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马尔萨斯（四）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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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在考察了过去和现在人类的状况后得出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论述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的所有著述家既关注到有关人口原理的观点，又常常对它掉以轻心，并且总是认为由人口过多产生的困难在遥远而差不多无法估计的未来才会出现，这简直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甚至认为这一观点的作用足以摧毁他的全部平等制度的华莱士先生，似乎也觉得，在全部土地被开垦得像菜园一样，生产物毫无可能进一步增加以前，不会由于人口过多而出现任何困难。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而美好的平等制度在其他一些方面又可以得到实行，我们就不应当因为预计在遥远的未来会发生困难而压制追求这个制度的热情。一件如此遥远的事情完全可以听天由命；但实际上，如果本篇论文提出的论点有充分根据的话，那么，这种困难就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近在眼前，立即就要发生的。
在从现在到全部土地都变得像菜园那样的耕作期间的每一个时期，紧缺食物所造成的压力将持续不断地强加于一切人（如果人是平等的）。虽然土地生产的农产品每年会不断增加，但人口的增加却要比它快得多，因而过剩的人口不可避免地会由于贫困，或罪恶周期性地，或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而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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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塞先生所写的《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一书，据说是在被残酷地剥夺了公民权（到他死了为止）的压力下才写成的。如果他对这本书在自己有生之年出版不抱希望，对它受法国的欢迎也不怀有希望，那么，他还会依恋和日常经验完全矛盾的原理，这确实是很不同寻常的。
他看到世界上最开化的国家之一的人类精神，在开化几千年以后，竟然会在各种令人厌恶的，在即使是最野蛮的时代最野蛮的部落也会感到羞耻的感情--恐怖、残忍、恶意、报复心、野心、狂热和放荡等等的骚扰下堕落，他的人类精神必然而不可避免地会得到进步的想法就会受到巨大的打击，以致不管他表面如何表现，只有靠自己的原理的真实性抱有最坚定的信心，才能与这种打击相抗衡。
这部在孔多塞先生死后出版的著作只是他打算写成的一部篇幅大得多的书稿的梗概。因此，它必然缺乏独立能证明某一理论真实性的细节描述及其应用。如果这个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应用于想象的事态，则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足以看出，这种理论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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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将来人类如何向尽善尽美发展。
孔多塞先生说，将欧洲各个不同文明国家的实际人口和土地面积加以比较，并考察一下它们的耕作，它们的产业，它们的劳动分工以及它们的生活资料，我们就会知道，没有许多人以自身的勤劳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惟一手段，就不可能保持相同的生活资料，因而也不能够供养相同数量的人口。
他承认存在这样一个阶级是必然的，随后他又谈到劳动者的家庭完全依靠一家之长的寿命与健康，这种家庭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于是他很公正地说：“因此，不平等、依赖，甚至贫困等现象（它们不停地威胁着社会上人数最众多、最勤勉的阶级）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原因。”
这种困难已得到适当而很好的说明，然而他提出的消除困难的方法恐怕不会收到实效。
根据对人的寿命的或然率和货币利息的计算，他建议设立一种基金，以保证老年人得到资助，这种基金的形成，一部分依靠他们自己以前的储蓄，一部分依靠其他一些人的储蓄，这些人做出了同样的牺牲，但是在获得储蓄的利益以前就去世了。
相同或类似的基金也可以用来帮助失去丈夫或父亲的妇女或儿童，并向已达到成家年龄的人们提供资本，以使他们能够适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说，这种基金可以以社会的名义筹集，并得到社会的保护。他更进一步说，通过正确地进行测算，还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信贷成为大资本的独占权，并提供给信贷同样稳固的基础，使产业的进步和商业活动较少地依靠大资本家，从而比较完满地保持平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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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金和测算在理论上似乎非常可行，可一旦应用于实际生活，就毫无价值了。
孔多塞先生承认，完全靠勤劳维持自己生活的阶级，是一切国家都需要的。为什么他承认这一点？他所能提出的惟一根据是，他认为，为获得供养不断扩展的人口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没有必要的刺激是不会进行的。
