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西解遗存的发现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
万荣西解遗存的发现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
陈 斌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9年
西解仰韶遗址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和山西运城地区文化局的同志，于1979年7月在万荣县进行考占调查时发现的，并于同年11月进行了试掘①。
遗址位于万荣县万荣公社西解村以西约200米处的第二阶地上，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保存状况良好，既有居住址，又有墓葬区②。试掘选择在居住址进行，面积仅12平方米。
试掘面积虽小，但地层叠压关系清晰，出土陶器很具典型性，对了解晋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试掘所见的地层共八层。以试掘探沟的西剖面为例，堆积情况为：
1层：耕土层，厚0.15—0.35米。
2层：扰土层，黄褐色土。厚0.80一0.85米，距地表深0.15一0.35米。内含仰韶庙底沟类型遗存中常见的彩陶盆、罐、盆和近代瓷片等。
3层：深灰色土。厚0.45—1.10米，深1.00一'.10米。内含陶器多同于仰韶的半坡类型。3层下发现一不规则圆形锅底状灰坑(表二HI),口径1.05、深0.60米。坑内出土有尖底瓶、线纹罐等残陶器。
4层：黄灰色土。厚0.20—0.80米，深1.80—2.00米。内含砂土及仰韶遗物。
5层：白灰土。厚0.40—0.60米，深2.30—2.45米。内含仰韶遗物。
6层：灰黄色土。厚0.40-0.55米，深2.70—2.90米。内含木炭及仰韶遗物。
7层：黄花白土。厚0.30—0.45米，深3.20—3.35米。内含仰韶遗物。
8层：褐黄色土。厚0.45—0.60米，深3.65—3.75米。不见遗物
8层下为生土层。
各层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生产工具很少。可以作为分期标本的器物有：弦纹罐、折沿盆、翻沿盆、红顶赫；其次为弦纹钵、彩陶钵、彩陶盆、线纹罐、泥质小罐、瓶、瓮等。
弦纹罐 I式18件(6层出土),敛口翻沿，缘面微凹，方圆唇，腹微鼓，下腹内曲，小平底，腹最大径在腹中部；I式9件(5层出土),敏口凹缘，方圆唇，鼓腹，下腹内曲，小平底，腹最大径在腹中上部；I式11件(4层出土),敛口深凹缘，内外唇，下腹直收，小平底，腹最大径在腹上部；Y式1件(3层出土),敛口翻沿，宽缘圆唇(见表一)。
线纹罐 I式(4层出土),敛口，折沿圆唇，缘面较宽微鼓，饰横线纹；I式(3层出土)敛口圆唇，折沿平缘，饰斜线纹(见表一).
泥质小罐 I式(6层出土),敛口翻沿，凹缘圆唇，彩陶罐同此：Ⅱ式(5层出土),敛口翻沿，圆唇(见表一)。
折沿盆 I式15件(6层出土),折沿方圆唇，侈口，腹曲收，似圈底；I式4件
(5层出土),基本同I式，直口，腹微鼓(见表一).
翻沿盆 I式11件(6层出土),侈口翻沿，圆唇，腹曲收，似圈底；I式8件(5层出土),直口翻沿圆唇，腹微鼓；Ⅱ式5件(4层出土),敛口翻沿圆唇，鼓腹；V式3件(3层出土),翻沿圆唇，缘面较宽(见表一)。
彩陶盆 I式1件(6层出土),侈口翻沿，圆唇，施紫红彩条带纹；I式1件(3层出土),敛口翻沿，圆唇，腹微鼓，施线条与直线三角几何纹；Ⅱ式5件(3层出土),敛口卷沿，圆唇，施线条纹与直线三角纹(见表一)
红顶体 I式34件(6层出土),侈口圆唇，腹出收，似圈底；I式26件(5层出土),直口圆唇，圆折腹曲收，圈底内凹：Ⅱ式10件(4层出土),敛口圆唇，圆折腹，圈底内凹，1件施席纹(见表一)。
弦纹辞 I式(6层出土),侈口圆唇，腹饰不规则弦纹，泥质红陶；I式(5层出土),直口出沿，方圆唇，饰弦纹；Ⅱ式(3层出土),口微敛，方圆唇，缘面微凹，施弦纹，夹砂红陶(见表一).
