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娱乐何为》《身体的痛是心灵的伤》 《娱乐与煽情韩剧编剧技巧解析》笔记

在韩国,三大广播公司都认同电视剧为编剧的艺术,因此他们非常看中编剧的主导力量,不惜血本网罗著名的编剧为其创作电视剧。
编剧的酬金高于导演和一般的明星演员。边写边拍边播的电视剧生产方式,一方面给电视剧编剧带来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压力。由于创作时间很短,电视剧的编剧不但要善于讲引人入胜的故事,还得是讲故事的“快手”。在拍摄电视剧时,演员和导演对优秀的编剧是非常尊重的。
对编剧所写的剧本,不能随意改动,一定要和编剧共同研究之后才能改动。在一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编剧对于剧本的主导权是不能被撼动的。当然,在韩国有志于成为电视剧编剧的人数众多,年轻编剧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只有那些才华横溢者才能挤进电视剧编剧圈,因此,韩国电视剧编剧的专业素养比较高。
韩国大约有700名职业电视剧编剧
为了节省拍摄时间,在摄制过程中,大量使用同期录音的方法。同期录音对于演员的要求很高,要把戏中的台词都背下来,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有时候,演员拿到剧本5分钟后就要开始拍摄,就连导演也对演员是怎样把台词记下来的表示惊奇。这种拍摄方式有利于年轻演员演技的提高,使优秀的演员脱颖而出。
三大广播公司主导电视剧的拍摄格局,还可以确保围绕着广播公司,形成比较稳定的演员队伍,有利于选拔和培养那些条件好的青年人,使他们能够接受
艺术的熏陶,在艺术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敬业精神。这也是韩国电视剧的青年演员能够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
美国学者菲斯克说:“我把电视看成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体和激励体,文化是这些意义和快乐在社会中的生成与传播。电视是一种文化,是使社会结构在一个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得以维系的社会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义、大众娱乐和传播就是这一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一是权威主义。从家庭关系上看,强烈地表现出对父母的服从与孝道,对年长者的依赖性。儿童隶属于成年人,而非被平等对待。学校以教师为主体,教师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学生并未受到与教师同等的人格对待。在职场中,等级制度严明,重视命令和服从。从政治方面来看,财富、权力和地位共存,当权者可以行使特权。
二是集体主义。首先体现在家族主义,姓氏是韩国人表明自己属于哪一家族的重要标志。家族、亲戚比个人还要重要,只有把个体放到家族中,个体才有存在的价值。
其次体现在处理社会关系时的看面子和看眼色。人们在社交场合中,通过面子来制约行为,通过眼色来判断对方的意图,以此达到和谐。面子、眼色是集体成员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派生出来的必须遵守的行为。给面子主要是下级要照顾上级的面子,不能让其难堪;看眼色主要针对同级和下级,人们往往谨慎地向别人阐述自己的想法,看别人的眼色处理问题或发表意见。
再次体现在注重“情谊”上面,韩国人十分重视构成某一个集团成员之间的情谊,“情谊”也只在本集团内通用。通过“情谊”,可以把“你和我”变成“我们”,以此来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三是对于不确定或陌生的事物多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回避性主要表
现在避忌外国人,缺乏通融性,宗教上钻牛角尖,重视血缘、地缘、学缘等关系。这种倾向导致了“只要是不同的就是危险的”思想意识。