如果对勤劳的刺激由于上面提到的制度的建立而消除，如果在信贷上，在妻子和全家人未来的供养上，懒汉和玩忽职守者和勤勉、刻苦的人处于同一地位，我们还能指望人们发挥旺盛的活动力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现在这已形成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吗？如果建立一个审理机构来考察每个人的要求，断定每个人是否已付出最大的努力，从而批准或拒绝给予补助，那就不过是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英国的济贫法，而彻底破坏真正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即使撇开上述反对这种制度的重大客观原因，暂时假定它不致妨碍生产，也还有另一个最为巨大的困难妨碍这种制度的建立。
如果一切男子都确信能向家庭提供舒适的生活用品，则几乎一切男子都会有自己的家庭，而如果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的“杀气”，人口肯定会以不寻常的速度增加。
孔多塞先生似乎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描述进一步的改良以后说：“但在这种发展产业和增加幸福之中，每一代都将要求得到更多的享受，结果是，人口将因人类体质的增强而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这样，必定会到达这样一个时期，使具有同样必然性的法则互相抵消。如果人数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其必然结果或者是幸福和人口不断减少这种真正的倒退运动，或者至少是在善与恶之间摇摆不定。在已到达这一时期的社会，这种摇摆不定难道不会成为周期性贫困频频出现的原因吗？它不是指明了一切改良不能逾越的界限，指明了人类完善的时期经过长久的岁月总会到来，但决不能超越吗？”
他补充说：“无人不知，这样一个时期离我们相当遥远，但我们是否总有一天会到达呢？谁也不能肯定或否定，将来会不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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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塞先生对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时可能出现的图画所作的描述，是恰当的。他所描述的那种摇摆不定的情况的确会发生，而且毫无疑问是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
我和孔多塞先生的观点惟一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人类的时期。
孔多塞先生认为，它不能适用于其它的而只能适用于极其遥远的时代。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所举出的人口自然增加和食物自然增加之间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贴近事实，则人口超过生活资料的时期早就到来了，而必然发生的摇摆不定，也就是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从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孔多塞先生继续说，即使他认为非常遥远的那个时期真的到来了，人类及鼓吹人类的可完善性的人也不必惊恐不安。他提出那时有一种方法（我承认自己对它并不理解）可以使人们消除困难。他说，到那时，对于男女乱交或其他反常行为，迷信的、可笑的偏见将不再在道德方面对它加以严厉的苛责。
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用这种方法来消除困难，肯定有损于美德和纯洁的社会风俗，而美德和纯洁的社会风俗正是提倡平等和人类的可完善性的人声称所要达到的目标。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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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塞先生提出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他评论说，如果已经提出而在发展中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各种证据，在人们现有的天赋和有机体保持不变的假设下，已足够证明人类具有无限的可完成性，那么，如果这种有机体、这些天赋，是能够加以改善的，事实会是怎样，我们的希望又将达到什么程度呢？
他认为，由于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学将不断得到改进，人们将享受更卫生的食物和住房，将采取较好的生活方式，通过锻炼增进体力而不会因锻炼过度损害体力，导致世人堕落的两大原因--贫困和极其富有--将被消灭，遗传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由于物理知识的进步将逐渐被消除，这一切使他推测到：人虽然不能永生，但是从出生到自然死亡之间的时间将不断增加，如果不能用恰当的术语表达，也许可以用“无限”一词来表示。
随后他提出，“无限”这个词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是，持续不断地向一无限的界限靠近，但永远达不到这一界限；另一个意思是，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以致远远大于任何可以确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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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承认，这个名词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应用于人类寿命的长短，无疑是极不明达的，根本不能在自然法则上得到任何支持。由各种不同原因引起的寿命的变动，在性质上与有规则的、有进无退的寿命的延长是完全不同的。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因气候对健康有益还是有害、食品卫生还是不卫生、社会风俗的善恶及其它众多原因而有不同，但是，从我们有可信的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的自然寿命是否确有稍许觉察得到的哪怕是微小的增加，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一切时代的偏见都正好同这个假设截然不同，虽然我不愿意过分强调这些偏见，但它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证明人类的自然寿命未曾明显增加。 也许有人会这么说，世界仍然十分年轻，尚处于幼年期，期望它很快出现任何变化，都是不应该的。
