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钱德勒谈菲利普·马洛的创作

《罪恶之城的骑士》穿插了大量钱德勒与友人、出版商、文学代理人等的书信，其中有几封提到了马洛的诞生历程和钱德勒本人对他笔下这位私家侦探的看法，创作这个角色时内心的矛盾。于是就将这些段落做了下整合汇总，这些文字片段详细深入探讨了这位贯穿钱德勒长篇、中短篇的高贵侦探如何从扁平的故事里变成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真实的人。

《漫长的告别》创作过程中钱德勒在书信中谈到关于马洛的角色塑造：

“这本书（漫长的告别）的问题在于，我已经用第三人称写了一半，然后才意识到，我对这故事的主角没有丝毫兴趣。他只不过是个名字，所以恐怕我要重新开始，将这一重任委托给马洛先生，我可能会因此损失不少精彩的场面，因为它们发生在主角之外的地方。看来我是注定跟这家伙在一起了。没有他，我的创作就寸步难行。”

“我知道马洛变了，但我认为他非变不可，因为经过这些年，所谓的硬汉题材早已变成矫揉造作的东西。”

“这本书的手稿被我留在手里，要继续修改……马洛这个角色变得“近似基督”，变得多愁善感，而他本人也应当在整部小说中嘲笑自己的儿女情长，他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关于马洛近似基督的说法，也不能接受她说硬汉时代的马洛会嘲笑他如今的多愁善感。我认为她说得不对。至于马洛这个角色，我也许错了，但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参照的是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别人觉得我该怎么写。”

创作《小妹妹》的时候，钱德勒给他在英国的出版商汉米尔顿的信件中提到马洛的变化：

“我担心马洛先生这个角色已经发展得太过头了，我有点怀疑，一个普普通通的私家侦探发展到这个地步，会不会显得过于荒谬。”

在1944年致信给他的美国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诺夫提到关于马洛这个角色：

“我喜欢用菲利普·马洛的第一人称视角。我不必刻意塑造他，因为他的行为会根据周遭的人而有所改变。”

在硬汉派的宣言文章《简单的谋杀艺术》中，他如此形容马洛：

“每一样可以被称作艺术的作品都包含救赎的品质。如果这门艺术采用了高雅悲剧的手法，那救赎便可能是纯粹的悲剧，也可能是怜悯与讽刺，也可能是壮汉粗粝的笑声。那些本身并不卑劣的人却不得不行走在这个世界的卑劣道路上，他们不曾受到玷污，心中也不曾恐惧。此类故事中的侦探必须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英雄，他就是一切。”

直到生命的最后，钱德勒依然在挖掘思考菲利普·马洛，这个与他密不可分的虚构人物伴随他一起初出茅庐、名声鹊起、家喻户晓再到与世长辞。钱德勒与马洛之间几乎达到了一种“合二为一”的境界。以至于在最后几年里，他认为自己就是菲利普·马洛， 就是那个仿若从中世纪穿越过来的“加拉哈特”。逝世前一个月，他曾写道：

“马洛这类人不应该步入婚姻，因为他是个孤独的人，贫穷的人，危险的人，还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而这些品质与婚姻都不合。我想，他永远都会有一间破旧的办公室、一处孤寂的住所、一些风流韵事，却和任何人都无法建立恒久的感情……我眼里的他永远形单影只地走在街道上、待在房间里，虽然困惑却不曾被击垮。”

这既是钱德勒对马洛的看法，也是他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描绘。

钱德勒在这个人物上倾注了太多自身的色彩元素，马洛也随着他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起来。即使如今，再读钱德勒的小说，仍然能感受到马洛的性格特点、孤独高贵的品质，以及他对人生、城市、社会、罪恶的种种思考。不知不觉间便被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