彩陶球 I式2件(5层出土),直口圆居，口部饰紧红彩条带纹；Ⅱ式2件(4层出土),口微内折，圆居，胎较厚，饰紫红宽条带纹(见表一),
瓶 I式3件(6层出土),敛口平唇，颈较短；【式1件(5层出土),敛口，内外出唇，颈变长；Ⅱ式(5层出土),杯形口，圆唇：V式(3层出土),双唇，口部饰紫红彩，颈下饰线纹。1、I式似为平底瓶，I、N式似为尖底瓶(见表一，表二、9).
瓮 I式2件(7层出土),敛口平唇，细泥红陶；Ⅱ式10件(3层出土),敛口圆唇，腹饰线纹，夹砂红陶(见表一)。
以上各种陶器形式类别的划分，皆按从早到晚的演变过程编的号，各式都具有明显的差别，在数量上也存在着增减的述象。根据共存、叠压关系及陶质、陶色、纹饰和器形本身的演进规律，西解遗址出土的陶器我认为可分为五期③.
一期以6、7层出土陶器为代表。这期以细泥红陶为主，占57.8%;夹砂红陶次之，
占34.6%;泥质红陶和灰陶少见，占7.6%。由于火候不均， (细)泥红陶呈橙黄色者占
23.9%;个别的夹砂红陶内呈深灰，外呈红褐色。陶器大多为素面，占55.9%;有纹饰的，以不规则弦纹为主，并多有间断，往往施于夹砂罐的上腹外侧，少量见之于钵类，
占30.2%;线纹(或称细绳纹)很少，占
13.1%,分斜饰和交叉饰法；指甲纹仅一见；另外出土有少量彩陶，占0.6 %,限于泥质罐、盆等，绘紫红彩，施窄条带纹和以直线组成的三角纹。陶器制作皆采用泥条盘筑法，但往往由缘、腹、底三部分相接成器；口沿部分有的还进行了加工，如罐、盆、瓶、瓮、器盖等是用泥条法由内向外地包口出缘(见图一1、5、10、12、16、19,表二、15)。有平底器、圈底器，平底器从底部剖面观察，皆在圜底包帮的基础上，又在圆底边缘用泥条附加一周而呈平底状(图一、22),火候较低，特别是盆、辞类，红顶钵以上红下浅红者居多；上红下灰、上浅红下红者少。这时期的陶器主要以I式弦纹罐、I式折沿盆、I式翻沿盆、I式红顶钵为主，它们的残片在出土数量上比例占85.5%,其中弦文罐占19.8%,折沿盆占16.4%,翻沿盆占12%,红顶钵占37.4%。另外还有少量的 式泥质小罐、彩陶罐、I式彩陶盆、上式弦纹称、I式瓶、I式瓮、罐形器、回唇盆、小口器、泥质罐、器盖的口沿以及手控的黑耳，比例占14.5%。此外还有磨制心石产、磨石、残打制石器、骨匕和陶片打成的陶饼等(见表二、12—20),二期以5层出土陶器为代表。其陶质、陶色上基本同于一期，仍以细泥红陶为主，占63.8%;夹砂红陶次之，占17.7%;泥质红陶、泥质灰陶较少， (细)泥红陶呈橙黄色者少见，仅占16.3%,还出现了细泥磨光黑陶。除素面陶占63.8%外，仍以弦纹为主，占22.7%;线纹次之，占12.9%,锥刺纹很少。彩陶见之于辞类，饰紫红彩，纹饰有条带纹、三角几何纹(?)。制法基本同于一期。所不同的是罐、盆的口沿出缘，系用泥条与器口上部、外部相接法使之出缘(图一、2、6、11、13);唯瓶口的接法仍同于一期。器形主要以I式弦纹罐、I式折沿盆、I式翻沿盆、I式红顶麟为主，它们的残片在数量上占82.3%,其中弦纹罐占15.7%,折沿盆占7%,翻沿盆占14%,红顶钵占45.6%;还有I式泥质小罐、I式弦纹辞、I式、Ⅱ式瓶、凹缘盐、小口器等，杯形口瓶和I式彩陶缺是这时期新出现的，这些残器占17.7%。生产工具为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陶纺轮等(表二、8-11).三期以4层出土陶器为代表，素面陶器少于二期，占53.1%。仍以细泥红陶为主，占41.7%,但陶色较一、二期纯正，如(细)泥红陶呈橙黄色者只占13.1%。夹砂陶和磨光陶有增加的趋势。出现了席纹，布纹，弦纹与线纹并施一器的现象。彩陶仅见条带纹，但较二期的宽，皆紫红彩。制法仍以盘筑法为主，往往由缘、腹、底三部分相接成器。有平底器、圈底器、尖底器。罐、盆的口缘系用泥条与器口外侧相接而成(图一、3、14)。器形主要以Ⅱ式弦纹罐、I式翻沿盆、Ⅱ式红顶辞、I式彩陶钵为主，它们的残片占93.4%,其中弦纹罐占36.7%,翻沿盆占16.7%,红顶钵占33.3%,彩陶钵占6.7%,其它共存陶器残片只占6.6%。折沿盆已消失，不见彩陶盆、小口器。尖底瓶(器底)、I式线纹罐不见于一、二期，I式红顶钵仍有少量出土，新出现折腹的盆、圆腹红顶体。