如果确实如此，人类的一切科学马上就会完结。从结果到原因的整个推理路线都会被破坏。我们可以闭眼不看自然这本书，原因是读它不再有任何益处。
最漫无边际、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推论，就同建立在小心谨慎的试验基础上的、有充分根据、极其卓越的理论一样被提出，被轻易相信了。我们也就可以回到采用陈旧的推理方法的时代，使事实屈从理论，而不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牛顿的伟大而始终一致的理论也就同笛卡儿的假说平起平坐了。
总而言之，如果自然法则如此变化无常，如果都可以断言和相信自古从未发生变化的自然法则将有所改变，则任何刺激都将不再能引起人类的研究精神，人们必然会停滞在迟钝麻木的状态，仅仅只是以迷人的梦想和荒唐奢妄的想象自娱。
自然法则的恒定性和因果的恒定性是所有的人类知识的根基，不过，我完全不是说制定和执行自然法则的力量不能“在一刹那，在转瞬之间”完全改变自然法则。这种变化毫无疑问是可以发生的。
我只是说，我们不能从理性方面推论这种变化。如果事先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或迹象表明某种变化会发生，我们就能够推断这种变化必将出现，那么，我们作出任何判断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就像肯定明天月球将与地球相碰，和说太阳将照常升起一样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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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地初造到现今，没有任何永久性征兆或迹象表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
关于寿命的长短，有人认为，气候、习惯、饮食及其他原因所产生的明显后果，已向人们提供可以断定寿命能够无限延长的理由；但这种论点是植根在如下不稳固的基础上的，即：人类寿命的年限是不能明确划分的，而由于你不能精确地划分它要表明的期限，你就不能确切地说它是这么长，不能再长，因此，寿命可以永远增加，并且可以恰当地说它是无限的或无所限制的。
然而，这种论点的谬误和荒唐，只要对孔多塞先生所说的各种植物和动物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退化（他说，这可以看作一般自然法则之一）稍加考察，就可以充分显现出来。
据我所知，孔多塞先生认为，家畜改良有一准则，即：你想要多么优良的家畜，就可以繁育出多么优良的家畜。这一准则是建立在另一准则基础上的，即：某些牲畜的崽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父母的优良体质。
著名的莱斯特绵羊的繁殖，其目的在于促使这种羊的头和腿变小。从上述繁育准则出发，这种绵羊的头和腿显然应当能够改变，但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个前提是不恰当的。虽然我们不能够看出改良的界限，或者准确地说出这个界限，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就这个例子来说，最大的改良限度或最小限度的头和腿可以说是难以明确划定的，但这与孔多塞先生所说的无限或无所限制是不一样的。
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划定改良所无法逾越的限度，但我却可以很容易指出改良所无法达到的一点。我可以果断地认为，即使这种羊的繁殖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莱斯特绵羊的头和腿也决不会像老鼠的头和腿那样小。
所以，说某些动物的崽儿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具有其父母的优良品质，或者说动物是可以无限完善的，都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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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野生植物演变为美丽的园花，也许是比动物界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显著和惊人，但即使在这里，断言这种进步是无限制的或无限的，也是非常荒谬的。
植物改良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体积增大。花朵通过栽培而日渐增大。如果进步确实是无限的，则其体积应当也可以无限制地增大，但这是极端荒谬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植物界的改良同动物界的改良一样都是有其限度的，尽管虽然我们不确切这个限度是在哪里。也许争夺花奖的园丁们往往施用效力较强的肥料，但都没能成功。
与此同时，有人如果说他看见了最美丽的麝香石竹或银莲花，这或许过于夸张。然而，他如果认为麝香石竹或银莲花的体积永远不能通过栽培增加到同大甘蓝一样大，却决不会同未来的事实相矛盾，虽然还有比甘蓝大得多的可定量。没人能说他看见了最大的麦穗或栎树；但是他可以很容易而非常肯定地指出它们所不能达到的一点。
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于无限制的进步和只是其限度难以明确划定的进步，应当仔细地加以区分。
或许有人会说，植物和动物的体积之所以不能无限增加，是因为它们自身的重量会把自己压倒。
我的回答是，不实际体验构成它们躯干的力量有多大，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我知道，在麝香石竹的体积达到像甘蓝那样大以前，它的茎就不能支撑它了，而我知道这一点，仅仅只是由于我体验过麝香石竹的根茎是脆弱而缺乏韧性的。自然界中有许多植物，它们的茎和石竹的茎一样粗，但是却能支撑起像甘蓝那样大的植物的冠部。
植物枯萎死亡的原因，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谁也不能说出为什么这样的植物是一年生的，那样的植物是二年生的，而另一种植物则是多年生的。
