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说词大赏 第一季第9集 佛变


建康城的皇宫旁,矗立着一座雄伟挺拔的寺院,名为同泰寺。寺庙对着皇宫的方向开了一道门,名为大通门。
公元527年三月初八清晨,钟声回荡在皇宫和寺院之间。上朝的时候到了,大臣们像往常一样,准备奏议国事。64岁的萧衍却突然脱下朝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僧服。
在初春的薄雾中,他跨步穿过大通门,走进了同泰寺。面对错愕不已的百官和僧众,萧衍一脸肃穆地说道:此刻,我的身份不再是皇帝了,我是一名僧人。
生在帝王家,总要比寻常人经历更多的沉浮沧桑。
作为皇室成员,兰陵萧氏贵族公子萧衍本是个博学多才的文化人。他年轻时,因为文采出众,与著名才子沈约、谢眺等人并称“竟陵八友”,名重一时。
有人形容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几乎无所不通。
在声色瑰丽的南朝,琴棋书画诗酒花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但更为远大的前程已经在等待他的出场。
萧衍的祖上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那个著名典故的主角——萧何,声名显赫的汉朝开国宰相。带着先祖的威名和血脉传承,他很快走向仕途。
此时萧衍正值而立之年,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在朝中,他参与了几次重大的谋划设计,得到夸赞赏识,权位不断高升。
不久,北魏皇帝拓跋宏带兵南征,他献上奇策,大破魏军。文武全才的萧衍,被视为国家栋梁。
历经百余年的战乱后,中国南北双方的对峙暂时还看不到结束的时间表。
北魏政权一统北方半个多世纪,多次试图南征而未果。在南方,萧氏建立的齐已经取代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刘宋。萧衍,就是南齐的皇室宗亲。
身处变幻莫测的大时代,最不缺少的,可能就是创造历史的机会,主动地,或者被动的。
南齐的平静日子并不长。齐明帝萧鸾疯狂屠杀萧氏宗室,东昏侯萧宝卷更是疑心过重,几乎将朝内大臣全部处死殆尽,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也出现在猎杀名单之中。
消息传来,萧衍果断起兵。从肆意纵情的文学才子,到王朝血雨中的隐忍权谋,一片厮杀博弈之后,信使快马飞奔而至,南齐最后一个皇帝的禅让诏书送到萧衍手里。
这意味着,公元479年才立国的南齐,只存在了23年,就要改朝换代了。
公元502年四月,建康城旌旗浩荡,鼓角悠扬,萧衍成功登上帝位,创立梁朝,史称南梁。
成为皇帝的那一刻,他的内心依然还是紧张的。亲眼目睹前朝亡国的这位新帝,格外懂得权力的翻云覆雨和转瞬即逝。
眼前的这个烂摊子该怎么收拾?怎样才能让王朝避免短命的结局?南方需要一个新秩序,这片富足之地需要一个新权威。
萧衍吸取南齐灭亡的教训,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他总是五更天起床,批阅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
作为一个皇帝,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回的,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吃的也多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
萧衍很快从一个自由烂漫的文人,变成一个勤勉自律的皇帝,他要操心的事很多。
为了广泛纳谏,他下令在宫廷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作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
普通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者建议,都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陈情。功臣和贤才如果没有因公受到奖赏提拔,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申诉。
萧衍登基后,国家运行势头向好。但有一件大事,让他心中郁结,却一时找不到办法。
南朝皇族缺乏家教门风,既不懂高雅情志,也不懂仁义孝道,只知道放纵胡闹的快活享受,宫廷里充满暴戾之气,动辄兵戈相见,故而史家评论,“宋齐多荒主”。
时衰世乱,不仅皇家道德举止失范,整个社会也人心颓丧。萧衍感到,这才是对他执政的最大考验。
萧衍内心是焦虑的。什么样的思想,才能拨开层层迷雾,如阳光一般照进人们心中?
