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词典】上野千鹤子及其女性学思想

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

上野千鹤子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学者，同时也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的先驱。上野千鹤子于1948年7月12日出生于日本富山县中新川郡上市町，毕业于京都大学。1993年被聘为东京大学社会学讲座副教授。

简而言之，上野千鹤子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创立了“女性学”和对“马克思女性主义”的反思和发展。

随着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日本女性学也就此发轫。1970年10月21日的国际反战日，日本新宿举行了只有女性参加的游行活动，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开始兴起。这次运动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即1967年左翼学潮中男学生们的反叛，他们将女性作为家政妇和慰安妇来利用，而没有把女学生当做自己的“同志”。政治的平等没有带来社会的平等，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把矛头直指日常生活中男女不平等问题。此时，需要一门理论性的学科，来服务于女性解放运动，这就是“女性学”。首次将“women’s studies”翻译成“女性学”的，是井上辉子，井上辉子将女性学定义为“女性的（of women）、由女性开展的（by women）、为女性进行（for women）的学术研究”，明确了“女性”这一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其中的第二点，即“由女性开展的”收到很多争议。上野千鹤子则指出，“女性主义”是女性解放的思想及运动，“女性学”则是服务于“女性主义”的理论与研究。此前的日本新左派运动虽然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但无视了性别歧视的问题，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则是批判了这一点。上野千鹤子从实际出发，既继承了具有解放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在性别问题上的盲点。

上野千鹤子认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socialist feminism）和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都是不可取的。日本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完全依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考虑或优先考虑“阶级”，他们的观点是性别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消灭了“阶级压迫”，妇女自然会获得解放。也就是“阶级一元论”。但是，这导致1967年左翼运动中的现象出现，即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革命战友”，而被看作“女人”甚至“慰安妇”。后者，即激进女性主义则是另一个极端，它从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认为“父权制”是家庭中男性对女性在心理、意识上进行性别压迫的机制。在马克思所说的“市场”之外的私人领域，“家庭”是一种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通过这一再生产机制，是儿子与父亲同一化，成为压迫者，女儿通过男根崇拜意识到自身的劣等性，成为受压迫者。这也就是“性别一元论”。

上野千鹤子吸收建构主义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的批判方法，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二元论。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统合了阶级一元论和性别一元论首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女性主义”论者，而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论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来重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根据弗洛伊德的“父权制”概念来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性别的视而不见”（sex-blindness）。其次，她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仅仅把父权制看作男性对女性在心理、意识上进行性别压迫的机制是不够的，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实际上是“无酬劳动”（unpaid labor）。也就是说，消除性别压迫与变革其社会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这样就建立了父权制与资本制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在她的专著《父权制与资本制》中体现。

在《父权制与资本制》中，上野千鹤子对家庭与市场、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辩证关系以及双重压迫机制进行分析。首先，家庭与市场看似对立，但其实并不是资本制压迫的“解放区”，身处市场之外的“家庭”中的女性，同样受到了来自资本制“市场”的剥削。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全体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但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被奴隶化，以及被视为二流劳动力、工资低于男性的情况，性别压迫仍然存在于市场中。

接着，上野千鹤子对家务劳动的概念做出阐释。她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是“有用且不可或缺”的劳动，但这种劳动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因此是一种不公平的“无酬劳动”。在这一点，上野千鹤子基本赞同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伊凡·伊里奇提出的“影子工作”思想（以后再介绍）。不过她还指出，家务劳动往往被以“爱”的名义来包装，实际上，在所谓的“爱的共同体”之中，隐藏着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和压迫，家务劳动便是压迫的具体体现，是市场和家庭“共谋”的结果，把劳动分割为‘有酬’和‘无酬’，并将其分别与男性和女性进行性别对应。从“无酬劳动”中获得利益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受到非法剥削的就是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女性。这就是双重压迫。

上野千鹤子除了对父权制与市场制的关注，还对民族国家与父权制以及“慰安妇”的问题进行探讨。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与性别压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暂时不赘述。所以，女性所要对抗的，并非男性本身，而是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父权制”，以及父权制衍生出的种种“厌女症”。上野千鹤子人们认识到近现代日本社会性别压迫的结构性问题，明确女性解放运动的目标。

上野千鹤子无疑是日本女性主义的重要符号。近年来，她也逐渐转向，关注“照护”和老龄化等问题的研究。她不赞同美国哈佛医学人类学学派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照护的精神”的概念，而认为照护是一种劳动，一种制度和实践。“学者们大谈医生和护士所做的照护是一种精神交流，是一种赠予，那么如果没有等价的回报，他们还会工作吗？他们所做的是劳动，而不是赠予。”此外，她还对超老龄化社会以及高龄妇女的相对贫穷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对目前中国女性学、家庭社会学都很有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