在这所有场合，在植物、动物和人类方面，一切都还只是取决于经验，我只是因为所有时代的经验都证明构成有形人体的那些物质是会死亡的，才认为人会死亡。 我们只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方面进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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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够充分证明人类的寿命已经、并且仍然在明显地延长至接近无限的程度以前，正确的哲学不允许我更改世人都会死亡的看法。而我之所以从动物界和植物界引用两个特殊事例，是为了揭露和说明（如果我能够）一种论点的谬误，这种论点仅仅因为看到了某些局部的改善，而这种改善的限度不能精确地规定，就推论这种进步是没有限度的。
植物和动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显而易见的决定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说这种进步是无限的，似乎是极其荒谬的。
人的寿命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而有较大的变动，但自世界存在以来，能否明白地确定人的身体结构得到了有组织的改良，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有关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的论点所植根的基础，是异常脆弱的，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推测。
尽管如此，通过注意生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动物界发生的那种改良也许在人类中间也会出现。智力能否遗传或许是一个疑问；但身材、力气、美貌、肤色甚或长寿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裔的。
谬误并不在于肯定小规模改良的可能性，而在于将限度难以确定的小规模改良和真正无限的改良混为一谈。不过，若要用这种方法去改良人类，就必须禁止劣等人结婚，但人们却不可能普遍注意生育；实际上，据说，除了古代比克斯塔夫族曾通过谨慎的婚配，特别是非常审慎地同挤乳女工“杂交”，从而成功地使皮肤变白和增加身高，矫正族人体格上的一些主要缺点，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这类目标明确的尝试。 我认为，为了更加彻底地说明世人不能不死，不必强调寿命的延长会大大增加人口问题的份量。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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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无疑比现存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和令人向往。仅仅凭借理性和信念所实行的社会改良，比凭借权力实行和维持的任何变革都将更为持久。
没有限度地运用个人判断力是一种极其伟大而有魅力的原则，比那些一切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优越得多。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动机和动因，是人们极渴望看到的一种成就。总之，看到这一美好制度的一切，必然会抱有喜悦和羡慕的心情，同时热望有朝一日它会实现。
但是，可惜得很！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个美好的想象的幻影。这种幸福和永生的“华丽的宫殿”，这种真理和美德的“庄严的神殿”，如果我们了解真正的生活，并细心注意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它们就会像“空中楼阁”一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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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德文先生在《政治正义论》第八篇第三章结论处谈至人口，他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永远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比如，我们发现，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经过很多世代，人口并没有增加到需要耕种土地的程度。”
葛德文先作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原因提及并试图研究的这一原理，似乎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在他眼中，政治制度和现存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巨大根源，是使人类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
如果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则从世间完全消除罪恶，就似乎不是一件完全没有希望完成的工作，而理性似乎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的的非常合适的手段了。但真相却是，虽然人类制度可能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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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平等制度所带来的好处的那一章中，葛德文先生说：“压迫精神、奴隶性和欺骗之风，都是现存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这一切都一致同智力和道德的提高为敌。妒忌、怨毒和报复等其他恶行是上述精神和风气不可分的伙伴。在富裕且人人同样分享自然恩赐的社会状态下，这类感情必将消失。狭隘的利己原则也会消失。任何人无需小心看守自己小小的财产，也无需吃力地满足自己无休止的需求，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把个人的存在融合到关心普遍利益的思想之中。谁也不会以别人为敌，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物；结果仁爱将取得理性所授予的最高统治权。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身体需要而花费精神，得以自由地怡游在与人的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人人都会帮助我而我也会去帮助他们。”
