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有第二母语，那一定是无语...我觉得这个专栏已经可以叫做“无玲语”了。

其实我是不想更新的，摆烂不好吗？但摆着摆着我突然刷到一条两个小时的关于一个作家解读自己小说的视频。我不说是谁，鉴于他的这篇小说用了很多很多个英文符号作为人名与地名，我们就叫他“Z”好了。我当时就觉得这好有意思啊，敢在公众面前解读自己作品的作家一定很厉害吧。然后我就花了半个小时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Z的这篇小说，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无语。Z是作协的人，还是个编辑，还在B站教写作。还有啊，我还看到有一个up发了一个分析批评他这篇小说的，我也看了，这个up我也不说是谁，就姑且先成为“U”好了。

我只说我的观点，我不说是谁。

解释学循环：文本的套娃

文学上的“解释学循环”可以理解为一种“文本”的“套娃”。因为我们对一个文本的“解释”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文本，而这个新的文本如果要被理解就必须要有新的解释，而对这个新的文本的解释又可以继续产生更新的文本，这样的逻辑可以一直推下去，文本的解释可以一直循环地被解释。

简单来说就像是曹雪芹写了一本《红楼梦》，然后脂砚斋又对《红楼梦》进行“解释”写了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再然后蒋勋先生又根据“脂批”做了一个叫《蒋勋说红楼梦》的演讲，这个演讲稿便是“对解释的解释”了，而我看了这个“对解释的解释”的演讲稿的文本之后很有感触，又写了一篇读后感叫《读<蒋勋说红楼梦>有感》，这又形成了一个“对解释的解释的解释”的新的文本……

这就像是“联系上下文”一样，对“上下文”的解释也是要基于解释“上下文”的“上下文”的。如果从解释学循环的角度看的话，你就得永无止境地联系“上下文”、联系“上下文的上下文”、联系“上下文的上下文的上下文”、联系“上下文的上下文的上下文的上下文”……

当然这样的循环肯定不是永无止境的，肯定有一层解释是要基于“基础条件”（约等于“公理”）的，而对“基础条件”的继续阐释往往极困难且无意义，这个“基础条件”就是所谓的“理解”。

因此我认为，作家并没有对自己创作的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因为解释本来就需要被解释，而作家做出新的文本以对先前文本做出所谓的“解读”，反而会混淆读者的“理解”，使读者把作者的“观点”当成文本的“真理”。作家在创作时，本身就是在提出观点，而作家的目的不应是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以一种“讨论”的态度和不同读者的不同观点进行“多元”碰撞，这样才更能使自己的文本更具“启发性”！（我个人认为“启发”比“观点”更重要）

而我们有些作家呢，仿佛生怕读者对自己的文本作出过度或其他有别于己身原意的解读，就开始在公众面前自己解读自己的文本。第一，这其实损害了原有文本的价值，毕竟我都能直接听你讲观点了，我为什么还要想破脑袋去理解你的文本；第二，也有损作家自身的形象，我怎么看这种作家要么就是在瞎嘚瑟，要么就是风评出问题了需要出来给自己“正正名”；第三，这不利于读者发散性思维的发展，一个好的文本不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塞给读者，而只需要“展示”一种自己的观点并请读者“检阅”并“扬弃”！

作家可以回答一些读者提出的关于自己文本的问题，但如果说要对文本进行全篇解读，那就太没必要了。因为我们要关心的从来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大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的问题。越是害怕己身权威受到动摇者往往会做越多的解释，而越是对己身自信者则鼓励大家多元化交流。

符号化小说

大概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研究》里提出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来在《哲学研究》里变成了“日常语言转向”）。那个时候的理论家发现，哲学已经不是我能不能认识到的问题了，而是我能不能用“语言符号”来表达出来的问题了（所谓“言不尽意”）。符号只是一种交流的媒介而已，不可能完全刻画并表达你脑中的一切图景与想法。比如我给你一个符号叫“美”，你把你脑中关于这个“符号”的联想写或者画下来，不可能做到吧！

