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词典】实验民族志

实验民族志（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既《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出版，同时人类学理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向，人类学家开始对传统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传统进行反思，尤其是对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科学民族志提出反思。人类学在此前追求复原土著文化的原貌，但这也很难做到。此外，人类学家大都经历过文化震撼阶段，这种文化震撼是研究者本文化融入异文化时产生的心理碰撞，在内心中感受到痛苦、困惑、孤独甚至性的苦闷，但出于职业操守的规范，这些人类学者的真实情感并未反映到其作品中去。这也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人类学调查报告可能客观，但不一定真实，有大量的记录人类学家当时真正感受的资料如书信、日记等未能得到很好利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实验民族志”的潮流。这一潮流基本有三个特点：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经历作为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中心。二是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组织。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实验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书写实践，带有实验的性质，这种实验的意识较以往强烈的多，主要是体裁的尝试和创新。实验民族志是通过解读对话文本、话语文本、合作文本、超现实文本四类实验文本而产生的文化书写形态。实验民族志的先驱性研究是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阐释人类学，他的学生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等人发起了这一运动。

正如《写文化》的副标题“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实验民族志是诗学和政治学（伦理学），准确的说，是朦胧的诗或者印象派绘画。斯蒂芬·泰勒说：“后现代民族志是诗——不是指它的文本形式，而是说它回归到了诗的最初语境和功能；凭借与日常言谈的表述行为的断裂，诗唤起了共同体关于民族精神（ethos）的记忆，并因此激发起倾听者实施伦理行动。”

一般来说，实验民族志有以下特征。

第一，实验民族志强调想象与治疗。想象地“回归”想象或幻想的现实，是研究对象、作者和读者合作贡献的诗性意象与意境，其功能不仅是写真，更主要的是唤起，是精神和情感治疗。

第二，强调宽容和开放。为了应对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传统民族志“表述危机”，人类学家开始进行反身性思考。它体现于一种折中主义，对马氏权威范式的无视，展现出多元的批判性视角，进行开放的、不确定性的思考。

第三，强调差异与个体。这里的差异不再局限于文化，而是人的自我和情感。二十世纪早期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被重新发现，实验民族志也致力于发现当地人的直接的情感和经验，对其进行文化书写。

第四，强调反思与批判。实验民族志或后现代民族志主张针对本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与现实主义民族志强调的“变生为熟”不同，后现代民族志则是“变熟为生”。在此基础上，两大具体批判方法，即认识论批判和跨文化并置被提出，此处可以参考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第五，强调话语与修辞。实验民族志者认为，学术体裁可以与文学体裁相互渗透，对文化的写作可以运用修辞来进行，以突出文化叙述的建构和人为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是“诗性”的，但也可以同时是历史的、精确的、客观的，不一定就是浪漫主义或主观主义的。

实验民族志自诞生以来，出现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流派”，大致归纳成三种。第一，在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实验民族志的体裁大致分为：心理动力学民族志(psychodynamic ethnographies)、现实主义民族志(realistic ethnographies)和现代主义民族志(modernist ethnographies)。第二种则与近年来政治经济学派对阐释人类学的批评有关。政治经济学派关心如何在更大的“世界体系”中描述地方文化的变迁，如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陶西格的《南美洲的罪恶与商品拜物教》等。第三种实验民族志倾向于文化批评，强调人类学家要在异文化描写中形成对自己本文化的价值和准则的重新反思，是一种“比较社会学”的视野。

实验民族志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传统人类学的许多缺陷，如西方人类学者对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视而不见，对非西方民族中个人地位的压制，西方中心论的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