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定｜水墨之界—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艺术家简介】
马未定，南京市高淳区人。一九八四年入伍，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央美院国画系水墨人物画研究生课程班、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专职画家、书法家。
【作品鉴赏】
用画笔思考
—马未定中国画的承与变
贾德江
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说，天赋、勤奋和机遇是一个人成功的三个要素。此论已被无数成功人士的范例所证实。军旅画家马未定就是这样，他在艺术之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在于他天赋的灵慧与才情，得益于他对艺术天生的感知能力和悟性；他的勤奋就在于他不断地用画笔思考，用实践去挖掘并彰显艺术语言自身丰富的可能性和强大的表现力；他幸运的是苍天总给他以机遇，改变他的人生命运，使他这个农村孩子，走入军营，成为一名战士，又由战士成长为军旅专职画家，同时让他有幸得到名师的教诲和高等美术院校深造的机会。马未定走过的人生记录着他许多需要感恩的人，也记录着他艺术历程的艰辛和甘苦。
马未定生性温厚诚朴，不事声张，不咄咄逼人，不显山露水，却在书法、花鸟、人物三个领域自成一格，颇有建树，声名鹊起于画坛、书坛。在世俗世界里，作为艺术家的马未定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在他创作中才能显示出艺术家超越常人的灵机异趣和不同凡响的生命气度。对于创作者而言，重要的是读他的作品，了解他的精神世界，达到彼此精神的相知。所以，我们可以把孟子的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样来表述，“知其人，不颂其诗，不读其书可乎？”
马未定在涉猎人物画之前，主要攻书法和花鸟画。他出生在江苏高淳乡村，父亲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雕花木匠，少时的马未定心灵手巧，也曾随父学过手艺，雕花技艺不凡。其家世履历与齐白石颇为相似。如果当年齐白石仅满足于当一个农民和民间艺人，他就不会也不必不断拜师从王湘绮、胡沁园、陈少藩习诗作画，苦学不辍了。或许就是齐白石这种崛起的奇迹，影响、感染着马未定，使他的人生目标已经远不是在乡间求一食之饱的生存之欲，而是希冀跻身于书画之列，以求更大的发展。
我见过马未定自藏的23岁时的草书《古诗十首》，数张八尺条幅一气呵成，洋洋洒洒，淋漓酣畅，笔法灵活多变，结体错落有致，章法大开大合，大有草圣林散老的书风，热情奔放而又气韵高古，可谓“穷变化于笔端”、“泯规矩于方圆”，不失自然率真、潇散奔宕之大气。可见他早年在书法上所下的工夫绝非浅尝辄止。如果说，马未定对绘画的兴趣出于天性又缘于能工巧匠的父亲影响，那么，他的书法则是出自于他对“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的绘画传统的理性思考。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画是以书法为重要基础的艺术，现在许多人对‘以书入画’存在质疑，我的看法是‘书画同源’是不用怀疑的。”齐白石的成名经过了诗书画印的长期修炼，最终成为一代文人画大师；吴昌硕从书法走向绘画的典型性，正反映了他的花鸟画古朴、苍辣、厚拙的审美特征，实是以行草运笔移用于花鸟画的表现，是他的书法个性决定了花鸟画个性。看到前贤成功的经验，马未定眼前有了路。这条路颇似吴昌硕，即在30岁之前以研习诗文、书法为主，正像吴昌硕自谓的那样，“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直以书法演画法，绝艺未敢谈其余”。
马未定的花鸟画缘于他和著名花鸟画大家易图境的一段师生情。2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身为战士的马未定随首长调到湖南怀化，所在部队与怀化师专仅一墙之隔。那时，对中国花鸟画有很高造诣的易图境只是怀化师专教授写意花鸟画的老师。他十分欣赏马未定的聪颖好学、品端行正的德性，不仅收其为入室弟子，而且视为子侄，从生活到艺术，无微不至地温暖着他。回首往事，马未定感激涕零地说：“是易老在他困惑之时，帮他打开了心性与笔墨的通道，教他为艺，教他做人，带他超越。”在怀化的几年，马未定在易老亲自指导下沉潜于大写意花鸟领域里操练十八般武艺。易老雄浑朴厚的笔墨个性一扫传统文人画的萧索、荒寒和孱弱，开启了新的花鸟画之路。他以变革传统的语言造显大化生机、直透生命本原、洋溢生活烂漫情趣的画风，使马未定在较高的起点上去认知中国画的真谛，无疑是从切身感受易图境的笔墨开始的。
更为幸运的是，命运又给马未定三次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机会，不仅使他开始步入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也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当代卓越的人物画家刘天呈、刘大为等老师，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期间，他又得到了卢沉、韩国臻、田黎明、李洋等著名教授的耳提面命，稍后又入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经国学深厚的金开诚、王岳川等教授的点拔，学养增深，书艺大进。人们经常加以评论的文人画要以书法为本，往往流于空谈，而马未定借助于书法实现他在绘画上的超越却落在实处，这也构成了我们得以真正理解马未定绘画的关键。