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杵，石斧是在磨制的基础上，刃部及器缘又经打琢加工而成(表二、3-7),四期以3层(表二HI)出土陶器为代表。这时期素面陶器比例占55.2%。陶质、陶色基本同于三期。(细)泥红陶呈橙黄色者已少见，仅占10%,夹砂红陶有罐、瓮类。夹砂罐多呈灰褐色，纹饰以线纹为主，占19%,较三期的稍粗，多施于罐、瓶、瓮等器；弦纹已占次要位置，占2.5%;另外有少量席纹、锥刺纹：彩陶剧增，占23.3物，施紫红彩。彩陶盆纹饰多以线纹及直线三角纹并施；瓶口部则施条带纹。制法仍为盘筑法。用泥条使器口出缘的现象已不多见，而新出现了直接卷曲出缘的制法，如罐、彩陶盆、瓶、瓮等(图一、4、18、21)。圈底器减少，平底器增多，器形主要以I、Ⅱ式彩陶盆、I式瓮、I式线纹罐、N式翻沿盆、I、I式彩陶钵为主，它们的残片数量比例占96.2物，其中彩陶盆占25.7%,瓮占45%,线纹罐占5.9%,翻沿盆占5.9%,彩陶林占7.8%;次为V式弦纹罐、Ⅱ式弦纹钵，不见红顶钵，另外还有罐形器、器耳等，只占9.7场。
2层属近代扰乱文化层，出土遗物除少量近代瓷片外，皆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陶器，如罐、盆、彩陶盆等，故探沟2层应为经后代翻动过的仰部文化庙底沟类型堆积，可将西解遗址的第五期定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当然应把近代遗存剔除在外)。
综上所述，西解的仰韶遗存可分为五期。
一至四期的陶器，不论是种类、陶质、陶色、纹饰还是制作方法，都有一定的共同
处，如多作炊器用的弦纹罐，作容器用的翻沿法、彩陶盆、红顶钵、彩陶钵，作水器用的瓶；多以细泥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多以素面器为主，有纹饰的则多以凹弦纹为主，次线纹，彩陶施紫红彩；制作方法皆采用盘筑法，慢轮加工几乎不见。但仔细分析，罐、盆、钵、瓶等器的形态以及陶质、陶色和纹饰、制作方法上的不同，又能分为四期(图一)。综合这些情况看，可以认为一至四期是直接演变的结果。
以3层为代表的四期，已知出土陶器特征基本同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如弦纹罐、线纹罐、影陶盆、瓮等，同芮城东庄村半坡类型遗存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彩陶纹饰也是以直边三角及线条组成的花纹图案，但不见鱼纹等象形纹饰④,时代大约相当于半坡类型晚期。
一至三期同其它早期仰韶文化相较，虽有共同因素，自身的特征却较为突出，简单归入仰留文化的其它类型似都不妥，应属一种新见的遗存，这种西解的一至三期遗存(以下简称西解遗存),究竞应怎样来认识它的文化性质呢?这需要与共它新石器时代遗存作比较。
一、与老官台文化的关系
所谓老官台文化，是指根据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出土的早于仰韶文化的那种遗存⑤,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为中心的渭、泾流城以及陕西南部的汉水、丹江上游。在陇东⑥、河南洛宁、洛河沿岸也有分布①,如宝鸡北首岭下层、元君庙下层、华县老官台、商县紫荆、渭南北刘、邪县下孟村、秦安大地湾下层等⑧,早在1965年，苏秉琦先生就指出“以北首岭、元君店下层等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应和半坡类型划分开来”②。在地层关系上，如宝鸡北首岭下层是迭压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下。