韩国传统的“衣食住”文化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十分重视家族中的长幼次序。吃饭时首先要考虑家中的长辈和年长者的饮食习惯。准备饭桌时,要将男人、女人和小孩予以分别安排。首先要准备好公婆、丈夫、丈夫兄弟的饭桌,其次是主妇、小姑子及孩子们的饭桌。住房分为主楼和内楼,主楼是男人的空间,内楼是女人的空间。
二是男女有别,男孩有专门的饭碗,女孩却没有。男性和女性不在同一桌吃饭,男性的饭菜非常丰盛,女性要等到男性先动筷子才可以吃。男性很少进入厨房,妇女也不能进入书房及祠堂。男性用最好的衣料做服装,女性衣服尽量不暴露身体。
三是生死有别,祖先优先。死人的衣服用料最好,活人穿旧衣服。
四是日常生活和正式场合有所区别。韩国人平时穿日常服装,但是每逢家中婚丧嫁娶的大事,必须穿礼服,即男性穿道袍,女性要穿圆衫。这些时候的食物也要按照规矩准备,与日常生活的食物不一样,桌子上菜肴的摆放也有专门的规矩。
五是重视面子及礼仪。着装是最基本的礼仪,同时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举行仪式或迎接客人或外出时,韩国人对着装的要求更严。韩国服装的线条优雅,主要以直线或曲线勾勒出线条的和谐之美。传统的韩服,女士上穿短马甲,下穿长裙。男士上穿马甲,配上在脚踝处紧扎裤腿的宽松长裤。韩国服装的色彩比较淡雅,喜用陆地本色和素色,特别崇尚白色。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服装渐渐变成只有在举行仪式时才穿的服装,大多数人穿简便服装。由于韩国人习惯坐在纸板覆地的地板上,而不是椅子上,宽松、飘逸的长裙或者长裤就显得比较舒适和适用。
韩国也有独特的饮食文化。韩国餐桌上主要有米饭、泡菜、酱类、汤、鱼虾酱等。泡菜是韩国闻名于世的食品,是韩国人每顿饭必备的菜。他们不仅把白菜制成泡菜,还把鱼、蟹、牡蛎等海鲜也制成泡菜。
韩国人认为食物中每种动植物都具有疗效作用,可以治疗许多疾病。人参、野紫菀、蕨菜、百合、风铃草、艾蒿等都是韩餐中珍贵的药材植物。
酒文化也是韩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韩国人喜欢饮酒,很少有限制喝酒的规定。放量喝酒可以显示一个人豪放的性格,有利于社交活动。
今天的韩国,存在着五种主要的宗教体系:萨满教、佛教、儒教、基督教、改新教。
萨满教是韩国本土的民间宗教,又被称为“巫教”。萨满教的宗教生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注重集体仪式和家庭仪式;另一种则注重巫术。
改新教创立于19世纪末,该教的创始人把民间宗教和基督教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宗教。
此外,韩国还有伊斯兰教、圆佛教、天道教、大倧教等。
2005年韩国统计厅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口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占53.1%。其中,佛教徒43%,改新教徒34.5%,天主教徒20.6%,儒教徒0.5%。
韩国学生接受很多课外教育,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沉迷于对孩子的课外教育。考大学是学生和家长最重要的关口,学生考上名牌大学,家长都要隆重庆祝。
历史上,韩国的士大夫都使用汉字,没有自己的文字。1443年(中国明朝代宗时期),韩国的世宗国王创制了韩文;1446年,世宗国王颁布了《训民正音》,结束了韩国借用汉字的历史,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只用28个字母就可以准确标记韩语,笔画简单,易于书写。
韩国音乐主要采用三拍节奏,节拍器的节奏范围在40~208之间,而韩国音乐的节奏范围在15~230之间。这是由于韩国音乐将节奏的基准定为呼吸,而西方的音乐节奏是以脉搏为基准的。韩国音乐演奏起来非常具有流动性,合奏也可以用来独奏,声乐曲也可以作为器乐曲来演奏,其原因是韩国音乐以乐曲为中心,其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种乐器的长处。
