，王小波不可能不知道阶级分析这回事，但是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能是形势所迫，也可能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阶级化”的问题，这是一个知识环境的问题，一个人类普遍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似乎没有人再相信“知识”、“教养”和“普遍人类”，相信这些的人和不相信这些的人天然地有了区隔。王小波用两句名言划分了这两类人，前者相信培根的说法：“知识就是力量”；后者则相信乔治·奥威尔的箴言：“无知即力量”。

我为什么要争辩，或许就是为了表明我还对知识、教养与人性抱有一些天真的幻想。除此之外，我还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相互理解与沟通的时刻，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前提是我们在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争辩。我厌恶冷漠与拒绝沟通，或许有些人把“人与人的悲欢不相通”当做一切沟通的最终结果，但，总要有人做出这样的努力，因为本质上讲，一切人文学科、一切文艺及文艺批评，都是为了实现理解与沟通。

思想很累，乐子很爽，但前者让你更开放，后者则让你更闭塞，而有一个公理被人们所接受：闭塞往往意味着愚昧。我想，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得出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