西解的一至三期遗存也迭压在相当半坡类型的文化层之下的，这说明西解遗存在地层关系和年代上较半坡类型为早，可能更接近于老官台文化，如果再与老官台文化作对比，又可看到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承袭关系，即至少可在某些方面看到西解遗存是源于老官台文化的，而且两者之问的相似处要多于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相以之处。如西解一期的生产工具中的斧铲所占比例很大，石器制作有磨制、打制(环制)之分，而打制的仍占一定比例。骨匕也同大地湾一期的骨齿很相似⑩。西解遗存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陶色有相当比例的不纯正，或作橙黄色，或作外红褐内深灰，陶胎厚薄不均，形制单调等情况，是和老官台文化基本相同的原始因素。在陶器形制上，西解一期的跡、盆同老官台文化的同类器很相似，如钵皆为敞口，腹较深，似皆为圆底，但无条带纹及交叉绳纹①;有的盆则其形制几乎一样，在纹饰方面，西解一期多素面施纹饰者不多。有纹饰的则以有间断的弦纹为主，和划纹无大区别，一般施于夹砂罐的上腹外侧，少量施于体类；线纹(或可称细绳纹)很少，而其线纹的风格，尤其是交叉线纹(绳纹),同老官台文化的很接近，直到西解二期，仍保存着这种现象②。至于彩陶很少，只在盆、罐器上有紫红彩条带纹或以条带组成的图案的情况，则和北首岭下层基本相似，只是颜色有所不同③。差别较大的是西解一期的陶器主要为圆底器，而且平底器也多是在圆底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未发现老官台文化特有的三足器，圈足钵等。老官台、元君庙出土的陶罐，口沿一般不发达，而呈直壁微曲④,西解一期的则尽管在形制上同老官台、元君庙的有相似之处，但口沿皆用泥条包口出缘，似是继承前者而有了新的发展。西解一期出土的折沿盆、泥质罐、瓶、瓮等不见于老官台文化，显然是新出现的。综合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西解遗存具有仰韶文化因素，是老官台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
二、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关系
关中及晋南、豫西的仰韶文化，有人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即老官台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遗址(4)期②,这一观点现为很多人所接受。半坡类型是半坡遗址的主要遗存⑩,比较典型的遗址有：西安半坡早期、北首岭(中期)、接寨(一期)、华县元君庙墓地和华阴横阵村墓地等。前面已经谈到西解一至三期遗存介于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之间，西解四期遗存也就是相当于半坡类型晚期遗存，是在西解遗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解一至三期遗存无疑与半坡类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因素，如西解一期的泥质小罐在形侧、纹饰上同半坡类型早期遗存、姜寨(一期)的同类器很接近⑥,但西解一期的泥质小罐在制法上与同期其它陶器的制法吻合，都是在器口上用泥条由里向外包制出缘；再如西解遗存的二、三期的杯形口瓶、彩陶钵等从口沿部分看，同半坡类型早期的同类器几乎相同⑨,并有尖底的部位出土。不过主要陶器如弦纹罐、折沿盆、翻沿盆、红钵、内外唇的瓶、瓮等，却与半坡类型早期的器物有较大区别。西解一、二期遗存的弦纹罐为下腹内曲，罐底是在圈底的基础上在其周围附加泥条而使它成为平底的。半坡类型早期的罐，也有少量下腹为内曲呈平底的，但制法却比较进步，如器底用不同方法制作，或一次做成，或先做器底以后依次做腹壁，或底部做成后再在底部外围或底部内沿周围加垫泥条进行加固；口唇部分的做法较繁，并有与器壁一次做成的；纹饰又多以弦纹、绳纹并施，而西解遗存则要到三期才见有弦纹与绳纹(线纹)并施的。半坡类型早期的弦纹罐虽有发现，但多为下腹外曲成平底的，口沿也不尽相同②,只有一件弦纹罐同西解遗存二期的同类器在形制上相似②。西解遗存三期的弦纹罐，在形制上比较接近半坡类型早期的同类器，下腹为外曲成平底，但口沿是用泥条包口出缘，不见直接卷曲出缘的。西解四期的弦纹罐口沿才出现直接卷曲出缘，这和半坡类型晚期的同类器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半坡类型早期的年代似在西解遗存的三期与西解半坡类型晚期之间。
