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十二）意识的作用
第二部分 分析
第六章 意识的作用
1
虽然人们不可能在一次研究中全面地刻画出外部决定因素和结构在文化层面上的复杂性，但是还是有可能推断出文化与意识相互影响的某种重要形式。
从根本上说就是意识作用于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文化。意识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生产的影响，同时它又在文化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形式与功效。
诸多形式的传统主导意识——特别是通过学校调和的——被肢解，被转化，或是完全被反学校文化击败。已经考查过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分工、扭曲和转变通常并不是来自于社会统治群体向下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观，而是来自于内部的文化关系。
我在讨论被普遍接受的“意识”概念时，特别关注这些更直接的、更“占支配地位”的结果。此类结果对进一步限制文化洞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时代的“统治思想”，即那些包含在具体制度和更为非正式的媒体（如电视、电台、出版物和电影）中的“统治思想”。这两种统治思想可以在一个共同领域里被整合起来，例如学校。两者，特别是后者，均受到来自于阶级文化过程的意义（与有差别的扭曲不同）和范畴的影响，并对它们加以利用。
2
职业指导和建议是“家伙们”在为工作做准备期间被施加的最明显的意识力量。
我们之前已经注意到，职业建议和工作所包含的指导性观念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并被重新加以解释。尽管如此，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暗示性信息的观点确实仍然得以传播，特别是在强化文化中业已形成的有关社会分工、性性别歧视，以及从事某类工作的必然性的自然主义方面。
职业指导与建议通常并不意在传播这种信息，而意在关注此类事情：工作生活的总体环境；对工序和机器的痴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工业组织明显的无时间性和必然性；未来工作领域中原子化的竞争本质；产业劳动的艰辛和必然性。
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指导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理性职业选择的一般模型，或是作为一般模型的一部分被接受。相反，理性的职业选择来源于大量影片所曝光的工人大众的工作形象；来源于备选工作那令人不知所措的多样性；来源于摄影师不由自主、凭直觉所捕捉的运转着的机器的影像；来源于白领指挥蓝领时那绝对的权威。
或许此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职业影片中的两性的角色差异。在这些电影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而且性别角色的定型化也从不是此类电影评论的主题。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明确强调两性应更趋平等。但事实上，电影中的视觉形象和隐含假设仍保有性别上的分工，并被具有性别歧视倾向的“家伙们”习得。
3
在一家蛋糕厂里我们只看到女孩子们在工作。当我们观看一个姑娘给蛋糕裹糖衣的时候，画外音响起，“没错，她干得实在是麻利，这可不是快放镜头”。女性总是做那些精巧细致的活儿，她们与更崇高的职业之间的唯一关联就是为自己的男人担惊受怕。
在一部有关拖网捕鱼的电影中，人们看到一位年轻的水手告别自己焦虑不安的母亲，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不停地挥着手。他的身影消失后，母亲返回屋中，开始忧心忡忡地等待儿子归来。
与这种感情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拖网渔船上的那个男船长被刻画成了一个淡定、强壮、“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物。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捕鱼量上，而不是在关怀新船员上。
在另一部关于耕作的电影中，生活的艰辛和残酷一览无余，但是这两者都不是只有在男性主题面前才能被提及的尊严和才干。此时，画外音提示我们，“开拖拉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尽管电影中汤姆觉得很容易，因为“他在战争中开过大型推土机”。我们只能认为结束语中的这段话是讲给男性观众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对那些全身心投入生活的人来说，生活充满乐趣”。
意识最重要的一般性功能之一，就是将各种不确定的、脆弱的文化分析和结果变成一种普遍的自然主义。
意识向人们提供了众多范例以确定这一功能。来自于下层社会的最乏挑战性、却最富神秘感的文化生产已经成形、具体化，并得到支持以形成一种真实而生动的共同特性。这种共同特性使所有阶级达成某种共识，而这个共识又构成了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基础和展示民主的舞台。
这仍然是为稳定付出的微小代价，是一种在意识层面上做出让步的形式，这种让步足以和下层社会向劳动和社会民主要求所做出的明显让步相匹敌。对于工人而言，这通常标志着与一种绝对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的同时，又回归到另一种更深刻的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自然的法则和常识的规则。
4
对于这些“家伙们”而言，常识的支配力时时刻刻包围着他们。常识部分是自我创造的结果，部分是证实性的意识形态信息向下传递的结果。
对于“家伙们”周围的人而言，常识是行动的明确根据。常识向人们提供了自然化的社会分工和普遍存在的性别上的沙文主义。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常识以一种对劳动力已然被扭曲的意义进行证实式曲解的方式，向人们提供一种无法抵抗的感觉：人情世道即工作之道。
工作之道是直接而具体的。甚至在这些“家伙们”离经叛道的行为中，也时常出现对“道”的提醒。当他们手拿一块偷来的蛋糕跑出店铺时，店主在他们身后大喊，“我花了4先令做那块蛋糕”；当他们在学校里弄坏一把椅子时，他们被告知，“你父亲曾为那把椅子出过力”；在家里，家人以无数种方式告诉他们，向他们证明，“如果你不工作，你就没饭吃”。
