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科与解剖

２００１ 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３９２ 号墓发现的一个颅骨，证明５０００ 年前我国已有开颅手术；尤其是颅骨内外板逐渐融合的迹象，充分说明了此人钻孔之后继续存活相当时期，所以颅骨才会逐渐自然愈合。而且钻孔部位也是避开了所有重要血管区，说明对于头颅解剖，已有相当的认识。

而这个秘鲁人的头骨，破裂修补的地方正好在翼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太阳穴位置，下面对应的就是脑膜中动脉，这在古代，没有确切开颅止血措施下，是不治的，即便现在，棘孔内的脑膜中动脉出血也是非常难以控制的，而且从骨折裂缝看，顶骨额骨骨折裂缝有愈合迹象，而颞骨岩谷的骨裂缝反而没有，这也是不正常的，因为颞骨岩谷血供丰富，理论上应该愈合的更快。

《山海经・东山经》中记载了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砭针，当时为切开排脓的有效工具。《周礼》中外科医生被称为“疡医”，主治疮疡、痈肿和跌打损伤等多种外科疾病。《内经》中最早记载了脱疽的手术治疗，“发于足趾，名曰脱疽，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急斩之，就是马上截掉它。

可见，中国古代外科起步很早，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毕竟在石器时代，外伤是比较常见，也需要及时处理的。而古人的条件有限，所以早期也只能是从外敷，压迫，切除，伴随手法治疗这些开始。

伴随这些尝试，逐渐积累了解剖经验，到《黄帝内经》，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灵枢·经水》中就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

《灵枢·肠胃》记载：“唇至齿，长九分，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二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三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传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尺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这里描述的消化道各个器官的大小和数字与现代解剖学的描述基本一致，其中，肠道和食管的比例35：1和现代测量的37：1非常接近。若不是经过解剖观察，很难做到如此精确。这一条文完美地诠释了我国古代解剖技术以及对脏腑描述的准确程度。

《难经·四十二难》指出：“肝重二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肺重三斤三两，凡八叶。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这里对五脏重量的描述，对心脏四个心腔和主动脉口、肺动脉口、上下腔静脉口的描绘，以及对肾是成对器官的描述，都与现代解剖学大致相符。

而甲骨文的心字，也刚好是四腔，和现代解剖学完全一致。

《难经·四十四难》中提出：“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为阑门，下极为魄门，故曰七冲门也。”

这种七冲门，就是消化道的七个狭窄部位，尤其是会厌，贲门，幽门，非常准确，而且在现代解剖学中依然被沿用着。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剖腹产手术，华佗的外科手术，记载很多，耳熟能详，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这些手术由于当时工具，药物条件所限，肯定是成功率不高，所以不能大范围推广。并不能形成成熟的治疗规范和常规治疗。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言：“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拔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

这里对上古医人“割皮解肌”的手术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即先割皮解肌（剖开皮肤肌肉），然后诀脉结筋（结扎血管和处理韧带），最后则是揲荒爪幕（拉开胸腔膜和腹膜，最后冲洗，与现代外科手术以及解剖的程序几乎完全吻合，若没有一定的解剖经验是无法做出如此详尽的陈述的，说明在汉代以前中国的解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书·王莽传》曰：“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治病。”

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人体解剖记录，当然，这位王莽大哥真有可能是穿越的也不一定，光游标卡尺，目前为止出土的就有五把，可见当时多么超前。

按照西方历史，古希腊名医希波可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开始的。他对头骨作了正确的叙述，但却把神经和肌腱混淆起来。希腊的另一位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是动物学的创始人，他把神经和肌腱区别开来，指出心是血液循环的中枢，血液自心流入血管。但他把动物解剖所得的结果移用于人体。盖仑（Galenus，130-200）是古罗马的著名医生和解剖学家，写了许多关于医学和解剖学的著作，指出血管里保存的血液，而不是空气，发现脊神经是按区域分布的。但他研究的材料只限于动物。此后西方医学就此停滞，直到阿维森纳才又重新开始描述解剖。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解剖知识，实际上就是从阿拉伯文本翻译过去的，但是因为不太理解，发生了错乱，所以才会如此似是而非，而且明显就是同一时期同一断层，对于应该更容易发现观察的胃肠道，内脏，骨骼这些视而不见，反而在尸体上不太容易观察的血管，神经深入研究，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彼此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也与西方历史的传统说法不符。

南北朝时期的《南史·顾顗之传》中记载：“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二十余物。赐妻张从赐临终言，死后亲剑腹，五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剖，赐子副又不禁止，论妻伤夫，五藏刑，子不孝父母，子弃市。并非科例。”

此事例虽以赐妻及子获罪为终结，说明此时扰动尸体是要判刑的，但也可以看出，当时解剖的概念已被大多数民众所知晓。

五代时期烟萝子所作的《内镜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是现代解剖图谱的蓝本，其内容包括《首部图》《朝真图》《内镜左侧之图》《内镜右侧之图》《内镜正面之图》《内镜背面之图》六部分。其内容是根据《内经》的脏腑学说及道家的“内景学说”来绘制的，其所绘器官大多与现代解剖学内容相吻合，是第一个尝试将人体内脏解剖知识用图画形式表达出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开创了后世绘制解剖图的先河。

而南宋著名画家李嵩《骷髅幻戏图》，目前为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骨骼图，比例大小已经相当精准，而且此图仅仅是艺术创作，就可以接近教科书级别，可见南宋时期医学水平和对人体骨骼解刨的认识，不过想到宋朝设有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的医学院，而且专门有组织的对死囚进行人体解刨，有此成就，也就不奇怪了。