这确实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但是，它只是一种想象的情景，与现实毫不相干，这一点恐怕读者已经充分觉察到。
人无法生活在富裕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同等地分享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现行财产制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奋力保护他的少许财产，私心将大获全胜，你争我夺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将不停地为身体需要而操心，却没有一个有才智的人可以自由地在思想领域遨游。
葛德文先生并没有太多注意地球上人类的真实状况，看一下他准备用什么方法克服人口过多所带来的困难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他说：“……对本章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明确回答是：现在预想困难未免过早。地球上四分之三可以住人的土地还没有被耕种。已经耕种的部分还能进行无限的改良。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地球仍将为它们的居民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料。”
我已经指出，认为在地球完全拒绝增加生产物以前，人口过多不会带来困苦和困难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暂且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实现，并看一下在这种完善的社会形态下这个困难会怎样迅速地压在人们身上。它无法加以应用，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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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论假设产生贫困和罪恶的一切原因在这个岛国都已消除。战争和你争我夺已停止。不利于健康的职业和工厂已不复存在。人们不再为宫廷的阴谋、为商业目的、为邪恶的满足而聚集于疫疠丛生的大城市。单纯的、健康的和适度的娱乐代替了饮酒、赌博和放荡。没有任何城镇大到会对人体产生有害的影响。
这一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部分居住在乡间的小村庄和农场中。每座房子都清洁、通风和宽敞，坐落在有益于健康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奢侈品的生产停止了。
必须进行的农业劳动由所有人一起分担。我们假设这个岛国的人数及其生产物，同现在一样。受公平无私和正义支配的仁爱精神，使这些生产物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在社会所有成员中分配。虽然或许不能做到每个人每天都能吃肉，但植物性的食物和偶尔能吃到肉，已经可以满足节俭的人民的需要，并足以使他们保持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认为婚姻是一种欺骗和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则之上。葛德文先生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男女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用情不专是一种不道德的、腐败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因而在单纯而有道德的社会中不可能很普遍。
每一个男人都会为自己选择一个伴侣，而且只要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关系，他也就会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一个女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属于谁，将是无关紧要的。
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自然会从多余的地方流向匮乏的地方。每个人都乐于尽其所能地教育年轻的一代。
我不能想象，还有比这从总体上看更有利于人口增加的社会制度。
现存婚姻的不可补救性，无疑使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不受限制的性交则会成为早婚的最有力的诱因，而由于我们假设人们不必为儿童未来抚养担扰，因而我以为，在100个二十三岁的妇女中也许找不到一个尚未成家的妇女。
由于上述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减少人口的原因又假定已经消除，人口数量的增加必将快于任何已知社会。
前面我已提到，据斯泰尔斯博士发表、普赖斯博士曾引用的小册子所载，美洲腹部殖民地的居民人数在十五年间增加了一倍。英国肯定是比美洲腹部殖民地更有益于健康的国家，并且，按照我们的假设，这个岛国上的每一座房屋都是通风和卫生的，而对人们组织家庭的鼓励又大于美洲腹部殖民地，因此，其本土人口为什么没有（如果有可能）以少于十五年的时间增加一倍，就没有什么原因可以给予说明了。但我们决不会背离事实，我们只假定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为二十五年，众所周知，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就是以这一速度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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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的均等化，再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投入到农业中，这都将大大促进我国农产品的增加。