萧衍本人与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他与当时最著名的道教宗师陶弘景来往深厚,新王朝的名号“梁”就是陶弘景提出的。每逢吉凶、征讨等大事,萧衍都要派人去陶弘景那里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
但萧衍认为,道教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更像是一种自我的修炼。道家成仙得道的理想,只适合于极少数的个人,并不利于国家统治,对于普通大众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与道家有密切关系的玄学,在魏晋曾风靡一时,但随着东晋的士族势力被南朝的军人政治瓦解,玄学也一同失去了土壤。
萧衍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儒家。他出身世家,饱读诗书,自立国以来,一直在推行儒家伦理。他下令成立了国子学,要求皇子和皇族宗室都前去受业。
他还御驾亲临,举行祭拜孔子的仪式,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并将自己编撰的《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著作作为国子学的辅导教材。
同时,萧衍将礼仪与国家制度结合起来,抽调饱学之士组成制礼班子,历时11年,制定了超过八千条的“五礼”体系,涵盖了国家、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政通人和,光芒万丈。萧衍希望,这也能为自己的王朝注入精神力量。但是,东汉后期,儒学快速衰落,成为被嘲笑和反叛的腐朽对象。
此后经历300年动荡,萧衍面对的儒生,早已不是原来的儒生了,没有了先秦时期昂扬勃发的气象,也没有了汉朝盛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
在萧衍看来,这样的儒家也难以支撑一个国家的精神世界。那么,还有第三种选择吗?
——佛教。
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生活在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佛教,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
佛教希望教徒能按照释迦牟尼的修行之道,重视心灵和道德的觉悟,超越生死无常的烦恼,最终获得解脱。
后世研究表明,最晚不晚于东汉初年,佛教从不同的路径传入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桩大事。
当中原王朝一统天下的帝国时代黯然结束后,陷入迷茫与恐惧的人们迫切需要精神安慰。随着佛经翻译日益发达,中国本土高僧积极讲传,魏晋以后,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普遍空虚,佛教广为流行,既成为上层社会的寄托,也成为普通大众的慰藉。
萧衍自幼信佛,曾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他的小名“练儿”就取自佛经。灵光乍现,他决定全面采用来自遥远异邦的思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困局。
在萧衍登基整整两年后的佛祖诞辰日,他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
他向全国臣民公开宣布,他,萧衍,大梁皇帝,在菩萨面前发愿,决定迷途知返,皈依佛门,并将带领全体民众一道脱离欲望的苦海,获得人间太平。
萧衍正式宣布,将佛教定为国教。他希望用佛教的悲悯,来荡涤整个南朝弥漫的戾气。
《舍事道法诏》,萧衍签署的这份诏书,意味着国家意志。信奉佛教,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
但只是下了诏令,还远远不够。佛教的教义本身是脱离世俗和皇权的,而萧衍需要一个既适应皇权统治、又便于向民众推广的佛教。
萧衍冥思苦想,如何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对佛教进行改造。他决定从日常生活入手,于是,他把改造佛教的第一步放在了饮食上。
梁朝立国11年后,一道旨令突然从皇宫传出,要求从今以后,僧尼们不能再吃肉,只能吃素食。这让僧人们迷惑不解,迅速有人站出来反对。
在一片沸沸扬扬的喧哗争议中,早有准备的萧衍连续抛出了他写好的四篇《断酒肉文》,宣扬自己的素食主张。
他提出,佛经提倡慈悲为怀,就应该不吃任何肉食,这样才能不堕入地狱。而僧众却认为,戒律中,“无有断酒肉法及忏悔食肉法”,因此大家不愿执行“禁断酒肉”的诏令。
萧衍熟谙佛经,他立即引用《大般涅槃经》中“不得食一切肉”的经文进行反驳。但萧衍的理论并未让僧侣们信服,认为他将佛教的教义变成了戒律。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本土化,以适配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一次它面对的,是治国的需要。
激烈辩论后,仍然没有结论,萧衍使出了最后的手段,那就是他手中的皇权。从即日起,不得再饮酒食肉,否则,将依照国法治罪。
从此,佛教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汉传佛教徒不吃肉、只吃素,祭祀活动也改为素祭。
古代天子祭祀时,讲究宰杀牛、羊、猪,三牲全备,称为“太牢”,这在《诗经》《礼记》等典籍中都有记载。萧衍决定,让神明祖先们改变习惯,用水果、菜蔬、面食替代。
不可挑战的皇权,继续成为萧衍强力推行佛教改革的利器。甚至在平日里,萧衍还命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织锦不许加入鸟兽之形,以防破碎后引起内心的伤感。
这种慈悲观,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教义的重大发展,而且与儒家的仁德观念结合,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实融合,使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国逐渐浸润人心。
萧衍的改造行动远没结束。一个以萧衍为中心的建康教团逐渐形成,其中既有得道高僧,也有皇室成员和社会名流。讨论的话题涉及佛教义理和管理,还有国家的重大决策,相当于是以佛教为基础的政治顾问。
公元519年,经过七年时间反复讨论,《出要律仪》《在家受菩萨戒》等戒律陆续推出。