通过对西解温存的弦纹罐、泥质小罐、杯形口瓶、彩陶钵同半坡类型同类器的比较，不难看出半坡类型的诸多因素似源于西解遗存，即或是直接继承发展，或是受其影响。如西解的泥质小罐的发生年代似早于半坡类型，后者有可能是从前者发展过去的；半坡类型早期的下腹外曲的平底罐，从器形演变规律上香，似属西解遗存三期向西解半坡类型晚期遗存的过渡形态；西解一、二期的瓶，只见有瓶口和似属瓶底的小平底器，尖底的瓶没有发现，可能这两期使用的瓶多为平底，直到西解三期才出现尖底的瓶底，但各层所见，观亦仅一件而已。这说明在西解之地，此时尖底瓶的使用似不及平底瓶那样普遍，而二期的杯形口瓶口沿，其形制无疑就是在I式瓶的基础上演变来的。彩陶赫在西安半坡遗址的最早文化层或灰坑中也有出土(也多力残器)②这些现象充分说明西解一至三期违存早于半疲类型早期，顺便指出，半坡遗址中似也有早于半破类型早期而相当于西解一至三期的少量的遗存，如上面所讲的泥质小罐、彩陶林，杯形瓶(平底的?)等.
总之，半坡类型早期在一定程度上似是在西解一至三期造存的基础上或是受其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西解遗存和半坡类型的直接关系似比老官台文化和半坡早期的直接关系要明显得多，如西解的罐、钵、彩陶盆、瓶等，正是老官台文化向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过渡的环节，
三，和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关系后冈类型仰留文化@的分布区成，主要在判南、豫北地区，年代和仰迢文化半坡类型基本相同。它们的分布区域和文北而貌与半坡类型相异性较大，许多人将二者视为不同系列的考古学文化，认为后冈类型是磁山、裴本冈的后高争，
后冈类型与酒解遗存有无因果联系呢?我认为有，而且关系十分密切。这对研究后冈类型的演变发展有誉重要意义。
后冈类型的陶器主要以细泥红陶为主，次为夹砂红陶，很少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以素面陶居多，施纹饰者则有弦纹、划纹、剌纹和附加堆纹；彩绘有紫红彩、红褐、黑色三种，图案筒单，有条带纹和由数条斜线组成的正反相同的三角纹等；器形有缺、盆、罐、小口瓶等，其中辞占很大比例，盆、罐和小口瓶等较少面、这些是和西解遗存基木一致的特点。再如西解的Ⅱ式弦纹罐同后冈的同类器(72H5:6、14)的特点亦相似，其后冈类型的夹砂滤就都是敛口的，并也有口唇加厚的现象，还如两者都使用“红顶硫”式的辞，而且后闪类型的辞也有直口或敛口，底呈圆底内凹约；西解Ⅱ式翻沿盆与后冈类型的盐(72H5:15 )基本相同；西解Ⅱ式瓶的口沿部分与后网的Y式瓶(TD25)的口沿的形制几乎一样；西解泥质瓮同后冈类型的I式罐(TB2③:1)相比，后者似有继承前者的因素④,这些因素都充分反映了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当然两者也存在着地域性的、时间上的差异，如西解遗存中不见后冈类型的鼎，不见附加堆纹、划纹以及彩陶只有紫红影等。这正好说明西解遗存的相对年代早于后冈类型，而又影响到了后冈类型，当然，后冈类型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有可能又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西解进存和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后冈类型有一定的共同因素，而西解遗存同后冈类型的关系，比同半坡类型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它既存在着老官台文化向半坡类型过渡的因素，又含有磁山、裴李冈向后冈类型过渡的因素。
