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着,朗西埃!
书接上回,至于没看过上回的,点合集回去看就好了。
朗西埃指出了一条道路,即“无知的教师”的道路,这看似是一条教学性的道路,但实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道路,只是这种斗争正如雅科托所说的,“普遍教学法永远不会兴盛”,但是值得高兴的是,“它也永远不会消失”。
如果《从卡吕普索到天鹅之歌》是陈述他给的这条道路,那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条道路,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场行动。
用魔法打败魔法
无疑地,无知的教师的意识形态操作,是政治性的,仅仅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亦即,这也是一场欺骗,也是一次豪赌。
资本家是最大的赌徒,我很不羞愧地说,这句话是未明子说的,而我在最近的阅读之中确实有所感受。赌博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生产力上达到了一定程度后,于高度膨胀的商业信用领域上出现的。然而,资本家本身就是最大的赌徒,他们的筹码不在桌上,而是在他们的嘴上,在他们的所谓“勇气”中。

为了方便,我依旧用高启强的例子:高启强仍在卖鱼时,仍接近家徒四壁时,就表现出了他作为天赋型选手的勇气。他单单凭借“黄翠翠的录音”这一个名字,这一个空的没有内容的名字,进入了徐江所在的黑色世界,在徐江那里有了信用,这种信用使得高启强能够迫使徐江拿出一份又一份的新的信息、资源和金钱,而他本人则直接地靠着这些进入了生产,即使在他事实上不占据任何资源的前提下。一无所有者的虚张声势,或者本该一无所有者的厚颜无耻,这就是勇气的全部内容了。
资本家是不占有任何价值的,或他们占有的价值总是死的。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有的东西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们会宣称他们是有的,用他们手上的所谓机器、所谓信息、所谓知识、所谓土地。是的,不可否认,生产资料参与着价值的再生产,然而,生产资料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价值,生产价值的是劳动,仅此而已。“劳动创造价值”,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只能听到这句话,但是我所说的其他的话,教科书都没有告诉我。是我的问题吗?
资本家就是这样赚取利润的。“我有!你没有!”他们说。于是他们瓜分着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赌博不就是如此。赌徒可以什么都没有,赌徒的手心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的筹码就是他们的世界里最好的信用——他们靠着这些筹码,就宣称自己有了,而赌着赌着,他们便好像真的有了。事实上,我们依旧要说,筹码或死的生产资料再多,也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但是他们所有的仅仅一片死寂,只有人才能使他们活起来,水能载舟也。

朗西埃也是如此的手段,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无知的教师”,是劝教师放下自己的学识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呵,可要有些良知!”“良知”,哈哈哈哈,朗西埃或许也并不这样想,或许也有这样想的成分。那是告诉学生们吗?“你们无知,但是那群所谓的知识分子也是无知的!只有知性的劳动才是知识的源泉!你们也是画家!”他或许是这样想的罢?但这能做到如何的事情呢?这本书并不畅销,也不会畅销,哈哈哈哈。或许是想点醒无知的学生们罢,但这毕竟太难……
但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朗西埃用了极其观念论(Idealism,理想主义/唯心主义)的手段,这是一次精神对身体的贷款。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的智力到底是如何,因为真相永远是被话语封锁的。那我们就更应该去用话语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坐以待毙!我们要相信,智力人人平等!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去相信,它就一定是假的,而如果去相信,那他就会是真的。心理学的概念、命题和实验,或整个心理学的预设本身,常常否定掉这一口号,但任谁会不知道你在反驳我呢?但是!不要搞混了。他们不是智力不行,而是被你们蒙骗了!他们只是意志力的不足,而非智力的不足。是的,“解释力”,这又是一次斗争。你们能贷款,我们也能贷款!都仅仅是精神向身体的贷款,而你们是用智力的量的差别做出贷款,我们恰恰是为所有人提供普法的贷款权,因为智力的信用绝不能掌握在你们手中,智力的信用是人类之所共有!