宋代庆历年间成书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当时宜州推官吴简，组织画工宋景对被朝廷处死的欧希范等56具尸体进行解剖，并根据其所观察到的脏腑位置绘制成图的。它所记载的“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有膀胱……肾则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在心之左。”各脏器的解剖位置和形态与现代解剖知识基本一致。

崇宁年间，杨介根据泗州死囚的尸体解剖所整理的《存真图》，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他的心气图描绘了右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等，无不显示出我国古代解剖的成就，可惜其与《欧希范五脏图》皆已亡佚。宋慈的《洗冤录》中亦有不少关于人体解剖方面的记载。

在此基础上，隋太医博士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对为刀、枪、戈、矛所伤，若“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方法是：“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纳）之”；对肠系膜之类脂肪突出伤口者，“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令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较真实地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网膜血管结扎术、大网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其提出的八字缝合法，至今仍在临床使用。《五十二病方》中提出了腹股沟疝的外科手术疗法。

外科止血自原始的树叶、草根到明代烧烙止血，他提出“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王肯堂则非常注重预防感染。

止血的方法则有将毛发烧灰止血法，将象牙研磨成粉末止血法，类似于今天的止血粉剂，用烧热的金属器具烙灼出血部位止血法则类似于今天广泛使用的电凝止血。止血和消毒之后，还有用药膏来外敷伤口，用这种药膏主要是将外部的伤口封闭起来，起到保护作用。在这些药膏之中还含有一些麻醉药物和消毒药物，有一定的镇痛和消炎作用，同时能够防止外界的病菌侵入。关于这类药膏的制作，在《刘涓子鬼遗方》中有很多的记载。

外科手术器械也逐步发展起来，从古老的石刀切开，发展到明清时期大匕、中匕、小匕、柳叶刀、过肛筒、弯刀乌龙针等适用于人体各部位的刀具器械。

至于麻醉，则从《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的麻沸散初始，至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详细论述了麻醉药量与麻醉深度之间的关系，都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解剖方面，元代·滑寿的《十四经发挥》指出：“肝之为脏……其脏在右胁右肾之前，并胃着脊之第九椎。心形如未敷莲花，居肺下膈上，附着于脊之第五椎。脾……掩乎太仓，附着于脊之第十一椎……”五脏的形态和位置更加细致，准确。

明代《赤水玄珠》引用何一阳传说：“余先年精力强盛，时以医从师征南，历剖贼腹，考验脏腑。”由此可见，明代早期各医家通过解剖验证脏腑的事情已成平常。

明·赵献可的《医贯·玄元肤论·内经十二官论》记载：“咽喉二窍，同出一脘……喉在前主出，咽在后主吞。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咽系柔空，下接胃本……言语呼吸则会厌开张，当食言语，则水谷乘气，送入喉脘，遂呛而咳矣。”

不仅描述了咽喉、会厌、食道、呼吸道的位置以及结构，对于咽喉的生理功能也是正确的，对于呛咳的机理也很准确，所以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的医家陈实功与王肯堂实施的气管、食管缝合术是世界上该种术式的最早记录。清代顾世澄在《疡医大全》中详细记载了唇裂修补、女性先天性阴道闭锁、耳鼻再植等手术。

而西方则从具有科学家和艺术家之称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510）开始，医学包括解剖学，突然间突飞猛进，不光解剖过尸体，还留下了人体解剖后的草图。比利时的医生维萨里（A.Vesalius，1514-1564），他是近代解剖学的创始人，于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构造》巨著，创立并奠定了人体解剖学的基础。

但从利玛窦艾儒略这些1582年之后来华的传教士著作看，并没有此类记录，他们口里的医学没有外科内容，也仅仅停留在法国国王用手摸看病，或者希腊温泉，一泡就好的水平和档次。

此后他们照搬中国医学抬出的所谓《人身图说》不单通篇穴位名称，最后拔火罐都出来了。

若乳发肿毒，当于其左右旁及下分打火罐以散之。

环跳穴，系骨节凑合之处。受病，宜贴风痛膏，或打火罐，或九龙雷火针

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言中说，中国古代解剖死囚尸体，“事与泰西颇类”，欧洲也是这样干的，真是中国有啥他有啥，这时候，他咋不记得他们的木乃伊了呢？几千年前就能做木乃伊，几千年下来，做了那么多木乃伊，解剖还不是小菜一碟吗？而且中世纪那么多吃人肉的画作，还需要通过死刑犯来学解剖吗？还有古希腊古罗马精美的人体雕刻，没有解剖知识，做得到吗？有这么牛的历史，犯得着照搬中国的解剖死刑犯吗？所以，西方历史就是这样，各自为政，难免互相矛盾。所以毕拱辰那个时候，西方绝对没有古希腊古罗马伪史概念，否则人体雕刻大卫，希波克拉底，盖伦，达芬奇一出，谁与争锋啊。

17世纪哈维（W.Harvey，1578-1657）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原理。马尔丕基（M. Malpighi，1628-1694）证明了动脉与静脉的沟通，并进一步研究了动、植物的微细构造。

看看，这一来了中国，血液循环也终于又捡起来了，难道自己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的大作，艾儒略们都忘了吗？

综上所述，中国医学的发展，从三皇五帝山海经，一步一步，脉络清晰，基础医学，工艺水平达到什么程度，治疗手段方法也就是什么水平，每个医家的著述也各有特色，非常自然均衡，而西方历史的医学则是非常不自然，除了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三巨头，其余人乏善可陈，啥都是亚里士多德，他老还要去解剖，真累啊，至于盖伦，基本都是动物，那么那些精美匀称的人体雕像又是怎么来的呢？没有相对应的解剖，绘画基础，一个个美轮美奂，精准无比，可能吗？而真正和尸体打交道的，理论上应该有无比丰富的解剖学知识的古埃及，却一个个永恒的侧脸，比例失调，这，难道不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