从已发表的材料看，把老官台文化看作是半坡类型的前身，把磁山、裴李冈看作是后冈的前身都缺少中间环节。西解遗存的价值，就在于为这一中间环节提供了新的线索。
这就是说，在时间上，西解遗存似晚于老官台文化，磁山、裴李冈文化，早于现已认识的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后冈类型，从地理位置上香，西解遗址的这类遗存，正分布在关中地区及豫西、北地区这两大支仰留文化的中心地带之间，即晋南地区，自然会具有中间的过渡形态。
这种过渡形态，只要仔细比较半坡类型和后冈类型的文化内画，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如两者都有相似的夹砂罐，前者施弦纹或弦纹与绳纹并施，后者多施以弦纹；前者的跡一般为直口和敛口，腹一般呈半球形，底分圈底和平底内凹， “红顶碗”式的钵虽有发现，但却很少，后者的醉也以直口、敛口为主，或深腹或浅腹，“红顶碗”式的钵则比例很大；前者的壶(瓶),如姜寨一期的细颈壶(M6:1)四，同后者的壶(I式小口瓶(SI④:307))③在形制质地上基本一致。这两大类型相似因素的存在，现在由于看到了西解遗存这类过渡地带的文化，就很容易理解了。而且两者都有在形制上相当于西解Ⅱ式弦纹罐以及西解半坡类型晚期的N式弦纹罐之间的夹砂罐，相当于西解I、Ⅱ式的钵。此外， “红顶碗”式的钵，原生地应为后冈类型，因为它主要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不过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和汉江上游的半坡类型遗存中也有发现⑧。在此晋南地区的西解遗存中，则“红顶碗”式的钵在陶器中也占很大比例，除西解以外，在垣曲县也有发现⑧,另如后冈类型的Y式瓶(TD2:⑤),在西解二期遗存中也存在着，且形制相同。《西安半坡》曾认为：“凡有尖底瓶的，没有葫芦壶和长颈壶，有壶的
则没有尖底瓶；""有尖底瓶和留底钵者似较早，有壶类者似乎较晚” 。现在从半坡类型的壶(瓶)看，北首岭的I式壶(77M12:(5))是早期的随葬品，年代同北首岭地层堆积的中层相应②,也就是半坡类型晚期的遗存。这和半坡类型姜寨(一期)的细颈壶(M6:1)很接近，从形制上看又似晚于姜寨M6的壶。半坡遗址长颈壶(M114:1)◎的相对年代从形制看，又似晚于北首岭的I式壶。这样，从西解一、二期遗存及半坡类型和后网类型的壶或瓶的形制演变规律上来分析，瓶(平底的)或壶的发生年代似乎早于尖底瓶的出现，而尖底瓶有可能是在平底瓶或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变体；当然，在尖底瓶出现以后，平底瓶或壶仍继续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以后又被其它型式的器物所取代。
如上所述，后冈类型与半坡类型两者间似已基本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两个平行发展的不同文化系列，而西解遗存则是向两者过渡的环节。半坡类型与后冈类型之所以比较接近③,正是因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西解遗存这个过渡环节文化因素的原故。西解进存的位置，正好填补了老官台文化或磁山、裴李冈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这一缺环，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大体如下所示：
附记：本文承蒙俞伟超老师的指导和修改，借此表示感谢。 (绘图：尚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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