“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前几年看JOJO时并未意识到这句话在说什么。勇气的确是人类的赞歌呵。但是,绝不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的勇气,也不是因友情、爱情或资产阶级正义而起的勇气,我们要求公理,要求真理,要求得一个公平、正义、文明的世界,要求真正“人类”的世界!我们在做一项伟大的事业,因此我们要贷款,向生命贷款平等的智力,勇猛的身体。燃烧生命而劳动,而学习,而思想,而起舞,这是我们的事业。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这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后面的话(同样的还有“陈力就列”)。孔子老人家似乎还是很相信“名”之后必有真正的品性,朗西埃却知道那群饿狼们是怎样运用“名”来成就“言”和“行”的,是怎样通过“名正”达到“言顺”的,他们总是先“就列”再“陈力”。因此,他也是如此。
真正的身体
朗西埃是政治哲学家,他的口号,他的贷款,他“魔法对抗魔法”的手段是正当的,是解放的。但我总在想,这会不会还不充分——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的智力和身体吗?我们的身体就始终受政治话语的操纵?
康德用认识论隔绝了主体与物自体,正如语言隔绝了我们与实在,但对于实在之物,我们除了通过这语言的冒险,确实无其他方法以影响之么?换言之,(这或许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总是相信自己能够找回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总是有身体的,我有手有脚有内脏,这心脏在不停地跳动,鼓动全身的血液奔流,我的身体内,激素、生物化学因子与微弱而不安宁的电流、振动,他们是我的身体,我是这样希望的——可我现在是如何隔绝着我的精神和我的身体,我已经是完全的观念论者了。我有身体么?或者,连这身体也是一场精神的原初贷款?
在这里,身体是我的资本吗?是我们每个人的最低所有权吗?我总在思考这个问题。若是这么想,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的?而或许唯物主义的真理就是:物的真理总是物是竭力否定自身的?
我的身体真是原初的么?身体也总在变化,血液总是流动,屎尿屁、吃进去的食物,我的身体也不是那个所谓的物,身体也是单子,身体也是知性的,语言的,政治的。呵,这语言。
这身体与物的悖论让我想到了我对开车的恐惧:我常常对人说,我害怕开车,因为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体,我感觉自己很容易就会磕磕碰碰——我对这具身体还不是很熟悉,哈哈哈哈。我其实也不太喜欢背书包,因为这些都是对我掌控身体的束缚,他们是我的新的身体。而这些想法,事实上都是被一件事情联结起来的:我有一天为了自己要留长的头发发愁——我的头发怎么如此麻烦,我竟不能好好掌握它的动向。
是,正如对于我的头发、书包和载具的异质感一样,我总是对任何人都总是很敏感,我会忍不住地关注人们的动作,即使我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在看人。我很糟糕呢。
但是这也启示着我,什么是身体:我不是要“夺回我的身体”,正如夺回我的一亩三分地。反而,我们要让被异化的进一步去异化,我们是加倍的、绝对的观念论者。既然我们的精神已经被异化,身体也不是我们追求的那个自己,那个物质性的自己,那干脆一切都舍弃,一切都异化!我们,的确是没有身体的!仅仅因为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全部异化,让所有的身体成为我的身体,让所有的精神成为我的精神,这只需要一个信仰!
而这首先,是将我们的精神全部异化。精神全部异化的前提是身体的异化,而身体全部异化的前提是精神的异化。到底应当如何——好似这背后的东西依旧宰制着眼前的我们。
是的!背后的东西!我们如何能达成这身体和精神的全部异化,那必是要等待一个契机,身体的异化到了一定的程度——饥饿、孤独、崩溃,这一切切都是身体性的、力比多性的,这一切普遍崩溃或个别崩溃的到来,让女娲再补不起整片天!多么……悲剧呵。不能再做狂热的传道士了!
因此我们也发觉,当我们依旧是观念论者时,我们就提不出唯物主义的方案。坐在书斋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需要直接地越过政治的地盘,不止去看,不止去说,更要去做。等待么?我们用语言做,或躬耕于生命的田地。语言用来呼唤,让崩溃成为理性的行动;躬耕是直接地介入,面对这个新的、独一份的矛盾,不论是调和或是什么,去做,去触摸城市的悲剧面。
我终究是有身体的,这身体是我不作为身体拥有者时的武器。我对于这身体没有所有权,因为一切都是我的身体。但这仅仅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而已,我们现在……还没进入人类社会。我这身体,我要好好地控制,仅仅为了那个理想。我这身体,就正是为了取消它自己而行动的!
学生的脚手架
可没人会听你继续喊口号!我们要回到朗西埃的话题上!
身体是这样的,那身体作为那有限性,作为单子,他们之间有质的差异,或量的差异?质的差异,那些残疾者,该如何学会做他们的身体限制他们做的事呢?如何叫盲人有成就感地画出一幅他自己热爱的好画?如何叫渐冻症患者奔跑在田径场上?如何叫聋子学会奏乐与歌唱?