但是，要满足增长得如此迅速的人口的需要，葛德文先生所计算的每人每天劳动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或许每个人必须以一半时间用于为实现这一目的所进行的劳动。
可是，即使做出这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一个了解我国土壤的性质、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也会对从现阶段开始的二十五年间平均总产量能否增加一倍表示疑惑。
要做到这一点，惟一可行的办法或许就是耕种全部放牧地，并几乎完全不再食用肉类。但这个方案可能是自欺欺人。英国的土地不施肥是不能生产出大量食物的，而要制造出最适合英国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据说，中国有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即使不施肥，水稻一年仍可收获两次。英国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土地。虽然这一岛国的平均产量很难在二十五年间增加一倍，但我们暂且假定它能够实现。因此，在第一个阶段到期时，食物（纵然全部是植物性的）足以供养增加一倍的人口：1400万，并使其保持健康的身体。
在第二个人口倍增的时期，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迫切的需要呢？哪里有荒地可以开垦呢？哪里有必需的肥料来改良已耕的土地呢？
稍知土地的人都会说，在第二个二十五年间，按相当于其现在收获的数量来增加我国的平均产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增加不可能实现，我们仍然假定它会实现。我们的论证具有极大的力量，允许我们做几乎任何让步。然而，即使我们作这种让步，在第二个时期届满的时候，仍会有700万人没有给养。仅够2100万人糊口之用的食物却要在2800万人中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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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人们生活在富裕中，任何人也无需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不会再存在，人们将不再整天为生存需要而操心，并且还能够自由地遨游在与别人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这些情景到哪里去寻找呢？
这种想象出来的华丽建筑物一经事实的严格检验便会消失。由富裕培育和激发起来的仁爱精神，将被匮乏的寒冷气息所抑制。已经消灭的可憎的感情将重新产生。自我保存的强大法则将驱除人们心灵中一切较温柔、较高尚的感情。作恶的诱惑过于强烈，人类的本性并不能抵制。
谷物在成熟以前就被收割，或者被过多地隐藏起来，而一切撒谎骗人的不道德行为马上就会随之发生。子女众多的母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得到生活必需品。儿童由于缺乏食物，而体弱多病。健康、红润的脸颊将被贫苦所致的苍白脸颊和凹陷的眼睛所代替。
仍在少数人的内心萦回的仁爱之心在进行了几次无力的挣扎以后，利己心最终便恢复了它的绝对统治权，开始得意洋洋地横行于全世界。
葛德文先生将最坏的人的原始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的腐败，但这种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公众的善与私人的善，也不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了。
理性指定要留归公众的那些利益不再会被人侵占。谁也不会遭受不公正的法律的驱使去破坏秩序。仁爱之心已经深深扎根于所有人的心中；可是，在短短的五十年中，使现在的社会状态堕落和阴暗的暴行、压迫、虚伪、苦难，各种可憎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就会由各种最紧迫的情况，由人类的本性所固有且又与一切人类制度毫无关系的法则再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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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仍不十分相信这种令人悲伤的情景的真实性，不妨看一下第三个二十五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那时将有2800万人没有生活资料；而在第一个一百年结束时，人口将为11200万，食物则仅够供养3500万人，剩下7700万人没有给养。
到那时，人们将普遍感到匮乏，劫掠和谋杀定将在世间盛行，尽管我们一直假定，土地的生产物是绝对无限的，其年增加量比最大胆的思辩家所能想象的还要大。
毫无疑问，葛德文先生对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困难的看法与人口原理大不相同，他曾说：“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许多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完全知道，我提到的那过剩的数百万人，是决不会存在的。
葛德文先生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
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惟一的问题是，这条规律是什么？是某种含糊而不可思议的原因吗？是上帝的神秘干预--在一定时期突然使男子无法性交，使妇女不能受孕吗？