韩国的民族乐器中,长鼓是一大特色,竹制长笛也被广泛使用。韩国的传统舞蹈分为宫廷舞和民间舞两类。现在流传下来的宫廷舞主要用于儒教的祭祀活动和对祖先的祭拜活动;民间舞有面具舞、花鼓舞等。韩国的叙事长歌属于民间表演的形式,由一名歌唱者和一名鼓手表演,一次表演可以长达5个小时。
韩国制作的电视剧主要有三类:家庭剧、爱情剧、历史剧。其中,家庭剧占总量的50%,爱情剧占35%,历史剧仅占15%。历史剧之所以少,是因为成本较高,难以搭建大型的具有历代景观的拍摄基地。
‘韩流’能够流行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可概括为三句话:剧情感动人、演员打动人、韩国特色吸引人。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既有共同的东西,又有不同的东西
(1)在解开谜团的总体轨道内,因果关系的线性;
(2)高度的叙事闭合性;
(3)由逼真的空间和瞬间所控制的虚拟世界;
(4)心理素质成熟的人物处于叙事的中心地位。
《洛城生死恋》剧名中的“恋”字,突出了该主题思想,是值得称道的意译。
这段独白的出现,使得电视剧的节奏突然加快,具有典型的动作片的元素。
主人公倒叙
闵秀娟对金仁河出手相救时表现出来的感激之情,为以后的恋爱故事奠定了基础。
对着镜头多次进行独白
这三段独白,分别说明了这位外星人的来历,他对人类现实社会的旁观态度,以及他正等待着回到自己的星球。
戏剧“假定性”理论是西方现代戏剧的重要理论,被许多戏剧理论家视
为“戏剧艺术的本质”。所谓戏剧的“假定性”就是与戏剧的“逼真性”相对立的理论。“逼真性”理论强调的是戏剧要反映生活的真实,戏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典型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不能脱离生活真实。
“假定性”理论强调的是“这是舞台”“这是演戏”,所谓的“真是生活,
假是艺术”“假戏真做”就是戏剧假定性最好的说明
中国戏剧的“程式化”表演就是一种假定性表演,舞台上没有城墙,一张桌子就成为城墙,一根马鞭就代表骑马,几个士兵就代表千军万马,用手推门就
代表进房间了。这些程式动作被观众所理解,成为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内容。“假定性”赋予了编剧自由创作的独特魅力,可以在话剧中创作和虚构出过去和未来、现实与梦境、活人与冤魂等各色人物的故事。观众能否对编剧按照假定性创作的故事给予理解认同,也就成为决定戏剧编剧创作的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魔幻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小说《百年孤独》
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
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情节,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神难分,幻觉和现实相混合。
一是角色新奇,见所未见;二是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角色共有40人;三是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尽量使其具有个性。在这些角色的共同表演下,该剧尽显其好看、好玩的特点。依据故事情节,可以把相关的角色归纳为五类群体。
这些回忆有的出现在片头或者片尾,有的出现在剧情的中间。作为剧情的一部分,这些内容实际上起到了说明剧情的作用
电视剧的情感世界很容易出现雷同现象,所谓“戏不够爱情凑”,就是对于俗套的情感戏的嘲讽。该剧的情感世界很有创意,包括了外星人和地球女之恋、痴情男与多情女的单相思、姐弟之情等不同的情感形态,值得加以分析。
韩剧的教化功能都隐藏在剧情里面,虽然没有大段的宣教说辞,但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宣扬人间的真善美,鞭挞社会的假丑恶。剧中传播的对家庭的重视,对尊老爱幼精神的崇尚,对亲情关系的维护,对爱情的忠贞,都是在潜移默化地向青年人宣传韩国的传统美德。
过于偏重微观叙事必然有其局限性,直接导致缺乏经典作品,难以产生类似于