可你不也是这么叙述量的差异的吗?那力!心理学!你把一切都归为“力”,专注力、智力、自制力……你居心何在?你会问出,和上面的问题同一结构的问题:如何叫智力低下者理解爱因斯坦和拉康的学说?如何叫专注力低下者(ADHD)能做长时间的阅读,成为一名文学鉴赏家?如何叫自制力低下者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你也是这么说的!
知识与任何人之间都隔着一层厚障壁,那是知识自身的厚障壁,是知识自身在被认识层面的绝对不可能性,或进一步说,知识总是不存在的。
质的差异,也并没有什么困难。正如我上面说的,尽管我们有原初的身体,但我们的身体也早已是被异化的了。我们的实质的身体是劳动,是一切能成为我们身体的劳动工具。甚至,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他人的身体,是集体的身体,我们要敢于舍弃我们自己的身体,用这一原初的身体成为更大的身体。只有敢于抛弃自己的身体,我们才能共同拥有更大的身体。而那仅仅允许我们以原初身体躬耕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人,已经不必多说。

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贝多芬嘴里的木棍,可不就是这聋子音乐家的劳动工具?我也总在想,若霍金能用眼球拼字说话,那为什么他不能用眼球操纵新的身体运动?工具!身体本身也成为我的工具,或我也仅仅是作为工具。你问,智力低下者该如何能理解高深的理论,但我反而问你,谁规定了对于高深理论的彻底理解状态?
我自认聪明,但我知道自己聪明不到哪去。我自认学过黑格尔,但我自认跟人聊黑格尔我必定聊不下去,为什么?我从不学术语,我的教材只是《精神现象学》,我的教辅只是未明子、鼠格拉底E这群网哲。但我依旧觉得我是懂黑格尔的,因为从没有人会说我不懂黑格尔,毕竟黑格尔自己也说不出来了。黑格尔从来只是被理解者,从来只是“经”“典”而已。教材是教材,知识是知识。对于知识,我们要求的仅仅是专心,而任何对具体理解与理解本身的讨论都是政治。
是的,知识自身是不允许任何人侵犯祂的,因此知识允许任何人的拜访。我们允许孩子们用画册理解相对论,正如没有人不允许我没看过《逻辑研究》,却用自己的话读《纯粹现象学通论》,这很艰难,但是我的知性能够做到,或知性一定能够做到。
是的,知性一定能够做到。而理性么?批判么?请你先给他们做的机会!让盲人能够触摸颜料的纹理,用其自身的空间认知结构建立起其自身的无视觉的美学艺术,画出他们所爱的画。让专注力低下者在药物治疗之上,借助专注力的训练,借助他们所喜欢与不喜欢的事物,尽可能地看到希望。没有手的孩子,我们便做他们的手;没有腿的孩子,我们便做他们的腿。机器人也可以来帮忙!不能让生产资料的被剥夺与精神的被囚禁落在身体上!
当然,理性也是必要的:非原初的身体所作的,而是借助工具中介的,到底能不能作为现实的能力和现实的知识?原谅我浅薄,但对于我而言,那盲人若是感到了美的愉悦,那便是美的;那拿机器人的手炒菜的孩子,要是真能学会怎样麻利地炒出一盘盘好菜来,那也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的身体!一个人被砍断了手而重新接上,也是通过连接了一些神经与血管而能流畅使用,那为何你愿意承认他有炒菜的技能呢?
我们不必依赖原初的身体,因为我们从来就不被它所束缚,它自身就呼唤着我们否定它:“同情”“同感”,那超出了我们自身的行为,不正是这样吗?