或者是这样一种原因，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是能够加以探究的，在人类所处的任何状态中，它都持续不断地（虽然是以不同的强度）发生作用。这不正是一定程度上的贫困和对贫穷的恐惧吗？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且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制度根本没有加重它，相反还大大减轻了它，虽然永远不能消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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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假设的情况下，现在支配文明社会的一些法则会相继服从于最紧迫的需要，对于这个说法，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
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观点，人类是其所接受的印象的产物，因而匮乏的鞭策持续不了多久，就必然会发生侵犯公众资财或私人资财的行为。由于这种侵害数量和程度的增大，社会上比较活跃、富有才智的人士很快就会察觉人口正在迅速增加，而年产量却在减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人们会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保卫全社会的安全。那时会召开某种会议，并以最有力的措施说明国家的危险状况。
可以说，当人们生活在富足中时，谁劳动得最少，或者谁占有得最少，并无大碍，因为每个人都十分愿意并随时可以满足邻人的需要。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应不应当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而是他应不应当把自己维持生命所绝对必需的食物送给邻人。
应当指出：缺乏食物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供养他们的人数和手段；这种以本国的生产状况不能完全满足的迫切的需要，导致了对正义的若干公然侵犯；这种侵犯已经妨碍了食物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某些方法制止，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紧迫的需要似乎在命令人类无论如何要使生产物逐年增加：为了达到这一基本的、重大的和责无旁贷的目的，应更加全面彻底地分配土地，并应通过最有效的惩罚，甚至死刑，来保障一切人的资财不受侵犯。
某些反对者也许会提出，由于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些人得到的份额可能会大大超过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数量，而利己心的支配权一旦确立，若没有某种补偿作为报酬，他们决不会把自己剩余的生产物拿出来分配。
我们的回答是，这种弊端同由于财产不安全而必然会带来的一系列阴森恐怖的灾难是不能相比拟的。
一个人所能消费掉的食物数量一定要受人类有限的胃容量的限制；他肯定不会把余下的部分扔掉，而会以多余的食物来换取别人的劳动，从而使别人在某种程度上靠他生活，尽管这是一种有偿的让予，但还是比听任别人的话，最后活活饿死要好很多。
因此，救治一直困扰社会的罪恶性最好（虽然仅此还不够）的方法，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建立一种同目前各文明国家所盛行的无很大差别的财产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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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就是两性之间的交往。
一些人已经注意到了社会遭受各种困难的真正原因，他们或许会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安然地认为他的所有子女都能依靠一般的仁爱心而得到妥善的抚养，则土地的能力将绝对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供养由此必增加的人口。
即使社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劳动都指向这惟一的目的，而且由于财产得到了完善的保障，以及其他各种可以设想的鼓励，生产物逐年增加的数量可以达到最大限度，但食物的增加仍无法与人口更加迅速得多的增加相适应；所以必须对人口的增加实行某种控制；最自然、最明显的控制似乎是让每个人抚养他自己的子女；就某一方面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人口增加的指导和规则；可以预料，人们如果无法获得养活后代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生儿育女。
但即使如此，为了警戒他人，让那些轻率地使自己及其无辜的子女陷入贫困和匮乏的个人，遭受由这种行为而产生的耻辱和麻烦，似乎是必要的。
婚姻制度，或者至少是每个男人要承担抚养自己子女的某种义务（明确的或暗示的）的制度，在我们所设想的具有种种困难的社会里，似乎是上述推理的自然结果。
对这种困难所做的考察，揭示了女子贞操的破坏比男子出现这个问题蒙受更大耻辱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根源。
不能指望妇女具有足以抚养她们子女的能力。因而，如果一个女子同没有签约承担抚育子女责任的一个男子结合，一旦这个男子感到不自在而将她遗弃，则这些子女必然依靠社会，否则就会饿死。而由于以监禁或判刑来惩处这种很自然犯的过失，以防止上述麻烦反复频繁发生，或许是很不正当的，人们可能同意以耻辱来惩处。
此外，这种罪过在女子方面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更加会出现错误。一个孩子也许常常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但他很容易确切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人们同意，对于犯罪证据极为充分，同时对社会妨害最大的方面，应责其承担最大部分的罪责。
如有必要，社会可以强迫所有男子担负起抚养子女的责任；男子为维持家庭生活必然要遇到较多的麻烦，作出较大的努力，因此，如果一个男子使他人不幸，即令只使他蒙受几分耻辱（这是每个人必定会遭受的），也可以认为是他应受到的充分惩罚。
现在妇女犯罪几乎要被驱逐出社会，而男人犯罪却几乎不受惩罚，这似乎毫无疑问是对自然正义的侵犯。但是，这种习俗作为防止严重危害社会的事件经常发生的最明显、最有效的方法，虽然也许不完全公正，但其起因却似乎是自然的。