《飘》《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鸿篇巨制
《娱乐何为》
西方历史是一部基督受难史( Passionsgeschichte ) 。功绩
(Leistung)意为新的受难模式(Passionsformel)。煞风景的基督受难再次登场。劳动与游戏(Spiel)本相互排斥,而如今,游戏却要服从于生产。生产因此被游戏化。
功绩社会(Leistungsgesellschaft)一直都是受难社会。为了取得更高的成绩,就连游戏者都要服用兴奋剂。娱乐(Unterhaltung)则成了衍生品,带上了些许光怪陆离的色彩。它只配与“心不在焉”联系在一起。倘若能够逾越这种受难的时代,不仅会产生品质优良的娱乐,还会产生令人愉悦的娱乐,即借助美好事物进行的娱乐。这时,“游戏”(SPIEL)才会重见天日。
《马太受难曲》对于莱比锡的议员们来说也一定过于戏剧化和歌剧化了。它的上演激化了议员们与巴赫本就存在的紧张关系。因此,议员委员会决定削减巴赫的薪酬。巴赫作为圣托马斯学校乐监的聘书证明中写道:“为了维护教堂内的良好秩序,应安排持续时间不长的音乐,并确保其不产生歌剧的效果。音乐更重要的是激起听众的虔诚之情。”从乐监局这条值得注意的附加条款中可以看出,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混同正在加剧。宗教音乐逐渐与礼拜仪式疏离,越来越接近市民摩登音乐会音乐:“带有世俗康塔塔风格和歌剧风格的戏剧化教堂音乐遭到虔信主义者的强烈抨击。但这种音乐的传播却为音乐
形式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格鲁克歌剧和海顿清唱的音乐理想沿着这条路走出去后熠熠生辉。”
一方面,巴赫时代的音乐充满了威尔士的轻快、痴狂和丰富饱满的优美音调。“行家”和“爱好者”构成了新的音乐受众。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享受音乐,并且形成对音乐的审美观。另一方面,在路德新教(Orthodoxie)的圈子里也出现了针对礼拜仪式中艺术性音乐的批评声音。虔信派运动引发了对音乐的严酷敌意。他们只会容忍那些旋律朗朗上口,可以宁静真挚地被唱颂的宗教歌曲。音乐不许淹没歌词,不可以展现自己的力量。
问题就出在这种对外在与内在、心灵与心情、本质与装点,抑或菜肴与调味料的严格区分。
尼采以奥芬巴赫音乐的“轻松”(Leichtigkeit)来反对瓦格纳音乐的沉重、深刻和矫揉造作(Pathos)。
就连巴赫也无法在救赎与消遣、受难曲与娱乐之间找准定位,不论是在音乐的层面,还是在歌词与概念的层面。享受(Laben)摇摆于上帝、口腹之欲和男欢女爱之间。被鄙弃的欲乐又绕道回到了宗教仪式上。“ 甜蜜” 的不仅是“ 咖啡” 或者“ 吻” , 还有“ 十字架”。“甜蜜的十字架”并非矛盾的修辞,而更像修辞上的赘语。
巴赫并未轻易地赞同柏拉图关于保持音乐纯粹性的信条。恰恰是他滑稽的模仿性改编(Parodieverfahren)使得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彼此融合。巴赫一再地将世俗康塔塔植入他的宗教音乐作品中。因此, 圣诞清唱剧( Weihnachtsoratorium ) 也重现了“ 情节剧”(Dramma per Musica)[02]《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的部分内容
瓦格纳就是这样将“艺术中的好”冠名为“道德上的善”
如果音乐过于迁就唱词,过于按照既定的程式去创作,那么音乐就是在勉强说一种不属于它的语言。
没有人比罗西尼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洁而不为这种缺点所沾染的了;所以他的音乐是那么清晰、纯洁地说着音乐自己的语言,根本无需唱词,单由乐器演奏也能展现出完整的效果
黑格尔与批评罗西尼的人不同,他站到了赞扬罗西尼的队伍里:“批评者们首先诋毁罗西尼的音乐是空洞的,是对耳朵的刺激;然而,若无忧无虑地进入音乐的旋律,会发现它是极富情感、充满才智、对心灵和情绪都很有冲击力的音乐。
相反,“自由的艺术”不是为了消遣娱乐,而是为了追求真理。作为艺术主体的黑格尔所称之“精神”(Geist),其本身就是劳苦和受难(Arbeit und Passion)。
让人感到喜悦的不是缄默的情感,而是话语。艺术正是建立
在“这种高尚的、英雄式的做作”的基础之上。这种做作用词句化解了那种严峻、费解的沉默时刻。