是的,教学要考虑身体,要考虑个体情况,要考虑学生的实际,但雅科托的态度不能被改变:“因材施教”、“量力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这些不能改变我们借助一切教学资料/教材辅助知识获取的态度。
教材化
“教材化”,我突然想到这个词。教师自身是无知的,但我们不可否认教师有知识。“有”,不是占有的状态,因为知识的所有权必然被绝对地取消,教师所占有的只是自己所占有的知识罢了。于是我们能够让教师展示自己所占有的知识,这知识的展示是成为教材的,而非成为教师的。教师自身作为知识的历史或历史性的知识,这可以作为学生知性劳动的脚手架,但这知识本身不能束缚学生半点!对于这份教材,教师和学生都是无知的,或都是知性的。教师要认识自己,正如学生要认识知识和教师,对于这份知识,永远保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看见教材所没说的、所遮盖的,这是学生和教师共同的劳动,是教师在教学中所收获的财富,是学生在教学中所收获的经验,是师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办法。教师对自身的否定就是学生对教师的否定,学生对教师的否定就是教师对自身的否定,而这双重的否定之中反而包含着一种信任。
是的,朗西埃的宝藏不仅仅有身体的贷款,有对师生结构和学生尊严的解放,也有对教师的解放。教师的自身贬黜,反而使自身更加高贵和理性。
但教师的教材化不能仅仅是教材化,不能仅仅作为教材。教师的作为教材必须是针对性的,教师自身是学生的脚手架。看看学生需要什么,我们便往哪里搭吧。
可是,教师的工作总是政治性的,如果学生无法作为理性主体为教师作批判,那教师就成了意识形态机器。教师是政治性的,学校教育也是政治性的,甚至学校本身也是政治性的。即使教师自己自在地已经是学生的教材或质料,那也无法摆脱其自身的政治性,因为他是教师。
教师总已经自在地是学生的教材,但这也仅仅是自在地而已。若不说出来,若不让主体真正地参与到这一教材化之中,那教材化便全无意义。因为教师这一自在的教材便成了学生的全部。(当然,骂老师这件事我们也总是做着,但骂老师并不是批判地学习,并不是把教师当作教材而理性地学习,而仅仅是用对立的态度对待这教材而已,是概念性地已经把这意识形态吃透了,已经对立地服从着。
教师必须“俯首甘为孺子牛”,告诉学生们:知识是知识,而知性是知性!我们是同样的知性和不同的人。教师低下他们身为权威者的头颅,学生们就能为教师戴上信任的花环。
“去普遍化”与“去普遍”
但我们如今仍有一点,是与朗西埃完全相同的: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样的教师和学生呢?
无论在哪个国家,学校教育都必然是政治的,甚至学校本身在组织和建立中就已经是政治的。不必旁征博引的,单单学费和区域一点就足以说明:或许一个地区有不同的学校,或同样办学主体麾下的不同学校,或同一学校的不同校区,都不重要,但我们总是认为,有一些学校必有一些特殊的用途,即所谓“贵族学校”。它们有豪华的建筑和设施,奢侈的消费体验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甚至有世界顶级的诸多荣誉教授——相对应的,它们也有相当高昂的学费,一年十几万或许已经是物美价廉。相比起来,无论如何高级的985学校似乎也都一般般,毕竟也都仅仅是在城市(“市”)中,交着几千上万的学费,过着普普通通的学习生活。
或许我们会想,那“贵族学校”我从未想过要上,因为这名字就已经与我拉开了距离。正是这个!你想得太“对”了,与大家都“对”上了!

“对立”,这是被树立的。不仅仅十几万任谁也觉得有压力(哈哈,看我在说什么呢~),而且这对立被树立起来时,就已经有了相当“对”的再生产了。不是什么知识的再生产,对于他们而言,这些诗书礼乐或帝王之术或许不是很重要,他们早就会了;“再生产”是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阶级的再生产,“井水不犯河水”的再生产。恰似最南边的美丽岛屿作为他们的桃花源,而北方城市里的我们则喧嚣着。于是我们不必再想象他们是不是在两人四张床两张大长桌的宿舍里打王者荣耀,纯纯金锄头。不必想象了,因为已经被隔绝了。锦衣绣袍者再生产锦衣绣袍者,而青衣白丁再生产青衣白丁。你问,教育呢?这和教育何干!
在教育之前,这些就自在地被定下来了,而不是教育的事。在这一情形里,在这对立的两类学校中,教育是最无关紧要的,因为教育甚至不必出现,这些就足以把两份教育变得截然不同。
如果将普遍教学法置入学校教育之中,我们能保证什么呢?矛盾总是深刻地存在着,它让普遍教学法出现,那是否也总让普遍教学法失败?
普遍教学法是普遍的,或普遍教学法自身自在地是普遍的。但普遍教学法的教育实践却绝不是普遍的,而绝对是特殊的,其自为化是有条件的。思考“普遍教学法的实践到底要对谁进行”,听起来真是荒谬又好笑,但确实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普遍教学法正是要去掉它的普遍性,才能最终成就自身的普遍性。
但是我困了,决定以后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