对素描、写生的重视，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以及对生活的理解，构成了“学院派”体系的重要特征。颇有意味的是，马未定虽然和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为代表的传统派一样，其绘画植根于文人画传统，并建立在对传统文人画的固守上，但马未定并不像他们那样坚决抵制写实主义，而是不排斥对西方写实主义的吸收，并力求在打好写实造型的基础上，探索传统的笔墨表现与造型的兼容。也就是说，马未定的思考是沿着如何把书法的意味、花鸟的笔情墨趣带进人物画的写实造型中的问题展开的，并在实践中探寻他的人物画既要在最大程度上强调人物的写形传神，又要力求表现笔墨的韵味，不至于陷入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
马未定的最大优势在于他的书法功力和大写意花鸟画打下的根基，使他从书法及写意花鸟的用笔上悟得构成水墨艺术美感的诸种因素，例如线的交构形式、运笔方法，依顺结构体面的敷墨、敷色技巧等，于是他自自然然地把传统笔墨的形式手段同他想要表现的主题内容天然地融合为一体，水墨语言成为精神内容的直接载体。这样一来，他笔下的写实人物，通过水墨的勾线、皴擦、渲染穷尽变化，保持了那种水晕墨彰的意趣和整体端庄的气度。尤其是在写实造型中采取的适度的夸张变形、模糊某些形象等手法，都使他的作品不仅充盈现代感而且更具东方的写意精神。
从马未定早年的素描和工笔画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人物画风是纯粹写实主义的，在这方面他深受学院派的影响。但从他1999年创作的《红星的召唤》始，再到2000年创作的《抗日去》、2002年创作的《儿女行》等作品，他的画风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写实走向写意，由严谨走向粗放，更具表现的主观性。
他的人物画凭借书法与花鸟画的功底，几乎舍弃了素描的表现手段，不用三维透视和阴阳界面，而完全出之于线条，皴擦渲染，吸收了传统泼墨人物和写意花鸟的表现方法，带有书法意味的用笔颇为大气，挥毫与泼洒并用，线形与墨韵相谐，既不是对形的放弃，也不是笔墨的分离，而是激情澎湃地在动态中把握对象的形、神、意、趣，呈现出虚与实、轻与重的层次变化，有形与无形、无序与有序的统一，使画面产生酣畅氤氲之美感，在单纯中见丰富，在变化中见整体，墨色在虚实、浓淡之间幻化出干湿、涩润的变化，加上用笔的鲜活与率意，产生了无尽的抽象意味，漫漶中不失骨力，浑然中立定精神，以大水大墨表现大结大化，追求帖之灵动、碑之厚重，结中有化、化中留迹的特殊效果，并试图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风格化的特征。
当他的作品先后多次入选全国、全军美术大展，并多次获奖之后，他一方面继续表现现代人物画，在上述风格的追求中前行，不仅表现为对军事题材的关注（这是军旅画家的职责），更多地是对平民百姓的倾心、关爱和对人性的赞美、挖掘。他喜爱表现那些纯朴、勤奋、善良的北方农民，因为他们就像自己家乡的亲人。他不想在自己作品中表达什么哲理、思想，他的画很平实，画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原型，大抵都是平凡的劳动、生活情景。这是农村的人物写生吗？不是。画家在这些反复描绘的人物中暗示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感受。这感受不仅来自作为客体的父老乡亲，也来自创作主体的深层心理。它积淀着对默默忍受命运、甘于人生艰辛的农村劳动者的一种深隐的关切和恋念，内含着深挚与崇敬。他们有种说不出的动人韵致，又毫无装腔作势的俗态，充满着生命活力，又透出一种苦味，画家对人生的咀嚼正在这些作品中。
另一方面，他又投入大量的心力表现轻松随意的古装人物，多为士夫或仕女。他将古代文人墨客置身于山川流水的大自然中谈天说地，他把高士才女隐显于松风荷韵之中吟诗抚琴，他把花鸟、山水乃至书法集合在一起融入他的人物画中，让它们情景相叠、以景衬情、泼写互补、线面交织、人与物合、书画共辉，偏于“意”的强调，重于“写”的放达，倾注浓情于形象之中。尤其是诗、书、画、印于他的古典人物中的一体化，不仅文化意味深厚，而且具有美感的丰富性和多样综合性。由此可见，马未定的水墨人物实质上是他在书法、花鸟、人物三方面的素养的综合演练，是对久长的文人画传统精神的坚持与弘扬。虽然还不能称之为尽善尽美，但大体上可以推定，它属于当代中国画中尚不多见的学养之作。
毋庸置疑，马未定的人物画创作是立足于文人画传统基础之上的。迄今为止，他的花鸟画和书法一直和人物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因他在书法、花鸟画的造诣，使他的人物画在与西方写实主义的融合中构成一种对立与契合。没有传统笔墨的启蒙滋养固然不会有马未定，但如果没有写实的根柢和支撑同样也不会有马未定。他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绘画流派之间寻觅到一种架构与融通，这恰是马未定人物画的卓荦之处。
显然，对传统与当代文化语境的认识，使他在传统的规范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他善于用画笔思考的文采浩荡、灵心飞动与新锐感受的性情本色。这不仅是他对传统书画苦苦精研后已获得精湛艺术技巧的见证，更是他审美理想、个性气质、理论识见、学问修养的总体表现，也是时代的、民族的精神产物。如今的马未定，年富力强，正值全面充实自己，磨炼自己，提高、完善自己的大好年华，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人生艺术的征程上获取更大的进步和更高的成就。
2011年10月28日于北京王府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