瓦格纳在罗西尼的音乐中看到“奢享者”(Luxusmensch)的理想典范。根据有关奢侈的理论,应受谴责的奢享者的基本特征是要么与天然异化,要么崇爱非天然。奢享者从鲜花中只提取芬芳,“人为地”制造“香水”,“这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其随身携带,浸润自己和自己华丽的行头”
瓦格纳给自然加装了意识形态。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基础正是与自然的偏离和脱位;草地上的那些花朵,无论多么瑰丽华美,也不能被称为文化。就连大众花卉也不是天然的花卉。“天然的大众树木”本来就是个矛盾的修辞。“独独为了看一眼能使自己露出欢颜的花朵,就对径直穿过的枝叶熟视无睹,同样少了些文化的味道。”
对黑格尔来说,罗西尼的歌剧是完全的娱乐享受,令他相信自己就生活在乌托邦的娱乐享受。就“美妙的非自然性”而言,在“坐享奢华欣然笑纳”的罗西尼与“畏惧世界、自我逃避且怏怏不乐的”贝多芬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根本性区别。
艺术以脱离基本需求为前提。
瓦格纳一再地表现出对困境的渴求。这种困境对他来说是可以像驱“鬼”一样将奢侈赶走的灵丹妙药:“困境会成为奢侈地狱的尽头,它将教导那些遭受折磨、生无所恋、把奢侈地狱锁在自己身上的灵魂,学会感受饥渴这种人的纯粹感官上的简单质朴的需求;它会让我们去关注营养丰富的面包,清透甘甜的自然之水,我们将共同去真实地享受,共同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将共同建立起神圣的贫困联盟,为此联盟封箴的兄弟之吻将成为大家共同的未来艺术品。”
由于东亚思想不以二分法结构(如精神之于感性)为基础,所以也不会出现那种崇高的和解观念。
不论东亚艺术还是东亚宗教,它们对现世都持肯定的态度。
禅宗,东亚佛教用语,是对另一种极端的宗教倡导。这个宗教没有受难,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欲求。“日日是好日”便是它简朴的救世用词。救赎就发生在日常,日常的此地、此刻,也就是这浮世,因为并没有另一个世界,没有世外,没有别处,没有超越。试图冲破此地此刻是徒劳的。受难或渴望有何用?它们都只是带来了痛苦而已。禅宗的日常与受难是相对立的。
对康德来说,道德的娱乐充其量可设想成“判断力的游戏”。人们虽然喜欢通过评判道德事例来娱乐,但是,这种评判却“无法产生行动起来的兴趣和对这种行动的道德性的兴趣”
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信中写道:“写作是一份甜美绝伦的酬劳,为何呢?深夜里,我就像孩子的直观教学课那般清晰地知道,这是为魔鬼服务的酬劳。”
《身体的痛是心灵的伤》
个体只有在创造中才能发现自我
胃通过打嗝,释放压抑的情绪
第一,身体知道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身体在不同的关系中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身体,判断我们与父母的关系状态。
第二,改变身体、训练身体可以改善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和自己身体的关系越紧密,对外界关系的依赖程度就会越低。
第三,身体表现出的问题,很多都反映着与父母的关系问题。身体表现出的问题,需要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理解,身体问题有形和无形之分,身体出生前和出生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身体会特别记住受伤、痛苦、创伤的负面内容,这跟人的身体机能有关。当我们面临危险时,身体会做出三种反应:僵住、逃跑和战斗。
僵住是最本能的反应,动物受到危险时,首先会用装死的方式求生。人类是高等动物,更多会选择逃跑和战斗的方式。虽然人类行为上会做出逃跑和战斗的行为,但是情绪和感受却保留了动物的本性。受伤时,恐惧、惊慌、绝望等情绪,以滞留、堵塞的方式继续留在身体里,停在了发生危险的那个时刻。
《听见 一位听力专家与20个患者的心灵对话》