当世界上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完成时，就会出现很多种组织常识的方式。被隐藏的文化洞察，而不是对于工作必然性的断言更多地告诉这些“家伙们”真实的社会组织。常识是“家伙们”那最为偏颇、最受限制的文化“洞察力的具体化。它阻止“家伙们”去探索更平等、更合理的生产组织。
5
如我们所知，主导形式的职业指导和“谋生教育”强调的是就业机会和被指导者全方位（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满足人类抱负、期望的能力之间的现实分化。由于受到反学校文化的影响，这种直接推动力发生了大规模偏离，其错误逻辑也被反学校文化所洞察。对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家伙们”而言，所有的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相同的。
工作如此无聊、令人厌倦，且通常毫无意义，并非一人之错。我们无法为此责备任何人，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每个人遭受的惩罚各不相同。
但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如耕作、牛奶递送、工厂工作等，都有工头在严密地监视工人，而工人们完成乏味的工作就是为获得那令人着迷的棕色信封——这些似乎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这助长了先前所谈及的自然主义，同时又被自然主义所强化。与其说以压迫为中心的世界来自于以具体、确定的思想、生产和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不如说我们拥有一个包含了成千个不受时间影响的理由的自然主义世界。多元决定论带来了苦难，这正是人类的处境。人们可以与单独一个敌手搏斗，但绝不可能与从人类所处的环境中生发出来的一百万个小敌人交战。
6
非正式群体抑制了文化洞察，并促使其成员逐渐偏离该洞察。有时候，这种更为直接的扰乱是在职业工作中通过明确强调个人主义的方式实现的。在汉默镇学校，来自未来的威胁和工作中的竞争使群体团结产生分化，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职业指导老师对五年级学生说）“我以前告诉过你们，我通常并不提倡自私，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赞成。忘掉现在坐在你周围的朋友吧，也许你现在正和你的朋友在一起，一起说说笑笑，没关系。但是，当你们找到工作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朋友就都没用了。当你自食其力的时候，你就要完全靠自己完成工作，没有人能帮上忙（……）所以，此时此刻，你就得自私。不要为你的朋朋友在做什么而困扰，现在就出去，照顾好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不必等你的同伴。”
在特定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特别是对个人而言——很坦率，且充满关心。然而，到最后一年年底，半数的五年级毕业生没找到工作，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前景：学生们还得做出实用主义的个人决定。现在的就业形势较之以往更加严酷了。然而，事实仍然证明，意识总是宣扬自身的必要性，并且利用时间的短暂性排斥了其他的前景和可能。
与就业官对话可能会强化某种力量，从而瓦解群体及其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会阻止群体出现。这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那些“家伙们”，其个人主义的逻辑，有时是精英主义的逻辑，会在社会中播下异议的种子——尽管会抵消文化的作用——并最终发育成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界线。
7
［一次小组讨论］
“我去［参加求职面试］了。是这样的……她极力向我推荐，“你想做铺路工吧”，她说（……）“你想去修理打字机吧”，我根本就没提到过打字机［大笑］。她说，“好吧！我会尽力为你找到一些合适的工作，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她知道你能干什么。她不可能每周平白无故赚三十英磅。她应该知道你的强项是什么。或许还知道你能做什么（……）”
“她确实知道，而且想办法让你得不到那份合适的工作。”
“你想做什么，而且说你决心已定，她就偏不让你做什么。是呀！我机械在行，她就不让我做机械工作。（……）她说，“你做不了这项工作，因为你得有物理知识”，就是这么回事。”
“哎，就是如此。这就是她懂的东西。她明白，反正你得不到你想要的工作。”
“因为如果你找那样的工作，那你心里肯定有数，你必须会什么。她会告诉你，你得具备物理知识。那么……这纯粹是浪费时间，除非你还想学习（……）”
“她说的是对的。咱不说浪费时间，就说这一年，你接受了培训，然后他们还是把你开除了。知道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对那东西不在行的话。”
这些就是职业动力对形成于文化层面的洞察所产生的主要扰乱作用。自然主义充满并肯定了内在软弱性，而这种内在软弱性与意识活动联手作用于文化激进主义，从而广泛造就了工人的固定特征。
如果一些人剥削别人，而一些人受剥削，如果一些人是平等的，而一些人并不平等，那么这一切并不与阶级组织化相伴而生。所有人都有机会剥削他人，也都有可能被他人剥削，任何制度都不能，也不希望改变这一切。在任何赌博游戏中，机遇、命运和运气基本上在洗牌的时候就分配好了。
压制确实存在，但它只不过是人类处境中随机的一部分。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类的本性，才是真正的陷阱。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约翰［在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小工厂中工作］）
“总是有更多的东西等 着［加工］，不过，我的意思是，甚至我想说，我每月挣十二英镑，而我一天能给他们挣一千英镑。我的意思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金钱。”
“我觉得，任何地方的管理层都是养尊处优的……你看哪儿都是如此”
“大体上是公平的，但我的意思很明显，总是有不公平的地方，比如管理层。可我觉得人人都有错，人们都太贪婪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是说，即使是那些最穷的人，如果他们挣了一百万英镑，他们也会开始……他们还是会想挣更多的钱。虽然他们曾亲身经历，知道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他们也不会把钱施舍给那些穷人。所有人都一样，本性都是贪婪的。不过，我想社会还是比较公平的。”