九十年代有一个葡萄牙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叫萨拉马戈，我看过他的《失明症漫记》，全书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名，而只是以“医生”“妻子”“第一个失明者”“警察”之类的“符号”作为人物的指代。而像罗伯格里耶这样的作家就直接以“A”“B”“C”这样的字母“符号”作为人物的名字。这样子以单个符号指称人物的小说我们叫做“符号化小说”。

这类小说的兴盛源于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物化”，因为在这么一个只按“资本”说话的世界里，个人的差异性不再成为他有别于其他个体的“符号”，就像你的名字不再重要一样（就是《千与千寻》里“千寻”还是“小千”、“琥珀”还是“白龙”的矛盾，也即自我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重要的只是你资本的多少。个人的独一无二性已经消解，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都只追求同一个目标——资本，人的意义与价值被“现实”所消解。因此我觉得作家创作这样的小说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是在表达一种对“资本”的反抗。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反而最能反映人类的“共同情感”，因为这样的小说的主人公不是某个“李华”，而只代表“一类”人。这些“符号”只不过是为了作家表达方便的一种“代号”或“主语”，而最重要的不是去理解这个“符号”的含义，而是要时刻提醒读者代入自身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文化背景，要时刻让读者感觉是在看“自己”而不是“李华”。

然而呢，Z的小说也用了这么一些“符号”，比如“W先生”“L县”等等之类的东西。我当时直呼“好家伙”，中国也有作家开始进行“符号化”小说尝试了？这么先锋，这么后现代？！真的，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是肃然起敬的。但结果他不但在文中解释说“W”是“王”，还不伦不类地在文末加了个“备注”你知道吗？！小说诶，谁写小说害怕别人看不懂还自己给读者加备注的？！他说在数学上“最大”是“Max”，简称“M”，然后“M”刚好是“W”倒过来，再然后Z在他的解读视频里表示“M”的意思就是“最小”。。。

确实哈，要是不给备注还真看不懂。

首先，这样的符号和人物的姓名真的没有区别，根本算不上符号化小说，这样的符号不仅不会突出人物的“普遍性”，反而会使文章在形式上失去同种语言（中文）特有的那种音韵感。

其次，关于“W”和“M”分别代表“最小”和“最大”，完全就是Z通过所谓的“备注”自己定义的，读者事先肯定不知道作者下的“备注”，又怎么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彩蛋”“细节”？况且“M”凭什么就是“Max”，读者凭什么不能认为它是“Min”（最小），“W”凭什么不是“最大”？

最后，我们读者之所以能阅读你的小说是基于我们先去原有的一切知识（包括语言与经历）以获得新知识（视域融合），而不是基于作者“自己设定”的“备注”！一个作者如果连这点都要管着读者的话，那阅读“您”的作品的门槛还真“高”啊！

文学批评关键在意识形态

或许一个文本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有一点问题就对它的一切全盘否定。我们有很多文学批评者，上来不分析意识形态问题，不考虑作者的初衷，先检查它的标点符号（语言基础之类的东西）？！

我认为批评一个文本最大的问题是在意识形态上，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的。你去看萨拉马戈的作品（推荐《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全书只用三种标点符号：“，”“。”“；”，甚至连对话都是用的“，”，且一段之长度可达三页，有时候根本分不清话是谁说的。可是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总不是因为萨拉马戈对“语言基础”的“不熟悉”吧，而是因为其对人性与道德光鲜靓丽的外衣的无尽揭露，是他通过故意乱用标点符号和段落分行所引起的“含混”（复义）！一个文学批评者就是要从一个文本的背后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意识形态“动因”！如果一个文本真的很拉跨，最重要的总是在文本的思想上而非形式上，否则很容易陷入矫枉过甚的境地。

仓促无语之下写的这篇文章，纯粹的野路子抒情小散文，没有过多的修改还请见谅！

无玲语，无玲语，无桐树下真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