然而，这个起因现在已在这种习俗后来引发的一系列新观念中湮没无闻。原先也许是由于社会需要而做的事情，现在却要靠妇女的贤淑来维持；而这种习俗其最初的意旨虽然还保存，但人们对它已毫无实际需要的地方，仍以最大的影响力对社会上的那一部分人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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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的这两个基本法则--财产的安全和婚姻制度--一经确立，不平等的状况必然随之发生。
在财产分割后出生的那些人，面对的是已被人占有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双亲由于子女过多而不能很好地抚养他们，他们在万物皆被占有的世界上该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从土地生产物中得到相等的一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人数增加过多以致原先分得的那份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家庭，也不能像要求偿还债务那样，要求从别人的剩余生产物中分取一部分。就是因为这样的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必定会受匮乏之苦。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抽奖中抽中了空彩。这种索取者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剩余生产物的供应能力。
道德上的是非曲直，除了在一些极端的场合以外，是一种很难识别的标准。剩余生产物的所有者总是要寻找某种比较明显的识别标准。除在各种特殊的场合以外，他们会选择那些能够或者表示愿意尽力取得更多剩余生产物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又使这些所有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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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缺乏食物的人会为紧迫的需要所驱策而提供劳动，以换取其生存所绝对必需的物品。
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超出他们自己消费所需的食物总量。
如果对这种基金的需求很大、很多，它就必然会以很小的份额进行分配。劳动报酬就会降低。人们提供劳动，将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因而亲属的抚养将受疾病和贫困的妨碍。
相反，如果这种基金迅速增加，如果它在比例上相对于需求者的人数而言很大，它就会以很大的份额进行分配。
任何劳动者如果不能获得足够数量的食物作为报酬，他就不会以劳动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便可以过舒适和安逸的生活，能够抚养许多健壮的子女。
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国家内，各下层阶级人们的幸福或苦难程度，主要取决于这种基金的状况。而人口是增加、是静止不变还是减少，又是由这一幸福或苦难的程度决定。
因此，很明显，一个按照人们的想象力所设计出的最美好的形态组织，并以仁爱心而不以利己心作为其活动原则、靠理性而不靠势力来纠正其成员的社会，很快就会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不是由于人类的任何原始罪恶），蜕化为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毫无本质区别的一种社会；这是一种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的主要动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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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置疑，在我所作的假设中，我所举出的人口增长率总会小于其实际增长率，我所举出的生产物增长率一般又在于其实际增长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在我所假设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不能比任何已知实例中的人口增长快。
因而，如果我们假定人口增长一倍的时间为十五年，而不是二十五年，并且考虑一下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生产物增加一倍（即使我们承认有此可能）必须花费多少劳动，我们就敢断言，即便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起来，别说要很多世纪，甚至三十年不到它就会仅仅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彻底毁灭。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我没有提到移民。如果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这种社会，它们在人口方面当会产生同样的困难，因而不能容纳新的成员。
倘若这种美好的社会局限于这个岛国，则它本来的纯净必定会不可思议地减损，其所企求的幸福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实现；总之，在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愿意自动离开，愿意在目前存在于欧洲的那种政体下生活，或甘受极端困苦移居新开发的地区以前，该社会的根本原则当已完全破坏。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看得很清楚：人们只有在苦难极其深重时才会决心离开祖国；即便是最吸引人的新殖民地的开拓计划，濒于饿死的人们也往往拒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