在萧衍看来,这些戒律和“五礼”制度一样,都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五礼”规范人的社会行为,戒律规范人的个体心灵。
从此,僧侣和信众被赋予全面的标准和要求,从家僧制度、僧官体制到各种仪式和行为,甚至内心世界。
佛门清规逐渐定型,包括素食、僧服、独身等等。佛教在中国拥有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制度和模式。
原本,印度佛教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无需敬畏家人和政治。经过萧衍的调整后,仁义孝道和忠君爱国成为中国佛教的特点。佛教徒同样尊敬父母,中国还渐渐出现了“护国寺”这样的寺院,宣传爱国主张。
就这样,来自印度的佛教,经过萧衍的皇权意志,自上而下推广,终于实现了中国化的系统更新。不过,萧衍并不满足于此。
他身体力行,做得十分彻底。他正式受菩萨戒,取法名“冠达”,带头遵守佛教一切戒律。萧衍真的做到了,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菩萨皇帝。
显然,他希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政教领袖和模范,不仅是一个象征权力的帝王,更是百姓爱戴的偶像。
由于萧衍的大力推动,崇佛、信佛之风在整个南朝弥散开来。建造的寺庙很快就接近了三千座,仅在建康就有五百多座;僧侣超过十万,几乎每十人中,就有一名僧人。
多年以后,唐代诗人杜牧这样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为了让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家、儒家都能为治国所用,萧衍提出了“三教同源说”,特别是以儒学作为自身佛理的立论基点,为佛教的中国化做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阐释。
这为日后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萧衍的重视和投入,使得南梁的文化发展到了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巅峰。他年轻时的文友沈约创立的“四声八病说”,如同给优美的汉语谱曲,为唐诗的绚烂绽放开辟了道路。
大批诗人、文学家和《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的涌现,塑造了中国人的文艺观,光耀千秋。
萧衍执政最繁荣的时候,南梁总人口达到2100万,建康城就有140万。秦淮河边市场云集,整个长江下游的商业活动风生水起,一片兴盛。
建康城,和同一时期的罗马城,被后人并称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南史》写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此时的梁朝,进入南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在与北魏的数次战争中,梁军甚至一度占领洛阳,在与北方的比拼中,树立起无可辩驳的正统地位。
后人曾这样形容梁朝:在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然而,乍晴的朗朗天空下,总有隐秘的角落在酝酿下一个危机。
萧衍执政以来,对皇族一直非常宽纵,这埋下了繁华盛景衰败的祸根。皇室成员不仅没有成为萧衍的肱骨之臣,助他一臂之力,还接二连三地背叛了他。
他的六弟私通永兴公主,也就是他的女儿,谋逆篡位,并试图在萧衍斋戒时刺杀他。事情败露后,永兴公主无颜再见父亲,自尽身亡,萧衍却依然不忍心责罚自己的六弟。
家庭悲剧接连发生,次子萧综是萧衍与前朝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所生,实际并非他的亲生儿子,但萧衍依然对萧综宠爱有加。
萧综成年后,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却从此疏远萧衍。后来更在梁魏交战时投奔北魏,改了名字,表示要为东昏侯服丧,最终客死异乡。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嘲笑他为使人心向善所做的努力。
萧衍最终原谅了弟弟和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然万分虚空。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在佛门,他才能找到一块容身之地了。
于是,在公元527年三月初八的这个清晨,他选择遁入空门。
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萧衍住在一间普通的僧人房间,睡在硬板小床上,用土碗吃饭。每到晨钟暮鼓,他都虔诚地做功课、念经文,甚至还和寺庙僧人一道打扫佛殿。
四天之后,同泰寺内跪满了文武大臣。他们坚称,国不可一日无君,希望皇帝能以国家为念,继续操劳国事。
一整天过去了,夕阳西垂,萧衍终于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但条件是,国家得拿出十亿钱将他赎回。
很快,赎金尽数送达。得到主持允许后,萧衍重新成为皇帝。返回建康皇宫后,萧衍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大通。
后来,这样的场景又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公元529年、546年和548年。萧衍出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后一次出家时,长达37天。
身在佛门的日子,他坚持独对青灯,虔诚礼佛。四更天就起床念早课,每天只吃一餐,而且都是简单的菜蔬。最后,都是以国库出资十亿钱的代价将他赎回。
公元547年,萧衍最后一次舍身同泰寺。在寺院里,他亲眼看到一次雷击,瞬间摧毁了他精心建造的九层宝塔。
萧衍震惊不已,面对残毁的宝塔,他苦苦思索着上天的旨意,思索着自己作为一个帝王和一个信徒的是非功过。
传说,萧衍曾见过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达摩渡海东来,到达南中国,萧衍和达摩之间有过一场对话。
萧衍问达摩:我自登基以来,建寺、度人、写经、造像,不可胜数,这有何功德?达摩回答:并无功德。
这句回答对萧衍来说十分残酷,他自认为做了那么多佛事,应该已积累了极大的功德。他心中失望,接着又问:为什么并无功德?