古时候,聋就意味着哑,听不见就不会开口说话,形容如同铁树开花那么难。而如今,即使是重度听力受损者戴上助听器也可以顺畅交流。但要记住:孩子听力康复要做到三早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康复”。助听器戴得早,不仅可以开口说话,而且可以说得很好。
遗传因素是先天性耳聋的主要原因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和耳鼻咽喉科学同属于独立的二级学科,助听器验配属于听力与言语康复学范畴。古人曰:隔行如隔山,非听力学专业的熟人指导要慎重,需要对我们的病患负责。
0—3岁是孩子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也是学习言语最关键的时期,0—6岁是孩子语言发展、认知发展最为快速的一个时期,每一年甚至不同的月龄都有着显著变化。儿童出现了听力损失会妨碍孩子的言语和认知发育,切莫错过最佳言语康复期。
正确的婴儿喂食方式是:保持头部高于喂食的奶瓶,防止呛咳;
感冒发烧时,关注扁桃体炎、鼻炎等的同时还要关注孩子是否有抓耳挠腮的行为,如有,应警惕中耳感染并及时就医。
为了提高我国人民的康复指数,在听力方面,我国政府每年划拨巨资购买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免费捐赠给贫困的听障人群,这一举措无疑是一大好事,利国利民,让许多家庭认识了助听器,获得了助听器。
然而,目前助听器的捐赠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捐赠的助听器型号与听障患者的听力需求不一定匹配。
其二,助听器需要专业验配、检查、调试及后期指导,而之前捐赠的助听器出现了公益事业尚没能得到足够的专业支持的情况,受赠者由于对助听器的不完全理解和佩戴效果有限而把助听器随意丢弃一旁,造成了资源浪费。
其三,需要对老百姓进行宣教,培训患者家庭对患儿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在听力康复过程中至关重要。
在十六年前,数字式助听器还不成熟,模拟式助听器起到了听见的主要功用,对残余听力的声刺激起到了一定的“用进废退”的作用。目前,OTC助听器(非处方式助听器)的面世,若能在一定的专业指导下使用,也会在一定层面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个性化验配仍然是患者希望获得的高品质服务。
如今,数字式助听器经个性化调试验配后已接近真耳的效果,已经告别模拟助听器只简单地把言语声和环境声同等1∶1放大,而是将言语声和环境声区分后,分别按比例提升,也就是专业上讲的“信噪比”。让其听得见,听得清,听得舒服。
后来,律师算了一下又和老板协商,赔了他六十万元。
“你这种情况可以评残疾证吗?可以得到国家相应的补助吗?”我问。
“可以,我能评上残疾三级,但我在我们当地的残联咨询了,每月只能有几十块钱,所以我没有去评。”他又笑笑。
调试助听器时,我们发现曾中华双耳的助听器都有故障,有时候声音突然中断,他也反映助听器有时候会突然出现耳鸣一样的声音,有时候又像断电了。
这可能是助听器的放大器出了问题,而曾中华的这副助听器属于中高档机,我问他:“你的助听器办续保了吗?”
“没有。”他回答。
一般助听器在两年保修期内厂家会免费维修(人为因素除外),但如果在保修期外则需要自费了。因此大部分中高端助听器都会选择续保,那样如果主要部件有问题,就可以节省一笔维修费用。
这次,曾中华的助听器维修就需要自费了。
也就是说,身体上的疾病可以引起心理和社会问题,反过来,心理和社会问题也会影响身体。
大家都知道,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人,如司机、警察、记者、急诊科医生容易患应激性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抑郁的女性容易乳腺增生,卵巢囊肿。
中医理论: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
总之,过度的情绪,哪怕是喜,喜极生悲。因此,提倡大家树立正能量,积极工作,阳光般地生活,学会控制和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于身体于工作生活均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