8
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种反抗形式，非正式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它作为规则的例外而自我保留下来。非正式文化对所有可能推翻规则的其他例外都毫不知晓。它没有意识到自身“规则”的存在。
在“家伙们”和反学校文化的个案中，在那些拒绝制度和传统道德的叛逆者与反对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感到惊奇的张力和矛盾。这种矛盾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每个“家伙”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怀着不同的感情压力，以不同的解决方法应对某种矛盾。
正是文化本身，才能展现出那令人惊讶而持久的含糊不清。违规、拒绝和工具主义的逻辑无疑引发了许多行动、选择和行为。但是，这种逻辑通常容易被人们视为相对于更大社会道德，即所有人都遵行的逻辑的例外。
个人经验的力量——知晓事物的真正本质——或许能为了每日之生活，逾越这种一般逻辑。但是，个人经验绝不可能击败一般逻辑。
虽然文化对个体说，“这对于我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也可能补充说，“尽管一般说来它可能是错误的”。非正式文化对现实行动构成指导，并使之合法化。反对和替代性解释被无休止地纳入到规则的例外之中。
［临近最后一年年底，学校的一次小组讨论］
“是那些“软耳朵”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而不是我们。”
“绝大多数人就像那些“软耳朵”，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使这个世界正常运转。如果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一切都会变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可没法应付。”
“你只要想想就明白了，你没能耐拥有什么，一些人已经将所有东西都据为己有了。”
“但是，你不会让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的。很显然，真到那时候，你会阻止它发生的。”
“你说你不想听［老师的话］，但是有时候你就得听。如果你穿过过道时，地板上他妈的有一个大洞，你可能因此摔倒，还把脖子扭了。你就不听话，走过去了，摔倒了，那你是自找倒霉。”
“我可没说我聪明。我是说，我们当中没有人聪明到那个程度。”
“如果我不玩耍，不喝酒了，他们就不带我玩了，那么我就不会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我不能离开他们。”
“老师们想让我们变成“书呆子”。这就是我们冲突的地方。他们教我们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并不想成为书呆子”。所以，我们觉得，呃……如果我们变成了“书呆子”那样，我们就不喜欢自己了。所以，我们不能变成“书呆子”，就想像现在这样子。”
9
这些“家伙们”的文化最缺乏抱负——支持这一观点的对立规范与主导意识针锋相对。在这种内部对话者面前，对抗性的内心活动只是变成了一种回答。
此处，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要说明“家伙们”对待暴力的态度是对还是错——就其残忍性而言，暴力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反映，而是要从内部证明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次小组讨论］
“尽管每个人都会赢得胜利，但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获胜，他独自一个人被打了一顿，为什么他没叫上其他人一起呢？”
“打架又怎么样？就是你把那个小胖子一把拎起来，一顿猛打。他可能家里有十个孩子，但没有妻子照顾他们。”
“你没时间考虑，因为当你站在那儿考虑的时候，他就可能已经把你杀死了！”
“如果是他们的爸妈把他们养得像同性恋，那就是他们的错了。总得有人承担过错，错误也总是可以追溯到某个人的……因为不管我多大岁数，我总是想看到一些十五岁的年轻人袭击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想证明它。如果你像……那样做，就会显得有点傻。我没法解释，你就想证明那是合理的，想让它看上去是对的，总有这样做的理由的（……）理由是对我自己说的，不是对警察说的。对警察我就会说，“我当时不想那样做”，然后开始哭喊，这都是胡扯，你只是想让自己得到开脱……你知道，我总得有一些理由证明它为什么合理吧。我总觉得，在这段或下段生活中，你总得对你的生活，对你所做的事情有个解释吧。”
“有些情况，比如你确实能够证明它是合理的，你也就心安理得了。而对其他人（……）你就得想办法证明那样是对的，是合理的，至少在表面上证明它有理。深究的话，可能就站不住脚了。你心里明白，那是错的。只是当有人议论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说，“啊，有些道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残酷的”。”
正如在主观层面上规定和理解的那样，在这个地方，文化和社会组织的传统原则之一，就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原则。
他们”是在“我们”中得以存续，这一点通常被人们忽略。
这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无论是在最广泛的社会单元层面，还是在单独的个体层面，都必须被熟练掌握、调和、附和。甚至是最为“我们”的群体或个人，也会有一些“他们”的成分在其中。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彻底出卖了自己。
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实践无关的非正式文化和个人合法性的力量使然，文化斗争的力量使然。一旦出现，它就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洞察，并使之陷入混乱。它阻止“我们”变成一个集体、坚定而自信的“我们”。
人们各自保全自身，并以其他人的名义屈服于最高统治权。如果说意志是一间布满镜子的大厅，那么这间大厅就需要每一面小镜子。这里，我们只是对其中一面镜子的结构和关联做了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