达摩回答: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好比人的影子,看起来像是有,其实并非真的有。
萧衍再问:那究竟如何才是真功德?达摩回答:清净智慧,圆融无碍,本体空寂,无法可寻。功德,绝不是世间的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
萧衍向达摩三问功德,却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夸赞。他心有不甘,换了一个话题,问道:那什么才是圣人所求的最高义谛呢?达摩回答:世间空空荡荡,哪有什么圣人?
萧衍追问:那对着我而坐的人是谁呢?达摩说:不认识。两人话不投机,达摩起身离去。
萧衍博学多识,达摩的话中之意并不难领悟。刻意而为,并无功德;无功利心,才有功德。
醒悟过来的萧衍想去追回达摩,达摩此时已走到长江边。传说中,他回头看到有人追来,随手就折了一只芦苇丢在江中,脚踏芦苇渡江,飘然而去。
萧衍过于痴迷佛教,正在导致他未曾料到的后果。他本想用佛教来凝聚国家和人心,结果却越来越背离他的初衷。
一次朝会上,大臣郭祖深抬着棺材上朝。他指出,大量土地已被寺庙所占,耗资巨大,而且不纳税。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而不是因为信仰,不断涌入寺庙之中,众多僧侣依靠剥削他们为生,养尊处优。加上皇帝宽仁泛滥,官员贪腐严重,日益残暴。
萧衍十分生气,他咄咄逼人地要求朝臣们指认,具体是谁贪污残暴,并称自己的节俭已经到了极致,从没有浪费国库钱财。
面对萧衍的怒气,又有大臣上奏,皇帝的节俭只是小善,而整个王朝贪污成风,百姓生活悲苦不堪。如果放任下去,土地和户口大幅减少,国家十分危险。
萧衍用最高权力重建了社会的思想意识,给梁朝带来足以自豪的文化和经济成就。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克勤克俭只换来贵胄们的奢靡,他纵容式的仁慈只换来了贪婪与背弃。
这次朝会不欢而散。之后,萧衍听到的批评声越来越少。每当人们称颂梁朝升平、嘲讽北朝没落,萧衍都倍感舒心。但是,国家的灾难却没有和批评声一起消灭。
公元534年,延续了150年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半。北方的混乱中,东魏将领侯景迫不得已向南梁投诚。
萧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收留了侯景。之后又迫于战争压力,答应把侯景交还给东魏。
侯景知道,一旦返回东魏,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决定铤而走险,带着残存的兵马,转身向建康发起攻击。
公元549年的初夏,侯景攻破台城。台城,就是建康皇宫。
萧衍已是86岁高龄了,他在皇位上已经坐了近半个世纪。年轻时就棋艺精湛的他,不会不知道,一招走错,满盘皆输。
但他似乎并不介意输赢,也不介意到底是哪一招走错了。参佛多年,他应该早已勘破生死。
有史书记录了一段传闻。进入台城后,侯景与萧衍有过一番奇异的对话。
侯景彪悍好武,以残忍狂傲出名。他从北方一路血战南下,现在,他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伸手可取。作为胜利者的侯景,依然被萧衍的威严和平静所震慑。
“你是哪里人,居然敢犯上作乱?”
“臣朔州人。”
“你的妻子儿女呢,还在北方吗?”
“臣妻子儿女都被东魏所杀,只有一人投奔陛下。”
“你过江时有多少人?”
“千人。”
“攻城时呢?”
“十万。”
“现在呢?”
“率土之滨,皆为臣所有。”
执政47年的萧衍,被侯景软禁50天后,饥渴而死。临死前,他希望能喝一口蜂蜜水,但没能如愿。
萧衍淡淡地发出一声感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了悟,得失无常,兴衰有时。公元五四九年,萧衍去世。
梁武帝萧衍去世后,南朝再也没有出现过辉煌。南梁之后,佛教失去了主宰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但由萧衍改造的佛教戒律一直延续至今。
据传,菩提达摩一苇渡江后,一路西行,到了嵩山。他在此打坐修行,终日默然,面壁九年,开创了佛教的独特一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
禅宗实际成为了中国的本土佛教,后世的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
佛教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而经过不断改造的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据说,后来有人在西域葱岭见到了完成中土传法、正在西归印度的达摩。
与包容的中国文化相结合后,外来文化的传入才能落地生根,并焕发出新的光彩。佛法西来,完整地诠释了这个历程。